母亲又开始约会了。第一个男人，自我介绍说叫维斯马亚，经常用鹰爪一般的手指按摩我母亲的头皮，还告诉我我的生日位于水瓶座和双鱼座相交的那一天，意味着我的两个信条是“我相信”和“我了解”。
“是哪一个？”维斯马亚问我，“你相信你所了解的，还是你了解你所相信的？”
接下来是一个驾驶小型银色飞机的男人，他告诉我隔着衬衣能看到我的乳头，他说得很直率，好像这是什么有帮助的信息。他给原住印第安人画粉彩肖像，希望我母亲能帮他在亚利桑那州开一家博物馆专门展出他的作品。第三个男人是个来自蒂伯龙的房地产开发商，他带我们出去吃中国菜，总鼓励我见他的女儿，一遍又一遍地说他确定我们能打得火热。然后我发现他的女儿才十一岁。康妮看见了一定会笑，条分缕析他怎样把饭嚼得粘满了牙，不过自从那天我从她家离开就再也没有和她讲过话。
“我十四岁。”我说。那个男人看着我的母亲，她点了点头。
“当然了，”他说，嘴里呼出一股浓烈的酱油味儿，“我看你现在其实已经是个大人了。”
“对不起。”我的母亲隔着桌子做了个口型，但当那个男人转身喂她一叉子看起来黏糊糊的荷兰豆时，她像等待被喂食的小鸟一样顺从地张开了嘴。
在这些约会里，母亲让我心生同情，这同情是新鲜的，让我不舒服，但同时又觉得理应携带在身上——一个丧气的私人责任，就像身上的疾病。
我父母曾办过一场鸡尾酒会，就在离婚前一年。这是父亲的主意——他离开之前，母亲并不热衷于社交，每逢聚会或活动，我都能感觉到她深深的焦虑，她将那种不安强行转化成脸上僵硬的笑容。那场晚会是为了庆祝我父亲找到投资者。我觉得那是他第一次从别处赚钱而不是拿我母亲的钱，他在兴奋头上有点儿忘了形，客人还没到，他就喝起酒来了。他头发上的维塔利斯定型水抹得透湿，散发出浓厚的父亲般的香味，呼吸时喷着酒气。
母亲用番茄酱做了中国叉烧排骨，上面覆着一层光，像涂了漆似的。还有罐头橄榄、黄油坚果、奶酪条、柑橘做的泥状甜点——这是她在《麦考尔》上看到的食谱。客人到来之前，她一边抚平身上的花缎裙子，一边问我她看起来如何，我记得当时被这个问题惊到了。
“很漂亮。”我说，心里一阵无名的烦乱。她允许我喝一点儿粉红色雕花玻璃杯里的雪利酒。我很喜欢杯身上丑丑的褶皱，于是又偷喝了一杯。
来的人大多是父亲的朋友，他另一种生活的宽广让我吃惊，这是我只能站在界外观望的生活。因为这里的人似乎都认识他，他们和他一起用午餐，去金门马场，谈论桑迪·库法斯，通过这些构起了他的形象。母亲紧张地徘徊在餐具桌旁，摆出一副副筷子，却没有人愿意使用，看得出这让她有些失望。她力劝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和他妻子尝试用筷子，他们却摇摇头，那个男人还开了个什么玩笑，我没有听清。我看见母亲的脸庞滑落一丝绝望。她也开始喝酒了。在这种聚会上，每个人都会很快喝醉，所有的谈话都变得蒙上了一层模糊的雾。早些时候，我父亲的一个朋友点了根大麻，我看见母亲的表情从不喜欢滑到耐心的纵容。天光变得暗淡起来。妻子们都仰头盯着一架飞过上空的飞机，飞机划着弧线飞往旧金山。有人在泳池里丢了一个玻璃杯，我看着它慢慢漂晃，然后沉入池底，也可能是一个烟灰缸。
我在聚会上四处游荡着，感觉像个小了不少的孩子，既想要隐身，又巴望着以邻近的方式参与其中。一些小小的事情就足以让我高兴，比如给别人指卫生间的位置，把黄油坚果包进餐巾纸里，坐在游泳池边吃掉，一颗接一颗，细盐粒沾满了指头。我享受着作为小孩的自由，没有人从你身上期待任何东西。
