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的问题。
她应该把我们所有人都记录在案了，包括每人的姓名、年龄以及眼睛的颜色。她了解我们的成就和挫败。她根据这份记录联系我们，要求一一做出回答。“科拉莉娅，我累了。我累了。我累了。”我说道，“我不舒服，我要回家了。我今天不是我。”每到此时，她会拿着体温计贴上我的额头，然后满意地确认我没有发烧。接下来，她看着我的眼睛继续检测（她的眼睛是灰色的，而我目光暗淡），她重复道：“你必须成为谁，没有别的出路。人总要被定义为某人，尽管这很烦人。即便是缺少特点也可算作一个特点。哪怕脱掉衣服后的你依然是你，只不过是裸体的，甚至昏迷后的你依然是你，只不过是无意识的，就算死亡也无法让你摆脱你的身份，因为那时你将是你的遗骸。”
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坐在车厢中想，尝试着将自己融入窗外闪过的那些巨大建筑中。其实还是有一条出路的，那就是将自己忽略掉，忽略自己的重复性、预见性，将决定权从内部移到外部，移出自我，移给外面的世界，移到公园中，以寄望于偶然性。然而，这将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必须要停止将一切与自己联系起来，避免做出直接的条件反射，要将自己看作其他事物中的某个客体。放弃自己固有的观点，以及放弃说出脑子里蹦出的想法，就像不能吐出舌头上的口水一样，也不能再有习惯和嗜好，而要学会一直重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没有任何想法。”
这种奇怪的渴望是从何而来的呢？我怀疑，是这座城市惹的祸。毕竟科学要研究人与地域的联系，事实上，城市的确会影响人。据说巴黎能让我们变得风情万种、精致优雅，纽约能让人更加精确务实、脚踏实地。人们都是这么说。城市自身就是某种边界不清、性质不明、变化不定的东西。它流动着。就像一艘游乐汽船在我身边漂荡，它没有自己的属性，因此才引人入胜。它将所有人圈入网中。正因其不确定性，才保证了每个最奇怪的渴望都能得以实现；正因其无形无迹，才促使每个不确定的可能性付诸现实；正因其没有中心或者外围，才使我们获得自由与平等。
我感觉自己已经受够了科拉莉娅式的耍聪明，我上她课的频率越来越低，即便去了也往往迟到。从小我就不跟时间对付——它要么偷偷溜掉，要么令人不安。
某一天，我在某一刹那突然意识到“现在”意味着什么时，时间变得非常苦涩。因为“现在”意味着“不再”。“现在”意味着一切都在此时此刻不复存在，就像楼梯上烂掉的那级台阶。这是一个可怕的、令人惊悚的概念，它揭示了整个残酷的事实。
那是孩提时代的我，在自家门口吃着西红柿。那是某个下午，天色已渐昏暗的公园，最终崩解为亿万颗粒子。一切不可逆转。“现在”——是从未见过的大雪，是乌鸦的啼鸣，是四月的残酷。在我位于普希公园的房子旁，有紫丁香盛开——我又一次没能捕捉到它完全绽放的时刻，因为当丁香细小的花蕾打开之初，就已同时开始凋谢了。两年前的日食也与丁香开花相类似——全黑的月轮能够被看到时只能是“在那儿，在那儿”或者“已经过去了”。完全的时刻只能是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过渡，是抽象的、通过数学计算得出的虚妄。它是社会契约，是规矩，是无限近似，是为了心之所安和总体秩序打造出来的流行现象。
我向科拉莉娅吐露这些疑惑时，问她，为什么我们不能仅以过去时态或仅以将来时态谈论自己呢？难道我们所说的任何话都不是事实？难道从所有维度来看，这些话都不诚实？但她对此有自己的看法，而且非常坚定。这就是她。她说，人最大的特权就是拥有现在，这是我们所能拥有的唯一东西。为什么要发明语言？就是为了控制事件从过去变成将来的过程，由此可以获得掌控时间的力量，可以停住时间，尽管只是短短的一瞬；而在那一刻，人可以充满权威地宣告“我在这里”。拥有“现在”，意味着拥有自我存在的意识，意味着可以站在静止的台风眼中，打量着周围旋流般的事件，并发现旋流的轨迹，一次次翻滚，一次次归于秩序。她还说，若想拥有这样的特殊技能，就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身处震中时，就不再能看到自己了，自己也就当面消失了。
