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lvia的小区在几公里外，她经常和我分享这种日常小趣事。我们每天在微信上联系，对于现状尽量保持信息同步——官方通报、国内外新闻、微博帖子、聊天记录式的小道消息，一块一块地试图还原一幅拼不完的拼图，努力破解明天的模样。她闪送给我一包茶叶，我闪送给她两瓶葡萄酒。

认识几个星期，见了几次面，我和sylvia突然掉入同样的沉重。我们的交流不再是普通约会对象相互了解的过程，而是带有保证双方精神不崩溃的使命。面对着使内心难以承受的社会事件，需要的是能够和你一起痛苦的人。那两个月，物理上仅隔着几分钟的车程，我们成为彼此的精神陪伴。

有天早上，要给居民发的菜包已经到了sylvia的小区里，却没人去分，一堆菜包摆在地上晒太阳。小区群里，有居民发了一张意味深长的照片：站在阳台、默默地望着楼下的菜包的邻居叔叔。发完照片还附一句：“望眼欲穿。”紧接着，有邻居多次表示需要保持信心。其他邻居回答：“相信哈，但是也相信菜会烂掉的。”sylvia说，小区群从来没那么精彩过。“我感觉我老了还在这里，”sylvia说，“就会变成讲话阴阳怪气的老太太。”

有时候，到了晚上还没有人发过消息，是两个人都需要一些解脱的信号。我们既知道关注现实对自己重要，又意识到它一帖一帖地在消耗我们。深夜打电话，听sylvia的声音，发现她情绪到了极限，我会建议她减少刷朋友圈和微博的时间，尽量做点别的。但其实，我自己都做不到。整个4月份，我完全无法工作。我唯一的活动是努力关注自己身边发生的一切。一天会如此展开：早上下楼排队；吃完早餐，坐在阳台煮咖啡；打开电脑，放音乐，查看来自微信好友和群的消息，筛选最感兴趣的文章；阅读，找sylvia吐槽，饿了做饭；无限重复以上的日常。光这些已经可以填满一天的时间。线上的其他活动不太吸引我。朋友好心送我的瑜伽试课券静静地过期了。一直待在家，我们分不了心。

最早，我还抱着一种镇定，甚至乐观的态度。当时，我家里有一大桶水，没有菜，但是有大米，还有冷冻的几大块肉——是前几个月和72号一起办山姆会员时买的，买完就没用。如此冲动的消费竟然成了我的安全网，也给了我不参加那些每分钟更新几十条消息的团购群的奢侈的底气。

那天，一个名字叫“花园坊(englishspeakers)”的微信群出现在我的屏幕上。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屑，甚至反感。我不需要这种群。我不想被当作小朋友，听人用英语跟我讲小区的事情。来中国有五年了，我不属于哪个用来做基础交流的群：拉我进来是一个无害却依然错误的定位。一些英语好的中国女生在群里问大家的需求，但我知道她们能有的办法和我们是一样的。“这不是翻译的问题，”群里有其他外国人说，“只是求食物的人多，实际能下单的却很少。你参加了一个团购，然后团购失败了。或者你是第三十一个人，而团购只接受三十个。”群主发来精品超市高价套餐的链接——四百五十元，能喝到意大利气泡水；八百九十八元，能吃到进口巧克力棒和有机鸡蛋。我觉得简直是在侮辱智商，饿了也不打算上当。

群倒是有起到作用——让我发现还有哪些在花园坊住的外国人。群里有二十几个人，大家都比较沉默。第一次气氛活跃，是当一个不吃肉的邻居提出想要分享自己家里的一整只鸡，大家都真心地发出感谢。“大家好！”其他邻居说，“如果谁手里有食用油，愿意换别的东西，像鸡蛋，卫生纸，可以私信我。”这个群确实改变不了世界。不过，在失序的生活中，小社群的存在给每个人带来某种更坚固的依靠。不管是用来发泄无力感或不解，表示无奈或迷茫，或只是为了求食用油，它说的是：在花园坊，你不是一座孤岛。

