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都是吃肯德基。”

——春节，饭桌上

2022年11月1日，早上8点。我决定去找刘水。一天两夜，从上海站出发的k282列车即将完成它的使命，到达成都西站。我从10号车厢的16号中铺爬下去，坐在已经没有人的下铺。我估计它的乘客在天还黑的时候就下车了，床单还没有被乘务员收拾。我靠着床边的墙坐着，享受中上铺的居民无法体验的舒适。在我的对面，有一个身体姿势几乎和我一样的男人。他应该是最近才上车的，面部表情也没有那种长途火车带来的疲惫。“我们是做布料的。留一个电话吗？”唐先生边说，边从商务包里拿出来一张公司营业执照。

我很久没有跟别人互留电话号码了。我念完手机号之后，唐先生给我拨了一通电话。我举着手机给他看。唐先生看一眼我手机上的来电提示，还是没挂电话，似乎多打一会儿，我更能收到他的号码。

唐先生希望我给他介绍一些合作伙伴，帮他提升业绩。他说，我肯定会认识一些同行。我说没有的时候，唐先生觉得我只是想谦虚，因此坚持再问一遍。我是真没有。他们公司总部在成都，工厂在杭州，产品出口到阿根廷。“日韩不做，”唐先生解释道，“美国也不做。西方国家都不做。”看来，西方国家的布料都不来自唐先生。

快到站的时候，唐先生发现我行李很多，主动帮我推其中一个大箱子下车。“吃个早餐再走吧，”唐先生对我说，“我们很喜欢交国际朋友。”我说一会儿朋友会来接我。“那我们再联系吧。”唐先生有些失望地说。

打开四川天府健康通，我发现自己无法用护照信息注册，因此没有绿码。工作人员让我去“开单子”，一个给没有手机的人的发明。一群准备上工地的工人排在我前面。一个稍显不耐烦的防疫工作人员在处理他们的情况。轮到我时，他表情很困惑地翻着我的护照，就像第一次看日漫时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看的样子。我和站在旁边的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帮他弄清楚哪个是姓、哪个是名、哪个是护照号码。结论是因为该站输入个人信息的系统仅支持汉字，我需要去医院。

“我帮你叫警察吗？”站在台边的工作人员问我。瞬间，我想到的是一系列不妙的情况。其实她只是想问我需不需要让他们开车送我。我一抬头，发现唐先生还在。他搞定了，现在站在社会和铁栅栏的另一面看着我。我心里觉得应该说一句“不用等我，您先走吧”。但是我正处于和工作人员的交谈中，有些忙不过来。

“一个人口两千万的城市，火车站怎么会没想过遇到外国人的问题？注册健康码为什么不能用护照？”我说着说着，暴露出自己的烦躁情绪。站在我对面的防疫人员让我打开支付宝，把手机给她。她操作了几下，手机上出现四川天府健康通的绿码。我想说“操”，但最终选择仅仅用面部表情来表示惊讶。

“我是不是很厉害。”工作人员张开双臂说。

“是。”我充满感激，还有些内疚地回答。原来，用微信扫天府健康通只能用身份证注册。但是只要用支付宝扫码，就可以用护照注册了。

仿佛是临时的天赐之物。出了站，唐先生不慌不忙地在原地等我。刘水也在。她对唐先生的出现很不解，但我让她先上出租车再说。我们三个人去吃面，勉强也聊了会儿天。在回家的路上，我正和刘水解释唐先生的故事时，收到他的微信消息。他叫我有机会给他介绍外国客户，加了两个龇牙表情。他还说：“以后我们永远是朋友。”

不要觉得唐先生是一个说漂亮话的人。十几天后，他给我买了一张到陕西的车票，让我去他的服装公司参观。我在公司的小单间住了十天，度过了三年中最后一段无法随意流动的时光。

