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inga的店主是个胖子，柜台切进了他的肚子，他用肘撑着倚在那儿，用眼神跟踪我在走道的一举一动。我的钱包撞着大腿。他面前摊开一份报纸，但看样子他永远不打算翻页。他身上有种职务在身的厌倦神气，既官僚又神秘，像一个命中注定要永世守卫洞口的人。
那天下午我是一个人。估计康妮在她的小房间里抽上了，放着《说的就是第四街》，沉溺在受伤的、正义的放纵里。一想到彼得，我就感到被掏空了——我想要从那个夜晚飞掠过去，把我的羞耻变成某种模糊的可塑的石灰样的东西，就像关于陌生人的谣言。我试过对康妮道歉，男孩们像战地医护兵一样仍然担忧地围着摩托车。我甚至提出要掏修理费，把钱包翻了个精光，凑了八美元。亨利收下钱时用僵硬的下巴对着我。过了一会儿，康妮说最好是我直接回家。
几天后，我又去了康妮家——她父亲几乎立刻就开了门，就像正等着我来似的。他通常在乳制品厂工作到后半夜，所以我看到他在家实在觉得很奇怪。
“康妮在楼上。”他说。我看见他身后的桌子上放着一杯威士忌，泛着粼粼的光。我一心只想着自己的计划，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房子里的危机气息，还有她父亲大白天在家这个不寻常的信息。
康妮躺在床上，裙子被勾住了，我能看见她胯部的白色内裤，还有布满斑点的整个大腿。我进门时，她坐起来，眨了眨眼。
“妆化得挺好看，”她说，“你是特意为我化的吗？”她又往枕头上仰面一躺，“你绝对会喜欢这个大新闻。彼得走了，是真的走了，和帕米拉一起，真是个‘惊喜’。”她翻了个白眼，但说帕米拉名字的时候带着幸灾乐祸的神情。她扫了我一眼。
“你说什么？走了？”我的声音早已被恐慌搅乱。
“他太自私了。”她说，“爸爸说我们可能必须搬到圣地亚哥。第二天他就走了，还带走了一包衣服和其他用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可能去了帕米拉姐姐在波特兰的家。我的意思是，我确定他们会去那儿。”她对着刘海儿吹了口气，“他是个胆小鬼，而帕米拉就是那种一生完小孩就会变胖的女人。”
“帕米拉怀孕了？”
她看了我一眼：“真稀奇——你居然不关心我可能要搬到圣地亚哥去？”
我知道此刻我应该开始细数我有多么爱她，说些如果她走了我该有多伤心之类的话，但是我几乎像被催眠了一样，脑子一直重复着这样一个画面：他们正开车远行，帕米拉靠着彼得的肩头慢慢睡着。他们脚下的阿维斯地图被汉堡的油浸得透明，后座堆满了衣服和他的技工手册。彼得低下头，就会看见帕米拉头发分边的那道头皮白线。他心底会涌起家的温柔，他会亲吻她，即使她已经睡着，永远都不会知道。
“可能他只是随便逛逛呢。”我说，“我的意思是，他不会再出现吗？”
“去你的。”康妮说。她似乎也被我的话惊到了。
“我到底对你做什么了？”我说。
当然我们都明白。
“我现在更想一个人待着。”康妮一本正经地说，用力地盯着窗外。
彼得，带着一个可能怀了他孩子的女朋友逃往北方——不去想这个生理变化是不可能的，帕米拉肚子里的蛋白质将会成倍增加。但是康妮就在这里，躺在床上，我对她胖乎乎的身体那么熟悉，甚至能数出她的雀斑，指出她肩膀上出水痘留下的斑点。康妮一直都在这里，我突然发现我是多么爱她。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或者干点儿别的。”我说。
她哼了一声，研究着指甲上苍白的边缘。“彼得都不在了，”她说，“所以你真的没必要留在这儿了，反正你也要去上寄宿学校。”
我的绝望在嗡嗡叫着：“或者我们可以一起去flyinga？”
康妮咬了一下嘴唇：“梅说你对我也不是很好。”
梅是牙医的女儿。她穿格子裤配背心，像个会计助理。
“你说过梅很无聊。”
康妮没说话。过去我们替梅感到难过，她有钱，但很可笑。不过，我知道现在是康妮替我感到难过，她看着我渴求彼得，即使他已远走，可能正计划着去波特兰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
“梅挺好的，”康妮说，“很好。”
“我们可以三个一起看场电影。”我现在就像在奋力踩踏板，有任何一种牵引力都行，我需要一个抵御这个空虚夏天的堡垒。梅也不是那么糟糕，我告诉自己，虽然她戴着牙套，连糖或爆米花都不能吃。是的，我可以想象我们三个人在一起。
“她觉得你挺垃圾的。”康妮说。她扭头对着窗户。我盯着蕾丝花边窗帘，那花边是我们十二岁时我帮康妮用胶水做的。我已经等了太久，继续待在这个房间里是个明显的错误，很清楚——我什么也做不了，只有离开。我在楼下喉咙发紧地和康妮的父亲说了再见——他心不在焉地冲我点了下头——然后哐当哐当地骑着自行车到了街上。
