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您需要多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我天真地问，这个游戏我们已经玩了很长时间。
“噢不，亲爱的孩子，我每天晚上都给公寓开窗通风至少半小时。”她回答道。
“也许您吃了什么难消化的东西？”我会再试一次。
“不，不，亲爱的，我五点钟就吃完了最后一顿饭。”
“我们可以给您开些安眠药。”最后我会说。
这时，她会从桌子前缩回身来，以一种愤慨的姿态僵直片刻。
“我永远不会迈出这一步，永远不会，”她最终会扔下这样一句，“吃了药肯定没好事，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但一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
“我们去散步吧，安娜女士。”
这是我能给她的全部建议了。
我们会穿过福克斯街和哥白尼街，然后顺着圣十字街折返到新世界大街。或者我们可以去另一个方向，朝河边走，河那边有诱人的美景，这无疑吸引着我们俩，虽然我们从来没有提起过。如果我们可以穿过河岸上的灌木丛，沿着河水永恒的流向行走，离开城市，深入冰霜覆盖的田野，穿越乡村小路，跨过柳树丛生的地界……走下去也许会直抵大海，或者调转方向朝南走，翻过高山，然后到达辽阔的平原。我们首先会摘下帽子，接着脱掉手套，最终把冬衣扔在葡萄园旁，深入越来越长的白昼，接受阳光的荡涤。
她一直在发抖，这与天气冷暖没有丝毫关系。她总是咬着嘴唇，仔细地审视每一米人行道、每一段栏杆、每一级台阶，还用鞋尖检查路缘石。每当她发现一个破洞、一处缺陷、一片铁锈时，都会悲伤地看着我，眼神中透着“你懂的”的意味。我们并肩而行，将自己裹在外套里。
她总是让我仔细观察。我看到了这样一座城市，总是灰蒙蒙的，由各种深浅不一的灰色调构成，一座让人接触起来难以产生愉悦感的城市，它凉薄，被中间的一条河流剖为两半。不时有公共汽车悄然驶过桥上，不久后又折返回来。巨大而昏暗的橱窗玻璃反射着重重人影，让街上的行人数量似乎翻了倍。他们嘴里呼出的一团团白色雾气看起来就像迟疑不定的幽灵缓缓飘飞。有一次她问我住在哪里，在听到扎姆霍夫街这个答案后，她惊恐地捂住了嘴。
“他们不应该在坟场上盖房子。他们应该把贫民窟的废墟与国家的其他部分隔离开，在那里建一片真正的墓地，以及一座博物馆。无论如何，他们应该这样整修这座城市。他们可以在切斯托霍瓦那边，靠近圣母教堂重建华沙城，或者在纳鲁河边也行，那儿的景色多美啊！从这个鬼地方搬走吧，我亲爱的孩子。”
很多次我向她保证一定会搬家，然后把她送回她那高大而狭小，像个鸟窝似的公寓。我会为她掸去外套上的落雪，用她的白瓷茶壶给她沏上马德拉斯茶，然后把土豆放在锅里煮。她会催我说：
“跟我说说话吧，有什么你想问的，给我讲个故事也好。你得把我折腾累了，哄我睡觉，你走的时候我肯定会睡着的。”
我悉听尊便，叽里呱啦地说了起来。我讲了罢工，讲了即将发生的诸般变化，讲了人们的种种八卦，但实际上我讲的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安娜女士的公寓似乎是个虚幻缥缈的世界，因缺乏生气而引人不安。楼下好像无事发生，从这个高度看去，横幅上的字迹已经模糊到无法辨识，原本鼎沸的各种声响也湮灭在迷宫般的庭院里，只回荡着一个褪了色的短语音节，语焉不详。这座城市仿佛由屋顶、天线和烟囱构筑，是鸟儿和云朵的栖息地，是永远阴郁的天空的居所，是黑暗的藏身之处，唯独不是人类的生息之地。
“你看见了吗？我的孩子，都结束了。你看地平线上的景象有多么模糊，看到了没？”
“这种天气总是这样的。”我安慰道。
可能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间参加了一场星球大战。也许行星的力量都是相互排斥的？是的，肯定是诸如此类的原因。人们彼此埋伏起来，抵达近处时互相射击，向教皇、里根和列侬开枪。一切似乎马上就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转成一种未知的形态。现实如波浪般起伏。梦幻与幻灭在通道中擦肩而过。玛雅的面纱在阳光明媚的风中飘动。