我们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小城市，喝了点白酒来提起精神。唐先生给我转了一万块钱，让我妈从意大利买几件衣服寄过来，好给亲戚“送点不一样的”。聊到我姐姐卖茶叶的事情，唐先生安排了一个国际快递，给我姐姐寄了他朋友在当地产的茶叶的样品。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是在闲聊，但实际上，唐先生说的每一句话几乎都蕴含着某种我还没有看清楚的行动力。他说下个月一起去他老家农村过年，一样不是客套话，而是他心里的一个计划。1月14日，唐先生到了成都，中午和我吃了一顿美蛙鱼头。他说他花了八千多买了头猪，过年我们一起吃。我那顿喝了三杯白酒，和唐先生约了第二天的行程：一路向川东，坐大巴到他的老家达州。

但是那天晚上我喝多了。得意于中午的酒量，我继续参加了一场白酒品牌的品尝会。跟在饭桌上大口吃菜不同，品尝会只提供一些简单的下酒菜，很快就把我弄醉了。第二天早上，我无法让自己从沙发上站起来。我接到唐先生的电话，跟他说我可能赶不上当天的大巴。

“小年了，老家还有很多事，”唐先生说，“你克服一下吧。”谁说pua话术对外国人不起效呢？我说行。刘水从卧室出来，走到沙发旁边，仔细地观察我的表情和躺着的姿势，似乎在确认还有没有活着的信号。“你这样子还能走吗？”刘水蹲下来和我说。那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问题，我也把它理解成对我的身体的判断，类似：“你这样子，还能走嘛！”我很同意刘水没有表达的观点。我不太能走。

像是在念遗嘱一样，我对刘水宣布自己把车票改到第二天的意愿。她帮我执行，我来通知唐先生，接着睡到了下午。

第二天，我在车站餐厅吃了顿十六元无限加菜的午饭。像在一个夜店一样，车站的洗手间全是来抽烟的人。我毅然决然地走进烟雾，去找个地方刷牙。

车上，司机不敢说我们几点能到。我要问三遍才能获得一个预计的到达时间，好跟唐先生交代。他要安排儿子小艾从农村开车到达州来接我。气氛要比在车站克制一些。没有人抽烟，也没有人大声讲话。很多乘客是一个人出行的。路走了一半，我们在南充服务区停车休息，大家有序地下车去买零食和饮料。我一个人走在空旷的服务区，腿部紧缩的肌肉终于得到一些放松。我转身望着我们白色的大巴，记住它在停车场里的位置。我想，它要是不等我就走了，我会做什么？高速上能打车吗？我会需要找个陌生人载我一程吗？我放下这些杂念，快速去买了个巧克力棒和一罐王老吉。

前半段路比较沉默，坐我旁边的乘客在回到车上之后和我搭起话来。搁在我大腿上的电脑提供了完美的闲聊素材。“你写的是英文吗？屏幕这么黑能看得清吗？”他是达州的一名医生，刚去了趟成都拜访他的大学老师。车窗外的天已经黑了，一排一排的人都很安静，杨医生小声地和我说话。他说他的老师“很特别”，是一个作家，还曾经加入过重庆地区街头上的“棒棒军”，扛着竹棒，做山城中的搬运工。为了体验生活，这位老师申请到监狱和囚犯同吃同住劳动了一段时间，他叫周嘉。

我们聊起达州。杨医生说他们那里很早就有疫情，12月初就有，大家都感染了。晚上9点，我们到达达州车站，下了大巴。杨医生帮我提行李，陪我去找小艾的车。我祝他新年快乐，准备去农村。

2007年的夏天，一棵树救了唐先生。他参加完亲戚的婚礼，上了车，开上了四川的山路。和唐先生一起在车上的，是他的儿子小艾。开了不久，饭后的困倦渐渐涌上来了。唐先生打着瞌睡，车失控了。小艾眼看着喜事快要演变成悲剧。他往下看，因为只剩往下了。车开到悬崖末端的时候，一棵树出现在小艾的视野中。树横着倒在路边。这是一场救生性的碰撞。树挡住了唐先生的车，终止了它致命的轨线。那棵树避免了唐先生和小艾从悬崖上掉下去。

