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个头不高也不矮，身材不胖也不瘦，发色不深也不浅，至于眼睛的颜色就不太好界定了。我不老，又算不上年轻。我的穿着也相当普通。可以说，我很容易泯然于众人之间。当我在咖啡馆的角落里坐久了，别人会误以为是张空桌，对我视而不见，直接坐在我旁边。当然，我也不与他们搭讪，看也不看他们，只是自顾自地喝咖啡、饮啤酒，饮罢独自离去。

然而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特立独行、绝无仅有的人。

当我去某个城市出差时，我的行李箱上总是贴着写有我姓名的标签。我的随身记事本里塞满了信用卡，写满了各类数字和密码，一页页列表中填满了熟人的姓名、地址和电话。我还带了香水，多年来一直在用这款。行李箱中还装着不少衣服，都是我喜欢的品牌，肯定也不会落下用惯了的化妆品。我下了飞机后坐车进城，在地铁里会与某个男人随便闲聊几句，偶遇无须深谈，话题反反复复就是些“我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这个深得我心，那个我一点都不感冒”等。每当此时，我们都完全忽略了自己这些观点所蕴含的令人讨厌的主观性，我们不断说着“这个太棒了，那个愚不可及，而且简直让人受不了”之类的话。这样的谈话是愉悦的，因为对我们来说，存在这个简单的事实远远不够，我们都渴望成为特立独行、绝无仅有的人。

我的公寓乍一看似乎显得很阴森。昏暗的小夜灯无法照亮高高的天花板，房间的布局也缺乏对称性。所以刚住进来时，我夜里去洗手间都会迷路。污秽的地板上还留有前任住客的烙印，他们一定是艺术家，地上尽是画笔滴落的斑驳颜料。四白落地的墙面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无论如何也该有点色彩搭配吧？窗外的风景可能会让某些内心意志比较消沉的人产生沮丧情绪。从一侧窗户俯瞰，入眼的是一片空旷的广场，广场四周种了一圈树，树叶已经落尽，只剩下光枝秃干。那是一个有狗追逐着主人扔出的木棍而乱跑的广场，是一个充满了狗屎和好奇的喜鹊的广场。白天，广场上一群十几岁的大姑娘在玩耍——戴头巾的姑娘们与金发小伙子踢球踢得一样好。在春分这天，皮肤黝黑、留着浓密胡子的男人们点起了一堆篝火，践踏着草地跳集体舞——排成几排队列，一队接一队，就像在上体育课。

从另一侧窗户望出去，是一座有双塔结构的教堂，每座塔顶端都伫立着一个英俊的守护天使。时至五月，那些筑满了寒鸦巢的树木尚无法遮挡我的视线，每天早晨我都会透过葳蕤的树冠，看到被切分得支离破碎的天使形象，他们无声地吹响了唤醒整座城市的号角。

我有些嫉妒这些天使，他们对冷漠的人群倾注了太多的关切。我一丝不挂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只为了吸引他们白色的眼瞳能转向我片刻。每周都会有一次，在礼拜日，我的教堂里会响起钟声，尽管听起来洪亮而有点歇斯底里，但其宗教效果却远未达到预期——只有零星几个人沿着小路穿过广场向教堂走来。教堂试着躲进绿色植物中，仿佛对自己夸张的占地面积感到羞愧，它尴尬地退向河边，撤往城市的东部，或许它最愿意蜷缩在摩天大楼之间。

厨房的窗朝向一个颇大的院落，围着院子的一堵砖墙将它与外面的世界隔开，形成了市中心的一小片绿洲，院中安静而阴暗。在古老的枫树和椴树之间停放着几辆手推车，几座五颜六色的木窝棚坐落其中，被自行车架、装过异国水果的包装箱、高尔夫球杆和轮胎支撑起来。从一开始，我就对窝棚的住客十分着迷，因此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厨房度过。

我把全部的就餐时间献给了他们——我将桌子挪到窗边。现在，我正慢慢地咀嚼我的早午餐，他们就一直处在我的视线所及之处。他们很少在窝棚之间走动，惯常的喧嚣和匆忙在他们身上更是难得一见。只有在阳光明媚时，他们才走出来，坐在台阶上晒太阳。他们的孩子们也在安静中玩耍，从来听不到尖叫声。就连他们养的狗都似乎是某个安静的品种，像个哲学家一样在思考着鸟儿如何从这随意搭建的露台上开始了混沌运动。

