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一切都在黑暗中发生。这可能吗？白昼只出现了短暂的片刻，那时，白昼像一件粗糙的亚麻内衣，像硌人肌肤的宿舍床品，像穿了整整一个秋天的、用地毯上抽出来的纱线编织的毛衣。太阳仿佛一盏巨大的六十瓦灯泡。离开学校时，天色已暗，然后越来越黑。空无一人的商店透出的昏暗光线在潮湿的人行道上映出了斑斑黄色污渍。乘电车一路穿过暮色，直到那间位于诺沃特基大街上的公寓，房间的窗帘将黄昏拒之门外。十二月初的华沙。
我一直感到冷。在公交车站，我梦想着穿上一件羽绒服，然而在这个维度上它并不存在。此类东西都来自外太空，来自某道边界之外，来自甚至无法想象的异世界。在大学旁那家被所有人称为“蟑螂吧”的乳品店里，我点了半份蔬菜和一张薄煎饼。然后我感到吃得太撑，有些头昏脑涨。要不要再吃一个甜甜圈？等我参加工作了，我梦想着，那时候我就会成为一个懂生活的成熟女人了，我要买一整盘甜甜圈，就买马尔赫莱夫斯基大街上的那家店里的，因为他们做得最好吃。我会安安静静、慢条斯理地吃，从金字塔顶上的那一个开始。
礼堂里开了大会，在会上，志愿者们都获得了“大罢工特别通行证”，因此我可以外出了，我成了一个“特权人士”。我满怀自豪地从睡觉的长桌上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走下楼去。楼下的执勤人员在名单上核对了我的名字，便拿钥匙开门放行。我站在冰冷的空气中，站在突然降临的沉寂中，站在隐藏着学院公园秘密的暗淡光线中。谈话的嗡嗡声、乒乓球打在台面上发出的单调碰撞声、墙后不知何处传来的沉闷吉他声统统消失了。那一团呛住了我们每个人咽喉的、满是灰尘的干燥空气也消失了。现在的我呼吸吐纳着冰霜。我的病人真是我的救星，他们将我放出了樊笼。他们从远处，从布拉格区给了我一个特赦，就像天使的传信一样，飞过维斯瓦河畔的整座城市，降落在斯塔夫卡，降落在我的头顶。它如圣灵之火，我是天选之人。
我步行到111路公交车站，在纪念碑旁，我已经快要冻僵了。公交车到达时，终于坐上车的我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舒服，我双脚踩在座位下的横杆上，用外套紧紧地包裹住大腿和臀部，又竖起衣领，舒缓的呼吸使自己感到一阵温暖。我像眼睛，像澄澈的深色瞳孔般掠过这座城市。
就在公交车驶离剧院广场站开往克拉科夫郊区大街站方向时，大学也宣布罢课了，红色横幅悬挂在学校大门口和哲学系大楼上。人潮涌动，热血沸腾，带着不可名状的狂热。放眼看去是层层叠叠的黑色人影，还有摆着地下出版物的摊位。哲学楼前一直有两个小伙儿，他们抱着一个盒子，路人纷纷把香烟投入盒中，偶尔也有整包的，但大多只有一根两根。我们那儿，在斯塔夫卡，我们与这种激情、这种骚动、这种光和热隔绝开来。我们在一座座阴暗的建筑物里沸腾、腐烂。我们是全省大罢工的参与者。鲍勃·马利的歌在一遍一遍地播放，也没什么用，就像一台革命的手摇风琴，像一个转经轮。整部历史在这里发生，在克拉科夫郊区大街。
透过公交车窗，我看到了下午在新世界大街上的汹涌人潮——他们总有事情要做，总有东西要看，在这个历史时刻，人的群居本能得到了极大强化。我要么在新世界大街车站下车，要么多坐几站，穿过黑暗而冷漠的维斯瓦河前往萨斯卡·肯帕站。那里的街景十分静谧，脚踩在厚厚积雪上发出的嘎吱声格外响，仿佛置身乡下。当你走进这条街，就好像投入了温情脉脉的女子怀抱中。
我需要照顾三个成年人。我的老板m把他们称为“客户”。我也用“客户”这个词。以“病人”来称呼是一种背叛，这意味着你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站在墨守成规的一边，站在伪君子的一边，站在体制的一边。m还说过，我们最喜欢使用的“疯子”“神经病”这些词，是因为听起来质朴而直白，就好像回到了词汇本身的源头，就像亚麻、棉花和再普通不过的黑面包一样。这些词童叟无欺，也绝非言之无物，不似“躁狂抑郁症”“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或“边缘型精神分裂症”这些术语那样晦涩拗口、不知所云。