十五年后的冬天，小艾开车带我去他们的老家。走出城市、靠近乡下的第一个信号是路灯变少了。我们还有七十多公里才能到。我感到有些内疚。原来我不跟唐先生一起坐大巴的后果，是他的儿子要单独跑两趟来接我和他。我说了一句抱歉。小艾心情很好，看来他不嫌弃开车。

“意大利春节怎么过？”小艾转移话题对我说。我一时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一笑而过的，那是个对方说完就会意识到自己说错了的场景。但是小艾期待着我的答案，而且在未来七天，不少村民表达了同样的疑问。小艾等于是在进村之前帮我先排练了。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意大利那边不过春节，过圣诞，因为圣诞节就是我们那边的。

小艾说他父亲今天去办了新护照。在陕西的时候，唐先生有提到过我们一起去意大利的事情。我大概是把它和其他那些喝白酒时许下的承诺放在一起，没想过会再次被提起。我又低估了唐先生。“我也要去办，”小艾说，“说不定到时候我们都一起。”我表示欢迎。

“可以的话我还想去德国。”小艾接着说。我从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意大利，又怎么变成了个欧洲小旅游团的团长。我问小艾他想去德国的什么地方。

“那个地方叫啥我忘了。”小艾笑着说。

他说的是特里尔市，位于德国西南部，沿着摩泽尔河而建，曾经属于罗马帝国，现在产白葡萄酒。当地人爱吃白芦笋。但这些都不是小艾想去这里的理由。1818年5月5日，在特里尔的布吕肯巷664号，荷兰裔犹太女性亨丽埃塔·普雷斯堡生了她的第三个孩子，名字叫卡尔·马克思。

“一个小梦想吧，”小艾眼睛发光，“从意大利过去远不远？远就算了。”我说不远。我们刚仔细比较了意大利奢侈品牌在国内和国外的差价，让从事服装行业的小艾有些兴奋。我现在能想象他提着阿玛尼的购物袋走进共产主义之父的故居的样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算是一种信仰吧。”小艾一口气总结了自己的精神世界。是一座用十四个字可以说完的天宫。

聊到过去，小艾会把中国的八十年代定义为一个“开始走偏了”的时期。他对现在的世界的理解，是“哪里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资本，这没办法”。小艾像是身处某种长久的善恶之争当中。虽说他不觉得目前的状态理想，但是可以接受。

深夜的乡间小道又窄又黑，还到处都是拐弯。透过车窗，我们看到一个独自走在路边的村民，让小艾感慨。“你能想象如果我们现在是在美国吗？”他笑起来说。问题的语气意味着我应该能想象得到，但我脑海中没出现任何画面。我总为闲聊中就那么容易聊到美国而感到吃惊，并且有时候缺乏准备。

“得多吓人，”小艾理所应当地说，“走在那种路上，随时都有可能被枪击。美国那边主要是资产阶级，所以老百姓还是比较受苦受累的嘛。”

由于工人已经放假了，我住的是一个装修到一半的新房子。家里只有男人：我、唐先生、他父亲、他儿子，各住一间。有电、有煤气、没有热水。在客厅，两个小太阳对着一个沙发——这个简陋的环境中接待客人最体面的一处。晚上，如果不被唐先生的父亲发现，我会把其中一个小太阳带到我的房间。要取暖的不止我自己。我电脑的电池失灵了，只能通过插座才能正常运行。房间里的气温在七八度左右，低于苹果公司建议的最低使用气温十度。像人一样，在小太阳边待了一小会儿，电脑的电池也活过来了。