“我梦到了这个世界。”安娜说着，在水槽里注了涓滴细流，清洗茶杯，又小心翼翼地用抹布擦拭茶匙。“我梦到过，但我睡不着觉。你也帮不了我，”她补充道，“谁也帮不了我。你也只能过来陪我聊聊天。世界正在消亡，一切都终结了。”
我不相信她，但我已经放弃了把她带回现实的想法。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们都要活在现实里呢？想要维护世界的存在，想要像阿特拉斯一样把它扛在肩上，想要拯救世界，想要为世界献身赴死，都算不上是错误的认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事实。从某个角度来看，这就是个伟大的真理。
安娜女士的本体论是这样的：她相信自己的睡梦拯救了世界。她睡着的时候，这个已经腐朽破败、元气耗尽的旧世界将会重获新生。她一边睡着觉，一边就拯救了世间万物，让它们起死回生。如此伟业显然无人察觉——人类是多么可悲的二维生物啊（“就像一张纸。”她说），唯有她自己、我和她的医生三个人了解真相。即使是安娜女士的女儿，一位著名的媒体人，也蒙在鼓里。这个女儿只会在安娜女士因沮丧和失眠而陷入长达好几个月的抑郁时，开车送她去医院。
“为什么是您？”第一次见面时我问她。她让我把做完的填字游戏剪切成带字母的小方块，她要用这些纸屑弄出一张巨大无比的拼图。过了一会，她才神秘兮兮地举起手指，以施洗约翰的手势指向天堂。
既然饱受失眠之苦，又如何能拯救世界呢？她好像看出了我的疑问，用眼神将我引向人头攒动的示威队伍和大学里悬挂的罢工横幅，似乎上面写着“世间诸般乱象源于长期居住在新世界大街的退休波兰语教师安娜·托皮埃尔女士的失眠”。
我们用她漂亮的镶金茶盏喝劣质的马德拉斯茶时，她会向我解释，这个世界需要大约八个小时的睡眠。这其实不算多，但她最多只能睡一两个小时，而且天还没亮就再也睡不着了。她睡得很浅，梦中能听到大地的根基在噼啪作响。尽管医生给她开了辅助睡眠和改善情绪的药片，但她拒绝服用。她认为借助原始的药理学来操纵现实法则的做法十分荒谬。我同意她的看法。我开始发牌，我们玩起了惠斯特牌，所有纸牌游戏中最无聊的那种。这是为了让她感到厌倦，让平静在她身上缓缓流淌，让我的话语乏味冗长，永远空洞无物，让寂静发挥作用，让水把茶冲淡，如此种种就像顺势疗法的镇静药物，在我的呼吸下哼着摇篮曲。这就是我施展的魔法巫咒。
有一次我看到她睡着了。她睡在扶手椅上，头斜侧向一边，面容安详而姣好。我不由自主地走到窗前，得验证一下到底会发生什么奇迹。太阳从低垂的、翻涌奔腾的秋日云海后面露出了头，阳光洒落在联排公寓的屋顶上。
我周六下午搭电车去看他，只是为了快速确认一下，是否一切正常。这场大罢工演变成了轮流罢工，明天在大学里将举行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而今天晚上还有另外一场集会。
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切·格瓦拉一直不想开门。我能听到他在糊了报纸的房门内侧的呼吸声，甚至还有他睫毛扫过猫眼的沙沙声。
“口令？”他终于发问。
我慢慢地说出了脑海中蹦出的第一个词，天空、树叶或是罐子，现在已不记得了。然后他犹豫了一下，咔嗒一声锁响，门开了。
他看起来状态不佳。浑身的怪异特征都被剥夺了，腰带上的手榴弹、头上的钢盔和身上的军事徽章统统消失不见，他只穿了一件灰色的腈纶运动服，感觉就像没穿衣服一样。眼前是一个干瘦的小老头，浑身不停地发抖——有关他的真相总算大白于天下。他根本不是一个孩子，也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年轻人。他是个骨瘦如柴的早衰老人，既没有童年，也没有经历成年，而是直接从婴儿期一步跨入了暮年。现在他必须把失去的时间找补回来。他穿着对他而言超大号的拖鞋，走得拖泥带水，把我带进了那间满是报纸的单间公寓。一张旧毯子遮盖着窗户，窗帘杆上挂着一条条毛巾。他的牙齿打战，也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寒冷。我们呼出的雾气浓郁得就像漫画中从嘴里冒出的讲话泡泡一样。