越是简单的词汇，就越是可信。这就是事实，人会发疯，一直都这样，m说。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我们要进行研究的原因了，在课程讲座中，我们将探讨造成它的原因是基因、教养、分子的微妙转化，还是酶、恶魔，或者某种永恒的仪式。人会发疯，毫无疑问，自古如此。人总是处于发疯和正常两种状态之一，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就是我们，耐心十足的陪护志愿者。
m从坦姆卡一座廉价公寓的三楼对我们发号施令，但我很少亲眼见到他。我只与那些负责分管我们的老志愿者进行沟通。我们这儿是分层管理的，我属于层级网络中的一员。每天下午，我们都在四处奔波，就像得到了密令的干事，就像在执行神秘的紧急救援任务，就像心理健康旅行的推销员一样。有时，当我迷失了方向，我就会设想，他处在我的位置上会怎么做呢？m胡须浓密，身材高大，总是穿着一件法兰绒格子衬衫，常倚靠在窗台上，俯瞰整座城市。一想到他，我就放心了。他给出的指令清晰明确，尽管从不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即使会议之后我们在他的公寓里喝酒时也是如此。人都在承受痛苦，因为这就是世界的运转方式。但有时候，他们的受罪毫无意义，纯属自找苦吃，尽管没有人要求他们这么做，也不理解他们为何会这么做。我们的工作就是与他们待在一起。我们相信自己可以帮助他们。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
我负责两个点，一处位于绿树成荫的萨斯卡肯帕街区，另一处在新世界，大道旁的那间阿玛托尔斯卡咖啡馆中。这是一家终日烟熏火燎的小馆子，即使在冬日正午短暂的高光时刻，室内也是黑漆漆的。我坐在靠角落的一张桌子边，抽着烟，喝着茶，等着切·格瓦拉到来。我常常坐在窗边的一张咖啡桌旁，透过窗子可以看到一段街景，那里有服装店的一隅，店里总是亮着灯，却一直门可罗雀，只有穿着松松垮垮的格子外套的女店员们带着网兜，随时准备送货上门。我的病人走了进来，他脚步响亮，目光四射，完全是一副准备登台演出的架势。他身上挂着行军饭盒，腰里绑着模仿子弹带的皮带，穿着拖到地面的长大衣，头上扣着个钢盔，钢盔下还戴了一顶暖和的羊毛帽。“嗨——希特勒！”他从门口一路大喊，要么是“你好，工人们，同胞们”，要么是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人们会慢慢地把头转向他，笑起来，半是打趣，半是纵容，笑容或多或少流露出亲切的意味。有时还会有人喊他：“你好，切·格瓦拉！”然后，咖啡馆里又恢复了之前的喧嚣。
他走到我这里之前，还会和其他客人搭讪几句，给他们背首诗，接着又和女服务员调笑起来，喝起那杯给他沏的不加柠檬的淡茶，也像是在饮用糖浆一样香甜。
“她在等我呢！”他用手指着我，向所有人宣布。
当他终于摘掉钢盔在我身边坐下时，露出了满头灰白色头发，发型像个刺猬。我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他终于回到了自己在剧院的更衣室，离开了舞台，熄掉了聚光灯，松了一口气。“真冷。”他用平静的语调说，捧着茶杯暖手。
他微笑，一张光洁而苍白、充满孩子气的脸上没有任何奇怪的表情。
“嗯，怎么样？”我会问。他会回答“好”或者“不好”，但这个问题可能毫无意义，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在他的生活中，所有判断都是遵循自己的逻辑、按照个人模式建立的。劝说他服用处方药也同样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不想这么做。
“我吃药的时候，我就不是我自己了。”他会如是说。
m说：“发疯是一种对世界的奇特而怪异的适应，这不是什么坏事。——只是为了避免遭受没有意义的痛苦。”他添加了自己最喜欢的这句，然后我们想知道，人何时遭受过有意义的痛苦？“只要不放弃缓解，”这也是他最喜欢的词句，“缓解焦虑。”
