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王菲，《人间》

第一个重启的早上，街上很忙碌：有骑电动车送外卖的，有走路去上班的，有开出租的。城市的机器似乎一下就启动起来了。过马路时，我尝试找回之前的惯性，却难以找到。我在写作俱乐部的群里问大家应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收到的答案是：“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6月上旬，我几乎天天待在滨江，就像上下班，临走前会告诉大家：“我今天早点回去，明天还有个野餐。”有时只是约一两个朋友，到了再遇到其他熟人，不同的圈子自然合并起来。在那第一个夜晚，人们压根不会在意认不认识，都是手拉着手，在草坪上唱歌跳舞。酒让我们忘记，酒让我们记得。

我和sylvia再也没见过面。我要去北京续签证，她要回广东准备出国。和卡雅以及花园坊其他邻居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偶尔会在微信上聊彼此的近况，但不会像以前那样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现在，大家都有更好的事情做：骑电动车吹夏风，去见许久没见过的恋人，推进各种停滞了两个月的人生计划。我对此并不感到失望。我们当了一个春天的朋友，之后继续生活。

在滨江参加朋友的生日野餐时，我认识了小e。坐在草坪上吃着比萨，我听小e说，她准备回安徽老家。不是要干吗，只是需要离开上海一段时间。我发觉，自己有一样的想法，只不过我在安徽没有老家。我们决定一起去。离开有一定的阻碍，去哪里都会面临不同时长和价格。现实时刻在变动，动身前充满着不确定性，有一种将自己的命运交出去的感觉。小e坐在高铁上，仿佛踏上了自杀的路。不过要想去北京，要想去其他地方接活，这也是唯一的路。

到了凤阳，我们进入运转中的机器：下了高铁登记出站，统一坐大巴。车开到高速出口处的服务站，全体乘客下车，在停车场原地待命。像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只能接受最后的审判。人们有序地排队，挨个走到工作人员面前，等待一个结果。你在此彻底失去对自己生活的掌控。伴随着恐惧的，是一种由于如此被动的情景而形成的坦然。就像欧冠决赛的点球大战，紧张让位给疲惫，你只是想知道老天的安排罢了。

我们那天交了好运，获得最短时间的待遇。可以离开住处，只是不能坐公共交通，不能去像商场那样人多的地方。我和小e在家看电影，出门到河边散步，逛逛小县城。我从上海带来了一瓶白酒和一条丝巾，当作送给小e父母的礼物，对于在关键时刻接待我表示发自内心的感激。阿姨对凤阳的安全显得很骄傲，并丝毫不隐瞒对隔壁大上海的遭遇的得意。叔叔热衷于指责远方的美国、歌颂当地的白酒——曾获洪武帝喜爱的龙兴御液。

在凤阳的夜，我们路过一家烧烤。坐在室外抽烟的常客看到我就兴奋起来，叫我们一起坐。对外国人的好奇心让他们克服了恐惧。老板娘是一个乌克兰女生，但是她话不太多，因此大家期望的外国人之间的相遇停留在尬聊的环节。我吃了桌上所有的菜，直到所有人开始笑，因为成功地让我吃到了牛鞭。

“你觉得国外跟这里有什么不一样？”老板认真地问我，他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当地人。我总是不懂要从哪里开始回答如此庞大的问题。想来想去，他替我回答了。

“这里安全啊！”老板说，“你看，现在都凌晨了，还可以安心地在外面吃烧烤。你在国外哪敢这样啊？”但是，另一个烧烤摊的新闻才过去十多天。

一名警察喝得聊得极其开心，多次找我自拍。第二天，我上了凤阳的抖音。小e的母亲发现后，强烈建议我接下来保持低调。

七天后，我在凤阳算是自由人了，但去北京的计划仍难以实现。我决定和小e分别，到阜阳度过后七天。我住在火车站旁边的招待所。按理来讲，这是那种外国人无法入住的便宜住宿。但是，站在火车站对面，一个个子很矮的阿姨路过，没和我对视就嘀咕：“住宿，需要住宿吗。”我确实需要，又不赶时间，因此决定碰碰运气。我跟着阿姨走进某个小区，上了二楼，进了招待所。付了三十块，我拿到了单人间的钥匙。房间没有窗户，没有空调，有电风扇、电视机和凉席。我才刚躺下，阿姨就来敲门，要我的身份证。阿姨年纪比较大，没反应过来我是外国人。我给她看护照，她却不懂怎么登记，便带我一起到前台，拿了招待所的住客登记本，直接让我用笔填个人信息。