在农村的第一天，腊月二十六，我中午去参加酒席。是一个村民的七十大寿。现场很热闹，有小孩、家长、老人。在外面摆的一个小桌用来处理随份子、写礼账单的事务，像公司前台，大家需要经过这一关才能进去。一楼的气氛很好，小朋友们到处玩耍，五六个圆桌相互离得很近，剩余的空间勉强够让阿姨们走过去上菜，菜很香，热乎乎的，是在院子里刚用柴火蒸出来的。作为一个来体验乡下生活的城市人，我的农村幻想已经被满足了。但唐先生把我拉回到现实，他的现实。“我们弄几个菜，一点酒，就上去吧，”唐先生说，接着找阿姨们来协助实现他的想法，“楼下太乱了。”

我们上了露台，临时安排了一个小桌，总共六个男人。回到农村过年，唐先生追求这种vip待遇。更何况，他觉得把我带到安安静静的露台上吃菜喝酒才是对我好。他无法想象我会更喜欢待在有烟火气的一楼。我尝试说一楼也挺好的，唐先生可能觉得我在客气。

离我在成都喝醉才过了两天，我面前又是一杯倒满的白酒，我一闻就感到恶心。出门之前，唐先生和我说过，到饭桌上他会劝我不要喝多了。“不是不让你喝，”唐先生当时说，仿佛在道歉，“是我需要这么说，这样显得我对你好。”但是也不能不喝。我不断给自己盛豌豆尖豆腐汤，喝一口白酒，就来一口汤。

唐先生下楼去社交的时候，我趁着机会悄悄地溜了出去。我已经懂了，我在农村这段时间会一直被安排在中老年男性的喝酒桌，因此下楼看看年轻人和各年龄的女性能让我松一口气，似乎回到了个正常的世界。我和一个小朋友以及她的妈妈一起玩，聊她们平时在广东的生活。下午，小艾开车带我去镇上的超市。在车上，我问他会怎么形容他和父亲的关系。

“也就那样。”

“怎么讲？”

“世界观不一样。”

“比如？”

“格局不一样。”

小艾沉浸于抽象的词汇，我怕很快就又聊回到列宁，就选择放下这个问题。

我们经过村里的稻田、养鸭池、柚子树。几乎每户都会在家门外种菜。小艾说村里的一些人在外面挣了钱，花一两百万在村里修了个别墅，像是为自己的成功提供标志性的证据。开了没多久，我们停在一个房子的外面，等一个男生出来。他坐进车的后排和小艾打招呼。他叫小磊。

在镇上，我们先在“好又来”买饼干，再到超市。我们买了薯片、核桃、地瓜干、土耳其干梅子、牛肉颗粒、巧克力棒。小艾还拿了个零食大礼包，但是把它落在了收银台上，等开回家的时候才意识到，并开始纠结是否被算在了账上。我们看到水果店，就靠在路边，小磊下车买了几大包够吃到明年春节的橘子。我们准备去朋友家割白萝卜。

“你对中国的年轻人有了解吗？”小磊问我。我说我应该算是对中国大城市的年轻人有些了解。“其实很多中国年轻人有梦想，但会为父母选择放弃。”小磊没听完我的回答就说。

他的意思是放弃一个没有经济保障但是自己喜欢的职业道路，而选择一份收入更高、性质更稳定的工作。小磊喜欢美术和摄影。他现在在苏州一家做新能源汽车线路的工厂上班。刚上班那几年，小磊买了张站票，坐了三十小时的绿皮车回家过年。车票三百多，机票一千八百多，他觉得省的这一千五可以给父母花。

我相信谁都无法概括中国年轻人如此庞大的群体是如何想、如何生活的。比起做一个社会观察，小磊更像是在形容他做的选择，甚至在说服自己这样选择是对的。那天下午，小磊很热切地跟我分享了他心目中孝敬父母的方式。在接下来的七天里，我们经常会在各种酒席上碰到。他忙着切菜、倒酒、招待客人。我们时不时会偶然对视，可什么都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