塔玛那天接我放学之后，我就没见过她，我记得看到她来时感到一阵沮丧——有她在场见证，我就必须表现得像个大人了。她带了个男人来，比她大点儿。她把他介绍了一圈，和别人寒暄握手，亲吻对方的脸颊。每个人似乎都认识她。我嫉妒地看着，在塔玛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她男朋友把手搁在她背上，就放在她上衣和裙子间银白色的皮肤那儿。我想让塔玛看到我在喝酒。等她去吧台时我就跟了过去，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雪利酒。
“我喜欢你的套装。”我被胸腔里的灼热推着向她说道。她背对着我，没有听见。我又重复了一遍，她被吓了一跳。
“伊薇，”她说，表现出了足够的喜悦，“你吓了我一大跳。”
“抱歉。”我觉得自己很蠢，穿的连衣裙也笨拙。她的套装崭新又鲜艳，上面紫罗兰色、红色、绿色的钻石泛着粼粼的光。
“聚会真有意思。”她说，眼睛扫视着人群。
我还没想好怎么回答，本来想说句俏皮话，表明我知道提基火把很傻，这时我母亲加入了谈话。我立刻把酒杯放回桌上。我恨这种感觉：塔玛来之前的舒服自在，现在全转化成了痛苦的警觉，屋子里的每样摆设、父母的每个小细节，好像我对这一切都负有责任似的。母亲让我尴尬，她的宽下摆连衣裙和塔玛的衣服相比显得过时了，她热切地向塔玛打招呼，脖子上因为紧张起了红斑。她们礼貌地叽叽喳喳，我趁她们不注意，偷偷溜走了。
我感到恶心、反胃，又被太阳晒得不舒服。我想坐在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不需要跟任何人说话，也犯不着去追踪塔玛的视线，更不想看见我母亲边用筷子，边兴高采烈地宣布其实没那么难，即使她夹住的柑橘又掉回了盘子里。我真希望康妮也在这儿——那时候我们还是朋友。我在泳池边的位子被一群七嘴八舌的妻子占了。隔着院子我听见父亲突然迸发的一阵大笑，他周围的一群人也跟着笑了。我笨手笨脚地把裙子往下拉了拉，想念着手上杯子的重量。塔玛的男朋友就站在附近，吃着排骨。
“你是卡尔的女儿，”他说，“对吧？”
我记得当时奇怪为什么他和塔玛走散了，就一个人站在那儿，从盘子里汲取力量。更奇怪的是他居然想和我讲话。我点了点头。
“房子不错，”他嘴里塞满食物说道，嘴唇因吃排骨而油亮油亮的。他挺英俊，却有种卡通般的滑稽感，他的鼻孔有些外翻，下巴上多出一圈肉。“面积可真大。”他补充道。
“这是我外祖母的房子。”
他换了个眼神。“我听说过她，”他说，“你的外祖母，我小时候经常看她的电影。”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醉得多厉害，他的舌头不听话地在嘴里打着转，“她在喷泉里发现短吻鳄的那一段，真是太经典了。”
我习惯了人们说起我外祖母的时候饱含深情。他们的钦慕溢于言表，告诉我他们是看着电视屏幕里的她长大的，她从屏幕上闪耀进他们的客厅，就像成了另一个更好的家庭成员。
“这就说得通了，”塔玛的男朋友环顾四周说道，“这是她的地方。因为你老爹买不起，不可能的事。”
我反应过来他是在侮辱我父亲。
“真是奇怪，”他说，用手擦了擦嘴，“你母亲怎么受得了。”
我的表情一定很空洞。他冲着塔玛晃了晃手指。她还在吧台那边，父亲也跟了过去，和她站在一起。母亲不知影踪。塔玛晃动玻璃杯时手镯乱响着，她只是在和我父亲说话，并没有什么异常发生。我不明白为何她的男友笑容里带着那么多的痛恨，他在等我说点儿什么。
“能肏到手的你父亲都要肏。”他说。