一个又一个下午，这些花花绿绿的人会组织音乐会。他们将大功率扬声器摆到院中，播放着过时的布鲁斯音乐或者帕瓦罗蒂的歌剧（很遗憾，还曾与他一起尝试过进入同一家公司演唱）。日渐黄昏，他们将歌剧换成了单调、阴郁、悲伤的电子音乐。乐声如炊烟，自院落中升腾而起，惊扰了教堂塔顶的天使。

我透过窗户打量这些人，慢慢地熟识。每个小时，我都会从案头工作中起身，舒展一下筋骨。我走到窗边，向外望去，一边咀嚼着新鲜的萝卜、草莓或者刚上市的小杏，一边去认识他们。后来我还以吃李子、苹果、涂黄油的盐水煮玉米的方式了解他们。当天气转暖时，他们的生活开始延展到窝棚之外。他们像游牧民族那样，用酒精炉煮饭；或者直接生一堆火，架上锡锅烹饪。他们喝啤酒，抽大麻，还仰头把烟雾喷吐向上空，以便其直抵天堂。当夜幕完全降临，他们会取出鼓，大大小小，各式各样，就像交响乐团中的那些在音乐会上偶尔敲响两三声、发出短暂的震撼的声音、箍紧听众的心随即又将其轻轻释放的鼓一样。

他们在我晚餐时打鼓。我把椅子搬到直对窗口的位置，在桌上摆好餐巾和餐具，又倒了一杯红酒，开始用餐。我坐姿笔挺，仿佛身处异国的餐厅。慢慢地，日复一日，我逐渐意识到，他们的鼓声在白天也从未停息，只是移到了棚内，乐器的数量也减少到一件，以避免在阳光下暴晒。而到了夜晚，就像著名的异国植物仙人掌的花朵一样，鼓声在整个交响乐队中绽放。

我看到，那些鼓总是被摆成一圈，仿佛一间自助乐器工作坊，谁若是演奏累了，就会消失在窝棚间的黑暗中，自有精神饱满、跟得上韵律节奏的新人取而代之。也可能相反，演奏者尝试彻底换个节奏。当时我还是孤身一人。入夜后，我会在脸上涂抹晚霜，敞着窗户入睡。夜里常常做梦，早晨我会一边喝咖啡，一边把梦到的内容记录下来。我坐下来投入案头工作，无外乎阅读、记笔记和写信，信的结尾总是用相同的方式落款。我会列好每天的计划和采购清单，然后逐一付诸行动。然而每晚听到的鼓声，开始改变我看待一切的方式，那鼓声，是提示的鼓声，是警告的鼓声，是唤醒的鼓声。

我在城市郊区找到了学校，是熟人推荐给我的。距离相当遥远，我反而觉得甚是欣慰，因为坐火车总能让我心绪舒缓，气静神凝。从火车上无法一览城市的全貌，只能看到孤立的、彼此分开的建筑，这些建筑还总是在翻建装修中，一片乱哄哄的施工现场，起重机忙碌着，五颜六色的围栏将工地与街道隔离开。有时还会看到几条刚刚完工的街道，路面上散布的白色砂浆和混凝土渣也未清理干净。整条街区尚无人入住，似乎谁也没有这么大的勇气，能下决心搬入一个全新的现代空间。也许未来的城市就会以这种方式彻底清空人口——新建的房子越多，想入住的人就越少，房子越积越多，而人越逃越少。对于这个简单而神秘的原理，建造者们应该并不陌生。或者，人们将会固执地、绝望地、痛苦地挤在胡乱分布于公园间的窝棚和简易木板房里，让空空如也的银色摩天大楼忧郁地折射着天空的光线，映照着云卷云舒——而这些转瞬即逝的浮光掠影，不是人间的烟火气。

第一次坐火车横穿这座城市时，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这次旅程、窗外的风景、车轮滑过路轨的轻微摩擦声，都使我变得恍惚。车窗外的城市让我感觉特别虚幻无形、变化不定，因此我也丧失了轮廓感。有一架大型的齐柏林飞艇划过天际，随风逐云间，形状变幻莫测。表面上看，城市还是那座城市，但我每天都会注意到一些新的细节。比如，在空旷的广场上，一夜之间就会冒出几座玻璃建筑。有时，地铁站会打乱原本的顺序，从后一站跳到前一站；有些车站正好相反，迟迟不肯登上舞台。