他告诉我，自己从早上就开始受到监视。他说，那些人起初在街上观察他，但现在爬上了一棵树，用双筒和单筒望远镜透过窗户盯着他，所以他才不得不遮住窗户。我想要问他是谁，谁在监视你，谁会潜伏在你的生活里，你这个可怜的疯子，但最终没有问出口。我强忍住，什么也不说，因为任何解释都只会强化他那疯狂的幻想，每一个词，每一次定义迫害者的尝试都会使这幅画面变得更加强烈。所以我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开始煮速溶白罗宋汤。他看着我，似乎希望我能说点什么，身体颤抖得愈发剧烈，我打开了电暖器。
“你想去医院吗？”我们喝着杯子里的热汤时，我问道。
“已经太迟了。”他回答说。
“我会找人帮忙的。”我说。
他冲到门口，用身体挡住了门。
“想都别想。你不能离开这里。你已经掉进了他们的陷阱，他们随时都会来敲门。”
我犹豫着向他走去，我明白自己正面临一场战斗，否则他不会让我走。
他看透了我的心思，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地握着。我们两人的手指都因用力而变得苍白。在突然而强烈的恐慌反射中，我竟有些不知所措。我意识到必须要靠自己，必须有所行动，必须以身作则，为这个惊恐万状的疯子提供一个冷静而稳定的榜样。我得平息他的颤抖，安抚他的恐惧，让他静下来。我把手放在他的背上，给他盖了条毯子，然后拥抱了他。我感到自己的恐惧刹那间烟消云散了，我仿佛化身为一片辽阔而平坦的原野，成了风景中坚不可摧的元素。好吧，我向他保证，除非他同意，否则我不会离开。我忽然想起了安娜女士，她睡不着觉，而这个世界唯一的救赎就是睡眠，包括她的睡眠和我们的睡眠。只有睡觉，我们才能恢复我们的意识，才能修补所有漏洞，否则难以名状的邪恶以及无法穿透的黑暗会通过这些漏洞降临世间。
“睡吧，切·格瓦拉，睡吧。我们睡一会吧。”我又说了一遍。
我用沉闷乏味的语调念出了一个个催眠用的名词，仿佛在背诵一连串祷文：“公车站和路标睡着了，街灯和店门石阶睡着了，汽车和房顶烟囱睡着了，树木睡着了，路缘石睡着了，自行车睡着了，桥栏杆睡着了，电车轨和垃圾桶睡着了，糖纸和烟头睡着了，票根和空啤酒瓶睡着了……”接着便是萨斯卡肯帕街区的所有街道，“法国街睡着了，捍卫者大街和勇气大街睡着了，雅典大街和萨斯卡街睡着了……”，然后是其他区的街道、其他行政区，最终是一座座城市，“卡托维兹城和格但斯克城睡着了，瓦乌布日赫城和卢布林城睡着了，比亚韦斯托克城和姆龙戈沃城睡着了……”睡意贴着地面扩散开来，像闷雷，像黑暗而温暖的烟雾。整个国家笼罩在一种诡异的麻木之中。全国各地的人都举起手来揉着昏昏欲睡的眼睛。在卡利什城附近的公路上，一辆辆汽车停在路边，司机们不顾漫天大雪，在路面上倒头便睡。火车也停了下来，在田野里打起盹来。轮船在碇泊处单调地摇晃着，港口的汽笛更是催眠的魔音。造船厂睡着了，夜班工厂的装配线也睡着了。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在直播中打了个呵欠，不消片刻就躺下身子酣然入梦，毫不顾及那些同样睡眼惺忪的观众会感到怎样的震惊。
我就像抱孩子一样抱着他，这没有什么不雅，也没有违反规定，因为我们的身材一样瘦小。我们飘浮在这间满是报纸、靠电暖器取暖的单间小公寓里，就像置身在一个悬于冰霜雄城之上的肥皂泡中、一个被易碎的透明墙壁包裹着的超脱宇宙中。我们在绕着一个看不见的中心缓慢旋转。我感觉到他的身体开始松弛，变得愈发沉重，仿佛已经成熟，即将落地生根，然后从大地中汲取能量，再不会像糖纸一样逐风而行。我感到，在我们之间仿佛有一道闸口，就像那些江河的闸门，在刺耳的吱嘎声中被庄严地打开了，仿佛我们摇摆之间启动了一个巨大的机械装置，仿佛我们按下了按钮。现在再没有什么可以阻隔，两条江河必将汇合归一，他的河和我的江，两者的相遇是为了彼此融汇，相互贯通，那一刻我感到了一阵愉悦，我把他的恐惧纳入我的身躯，如同热水融冰一样将其在体内消弭，本该如此。如果所有因素都能被衡量和计算，如果他的恐惧和我的安宁都可以通过称测而得以量化，就让他的恐惧到我这儿来吧，我比他更广阔，我有更大的容量。我的江更温暖，平原肥沃，阳光和煦；而他的河，仅仅是一条冰冷而湍急的溪流。一旦产生了这个想法，我不由得害怕起来，因为我开始失去自己的轮廓。溪流的水位急剧提升，愈发汹涌，暴发出滔天之势，猛烈地撕扯河床。