这可能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交谈，我因为她而消失了。对，我逃学了。早晨从家里出发时，我脑子里还有明确的目标，知道要往哪里去，但经过几个街区后，就忘了目的地了。我被路边一个女人的长腿所吸引，她穿着色彩绚丽的长筒袜；我被穿过斑马线跑向附近广场的狗狗所吸引，还有推着双胞胎的婴儿车、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艰难前行的消防车、拎着叮当作响的酒瓶的流浪汉。当我傍晚回到普希广场的家里时，熟悉的鼓声已经在呼唤我。我的邻居们在那里守护着。
某天晚上，夜幕已经完全降临，我为了不引人注意，特地换上黑衣服，下楼来到院子里。他们围桶而坐，桶里燃着些垃圾。大多数人在低声交谈，其他人则喝啤酒，还把喝空的易拉罐压扁扔到身后的黑暗里。其中几人用手掌拍打着鼓面。当他们敲累了，就会马上换上另一批人，所以鼓声的节奏一直在变化着，不同的鼓声在黑暗中相互寻找。夜色渐深，更多双手加入击鼓的行列中，鼓点的节奏也变得越来越清晰。小鼓更容易放在膝盖上或者拿在手中敲打，其节奏也更容易被打断，就像多动的孩子或是麻雀那样需要关注。那天晚上我还不敢击鼓。我坐在长椅的尽头，几乎隐身在黑暗中。大概只有我的脸在一片黑暗中隐约可见，随着火焰的闪烁，我的脸像个小亮点忽隐忽现。在某个休息的时刻，只有一面鼓还在维持着单调的节奏时，我给他们讲了关于奇什卡的故事——很久以前我的家乡有位疯子，他向全世界宣战，甚至成功地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但最终被敌人抓住处决。他在死前曾下令，如若战死，要将他的人皮做成鼓，鼓声将激励余部继续奋战。“咚、咚、咚”，单调而微弱的鼓声不停作响。他们认真地审视我，我的小故事似乎化作了实体，我觉得它就像小礼物一样摆在了他们面前。一大早，就有人带来了一面军鼓，一个穿着迷你短裙和丝网长袜的姑娘把军鼓挂在脖颈上，向我展示了如何稳定地进行演奏。从那一刻开始，我几乎每晚都去，他们称呼我为“奇什卡”。
有位姑娘名叫卡尔拉。白天，她总是把孩子抱在胸前，或是用花布包裹孩子系在背上。她喜欢露出纤细的双腿，穿得尽量短——因此是迷你裙，她足踏高筒系带长靴，身着紧身皮夹克。后来我又看到过她几次，却是完全不同的装扮，她在自己的短发上绑了一串五颜六色的发辫儿，身穿橙色裙子。她穿过街道，途经普希广场，又继续往前，直到在一家咖啡馆的桌子旁坐下来；她慵懒地与跟她类似的人们闲聊，甚至在用母乳喂孩子的时候也没有停下来。
我也常常会坐到她身边，点一杯白咖啡或者白葡萄酒。我们懒洋洋地看着那些精致的汽车如何惊恐地拼命躲避奔涌的行人。
卡罗利娜，一位技艺精湛的女鼓手，她认为击鼓时应该全神贯注。在一些初学者身上经常会出现做白日梦的现象，他们会为节奏所陶醉，沉迷其间，不可自拔。她说，人的某部分意识会随着节奏入睡，进入无意识状态。她还向我展示了如何确认自己是在做梦还是处于清醒状态。她说，只需看看自己的手掌，这能让你回归自我，你会知道，你，在这里。
因此，当我在早上敲击铁锅时迷失了自我，或者在白天沉湎于击鼓时听到了窗下传来的鼓声，或者击鼓已经渗透到我的其他日常活动，譬如鼓声在我吃饭时突然出现，我就会放下餐具，用餐巾纸擦净口唇，然后看向我的手掌。
卡尔拉认为，人从来无法确定自己身处梦境还是清醒中。她说，通常受到普遍认可的界限是睡觉和醒来。这是非常简单的理论——睡眠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是做梦，而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一切都是清醒的呈现。“呈现”——她第一次使用这个奇怪的动词。我不喜欢这个词。那些所呈现的未必是真正发生的。当我说“呈现在我身上”时，听起来就像我不能确定这是真实存在，抑或仅仅是我所感知的臆想。必须有另外一个词，这个词是“做梦”的反义词。
