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的第二天，我精神比较崩溃。是我没做好心理准备。出发之前，我知道在农村会有听不懂方言的时候，会吃不到新鲜的面包，身边不会有什么亲人。这些精神上的困难我都有准备。但我没预测到会有身体上的挑战。早上是最冷的时候。每要做一件事情，我都先在脑子里过一遍，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再回到床上盖两层被子。我用烧水壶烧水，倒到水盆里简单地洗了个澡。这七天会需要极高的抗寒和适应能力。我可以做到，但这不太像是唐先生说的来玩，更像是过冬。我对他的邀请感到有些心情复杂。关于要住的房子的条件，他怎么没有早说？
“马路修得还可以吧？”出门的时候唐先生和我说。他感觉到了我的委屈，并尝试以一种让我哭笑不得的方式安慰我。但我还是觉得他挺可爱。我们去亲戚家吃午饭。那是一栋旧房子，但这在农村是最好的。在屋里做饭时，大家能围着柴火坐下来闲聊取暖。这些天，每次去做客，我怕的就是去新房，又冷又大。作为一栋没修完的新房子，唐先生的家有可能是村里最不宜居的地方。
比起以男性为主导的饭桌交谈，在柴火边更容易听到女人的声音。我在这里认识了唐先生的女儿。原来她不是没有回家，而是住在一栋更暖和的房子里。我听到父女之间一次比较令人难忘的对话。
“你工作了之后要发红包。”唐先生说。
“你先把学费交上。”女儿回答。
唐先生的女儿对我的局外人身份比较有共情能力。他们吃饭的时候用方言聊天，她偶尔会大概把聊的内容用普通话和我交代一下。在一个传统习俗推动一切的日常里，她让我感到一些新鲜的幽默和思维。下午跟着她下田挖芋头时，我随便拍了几张她的照片。她转身对我说：“你在拍抖音视频吗？女大学生回家干活？”
在酒席上遇到年轻人时，我心里会渴望这种事情发生——一种抛开过节的场合规则、作为同龄人的精神连接，能让我们聊点彼此的想法和感受。他们有时候会坐我对面，但是一次又一次敬酒的节奏容不下字面意义上的闲聊。
客厅的电视播放着当天的国际新闻：法国人的罢工、缅甸工厂的火灾、土美关系的恶化。同时，饭桌上的人在争取自己的男性尊严。倒酒倒满当，喝酒喝到底，一滴不剩，才算耿直。大家情绪激动，酒壮胆提神。有人说他喝白酒喝二三两就差不多了。“我能喝半斤，”其他人不服气地说，“饭都不吃了，就喝酒。”喝不下去的男人试图用发烟的方式来弥补，但是遭到排斥。“你不喝，我不抽。”唐先生拒绝亲戚发的烟时说。
其他适合男人的话题是烟的价格，关税的问题；事业以及国内外这几年的状态；老表的分类，亲老表和远老表；谁算是自己家里的人，谁嫁出去了就不算。酒喝到位了，会出现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唐先生选择这样的场景来委托他人帮忙办事。果然很顺利。“我懂你的意思，”对方终结了这个话题，“相信我的能力。”我虽然没有事要办，但是喝了两杯之后便不觉得冷了。白酒是村里的暖气。我融不太进大家聊的话题，特别是因为方言的障碍。唐先生确保我有腊肠吃，有酒喝。有人问我吃不吃得惯，饭菜是不是比在城市好吃。“在城市也觉得好吃，”唐先生的某个亲戚插嘴说，“在国外都是吃肯德基。”这也许是我在整个春节期间听到的最刺耳的一句话。忍住了反驳的冲动是我在情绪管理上值得标记的成就。
坐我旁边的八十二岁的大爷借着酒精和我聊起来。他一直重复两句话：“年轻人多吃点菜，要吃饱。”还有：“大学研究生前途好得很，有能力，也要吃得苦。”他回想起和生产队一起过的年，说那时候“感情好”。现在大家都隔得远，“不容易凑齐一家子人”。大爷以前是当兵的，不停地变换地方。他说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外，都要学会语言。“在美国就说美国话，在中国就说中国话，”大爷用四川话告诉我，“大家才好交流。”
唐先生说话喜欢把一句分成上下两部分，中途停顿一下，增强戏剧效果。“上”说得慢，一般是我已经知道的信息；“下”说得快，经常搭配一个手势来拉满情绪。
“早餐想吃什么自己吃啊，”他会说，仿佛在对于负责的事务划分界限，“中午我们喝酒！”
“他们送一两百，”唐先生说起别人发的红包，“我送……”这时他的表情会严肃起来，并且会举起食指，等我的反应。
“一千？”我表现得比较惊讶。唐先生放下食指，无奈地点点头，仿佛在讲一次痛苦的经历。