7月的夏夜，阜阳人沿着公园走饭后的三千步。比较意外的是，在人行道上出现了一排一排的按摩床，床和床之间的距离比较小，一直延伸到你能看到的地方。等待客人的技师坐在凳子上刷抖音，手写的价格表摆在地上。走完了三千步，当地人也许会遇到一百张这样的折叠床。玲玲是其中一名技师，大概四十多岁。跟同行一样，她下班后会来这里夜间营业。这是他们这行对于收入降低的解决办法：降价，加班。玲玲说，这三年让大家在开支上变得没有那么随意了。像按摩这样的次要消费被放在可要可不要的名单上。白天，玲玲的按摩店里非常安静。她和其他技师只能想办法：上街摆床。因为没有经营一家店的成本，在玲玲的路边摊按摩半小时只要二十块。虽然那意味着降低利润并延长工作时间，但目前是最接近双赢的方案——技师又迎来了顾客，阜阳人也不用放弃推拿的习惯。玲玲以前在上海打工，给一家电影公司做饭，离瑞金二路不远。她后来跟着丈夫回了老家，才做起了技师。我趴在人行道上的折叠床上，闭着眼睛听周边的人声嘈杂，有一种私人和公共交叉的感觉，仿佛自己的生活被放在了电视上给别人看。我和玲玲一样，随着人生的波动最终到了这里。

我在阜阳找不到普通单车，每天扫个共享助力车，从火车站骑五六公里到市区找咖啡厅。天热、路宽、车多——戴上头盔，我就是阜阳早高峰当中的小蚂蚁。在这个三线城市，大家都去上班，自由职业者和大学生不多，白天的咖啡厅空空的。接近中午，冒牌连锁咖啡厅会成为一些商务男谈工作的场所。非常难找但值得一去的，是年轻咖啡爱好者开在小区内的店铺。地方小，不过舒适、干净。店里空调比较足，音乐是老板的歌单。咖啡机是意大利的，咖啡豆有好几个国家的。网络顺畅，插座近。你忙你的，老板忙他的，这样过完一天。不知道全国这样的老板是否建立了联盟，保持联系，互相打气。我认为他们称得上咖啡国驻三线的大使。

宁静的日常又起波澜，小e母亲的得意来得过早。我爸留意着新华社的意大利语讯息，及时和我沟通，怕我被困在当地。离去北京还有两天。阜阳暂时安全。闷热的夜，我躺在火车站招待所里睡不着，用电脑放着《沉默的真相》。仿佛为了配合悬疑剧情，外面下起大雨。我下楼买了听啤酒，希望阜阳能再坚持两天。

我大晚上在阜阳火车站等候，坐上到北京的绿皮车。要到早上8点多，经过一夜的路，那颗亮了十四天的星才终于熄灭。我顺利进入首都，住在东四二条的一家青旅。我本来打算迅速办签证，一周后回上海，不过过程比我预想的慢，只好在京城多待一阵子。

偶然的一次短居，竟成了我在北京玩得最好的一个月。我在青旅的八人间认识了一个刚做外卖骑手两天的男生，他一早醒来用英文对我说“idon'twanttowork”；一个喜欢听宋冬野，来北京却发现安和桥塌了的女孩；还有和我一样等待签证的南非人。我成为一个胡同居民，晚上去以青年文化为标志的精酿啤酒馆“跳海”，参加夸夸活动夸一个自称美人鱼的陌生人，还认识了我曾经用来练中文的播客《故事fm》的创始人寇爱哲。沾和跳海老板是熟人的朋友的光，我们享受着特殊待遇，在跳海正式开业之前独享天台，点烧烤，从日落聊到深夜，用一把带星空图案的雨伞望星星。为了让我体验更多的鼓楼特色，朋友带我在深夜1点去市第六医院，排了四十分钟的队，之后去吃夜宵。

