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坐下吧。”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指着他对面的椅子跟我说。场面热闹，一桌多人忙着填表，要房卡，赶紧拿着行李去坐电梯。

“一个人住吗？”工作人员一下把我问住了，莫名让我觉得有些孤独。

“嗯，”我说，“一个人。”

坐电梯到房间的过程平时会给我带来一些快感和期待。可是这次，那几秒钟充满着恐惧。电梯门开着的时候，我希望会有人把我拦住，说你搞错了，可以回家了。可是出电梯唯一看到的是一个认真坐着的工作人员，他对我也没有任何举动。我面前的走廊空无一人。如果能够非常清晰地去扮演一个噩梦中的自己，那有可能走这个走廊是最相似的体验。它像通往黑洞的高速。每走一步，酒店的割绒地毯似乎都在推动着我往前走，再往前走。我的818房间明明很近，但是这个走廊仿佛是走不完的。像但丁的《神曲》中的地狱，人所承受的惩罚是永恒的。反复性比惩罚的内容本身要更可怕。

在房间里，我感到一种奇妙的安定，像是被注射了镇静剂。一切被安排得井井有条。有七个垃圾袋，刚好一天用一个。有十几瓶水。有卫生纸、牙刷、牙膏、梳子、肥皂。有一台电视，有桌子。抽屉里面有一本书：《做父亲，不许失败的创业》。空调开着，有人替我着想了。我对于失去人身自由的恐慌，被这些物质上的辅助短暂地掩盖了。

房间的门铃叫醒了我。例行公事，并且领个早餐。还有一份盒饭，估计是我睡了之后送的，一顿迟到的晚饭。我喝了豆浆，把其他的放桌子上继续睡。紧接着，房间的电话响了。

“你多大年龄？”一个工作人员问我。我不问自己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更不用提问对方。在疲惫的状态下，人的大脑会避免过度思考，用最省力的方式应对现实。

彻底醒了之后，我意识到，房间里的电话是我跟外面的世界唯一的沟通渠道。我决定试试建立沟通关系。我给楼下打电话，问这几天都是什么安排。接电话的大叔很热情。他说，不用掏钱，住宿三餐不需要任何费用。我接着问他能不能收外卖和快递。“可以啊。”大叔理所当然地说，仿佛我在质疑一家五星级酒店优秀的服务。你都选择来我们酒店住，难道不知道我们的水平吗？“你有什么需要，跟我们说。”大叔的善良对待跟实际状况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使我很疑惑。难道这本来就是一段愉快的时光，是我把它想得太坏吗？

在淋浴房的玻璃门上，写着“格林豪泰酒店-大柏树店”，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在哪里。加上摆在地上的洗衣篮，“大柏树”那三个字把我带回一个已经没落的时代。上下班、创业园区、奶茶、烧烤、火锅店、出差、同事、酒醉、开房。白色的防护服和棉签将我们虚无主义的人生一扫而尽。我们在这里从罪恶中赎回自己，怪不得不需要付房费。那是曾经的世界。现在，不用交钱。要交上被成功净化的灵魂。

过了两天，我收到一份快递。工作人员直接把它跟我的午餐一起放在门外的小桌子上。这份快递来自南京。不是我买的。纸箱上写着：“数量：1；货品名称：抽纸（天然竹浆）”。天然竹浆很纯净，是这个世道认同的物品。我想对工作人员说一句感谢。这是一种和谐的表现，说不定会加速我的灵魂净化大工程。不过他已经走了，我只好拿着快递和午餐回到房间里。

“收到了吗？”朋友发来一条微信问我，配了一张快递物流的截图，“看到你发的朋友圈，赶紧安排了配送。”我放下饭盒去拿快递，用电磁炉的插头切开纸箱正中间的胶带条。里面有两瓶红酒。

回到花园坊，我收到夏天在胡同认识的朋友sifan的消息。sifan是自由撰稿人，准备先去金华，再去义乌找人物素材，邀请我一起。退租的事情忙完了，我可以专心流浪了。9月27日，我坐高铁到了金华。

晚上5点47分，澜舍时光酒店。一阵刺耳的警笛声让酒店大堂里的各位立刻向我转身。一个机器人把我名字里的十六个字母一个一个念出来。我站在原地，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继续望着前台后面的工作人员。

屏幕上出现两个字：上海。

“这，不，”我带着委屈对酒店的工作人员说，“我没去过那些区域，根本没路过。”她耐心地等着我把话说完，但心里知道不管我怎么说，都没有什么用。红色或绿色这种事情，是不可商量的。

“我能用一下洗手间吗？”一名看着挺着急的女士边说边走进酒店的大堂。

“扫码，扫码！”酒店的工作人员说。女士只好停止冲进酒店的动作，她甚至得往后退一步，快速扫码。整个大堂再次响起警笛声。

“不行！”工作人员向这名女士举着一只手说，“不能进。”