大年初一的上午，唐先生问我有没有对公账户。他想安排公司把一笔钱转给我，我再用微信转给他用来发红包。他说今年红包要花三万。我没有对公账户，所以帮不上忙。他跑去其他地方找办法。应该是找到了，因为初二他和我汇报，已经发了一万三的红包。
初一中午，我们去镇上，在唐先生“条件好”的姐夫家吃饭。姐夫当过兵，现在做殡仪馆生意。“所有人都要请他，”唐先生说，“他很调皮，以前从部队拿走了一把枪。”在姐夫家，一个花圈挂在墙上，盯着我们吃饭。条件确实好，洗手的时候有热自来水。
对唐先生来讲，回家过年是一个维持关系和处理问题的时机。老人需要做手术，就跟堂弟协商怎么在家庭内部分担支出。初三天还没亮，他去参加了县委主任的儿子的婚礼。晚上，我们到村主任家里吃饭，发现我住的房子是村主任的公司盖的。我理解了唐先生当初说的“老家还有很多事”。他的春节挺忙的。
除夕祭祖，12点后放鞭炮，初一早餐吃猪蹄，这些事情唐先生都做。但你能感觉到他和这些习俗之间的一种距离。“我不相信这些东西，”他边点蜡烛、烧纸，边和我说，“这都是迷信。”这是一个不得不走的流程，跟发红包一样。当他点燃鞭炮、快速从坟墓走开的时候，边跑边笑，像是找回了一颗童年的心。
正月初三，唐先生用上了他买的猪。去年他母亲去世了。初三这天，亲戚、村民、朋友来参加他举办的酒席，纪念他去年过世的母亲。来的人很多，甚至无法同时坐下，需要分两轮来。
在村里的小卖部打麻将、打牌是唐先生固定的娱乐活动。他会向我汇报自己的手气：昨天赢了四百，今天输了一千。“小事小事。几百块，千把块。很正常。就是为了高兴才玩嘛。”麻将桌的气氛平时安静，但容易爆发冲突。一两个人会站起来大喊大叫地指责对方。像一场猛烈的夏雨，争论很快就会平息，一直到下一场。不吃饭的时候，村里的男人很少离开这里。春晚播出的时候，他们同样留在没有电视的小卖部。“给我看两个你老家的美女。”站在麻将桌旁边的一个男人对我说。场面比较尴尬，我一时不知所措。正在打麻将的唐先生转身扫了一眼想看美女的男人，和他对视说：“你看不懂。”
打牌的男人们的儿女偶尔会出现在小卖部。一个高三生说他平时在县里上学。他是村里唯一想了解我学习中文的过程的人。他个子高、说话快、态度礼貌，看起来成绩很好的样子。他说他每周只在家里待“oneafternoonandoneevening”。他明年想去国防科大读化学专业。
两个初中生是为数不多不对我感到奇怪的人。她们站在我旁边，继续聊自己的。
“我昨天给他发了一个新红包，两角钱。结果他竟然领不到，因为他没有实名认证，我已经实名认证过了。一分也是爱，嘻嘻。”
“我昨天也给我老娘发了个红包，因为看春晚嘛，有那个直播领红包皮肤的活动，还有很多款式，样子没变，但是多一些图画。”
“好多？”
“一分，因为我就想试一哈发出来的样子是什么，就发了个一分，哈哈。”
“你老娘没回来？”
“回了回了，走了昨晚。”
“我昨天给了四个人发红包，结果……”
“你没给我发！”
“好，我回去给你发。”
“发个一角吧。”
“大哥，我上次才领二角三嘞，别个在群里头发的那次。”
“发个一角吧。”
“一分，嘿嘿。”
“哈哈只有一分吗？！”
“一分也是爱，嘿嘿。”
“这个爱太满了。”
“我昨天发了四个人，结果两个人都领不了。还有一个是网友。”
“你还有网友？你给网友发都没想着给我发。”
“哎呀没有，我只是看好久没给你发消息了。”
“哎呀我给你发一个吧。”
“找得到我吧？”
“一角嘛？”
“行吧。”
唐先生一直把我当客人，而不是外国人。这是很宝贵的。他的世界很复杂，又很简单。村民问“我们那边”吃什么菜的时候，他就会说“西餐”，省下我一个没头没尾的解释，“他们吃西餐，我们就是中餐”。初四，整个村还没醒的时候，唐先生开车送我去火车站。“哎，他妈的。没招待好。”唐先生边开边对自己说话，“农村里面就这样。”
到了火车站，时间不早不晚。进站口对面的广场像在举行一个大型送别仪式：车辆来、停、走，留下的人们拎着大包小包准备返回到他们平时的生活。在车里，唐先生又说了那句让我们成为永远的朋友的话：“吃完早餐再走吧？”我抬头望着摩肩接踵的人群，心里有些怕被堵了赶不上车。但是，不出意料，我们还是下了车，坐到了店里，叫了两碗面。“快点，”点完单，唐先生对服务员说，照顾了我的情绪，又完美地转移了所有的责任，“他赶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