它裹挟着黏糊糊的淤泥，阴险诡谲，愤怒的攻势一波强过一波。这一切都发生在目所难及的下面。切·格瓦拉闭上眼睛，叹了口气。我以为他快要睡着了。但是在底下，战斗才刚刚开始打响，压迫、暴行、入侵。在底下，这个一脸无辜的老人在不停地推压，迫使我的呼吸跟上他恐惧的节奏。在内部，恐惧的浪潮开始从他流向我，就像水面上的涟漪。一粒粒细小的碎冰使我浑身战栗，慢慢地席卷了我的全身。我试图避开一个龇着利齿、狰狞可怖的厌物，但我知道自己根本没有逃脱的可能。因为这是终极状态，也是基本状态。其他一切都是幻觉。我突然明白了，他，切·格瓦拉是对的，我以前怎么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的确有人在监视我们，他们坐在树上，还为我们准备了最惨无人道的刑讯室，他们对我们的一切了如指掌。那些模模糊糊的人，那些由阴影构成的黑色身形，被一条黏糊糊的脐带连接到地球的黑暗内部。确实，既然我们都知道他们无孔不入、无所不能，难道他们不能坐在树上吗？难道他们不能从窗边的白杨树上用望远镜窥视我们吗？我凭什么认为这些事是荒谬的呢？数十个穿着深色风衣的男人在小巷里行踪诡秘，民兵的警犬躲在后院里，静默的无线电台里偶尔发出噼啪的杂音，夜视仪的柄状眼睛瞄向每一扇窗户。在他们的秘密基地里堆放着数以吨计的、我们连做梦都想不到的装备。他们的手指正搭在我们每个人的脉搏上。他们操纵历史、勒紧绳索，把我们的大脑变成糨糊，迫使我们看的，都是他们想让我们看到的，我们也只能看。他们把准备好的现成词句直接贴在我们鼻尖上，我们也只能照着说。他们刊印的报纸鬼话连篇，在其上随心所欲地描述这个世界。他们逼我们相信一些子虚乌有，却否认那些铁证如山的事实。我们也同样照做了。他们还会冒充我们的朋友，甚至，好吧，好吧，我甚至从来不敢确定，照镜子时看到的那个就是真正的我。
我跳了起来，用毛巾和窗帘把窗户遮挡严实，为了安全起见，还关掉了煤气主管上的开关。我俯身观察，确保房门关严锁紧。他盯着我，就像盯着一个认识的人。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我怎么说来着？我怎么说来着？”他嘀嘀咕咕。
我们在一张临时用报纸铺就的床上相拥而坐，通宵达旦。一整夜，我脑海中都在不断涌出奇特的想法，就像寒夜里在窗玻璃上生长绽放的那些淡淡的白色冰花。我本想摒弃，可又层出不穷地滋生出来，挥之不去，虽然这些念头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弱，也许会被即将到来的黎明驱散吧。最后，我一定是睡着了，因为他的声音和茶壶里沸腾的水声吵醒了我。
他站在煤气炉旁，把一个硬纸板做的空皮套扣在腰带上。窗帘已经打开，带有金属质感的冬日阳光透窗而入。
“已经没事了，”他说。“他们走了，但还会回来。”
我一阵恍惚，好像刚抽完了整整一包烟，好像昏死过去了，好像又被人救了回来。我难以置信地环顾公寓四周，疑心重重地望着外面的树枝。我扫视了一下散乱的报纸上的大标题。难道我焦虑症发作了？还是我的精神病发作了？我想，一定是他传染了我，而我受了感染；他催眠了我，而我屈从于他的指令。
“切，你得去医院。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他没有反对，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我一走到街上，就慢慢回过神来，像一条甩干身子的落水狗。我的万般思绪开始聚拢，形成一个集体，随即立正站成一排，又排成队形，挨个开始报数。街上空无一人，原来是个星期天。今天有游行。急救号码。安娜女士——我应该打电话问问她昨晚睡得好不好。
我走到电话亭，拨了几次电话号码也没有接通，电话可能是坏了。路上连一辆有轨电车也没有。我步行过桥去往城市的另一边时，在大街上看到一辆辆装甲车伴着雷鸣呼啸而过。
【注释】
鲍勃·马利（1945—1981），牙买加创作歌手，被称为雷鬼乐的鼻祖。
作者“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其他小说
《糜骨之壤》《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