再说说商店。它们明目张胆地游荡着，而开门时间对我来说完全无法预测。我住的那条街上，永远不能确定此时此地的这家店铺是不是昨天的那一家。即便是，也不意味着今天你在店里见到的红酒、面包与昨天或者一周前买到的一样。而且，人们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喜新厌旧。经常会见到装满家具的大货车呼啸而过，又有人从一个街区迁居到另一个街区。还有，博物馆里的藏品也飘忽不定，这给游客们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将博物馆视为地球上最为一成不变的所在。也许在其他地方如此，但这里显然不是。

因此，不得不小心留意。我必须一看再看，悉心观察这座城市，以免它脱出我的监控。我坐车穿越无尽的郊区，掠过一座座方形的车库、满是悲伤意味的各色住宅楼，我慢慢地意识到一件事：

我感觉很幸福。这可能是我存在的最自然的方式：从远处泛泛地观察，不融入其中的生活，只观其表象。我匆匆而过，投以一瞥，仅此而已。乘车在城市中巡游的我，如同那些上了年纪的游客，他们租一辆空调大巴，就像装上了发动机的幽灵一样游荡在城市中，透过有色玻璃，扮演移动的事件见证者。我亦是如此：

观察玻璃外浮动的画面，通过几个手势勾勒出世俗的生活场景——这是我唯一所能见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树木勾连成一片，公园融为一条柔和的绿化带。事实上，我的视线无法在任何事物上驻留片刻，永远在线的自我，温柔地接受了所有的视觉膨胀。在连绵的掠影中，我将外部的一切统一起来。车窗外的一幕幕连成序列的细节刚被命名，又旋即失效。

可能是因为，我从更远的一站下车了，不得不从那儿步行十五分钟，一路上我时不时地对获得细节产生了极度渴望。所以我本能地冲到了书报亭（那里有杂志出售，真是对“细节刚需”的巨大胜利），或者浏览那些寻常摊位上售卖的花束。在花摊前，因长途跋涉而涣散了的目光得以再次聚焦，被小苍兰的紫色脉络勾勒起来，被镶嵌了奶油色边缘的玫瑰花瓣安抚下来。

我透过车窗所看到的城市，与其说是一座城市，不如说更像一个充斥着各色建筑的混乱空间，是围绕地铁口而组织起来的某种大杂烩。令我担忧的是，我看到的一切与其他人眼中所见截然不同。因为所有人都惊叹地重复着：城市，城市。他们明显在脑中形成了某种具有统一性和连贯性的概念，但对于一个外乡人来说，这很难理解。难道是我无法看见他们所注意的事物，无法理解那些看似杂乱无序，又像被错综复杂的地铁网络如不均匀的珠链一样串联起来的地点之间所存在的神秘联系？

城市，城市。他们带着激动和骄傲的心情重复着这个词，共同参与着某种我所不知的神秘行动。那些游客也加入这个行列之中，他们甚至更加兴奋，在散布于地图上的众多公园中探索这座城市；他们踏遍城市的主干道，在干涸的河底漫步，甚至买下几年前崩塌的建筑物残片。他们是否跟我一样，迷失于其中，却怀有美好的愿望，希望能抓住身处的这个被称作城市的梦境，哪怕只有一丝半缕？

我需要转三次车才能到达学校。在路上吃了几个三明治，还观察了沿途的旅行者。我惊奇地发现，他们中不存在同类，他们每人的特点各异，互不相同，完全不能形成一个整体（他们的妈妈肯定永远不会把他们与别人弄混）。到最后，其余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归于混沌。皮肤黝黑的壮汉，睫毛漂亮的小伙儿，宽脸庞的妇女，眼眶湿润的老者。难道人不仅仅是一堆特征的集合体？还有地域因素，那些经过的地方不也在闪耀着时间的色彩吗？

假如有人可以跟踪我在城市中漫游，假如有人紧随着我，并在纸上画下描述我行迹的复杂图形，或者甚至（趁我睡着，让我毫无察觉时）在我的脚上绑个跟踪器，就像给鸟儿绑的那种，那么在电脑上就可以看到我所留下的奇异轨迹，这是毫无男性特征的路径。因为我所结识的几乎都是女人。这怎么可能？这座城市的男人为何比女人少，数量少到我每次碰到他们时，他们都好像是转瞬即逝的、心不在焉的、疲于奔命的、有约在先的，他们就像是用柔软的铅笔画在纸上的浅浅的线条？我怀疑，男人们在城郊有着自己的独立社区。或者，是的是的，他们肯定都在坚固的红砖砌成的政府大楼中忙忙碌碌，在那儿统治着这座城市。他们低沉的声音在空中回旋，也许这就是城市中总能听到的不间断的嗡嗡声的来源。也许他们正在筹划下一次战争？我甚至错误地怀疑，这座城市被不存在的界限或是无法看到的间隔划分成了男人区和女人区，而有一些会飞的警察在空中巡逻。当然，这不是真的。模糊不清的不仅是人们的面容，不仅是个体，还涉及性别。我见到过男芭蕾舞娘、男荡妇和男歌剧皇后。他们被挂在墙上，有一部分遮盖了建筑工地。他们脸上化着妆，窄小的臀上穿着纱裙，虽胸部平坦，却比女人还要女性化。我多次打量着他们，最终我开始拿不准了，也许他们根本就是女人，只是装扮成了男芭蕾舞娘。也许是女芭蕾舞娘假扮成男人似的女人，或者男性化的女人。后来我给出了盖棺定论的判断：