那几秒钟，我默默祈祷，毕竟我和她都是警笛声人员，那么如果我们都没问题，她可以上洗手间，我可以入住，晚上的菜会是美味可口的。我努力尝试让自己面对现实，问我们要怎么办。

“要不我帮您联系社区，把您的情况跟他们说？”

“这，这是要隔离吗？”

“我不知道，这个要问社区，如果有必要，那肯定是要隔离的。”

一阵沉默。

“那我帮您跟他们沟通一下吗？”

我转身走到大堂的沙发，背上刚放下的大小包，大步流星地走出酒店大门。

我放弃找酒店，走了半小时到金华的金东区，去小女当家饭店找sifan。

“法式烤土豆很好吃。”sifan说。桌子上还有一盘客家酿豆腐、一锅山药排骨汤、一扎西瓜汁。这种咸甜的搭配使我在感官上有些混乱。我给手机充电，把它放在排骨汤旁边。甜的、咸的、菜、电子产品，今天我们都是一家。

“晚上冷吗？”我自问自答，“不冷吧。”

“还行，”sifan盯着手机的屏幕说，“二十多度。”

“远吗？”

“不远。”

我们说的是金华的建筑艺术公园，2004年由艾青的儿子艾未未主持设计。关于这个公园，一个政府官员曾经说过：“我在设想，干脆把绿化带沿义乌江上游一直延伸，向那边没开发的地方再拓展上去。今后谁来我都乐意。”十八年后，我可能真的要接受他的邀请了。

露宿街头前，我们先回到sifan住的客栈。我背着包爬楼梯，准备把行李存在她的房间。“老外！老外！”客栈前台的阿姨一句话叫停了我的脚步，“住哪个房间的？”

我向楼上一看，sifan已经走到了房间的门口。阿姨提的问题里缺乏主语，因此我认为可以利用这点模糊的空间。我报了sifan的房间号。

两个小时之内，这是我第二次体验犯过罪被发现的感觉。这次，我的罪不是上海的行程轨迹，而是走进了一家不接待外籍客人的酒店。前台的阿姨似乎对我的文字游戏不大感兴趣，她只想知道我是不是外国人。

“是。”我最终承认。

“不行，你不能上来。”

“这么多东西，”我说，楼梯已经爬到一半，“全让她搬吗？”我是指sifan。

前台的阿姨对此没有答案。听到这些动静，一个光头大叔从客栈办公室走出来。“你下来，”他边上楼边说，“我来拿东西。”

9点多了，没有安顿之处的夜晚才刚开始。我在客栈的大堂走来走去。“你坐吧。”阿姨对我说，格外地客气。在她的逻辑里面，拒绝我上楼和让我坐下来休息是没有任何冲突的两件事情。“你想看这本书吗？”sifan从楼上发微信问。书是萧乾写的《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封面上的插图是一幅凄凉的黑白雪景，持枪的士兵守着自己的军营。

“哇！好呀。”

“我还没看哈哈哈，但感觉会挺好玩的。”

“对，没听说过。”

“你是在和那个阿姨聊天吗？”

“没聊过天。”

“我再充一会儿，还充不满就算了！流浪汉不应该有太多电。”

我很感激sifan愿意陪我在公园过夜。她是有住处的人，不过仍然觉得这么做会比较有趣。我坐在硬硬的木头椅子上犯困，她元气满满地背着包下楼。

公园逛了一半，我们遇到三位瑞士建筑师设计的“儿童游戏”：“他们在基地上创造出一个有多重穿越经验的曲折形混凝土墙体。墙体上的大小洞口为人们提供了多种驻留、游戏、观赏城市公共景观的方式。该建筑在创造了丰富体验方式的同时又保持了建筑形式中整体性的力量。”我一看到那些墙上的洞，就觉得有地方住了。

我和sifan认真考察建筑的每一个洞，看哪一个适合人住。它们整体偏小，可以理解建筑师初步的想法，就是小朋友会在这些空间稍微活动，跳来跳去。他们没有想过墙上的洞会成为一米八的成年男人的住处。

“我上二楼。”我对sifan说完，便爬到位置比较高的一个洞。很快，我们将这些洞称为“房间”。

五个小时的住宿体验，我换了三个洞——算上走动的时间，平均在每个洞睡了一个多小时。每个洞的形状会先吸引你，让你觉得这里可以躺着，那里视野不错。但时间一久了，身体会感到狭小空间所带来的不适。房间的形状决定你怎么躺着。想换个姿势，只能换个洞。住楼下的sifan一直留在最开始选择的洞。她不躺着，也不睡，只靠个背，凌晨3点还给我转了六十七块五的晚饭钱。

4点多时，我准备换个洞。“我们去吃早饭吗？”听到动静的sifan对我说。太好了。我本以为还要睡好几个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