这年秋天，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四处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肉眼可见。尖头鞋取代了方头鞋，紫色与卡其色拼死一搏，黑色逐渐淹没了商店的橱窗，将疯狂的红色排挤到郊区的街道。
我几乎每晚都去看他们。当我完成了手头无聊的工作——坐在数不尽的文件中，将这一摞移到那一堆；当我把那些任务终结，把一切琐事都记录在案后，我会从冰箱里拿一罐啤酒或者一盒饼干，带着出门。
去那里的人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有新人加入，有旧人离去。金属桶里燃烧的火焰每次都映照着不同的面孔。鼓也在变。我最高兴的时刻是一面磨损严重的旧鼓的出现，此鼓被人们称为“擦鼓”。这是一面高大而厚重的鼓，鼓面上有个洞，通过拖动绳子来演奏——就像鼓在说话，在用几个钟头的时间来倾诉、哀泣、低唱。鼓中的国王无疑就是它，而不是另外两个男孩带来的那面需要用柔软的鼓槌从两侧敲击的土耳其鼓。想演奏擦鼓的人排起了队，每个人都希望在节奏感十足、粗犷又感性的鼓声中忘却自我；天快亮时，我的手已经累得麻木，泛滥的汗水淹没了眼睛，身体也虚弱不堪，但我似乎还没有得到满足，是的，永远也不会够。
一个肤色黧黑的漂亮女孩带来了一面印度达曼鼓，鼓身两侧的皮带上各系了一个球，当她用手掌击打旋转的鼓时，两个球会碰撞绷紧的鼓面，发出令人神经紧张的焦虑节奏，这节奏仿佛是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雷暴，它已经在地平线之外酝酿形成，正在上升、逼近，一会就会像冰雹一样瞬间劈中我们的身体。姑娘解下小鼓交给周围的人，每个人都想加入这个蕴含着净化意味的灾难预言中。长得像门环的西藏小鼓发出警告和怒吼声。另一个单调的咔嗒声就像哀怨的圣歌，如泣如诉。总是会出现某个不那么清醒的人，猛然间抓住铃鼓，这是一件最安全、也最著名的乐器。人们对这样的行为听之任之，允许他寻觅重返幼儿园的感觉。现在，他用拳头捶击着鼓面，拍打着鼓边的金属圈，然而这种金属撞击声听起来实在让人觉得刺耳。当喝醉的手鼓让我们恢复了意识之时，军鼓自然也加入进来，这是位从了军的亲戚，变得越来越令人畏惧。军鼓说，即将到来的雷声实际上是战斗的高潮，这样的激战每天都该发生，永远也别想逃避。当非洲的墩墩鼓、会模仿人说话的马来西亚伊迪奥风鼓、只有女人可以敲击的定音鼓、只能在家制作的单鼓、从玩具店买来的婴儿鼓，还有优雅而极具异域风情的鱼形鼓，形形色色的鼓全部都加入进来后，喧闹声变得令人难以自持。此时此刻，才创造出真正的交响乐——节拍相合、共鸣绕梁、错落有致。偶有拍子被击错，蹦出不和谐的杂音，但很快就会消弭于无形，自动调整，重归有序。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感受到自己的战栗与躁动，拼命吸收着来自外部的节拍，这节拍比我们自身可悲的尖叫声更为重要。节奏席卷了我们，淹没了我们，让我们为即将到来的风暴做好准备。当风暴真正来临时，我们竟令人难以置信地、眼睁睁地屈服了，就像被淋了一场倾盆大雨。
然后一切归于沉寂。只剩下一面儿童鼓的声音，它均匀地奏鸣，如钟表一样与时间保持着一致——嘀嗒，嘀嗒，嘀嗒。节奏从一开始就创造了时间。鼓乐喧天，再安静下来，这样的循环在夜里发生了几次。清晨时只剩下一个人，他像个哨兵，确保着鼓声不会中断。
这，就是在这座城市中，发生在我身上的唯一不变的事。也许正是因为这鼓声才让这座城市始终保持在受控状态，虽然城市并不知道，这应该归功于谁。
我与卡尔拉成了闺蜜，花在案头工作上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现在几乎每天都下楼蹲在她的棚屋里。我们一起看电视，当她出去时我帮她照看孩子。我把孩子用布巾系在腹前，溜达到其他人的棚屋里，坐到破旧的沙发上，安静地与他们一起看电视。他们一共有六台电视机（一台放在户外的树下，为了防雨还在上面撑了一把黑色大伞），每台电视都播放着不同节目。因此当我从一台走到另一台时，就可以看到整个世界——战争的硝烟、百慕大的整容手术、大草原的野生动物、人类的性行为、朝鲜的大阅兵、无休止的时装秀。常有人把我误认为卡尔拉，尤其当我抱着她的孩子时，我也懒得纠正。我们俩经常在午后坐在普希公园的长椅上，看着那些从头到脚罩着黑纱的女人或者戴着麻线帽的大胡子老头儿。