我似乎返回了宇宙的中心，来汇报自己的经历。上海是大家关注的话题。坐在胡同的露台，我无法否认有某种回家了的感觉。原来，我在花园坊抓卡雅家的老鼠的时候，首都的人都从远处望着，试图理解。他们毕竟只知道一些大概，我补充的细节对他们来说都非常新鲜。2022年，我将一千公里外的遭遇口头传递到首都，当一名最原始的记者。

三年没见，我第一次和朋友团聚。yj从韩国回来了。我们约了晚上6点半在三里屯见面。28分时，我透过gungho比萨的玻璃窗向店内一瞥，发现他已经到了。yj的目光似乎在空中走失了，暂时也不打算回到人间。在桌子上，一杯喝到一半的啤酒像是他最好的朋友。这个画面有种很私人的氛围，进到店里面找他甚至像是一种冒犯。

他见我的第一眼也不算特别兴奋。本以为前几分钟会有数不清的话题要聊，什么共同朋友，以前在学校的事情，他什么时候回了北京。但是相反，我们很快就陷入沉默，拿起菜单开始聊要点什么比萨。“现在到处都是黑松露呢。”yj翻着菜单说。这不像是什么对黑松露的好评价。我们点了两个比萨，一个辣的，一个不辣的，都不带黑松露。在不辣的比萨上，yj大气地放着辣椒油。

原本，yj的全家都在北京生活、工作、学习。不过最近，除了yj之外，他的爸爸妈妈和两个妹妹都准备回韩国了。过几天，yj即将在顺义的一套八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开始独居。“是我告诉他们，你们走吧，”yj说，这次他回到了点菜时的严肃表情，“两个妹妹高中毕业了，妈妈不用盯着她们了。现在的情况也不适合两个女孩留下来。我和我爸留下一个就行。”

yj讲的是高语境的话。我其实有很多问题：为什么现在的情况不适合两个女孩？为什么他和他爸留下一个就行？但是yj喜欢讲话讲得模糊一点，求一个解释会破坏他在我们之间所感到的默契。吃完比萨，我们走到地铁站，yj提出买两份臭豆腐，加辣。我努力不把这一幕理解为对刚才那顿比萨不满的表现。

过了几天，yj拉我进了个名为“fridaychillin'partyatyj's”的微信群。群成员全是男性，yj的群昵称是“masterofthehouse”。还没来得及发出正式的邀请，yj却用群公告宣布：“周五的派对取消了。我们要确保我的家人先走，今天就走。”

“你打算让他们去住酒店吗？”有人问，“他们的航班是不是还有几天？”

“不，”yj说，似乎在等待这样的疑问，“我们韩国人有一个应对这种情况的安全屋。他们会搬到那里住。”

其实，就在当天，yj的小区另发了通知说，暂时安全。不过他的家人已经收拾东西走了，因此周五的派对可以照常进行。我那天下午在望京，路边排着长队，我因此提前前往顺义。果然yj家附近不用排队，我从地铁站走几步就迅速延长了我的保质期。到小区门口，yj下楼接我。黑寸头、黑背心、黑短裤，yj和那些出来溜达的大爷融为一体，甚至走路的节奏都有些相似。他带我去街道的饭馆买一些下酒菜。他如果开始讲北京话，我也会觉得很正常。家里人都走了，他是留在北京的唯一的男人。

签证拿到手了，我还不太想回上海。好不容易出来了，不如多在外面转转。我买了一件写着“十四天里哪儿都没去过”的t恤，准备去海南，想度一次不由其他因素决定的假期。但到了柜台办理登机手续时发现，我看错了航班的时间，提前七天到了大兴机场——那是在yj家喝完酒后订机票的后果。我坐上地铁原路返回，再等了一周。7月31日，我终于飞往海南。