我以前这样孤单过吗？有一整天的时间要消磨，没有一个人可以关心。我几乎把胸口里的痛楚当成了愉快。我告诉自己，现在要忙起来，把时间平滑地耗掉。我按照父亲教的方法做了一杯马天尼，苦艾酒晃到了手上，还有一些洒在桌上，我没去理会。我一直很讨厌马天尼酒杯——杯颈和滑稽的身形看起来很尴尬，就像那些用力过猛想有大人样的大人。我把酒倒进一个镶着金边的果汁杯子里，强迫自己喝下去，然后又做了一杯喝光了。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感到松弛而愉悦，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满溢的快乐中，我意识到那些家具一直都是那么丑陋，椅子像滴水嘴兽一样又重又老气。我发现寂静在空气中凝固，窗帘一直是拉着的。于是，我把它们都拉开，使劲把窗户撑起来。外面很热——我想，要是父亲在，又该噼里啪啦地说我把热气都放进来了——但我还是任由窗户开着。
我母亲一整天都在外面，只有喝酒这种例行的孤独排解法帮助我。奇怪的是，我的感觉原来这么容易就能变得不一样，原来有确切的方法可以软化悲伤的硬渣儿。我不停地喝着，喝到问题看上去简洁而美观，成了我可以欣赏的样子。我强迫自己爱上马天尼的味道，感到恶心时就放慢呼吸，最后我喉咙里咕噜着酸刺的东西，吐在了地毯上，再打扫干净，这样房间里就只剩下一股酸酸的、凝固的气味，我几乎有些喜欢这个味儿了。我打翻了一盏灯，给自己画上暗色调的眼妆，虽然手法很不熟练，却劲头十足，全神贯注。坐在母亲的带灯梳妆镜前，我不断调着各种灯光：办公室光线、白昼光线、黄昏光线。不同颜色的光在脸上变换，我惨白的面孔如幽灵一般，在一次又一次的咔嗒声中耗尽虚幻空洞的一天。
年轻的时候我会读那些我喜爱的书里的章节。宠坏的小女孩被秘密驱逐，发配往一个由小妖精统治的城市。小女孩穿着一条稚气的裙子，裸露着膝盖。木版画上是一座座黑暗的森林。小女孩被缚的画激起了我的快感，所以我必须分配好看这些画的时间。我希望自己也能画些类似的东西，比如某个人心灵深处可怕的景观，或者画下我在镇上看到的黑发女孩的脸——久久地端详她，直到看出她的五官是怎样组合在一起的。许多时候我迷失在自慰中，脸压进枕头里，感受到传出的一些爱抚。不一会儿，我会头疼，肌肉跳动，双腿虚弱地颤抖，大腿根部，内裤湿了。
另一本书：一个银匠不小心把熔化的银子泼在了手臂上。他的胳膊和手上的伤口结痂又脱落，看起来差不多像被剥了皮，皮肤紧致、粉红、新鲜，没有毛发，也没有斑点。我想起威利和他的残肢，他挥舞着水管用温热的水冲洗车子，水落在柏油地面上聚成潭，又慢慢地蒸发掉。我装作自己的胳膊也被烧伤了，练习削橙子——从手掌一直到肘部都没有皮肤，也没有指甲。
死亡对我来说就像旅馆里的大厅，那一间间文雅的阳光充沛的客房，你可以随意进入或离开。镇上有个男孩卖伪造的抽奖券而被抓住，于是在地下室里开枪自杀了。我没去想凝固的血块、湿乎乎的脑浆，而是想着他扣动扳机之前的解脱，那一刻世界是多么纯净，滤去了一切杂质。所有的失望，所有庸常的生活，带着它的惩罚与侮辱，都在一个利落的动作中成了多余之物。
商店的走道在我眼里似乎完全陌生，酒让我的思绪飘忽不定。灯光闪烁不停，放陈了的马天尼酒躺在垃圾箱里，化妆品被分门别类，摆放成讨人喜欢的丰足、琳琅的样子。我打开一支口红的盖子，照我读到的那样把它抹在手腕上试色。门口响起了迎客的音乐，我抬头看去。是公园里的那个黑发女孩，她脚上穿一双牛仔运动鞋，身上的衣服是从肩膀那里剪去了袖子。激动传遍了我全身，我已经在试着想象要对她说什么了。她的突然出现使这一天似乎与“共时性”紧紧缠绕在了一起，光线的重量改变，角度有了新的倾斜。
那个女孩并不漂亮，再见到她时，我发现了这一点。是某种别的东西，就像我在演员约翰·休斯顿的女儿的照片中看到的那样，她的脸本来是个败笔，但有些其他的进程在起作用，比漂亮更吸引人。
柜台后的男人怒气冲冲的。
“我跟你们说过，”他说，“我不会让你们中任何一个进来，再也不会了。走开。”
那个女孩懒洋洋地冲他一笑，抬起手。我看见了她腋窝下的一丛毛。“嘿，”她说，“我只是想买卫生纸。”
“你偷我的东西。”那个男人说，红色淹没了他的脸，“你还有你的那伙朋友，连鞋都不穿，光着一双脏脚跑来跑去，想瞒过我。”
如果这怒火是冲着我来的，我恐怕早就被吓坏了，但这个女孩很平静，甚至有些戏谑的意味。“我觉得你说的并不对。”她昂着头，“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呢。”
他双手交叉在胸前：“我记得你。”
那个女孩变了脸色，眼神坚硬起来，但仍然笑着。“好吧，”她说，“我才不稀罕你的东西呢。”她往我这儿看了一眼，又酷又冷，几乎没看见我似的。我心里欲望升腾，真不想她就这样消失，这个念头强烈得我自己都被惊到了。
“出去吧。”那个男人说，“快！”
离开前，她朝那个男人吐了吐舌头，只微微露出一点儿，像只滑稽的小猫。
我没犹豫多久就跟着那个女孩出去了，但她已经迈着轻快的步子穿过了停车场。我匆匆地跟在后面。
“嘿。”我冲她叫了声。她继续走着。
我又大声叫了一遍，她停下来，等我赶上她。
“真是个浑蛋。”我说。我看起来一定像个闪闪发亮的苹果，双颊因为半醉而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