她曾经问过我：“你会不思考吗？”我答道：“当然。”我倚着长椅的靠背，眼盯着鞋尖，沉入自己思绪的灌木丛中，一部分想法是油腻而富有弹性的，另一些则虚弱而飘忽不定。它们互相串联，又彼此融合，最后像椒盐卷饼一样卷起来，像甘草做的黑色糖块，然后凝结成气泡向上漂浮。“我们就是带有欺骗性的影像流。”卡尔拉重复地说，带着某种陶醉，尤其是当她成功地把孩子扔给某个人带，自己可以安静地抽烟时。
没有任何持久固定的基点，没有方向，只有永恒的流动，以及发生在转瞬间的诞生与湮灭。如果可以穿越到每个时刻的内部去旅行，你就会发现，构成存在的基本要素是“即将”和“已经”之间的空白地带。世界就是由这样的空白构成，很遗憾没有合适的语言去描述它。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真实事物，其实就是它的昙花一现，是对不存在的完美性的扭曲。“那又如何？”我追问道。她习惯在吸烟时长时间地喷吐漂亮的烟圈儿。“没什么，”过了一会她说道，“留给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所有行为都煞有介事，好像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一样，假装我们同样不真实的、不习惯虚无的身体也希望能体验到这一切。我们要忽略刚才我们对真实性的所有质疑，假装笃信它的存在，就这样活着。服从于你的感官吧，姑且接受它们所传达给你的一切。要将这些视作绝对的金科玉律。就像巴黎那边的塞尔夫哲学模式一样。每日清晨把你眼睑上的虚无抹去，陷入幻象的颤抖溪流中吧。让自己成为多姿多彩的幻象，但要记住真实。”
首先，我买了一顶带有黑色发辫的帽子。戴上深色的美瞳。当我第一次在镜子前试戴帽子时，我看到了一种少女的青春气息呼之欲出。为了配这顶帽子，我特意穿了一条挂在屁股上的肥裤子和一双厚重的靴子，然后骑车奔向变幻叵测的城市。我真的就是那个小女孩，因为这就是我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就是我从别人脸上看到的反映，我给他们这样的印象越深，我就越能确定自己成了这样的人。我已经不再抽烟，也不再伏案书写，完全放弃了那些重要的专栏。我被那些曾涉足的地方所吸引，那些地方充满了响亮的音乐和与我类似的人——人头攒动的迪斯科舞厅前、城市公园的湖岸边，还有网吧。在网吧里我开心地点开有关时尚和布兰妮·斯皮尔斯的网页。我的嗓音变得更高亢，更尖细，我的肌肤变得更丝滑，更容易捕捉到风和水的气味。我碰到另外一些与我相仿的人，我与他们聊天，度过了一段透明而浮浅的时光。我还跟他们约了第二天晚上再见面，但我从来不确定是否会去赴约。
能成为另一个人，是怎样一种解脱啊，哪怕只有这么短短的一会。其实，在这座城市中并不难实现，因为这里有数不尽的商店和丰富的库存，任何风格、任何颜色都不难寻到。还有那些二手店，大量被人穿过的衣服又在其他人中流转。城里有各种口红、假发、发油和染料，有文身的洞窟和黑店，有舒适的治疗师工作室。仅仅换件衣服、染个发色或是在鼻孔以及嘴唇上穿个银环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忘却自我。如无名氏般睡去，做无名氏状醒来。别人无限的生命旅程与我有诸多交会，是什么阻止我们变成他们？扮成a出门离家，归时饰演b回到另一个家里。