我落地三亚，再坐高铁到万宁。我住在神州半岛的冲浪俱乐部，一家建在树林中的青旅。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开日料店的北京大叔、办公谈梦想的上海老板、忏悔拍过放纵自我的文艺片的青年导演，这座岛都能容得下，还给你椰子水喝。它成为一个不分年龄、不分阶层的精神寄托。在冲浪俱乐部，有一批以义工为名四处流荡的年轻人。有天晚上，他们在公共区域集合，观看佩洛西新闻的直播。我从海边打车回来，走到原本熙熙攘攘的院子，发现一片像球队输了决赛一般的安静。

白天，冲浪俱乐部的人忙着下海，拿着冲浪板来回于沙滩。我会留在院子里，冲一杯咖啡，拿出电脑办公——这也就是我数字游民的初体验。到饭点，义工会准备一些菜，并邀请我交二十五元拼餐费加入。青旅老板、四川和广东的义工、湖北的冲浪学员都对我的生活好奇，我对他们的也是。我们是彼此在岛上的相遇，一个回到城市可以讲的故事。我们一起去烧烤，去ktv，轮着在陌生饭友面前展示自己不出色的唱功。

可是三亚传来的消息终结了这一切。那些熟悉的词语又回来了。因为前几天路过三亚的缘故，我暂时离不开海南，只好退掉回上海的机票。有电脑，有网络，我做好了长期住在岛上的准备，迎来一个限定版的海南夏天。我们去不了海边。冲浪俱乐部的拼餐费变成四十五元，老板锁上了大铁门。六十多天后，我感到重回黑暗的恐慌。我要走了。

当地交通已停运，我背着行李走向车站。头顶有太阳，眼前是三十公里的路。幸亏我左边出现一辆黑车：一百五十元，司机大叔绕开被封的高速，走小路送我到目的地。我下了车才开始思考接下来要去哪里的问题。前几天，豆瓣上有人看到我在海南，留言说她在文昌待了一个月，很悠闲，欢迎我去玩。我本来没多想过。可是，站在万宁火车站入口处、实在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那条留言看起来像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我一会儿就去。”我回网友说。

那是离开万宁的最后一次机会：第二天，全岛的铁路交通都停运了。在高铁上，我联系那个网友。她自称刘水，是一个在成都读研的女生，在海南度暑假。刘水嫌弃文昌市里没什么可玩的，所以选择住二十多公里外、因火箭发射而成名的龙楼镇：有石头公园和老爸茶店，并且刘水感觉会相对安全一点。我们约了晚上在镇上喝清补凉。“我有半截红头发，很好认。”刘水说。到了文昌站，下起了雨，我打开伞在路边等公交。乌云靠近，我赶上倒数第二趟游1路，坐到了龙楼镇。

我在飞天客栈安顿下来。像龙楼的大部分楼房一样，飞天客栈的业务包括卖供游客观看火箭发射的天台观众席位。近期没有火箭发射，再加上疫情，飞天客栈相当冷清。在前台工作的本地女孩认真执行着政策，在各种检查后帮我办入住。这个过程中，刘水走进客栈大堂。

“女朋友？”前台女孩立刻问我。

“朋友。”

“刚来龙楼已经有朋友？”

“我们刚认识。”

“在哪里认识的？”

“就在……附近的饭店。”

“这么巧？”本不想解释太多，模糊的答案却增强了前台女孩的好奇心，使我陷入一段似乎无尽头的对话。还没有和刘水打过招呼，她已经见识了我不令人印象深刻的编剧能力。

美泉茶园成为我们固定的见面场所。这是一家受当地人欢迎、有室内室外两大空间的老爸茶店。下午2点点心出炉时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账单是一张分三类型的数字表，算账的方式是在对应价格栏里画“正”字：