其实，我们想找个恰当的时机把切·格瓦拉骗去医院。所谓的恰当时机，就是他的痛苦溢出安全阈值，变得危及生命，变得完全无法忍受时；就是世界突然咧开嘴，龇出獠牙，露出自己真实的狰狞面目时——要知道世界总是在与人类作对。我们打算锁上公寓，收起钥匙，然后去病房探视，等他出院后，再把他重新放回原本的生活里。这时，我也就会再次成为一个切·格瓦拉的观众，观察他如何在街上跟人搭讪，如何穿着那身行头跳出来拦住一家人，如何让戴着帽子和编织手套的老太太惊得呆若木鸡，如何吓得在首都出差的外地人拎着公文包做出防御姿态，从他身边仓皇逃走。有时候，我跟他道别之后还继续跟踪他来到新世界和鲁特科夫斯基大街，他挂在皮带上的行军饭盒咣咣作响，惊飞了一群困惑的鸽子。有人把他当成了乞丐，在他手里塞几个硬币，他竟然收下了，看上去一点也不尴尬。我还看到了他混进了游行队伍里胡闹，一路走一路大喊着“举起手来！”或者“盖世太保！”——他就一直在重复这些塞满了他整个脑袋的战争年代的声音。他的记忆从未离开过1945年，对之后发生的事恍若不知。他无视当下，也许这就是他获得安全感的原因吧——他已经过时了。即使这样，我还是很担心他会出事。革命不喜欢疯子，因为革命本身严肃得要命。
“我们可以去俱乐部。”我建议。我指的是那间由洗衣房改成的公共娱乐室，我曾经带着被监护人去那里喝茶、玩跳棋、打乒乓球。
“我不喜欢去那儿。”
“为什么？”
“因为那儿的人觉得我疯了。”
“看看你干的那些事，被人当成疯子是你自找的。”
“我知道。”
“你还装扮成游击队员，在街上大喊大叫，跟别人瞎扯，胡言乱语。”
“我知道。”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我也不知道，也许我就是疯了。”
“也许你就是疯了。”
罢工期间的晚上，两部公用电话都被围得水泄不通，要打电话的人排起了长龙。妈妈只会像着了魔似的一遍一遍重复道：“回家吧，坐火车回家吧！”爸爸会从她手上抢过话筒，说：“给我带点东西回来。”我爬进暖气旁桌子上的睡袋里躺下看书。紧邻我的那张桌子上睡着一对老夫妻，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交谈，他们正忙着卿卿我我。
礼堂里的会开得没完没了，需要进行投票表决了，委员会主席用木屐敲打着水泥地板，这东西还是当年盖世太保占据心理学大楼时遗留下来的。此时此刻，每一分每一秒，崇高的革命气氛都在感染着我。仿佛我只是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沙海中的一粒细沙、一个微小的分形，哪怕是一片雪花，也明确地昭示了自己是属于暴风雪的一部分，这种归属于某个集体的存在感使我倍感欢欣。多么让人宽慰啊！成为一个集体性的存在，不再属于自己，取消了隔阂的边界，哪怕只是一瞬间。通向礼堂的走廊里有个塞满了烟蒂的烟灰缸，我们站在旁边抽烟。吸烟的人围成了一个不稳定的圈子，不时有人加入，有人离开。突然间，我感到十分疲累，对独处片刻的渴望变得空前强烈，于是我把自己锁在二楼的洗手间里，坐在马桶上盯着墙面片片剥落的油漆。忽然有人拉隔间门把手，我忙屏住呼吸，直到那人在隔壁的马桶上坐了下来。我悻悻地回到桌子边，又一次重读《跳房子》，这次是换了个角度，根据不同的关键线索去读。我发现，书中事件发生的顺序未必是一成不变的，也许在生活中也是如此——一件件事浮现在我眼前洗牌，又以随机的形式重新排列——我被这个想法打动了。我走下楼，排在等待打电话的队伍里，然后立即出队，跑去自助餐厅，接着再回来排队，如此循环往复。之后上桌子，去洗手间，回礼堂，排队打电话，桌子，自助餐厅……最终我有了一丝明悟，原来别人也是这么做的。他们在秩序与混乱中试探着，因此大楼里总是动荡不安，路上总是人潮汹涌，旗帜四处飘扬，还有正午时分突如其来的不可穿透的黑暗。