“我可以把你的盘子拿走吗？”我问他，我太过震惊，都忘了退缩。这是我从母亲那里学到的：还以礼貌，用一种文雅的姿态切断痛苦，就像杰奎琳·肯尼迪那样。这是属于她们那一代人的美德，是一种转移不适的能力，用礼节把它拍平。可是现在那一套已经过时了，我看到他递给我盘子时眼神里某种类似蔑视的东西，不过这也可能是我的想象。
天黑之后，聚会结束了。有几束提基火把还在燃烧，跃舞的朦胧的火焰飘升进深蓝色的夜空里。一辆辆色彩鲜艳的大汽车在车道上笨重地行驶，父亲与人们大声道别，此时母亲正叠放用过的餐巾，刷洗橄榄核，洗碗池里有别人的口水，沾在她摊开的手掌上。我的父亲重新打开了唱片机，我透过卧室窗户里看到他想邀我母亲跳舞。“我将遥望明月……”他唱着。那个时候，月亮迢遥的脸上还寄托了那么多的遐想。
我知道我应该恨父亲。但我只感到蠢，也感到尴尬——不是为他，而是为母亲。那些尴尬的时刻：她抚平宽下摆裙子，问我她看起来如何。有时候她牙齿上沾了食物，我告诉她的时候，她的脸红了。那些父亲回家很晚的时候，她站在窗前，盯着空空如也的车道，试图从中解读出新的意义。
她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她没法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她需要他，就像康妮跳起来去抢亨利手上的啤酒，明知道自己会看起来很蠢。即使是塔玛的男朋友，也用他狂热的、无底洞似的欲望在那儿大嚼特嚼，快得都来不及咽下去，他知道饥饿会怎样暴露一个人。
酒劲儿渐渐过去，我又困又空虚，很不舒服地被扔回了自己身上。我嘲弄一切：我的留着儿时痕迹的房间，桌子周围的蕾丝花边。塑料唱片机上粗短的胶木把手，总是粘着我腿后面的豆袋椅亮得像上面有层水。宴会上摆着的热切的各式开胃菜，男人们身上的夏威夷花衬衫，穿出了节日般的喧闹。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似乎能解释为什么我父亲想要别的东西。我想象着塔玛的喉咙处系着一圈缎带，躺在帕洛阿尔托某处狭小的公寓里的地毯上。我父亲也在那儿——或许正坐在椅子上望着她？塔玛的粉红色口红电光石火地引人堕落。我想恨她却恨不起来，我连父亲也恨不起来。可以恨的只剩母亲，是她放任这一切发生的，软弱得像任人揉捏的面团。她只知道奉上财物，每晚按时做饭，难怪我父亲想要点儿别的东西——塔玛有分量的意见，她的生活就像一场关于火热夏天的电视秀。
那个时候我把结婚想象得简单，一厢情愿。在那个时刻，有一个人承诺要照顾你，承诺在你悲伤、在你累了、在你讨厌吃一股冰箱味儿的食物的时候，他都会看在眼里，他还承诺你们在生活中将并肩前行。我母亲一定知道发生的事，但还是留下来了，可这一切对于爱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爱永远都不是安全的——歌里所有那些悲伤的副歌绝望地吟唱着：“你不像我爱你那样地爱我。”
最可怕的是，你无法察觉到这一切的源头，找不到事情发生变化的瞬间。目光流连在穿低胸裙女人的后背上，虽然明知妻子就在另一个房间里。
当音乐停下来时，我知道母亲会过来道晚安。这是我一直害怕的时刻——我不得不注意到她枯萎的鬈发、她嘴唇周围晕开的口红。敲门声响起，我打算装睡，但是房里的灯还亮着，门慢慢地开了。
她微微做了个鬼脸：“你衣服还都穿着呢。”
我本来可以不理她或是开她个玩笑，但我不想再给她痛苦了，至少那时不想。我坐了起来。