我用在土耳其市场上花了几毛钱买来的布料给自己裁剪了一条纱裙，又用剩下的布头缝制了一幅真正的面纱，再用染料把眉毛染成了深色。我坐地铁来到泛滥着异国风情的区域，融入人群中，随手拍拍熟了的甜瓜。当目光撞到大胡子男人的凝视时，我会低眉敛目。我混入有一群孩子的大家庭里，走在他们后面，就像是他家的某个不重要的远亲一样，一路尾随到他们家公寓房门前。有时，我会不知不觉地跟着他们走进房间，坐在沙发上，喝一小杯甜甜的浓茶，然后完成摆在桌上还没收尾的手工活——童袜、线帽、手帕边上复杂的镂空刺绣。后来我甚至开始用他们难懂的语言喃喃自语，开始帮忙把盐渍花生从厨房里端出来，把用糖浆浸泡过的甜谷粒团成小丸子。但是到了傍晚，我就会感到蠢蠢欲动，似乎有什么东西驱赶着我奔向某个地方，因此我有几个小时会变成头戴棒球帽、身穿格子衬衫的帅小伙，最终与其他人一起出现在那里，用带毡子头的厚重鼓槌敲打着土耳其鼓。
如此变换身份并非难事。就像从帽子里变出兔子的戏法一样，我会把各种角色从自己身体里揪出来。这些角色既不是我创造出来的，也不是我所扮演的。
周六，我化作一个久未洗浴、蓬头垢面的流浪老妪，在跳蚤市场里徘徊，四处寻找有璺的茶杯和破损的小镜子。人们对我避之若浼，这反倒让我十分欣喜，因为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拥有过如此宽裕的空间。
每个月，我会变身为一个男性商人，在某家酒店里开房入住一次。每到那时，我会把抽剩下的烟蒂塞满烟灰缸，打开电视看美元汇率，还在浴室里留下男用古龙香水的味道和剃须泡沫的痕迹。我给女清洁工塞小费，总会比她通常拿到的多不少，以便让她记住这个并不存在的人。
我一直乐此不疲。从根本上讲，在这些变化中我并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我没有假装，也没有演戏。又不是在剧院。所有的工作都是别人完成的。因为这根本就不涉及我，所以这些努力都与我的存在毫无关系，只与别人对我的感知有关——这便是始终深藏着的整个秘密。原因大抵如此，尽管我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发现，但还是身不由己地被吸引到那些大商店和装有自动扶梯的大型购物中心去，我坐着电梯上下穿梭，往复奔走。其他人一定也会有这种想法：在此类地方，不仅可以让自己在别人眼皮底下隐身，还可以在自己面前隐身，如此这般，就能避免自己与自己周旋，避免像拼装乐高积木一样，付出将自己拼装起来的努力。
因此我像所有人一样，像那些吵吵闹闹的兄弟姐妹、招摇过市的同事、游戏人生的玩伴一样，在摆满了名表、手袋、丝袜、香水、法国奶酪和时尚拖鞋的流光溢彩的柜台前游荡。我这样游荡，只是增加了一点视野。我在香气四溢的摊位前徘徊，冷漠地扫过女店员，她温柔细腻的纤纤玉指在收款机的键盘上弹奏着银铃般的旋律。
我在挂满时装的迷宫里迷了路——一件件衣服看起来就像暂时失去了活力的人物，他们在仓库的等候厅里睡着了；直到有一天，将会有某个无意识的身体来拜访，把他们变成真正的有生命的人。我不知疲倦地在瓷器、玻璃、闪闪发光的银质餐具、柔软的毛巾、床品货柜旁飘荡，然后滑下楼梯，被人流裹挟着来到最底层，那里有酒吧和小食店，我点了杯咖啡休息片刻，便再次不辞辛苦地飘然上楼，再次让自己模糊、溶解、淡化、褪色、抹除、消隐。
我大胆地走，阔步前行，巨大的玻璃上反复折射出我的影像。无数个我，成百上千，成千上万。人们坐在地铁的入口处，敲着鼓。
假发、染成霓虹色的接发、面纱，还有增添了一分庄严感的自然的灰白色发丝，从脸上可以读出饱经沧桑的温柔——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整日在书桌前爬格子码字，有时打打电话。而她，晚上站在浴室的镜子前，用卸妆棉擦掉脸上的妆容后惊讶地发现，在薄薄的皮肤下面竟然是某种坚硬而值得信赖的东西。那是头盖骨。她带着这个念头进入了梦乡。
这个女人有时会带着卡尔拉的孩子来到我们这里。她坐在长椅上，讲述着某个疯子命令手下把自己的人皮蒙成一面鼓的故事，至于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我们中已经没人记得了。
【注释】
原文为法语。
原文为英语。
原文为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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