玻璃窗外的城市变暗了，闪着微光。在暖气片上方，从我放在桌子上的睡袋开始，这似乎不再是一个能容纳人类的友善空间，仿佛此时此刻的世界已经撕裂了外表包裹的柔软装饰，露出了它锋利而丑陋的骨架。还记得那几只实验中的幼猴吗？给了它们两个假母亲供选择：一个可爱又柔软，但是没有奶；另一个是用冷冰冰的金属线缆制作而成，但可以从它们的人造乳头中随心所欲地吸吮乳汁。小猴子宁可选择在愉悦的柔软中饿死，它们虚弱地在人造毛皮上挤成一团，任生机流失殆尽。睡觉之前，我会为做实验中的所有生灵祈祷。当然也为人祈祷。
那时，我也需要柔软。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了挂着豪华窗帘的电影院和饭店方向，渴望那些不可触及的雪尼尔和天鹅绒，我不断摩挲着自己的灯芯绒裤子，直到绒毛几乎被磨秃，又把一条褪了色的丝巾揉得皱皱巴巴。我渴望柔软，比如春天温和而湿润的空气、阳光、沙滩，还有一杯纯咖啡，哪怕是一块香皂也好。硬邦邦的桌板睡得我骨头酸痛，粗糙刺人的毛衣高领在我脖子上勒出一圈红印。
伊戈尔是我的另一个照料对象，他与我年龄相仿，和父母一起住在绍斯克罗街一间满是装饰品的公寓里。他谦逊而冷静，总是保持着不错的心情。但问题是他总离家出走，搭上火车不停转乘流浪，而且从不买票。他的“逃亡生涯”混得还算不错，总有人请他吃三明治、苹果和糖果。他知道该如何给人留下好印象。他往往一消失就是几个月，回家时已是一副蓬头垢面、精疲力竭的样子。他的母亲一气之下会把他送到医院，但很快他又会被放出来。一旦邮递员送来他的养老金，伊戈尔就会再次踏上自己的蹭车之旅。他在旅途中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旅行漫无目的，完全无迹可寻，直到一段时间之后警察或救护车从埃尔克、苏沃基之类的偏远山沟把他遣送回来，才知道他都去过哪里。我们试图像栽种灌木一样让他在某个地方扎下根来，试图把他羁绊住。我曾和他一起去俱乐部，打牌、下中国井字棋，或者玩填字游戏，但是实在单调乏味，无聊到极点。我们把有可能唤起他激情的各种爱好都和盘托出：集邮、航模、养神仙鱼、收集矿石等等。他报以和煦的微笑，随即又把话题扯回到火车。他会问我能不能散步去火车站——先过桥，然后沿着耶路撒冷大街一路走下去。于是，我们俩就在站台上转悠起来，看着电子公告板上的目的地变来变去。他会紧贴红线站着，以便在火车进站时能看得清楚。他会数车厢，对哪节是卧铺，哪节只有硬座了如指掌。
“嘿，有一辆餐车。”他惊叹道。
“你不能在波兰到处流浪。”我会对他重复这句话，仿佛他是个孩子，而我是抽象的、普世意义上的母亲。
“我知道。”他会像个大人一样回答。
“这很危险，你不能这样生活。要不然会再次把你送进医院的。”
“难道不能安排我当一名铁路工人吗？”
“当然可以，但你得去上学啊。”
“不上学就不行吗？”他失望地问。
他称我为“波兰女王”。
几年后，他突然拜访了我的父母，我想他一定是从我们以前的谈话里回忆起了这座小镇的名字。那天一大早他就登门了，穿着得体，彬彬有礼。他自称是我的朋友。我妈妈给他做了早餐，他们三个人聊了起来。伊戈尔一旦觉得安全了，就开始在他们面前勾勒出由纵横交错的铁路和无数火车头、车站、铁路工人所构成的宇宙图景：这个宇宙运动不息，匆忙是永恒的基调，在不断转移中被蒸汽喷涌的云层所包围，世界中充斥着开关的碰撞声、汽笛声、叮当声和单调的隆隆声。活塞在出力，旅行的人群在沿着玻璃墙围成的中央广场漫步，他们走到月台上，走到售票处的祭坛前，那里有教区牧师般的站长正在举行祭礼，穿着制服的指挥人员凛然而立，收取他们手中的车票供品。神圣的终点站，奇幻的目的地，一次又一次出行都是救赎之旅。
“还有您的女儿，波兰女王，心理学女沙皇，德鲁尼卡女神，愿她的名受到赞美，愿她生前身后、生生世世都有好运常伴，我以四境之名祈求。”
五月的阳光照耀着小镇，落叶松的枝丫透过窗户窥视着厨房。一位邻居正在清扫他屋前的人行道。妈妈刚咽下的食物卡在了喉咙里，父亲嘴上叼的香烟也凝在了唇间。