“聚会很不错，对不？”她说，靠在门框上，“排骨做得挺好的，我觉得。”
也许我真心诚意地认为我母亲想知道，也许我是想让她安慰我，给一个大人般的总结，好让我平静下来。
我清了下嗓子：“有事情发生了。”
我感觉到门口处她的紧张。
“噢？”
后来想起这一幕就让我身上一凛。她一定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一定在希望我不要说出来。
“爸爸，”我转向鞋子，专心致志地弄着搭扣，“和塔玛说话了。”
她呼出了一口气。“然后呢？”她露出一丝微笑，看起来波澜不惊。
我很疑惑，她一定知道我的意思。“没有了。”我说。
我母亲看着墙说：“唯一不好的就是点心。下次我要换雪球，椰蓉雪球。那些柑橘点心太硬了，根本吃不下。”
我沉默着，震惊让我变得小心谨慎。我脱掉鞋子，把它们并排挨着放在床下。我小声道了晚安，斜伸过头接受她的亲吻。
“需要我关灯吗？”我母亲在门口停了一下，问道。
我摇摇头。她轻轻关上门。她是那样小心翼翼，先转动门把手，这样锁芯只咔嗒了一声门就关上了。我盯着自己发红的脚，上面印着鞋子的轮廓。这双脚被勒得多不像样子，多奇怪，全都走了样，谁会喜欢一个脚长成这样的人呢？
母亲说起父亲走后约会过的男人时，带着重生般的极度乐观。我看见她为此所做的虔诚努力：在起居室里铺的浴巾上做锻炼，紧身衣上一道道的汗迹；舔一下手掌再闻一下，看有没有口气。她出去约会的那些男人，脖子上长着疖子，原是刮胡子时割破的伤口；那些男人在结账的时候摸索着钱包，但在我母亲拿出她的航空旅行卡时露出感激的神情。她发现男人们喜欢这样，似乎对此也很满意。
在我们和这些男人共进晚餐的时候，我会想起彼得。也许他此刻在陌生的俄勒冈小镇上，和帕米拉睡在一间地下室公寓里。奇怪的是，我的嫉妒中还混杂着一种对他们两个人的保护欲，还有对帕米拉肚子里孕育的小生命的。我明白，只有那些女孩会被烙上爱的印记，就像苏珊，仅仅是她的存在就在要求那种回应。
那些男人里母亲最喜欢的是位淘金者。或者说弗兰克是那么介绍自己的，他笑起来的时候，一星唾沫从嘴角飞射出来。
“很荣幸见到你，亲爱的。”第一个晚上他说，用粗壮的胳膊把我揽到怀里，给了我一个笨拙的拥抱。母亲有些轻飘飘的，也有点儿醉了，仿佛生活是一个富含金矿的世界，一块块的金子不是藏在河床中，就是堆聚在岩壁底下，像摘桃子一样唾手可得。
我听见母亲告诉萨尔弗兰克还没离婚，不过也快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弗兰克看起来不像那种会放弃家庭的人。他穿的衬衣缀着奶油色扣子，肩膀那里是红色针线绣的朵朵牡丹花，凸在上面。我母亲表现得很紧张，不断地摸头发，指甲在门牙上来回滑着。她看着我，又看向弗兰克。“伊薇是个很聪明的女孩子，”她说，声音大得有些过分，但我依然很开心听到她这样说，“她在卡特林娜一定会大放光彩的。”卡特林娜是我要去的寄宿学校，但我觉得离九月份好像还有好几年似的。
“脑子好使，”弗兰克用洪亮的声音说，“那儿出不了错，对不对？”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我母亲似乎也不知道。
我们在餐室里沉默地吃一道砂锅菜，我挑出其中的豆腐，把它们在盘子上堆成一摞。我看着母亲把话咽了下去。
弗兰克长得挺好看，还能逗我母亲开心。但他的衬衣有些奇怪，太花哨，太女气。他没我父亲英俊，但仍然是英俊的。我母亲不停地伸出手用指尖触碰他的胳膊。