茶点（1—6元）

汤粉炒粥（7—10元）

大点（11—17元）

两人一顿，加咖啡，放在上海必然是上百，这里才三十多。不管男女老少，比起去海边，来这里喝冰茶、打游戏、见朋友是龙楼人更喜欢的活动。飞天客栈的前台甚至不会游泳。大海似乎是留给容易兴奋的外地人的。我们骑着共享电动车去看夕阳，坐在石头上看云，猜测几点会下雨。离岛等于去隔离，我们不着急走。

在当时的海南，龙楼是一个完美的避风港。只要你不想离开，在这里可以正常地生活，几乎不受任何影响。我和刘水重度依赖选择不算多的当地餐饮，经常约在核酸亭路口的饭店吃文昌鸡和炒空心菜。我的脸晒黑了，当地的两个小朋友把我定义为“非洲的外国人”。他们一路跟着我走到飞天客栈，坚持说想看我的房间。我坐在床上，他们不断发出疑问：“你见过非洲的青蛙吗？你开什么车？你是首富吗？”一串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之后，他们带我看青蛙，我带他们买奥特曼卡片。

原计划只待十天，但现在我在海南快一个月了，已经了解龙楼每家饭店的菜单，可能是时候走了。离开上海六十天，走了五个城市，我大概弥补了憋在花园坊的两个月。离开的这段时间，我把房子转租了出去。现在租客搬走了，租房合同也快到期了。我去和刘水道别。“记得来成都找我，”她说，“不来也行。但最好是来。”

浦东机场，深夜过了12点。飞机内的语音播报有序地叫出每一位乘客的名字。大家认真地倾听，看谁有幸先下。从登机梯下来之后，左右两边是我们已经被消毒的行李，理得井然有序。它们自然形成一条通向转运大巴的道路。大巴的目的地不是去航站楼，是直接出机场。在我的记忆中，享受这种下飞机就有车等着走的待遇的，是间谍剧里的特务、访问他国的政治人物，或者好不容易被球队签下的球星。由于近期的生活似乎不会涉及以上三种情景，我确实没想过会轮到自己。穿越空无一车的浦东高架的时候，我一时忘记后面的七天，允许自己感到一些兴奋。

我坐右边靠窗的前排，望着眼前的市景，仿佛在脑海中多积累一些真实的画面，就可以用来抵消接下来一周的酒店生活的单调。我拿出手机并打开高德地图，对照我们的实际位置，感受流动中的快感。靠边停车的时候，我才感觉到其他人的存在。前面有辆警车，而我们在路边已经原地不动地待了半个小时。有人开始不耐烦了，站起来走到司机师傅的位置，问他要个说法。司机也不知道怎么说。深夜2点了，人人筋疲力尽。

窗外是一排准备做核酸的队伍。他们捅完就得是我们了。终于有人叫我们下车。坐我旁边的小男孩睡着了。他的母亲坐在大巴的中间排，现在已经下车了，想回也回不去，麻烦还没下车的我们叫醒她儿子。由于离小男孩近，叫醒他的任务落在我身上。我拍了小男孩几下，没有反应。“我们到了，”我小声地跟他说，又拍了他两下，“要下车啦。”我脑子里的下一句是“要下去做核酸啦”，但我及时地制止了自己。我实在不想成为通知要做核酸的那个人。一个男生站在大巴的走道，近距离地观察我在叫醒小男孩方面的失败。“我来吧。”他自信地说，向我们走过来。

“嘿，小朋友！”他用比我稍微大点的声音跟小男孩说，“小朋友！”小男孩依旧沉浸于梦中。男生满脸困惑，无可奈何。后面一排的一个大爷站起来向前靠近，大声喊着一句：“好了，下车了！下车了！走了！”车下的母亲向上望，等着结果。这下，小男孩真的醒了。

先上三个台阶，犹如为某个神圣的仪式做出精神上的准备。鼻子喉咙被捅了两下，我接着骂了老天两句。灵魂已净化，我便有资格进门办理入住事务。在透明的玻璃大门上，刻着“格林豪泰酒店greentreeinn”白色的字体。我瞬间想着，真的是有人敢玩谐音梗，特意把“格林”酒店设为隔离酒店吗？这到底算是觉悟高，还是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