西里尔参加了罢工。他是一个奇怪的男孩，身材高挑，脸上长满了粉刺和不均匀的汗毛。他虽然患有自闭症，但因天赋过人，还是被学校破例接收了。他闷闷不乐地沿着走廊走着，那些和他擦肩而过的人会突然收声，面带困惑，似乎为自己的喋喋不休感到尴尬，他们会转过头去看涂有油漆的墙壁，把烟掐灭，或者突然开始对张贴的广告产生了兴趣。在礼堂里疾风暴雨般的会议上，他会站在角落里，盯着地板上离他鞋尖只有几米远的某个点。我们也不由自主地随他的目光寻找，难道地板上有什么东西？一道划痕、一张纸，还是一枚硬币？但他看的地方空无一物。在学生中人气很高的b从远处照看着他。她总是提醒我们宽容的必要性，说什么我们与众不同，我们要医治那些在外面的人，我们要改变世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值得被爱，精神疾病的概念属于一种系统性的歧视云云。当西里尔开始发言时，他总会说得条理分明、逻辑清晰，尽管语速很慢。我们会紧张地听他说话，等待着从他口中冒出某个信号、标记或者什么奇谈怪论。他讲完时，四周会陷入片刻沉寂。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回过神来。然后喧闹的声浪会逐渐回升到原本的强度。
好像什么都没变。似乎现在的一切都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包括紧急状态下的生活。也许罢工才是世界的正常状态，很明显，恐怕罢工比僵化的、令人窒息的旧秩序更接近人性。然而在内心深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
一天晚上，西里尔发疯了。他在走廊里跑来跑去，不停地撞在墙上，发出恐怖的、不似人类的嘶吼声。在突然到来的寂静中，他那可怕的声音在这座曾经的盖世太保总部大楼的墙壁上，在灯光昏暗的夹层中反射出不祥的回声，残忍地把我们从投票表决的美梦、种种假设、轮流罢工的想法中唤醒。我们吓得紧紧地贴着墙。
b跑去追他，试图让他平静下来，把他揽进怀里紧紧抱着。他挣扎着想要摆脱。“西里尔，西里尔。”她单调地重复着，似乎想哄他入睡。最后他恢复了冷静，她和临床科室的另外几个人把他带到了一个房间。一位人文主义心理学教授命令我们全部解散。于是我们试图在长长的走廊和一间间教室里分散开来，但不论在哪儿仍然可以听到可怕的吼叫声。“砰！”我又听到一声闷响，那是西里尔在用头撞墙。
最后，他们叫了一辆救护车。片刻之后，我们看到紧身衣束缚着的西里尔被带了出去。
一直关在这里，谁都说不准会发疯，我们对此事议论纷纷。在尘土飞扬的走廊里，污浊的空气呛得人喘不上气来，透过窗户所能看到的唯有一座灰色公寓楼，矗立在叶子落尽的秃树间。大地仿佛披上了军事伪装，那种由棕白两色不规则斑块交织成的冬季迷彩。但愿这一切早点结束吧。让我们回家吧。
离我最近的病人是安娜女士，她的住处在新世界大街布里克糕点店后的第一扇门。那里是一片颇大的庭院，几座联排公寓围成一个歪歪扭扭的方块。其间散布着一个沙箱、两条长凳、几处水泥垃圾箱，还有几棵植物——枫树和雪莓。安娜女士的公寓在五楼，楼层太高，因此她很不愿意出门。公寓不大，小门廊，一间卧室和一个小厨房而已，透过阳台的窗户可以俯瞰街道。安娜女士总是隔着窗纱望向新世界大街——这么看起来，街道一定是模糊而朦胧的，与窗纱的几何图案重叠交错。她每星期只会下楼两次，先去空荡荡的熟食店里胡乱买点东西，然后到阿玛托尔斯卡咖啡馆喝一杯白兰地。很久以前她就已经不喝咖啡了。有时我约她在这间咖啡馆见面。有那么几次，我们和切·格瓦拉坐在同一张桌子，她对此颇为不喜，看着他的面孔和滑稽动作的眼神中充满了鄙夷。
“先生，请您控制一下自己！”她偶尔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她会把酒杯一直举到嘴边。只有当格瓦拉带着他叮当乱响的行军饭盒和子弹带离开时，她才会说：
“情况真是越来越糟了。我喝热牛奶，用热水瓶暖脚，还是无济于事。我彻夜难眠，顶多能有一刻钟迷迷糊糊的浅睡，整个漫漫长夜都毫无意义，实在是折磨人啊！哎，我的孩子，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呀？”她纤细的手指紧握着我的手，提出了这个带着悲剧色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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