“十四岁，是吗？”弗兰克说，“我打赌你肯定有好多男朋友了。”
大人们总拿有男朋友开我玩笑，不过到了某个年纪这就不再是玩笑了，你会想到男孩子们可能真的会想要你。
“噢，有大一堆。”我说。母亲竖起耳朵听着，察觉出了我语气里的冰冷。弗兰克似乎并没注意到，冲我母亲灿烂地笑着，拍了拍她的手。她也在笑，像戴了张面具，目光越过餐桌在我和他之间来回穿梭。
弗兰克在墨西哥有金矿。“那儿没有法规，”他说，“劳动力也廉价。基本上是十拿九稳的事了。”
“你发现了多少金子？”我问，“我的意思是到目前为止。”
“这个嘛，一旦所有设备到位，我能开发一吨。”他从酒杯里喝了一口，指纹在杯子上留下了油腻腻的鬼影。母亲在他的注视下变得柔软，肩膀放松下来，嘴巴微微张着，那天晚上她显得格外年轻。我对她产生了一种怪异的母爱般的同情，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让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也许我会带你们去那儿，”弗兰克说，“你们俩都去，来一场小小的墨西哥之旅。头上插满鲜花。”他屏着呼吸打了个嗝，又咽了下去。我母亲脸红了，手中的酒摇晃着。
母亲很喜欢这个男人。每天做她的那些蠢锻炼，为的是在他面前光着身子的时候也好看。她每天梳洗得干干净净，抹上香膏，脸上满是对爱的渴望。想到母亲需要别的东西，我心里一阵痛，我看着她，想对她笑，让她知道我们很好——就我们俩。但她看的不是我，而是警觉地盯着弗兰克，等着接受弗兰克给的不管什么东西。我的手在桌子下面紧紧攥在一起。
“你老婆怎么样？”我问。
“伊薇。”我母亲压低嗓音制止。
“没关系，”弗兰克抬起双手说，“这个问题很公平。”他使劲揉了揉眼睛，然后放下叉子，“这个事情挺复杂的。”
“也不是那么复杂。”我说。
“你这孩子真没礼貌。”我母亲说。弗兰克把手按在她肩膀上，但是她已经站起来，开始清理盘子，脸上挂着一种冷酷又漠然的忙碌。弗兰克递给她盘子时关切地微笑了一下，把他干燥的手放在牛仔裤上擦了擦。我没看母亲也没看他，撕着指甲边上的皮，直到撕出一道满意的口子。
我母亲离开房间后，弗兰克清了清嗓子。
“你不该让你母亲这么生气，”他说，“她是一位很善良的女士。”
“不关你的事。”我指甲边上的表皮流了一点儿血，我按着伤口，感受那种刺痛。
“嘿，”他说，他的声音很随和，好像正试着和我交朋友，“我知道了，你想离开这个家。和老妈一起住腻了，是吗？”
“可笑。”我做口型说。
他没明白我说了什么，但是他知道我没像他期望的那样回答。“咬指甲是个丑陋的习惯，”他热燥燥地说，“一个丑陋、肮脏的习惯，下等人才会这么做。你是一个丑陋的人吗？”
我母亲重新出现在门口。我确定她什么都听到了，现在她知道弗兰克不是好人了。她应该会很失望，但是我决心要更加体贴，为这个家多做一点儿事。
但是我母亲只是把脸皱了起来：“发生了什么事？”
“我只是在告诉伊薇她不该咬指甲。”
“我也告诉过她，”我母亲说，她的声音透露出不安，嘴唇抽搐着，“她会生病的，把细菌都咽下去了。”
我在脑子里把每种可能性都想了一遍。我母亲只是在拖延时间，她需要想个好办法，把弗兰克赶出我们的生活，告诉他轮不到他来管教我。但当她坐下来让弗兰克按摩她的肩膀，甚至靠在他身上时，我明白事态会往什么方向走了。
弗兰克去洗手间的时候，我想着她可能会跟我道歉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