这座城市最深处的本质是雌雄同体的，很容易就把上帝划分两性原罪的庸俗界限模糊掉，只有世界边缘的那些新贵暴发户还在小心呵护着这种区别。

学校所在的社区散落着一座座独立别墅，其建筑规模令我联想到我的城市。我愉快地走过街心广场。

我们在地下一层的教室上课，从那儿可以看到公园里的树干，还有从窗边走过的行人，但只能看见腿及腰。当我们坐在长长的、光滑的桌子旁，在科拉莉娅的监视下苦读时，只有孩子们有可能向教室中的我们投来一瞥。

科拉莉娅是我的老师，她讲话时会在两种语言中不停切换。我对她说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甚了了，她却能优雅地将两种语言交织在一起，并在最终以拉丁语收尾。我盯着她灰色的眼眸，看着她的口型（好像我是聋子），这样我才能读懂她说的意思，听懂她的讲座。起初，我担心我们的意思，她的和我的，可能会在路上彼此错过，就像两条平行的直线，只会永远地无限延长，却不会交会，不会彼此想念。

我从来都不知道，科拉莉娅每次将会教授什么内容。这恰恰是她教学体系的主要前提——出乎意料，才能印象深刻。事实上，刚开始上课时她就教了我们一首关于小鼓手的歌曲：

冬寒夜未央，

鼓伶悠语长：

身乏金帛赠，

亦无铁石强。

莫问何所馈，

与君歌一场，

咚咚复咚咚，

锵锵复锵锵。

还有一次，她在黑板上用外语写了一些动词的不规则形式。她最初给我们上的某一节课带给我许多思考——我们每人手上拿到了一块拳头大的黏土，她用我们自己的围巾蒙住大家的眼睛，让每个人用黏土捏件好玩意儿，一件身边的事物即可。我想捏个小动物——我们的城市里太缺动物了——小鹿或者哪怕小狗都好。结果当我把围巾从面前解下时，定睛一看，我塑造出来的居然是一张陌生人的面孔。

正是这些面孔统治着城市。我慢慢地发现（这也许正是科拉莉娅的初衷），组成城市的既不是建筑物和街道，也不是地铁口，而是铺天盖地又融合在一起的面孔。这些面孔一个一个走过，就像那些著名的电脑模拟所展示的一样。这座城市就是由糅杂在一起的面孔所组成，它们散布在各个街区，但有时会因为某一刻的机缘巧合而相互撞见，比如，在运转的自动扶梯上，一个朝下，一个朝上；在相向而行的两列火车上，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在旋转的玻璃门前，一个进，一个出。

面孔的连续性着实令人着迷，因为它们彼此之间如此相似。我好奇的是，这种精确性是不是看起来就像高斯曲线一样，是否有着单调而均匀的分布，是否用简单的数学符号比用某种文学化的文字更容易描绘得令人信服？

科拉莉娅经常提醒我们注意普遍存在的相似性。世间万物皆存在相似性，这只是个视角的问题。相似性将事物连成一个巧妙的网，让世界纷繁复杂的发型保持着光鲜整洁。

“由此可以推断，”科拉莉娅说，“我们的经验形成了一种普遍认可的因果关系模型，这些因果关系会紧随其后，用赏心悦目、和谐完美的链条将现实连接起来。”她举着手指继续说道：“没有比这更能误导我们的了。因果结构只是理智的基础和支撑，我们可以举例来说：一台自动扶梯，可以让我们不用举步就得以上楼。而脚步和迈腿呢，左腿的运动是否就是右腿迈开的原因？右腿的脚步是不是左腿挪动的结果？”她问道。“当然不是，”她自己回答，“脚步之所以可以和谐共存，共同构成了行走，是因为它们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相互吸引，就如同对立性一样。但是对立性毕竟也是一种‘逆相似性’，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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