可是由于起晚了，我还是错过了买鸡蛋的时机。一个有渠道的花园坊居民买到不少菜，一大早在小区群里转卖给大家。一盒鸡蛋的价格相当平民，六十元三十个。我9点多醒来才看到群消息，跑到84号楼的门口，敲敲门，却全部卖完了。群里的一个和我同名的意大利男人说他买到了，叫我到66号楼找他。

“我可以给你八个。”意大利邻居说。

“确定吗？你够不够用？”

邻居什么都没说，直接将装着八个鸡蛋的纸盒递给我。

“那谢谢你，grazie。我转给你多少？”

邻居又是不出声，只摇摇头。我猜可能不是很想讲意大利语。这样拿着东西走，我觉得不太对。“你需不需要别的？咖啡？”我追问他。他这次抬头，似乎表示出兴趣。

“我有拉瓦萨的。”我说。邻居点了两次头。这应该算是沟通成功了。

价值六十块钱的拉瓦萨咖啡，换来了八个鸡蛋，确实不是一笔好生意。但是有一种当了好邻居的感觉。还有，在突如其来的、陌生的生活中，给邻居分点咖啡增加了一些熟悉的场景，恢复了我怀念的日常的一部分。

在往回走的路上，有人在群里艾特我。“鸡蛋你还需要吗？”爱尔兰邻居说，“我应该可以给你六个。”我平时不怎么买鸡蛋。但是，突然可以依靠十四个鸡蛋，心里居然比较踏实。我拎着鸡蛋经过小区——在弄堂闲聊的阿姨集体朝我走来的方向转过头。阿姨们光盯着我，或者说是盯着我手里的鸡蛋，惊讶到几乎说不出话。感受到她们的反应，我向阿姨们微笑。“多少钱买的呀？”其中一个阿姨终于打破沉默说。我如实回答。获得了最关键的信息，她们对我不再感兴趣，继续聊自己的：家里有没有买到鸡蛋，以及花多少钱买的。

群里，大家也在讨论鸡蛋。“今天早上有个阿姨想拿三十个鸡蛋卖一百块钱，”香港邻居说，“iwaslike……”他没有继续说他当时是like什么，不过可以猜到是从惊讶到无语到愤怒。“我这里有十四个，”4号楼的加州邻居卡雅说，“我比较担心。”

“鸡蛋可以吃好久，”我回她说，“好像四十五天。”

“不是怕坏掉，是怕我很快会吃完。”卡雅说。显然我们使用鸡蛋的频率不太一样。

“我们这里有七十五个。”其他邻居说。

“好的，”卡雅说，“知道周围有鸡蛋，感觉好多了。”

和花园坊的大部分外国人一样，卡雅是一名英语老师。早上卡雅在上课的时候，志愿者总是来到她家门口，大力地敲响她的铁门，催她下楼。卡雅每次都说等下了课会去，但志愿者第二天还是会重演令她心烦的情景。她站在各类团购的前线：蔬菜、肉类、豆制品，卡雅应买尽买。作为一个曾经用周末时间来经营自己的外卖生意的人，卡雅很了解上海的餐饮行业。她发现，部分无法正常营业的餐厅正在急着出售必然会烂掉的原食材，想办法减轻巨大的损失。物流通了，供应商不再要求满起订量，自己下单就可以了。经过一次又一次配送，卡雅的冰箱满了。

我们开始合作。在她那里放不下的食材，她拿给我，我的冰箱有的是空间。做饭前，卡雅发消息说需要哪些食材，我下楼带给她。饭好了，她分给我和其他邻居。我蹭学校给她发的大礼包，家里多了自热锅和巧克力零食。她的厨房有老鼠时，会来我家避难，我去她那里抓老鼠。她用工资买萨拉米和奶酪，我用仪式感帮她摆盘。一来二去，我们顺利形成默契。老小区的结构意味着我们可以下楼，在弄堂走动，偶尔串串门。我们坐在阳台，聊起花园坊的铁门外的世界：她的前女友、来中国之前的生活、对未来的期待。这是一段既有深度又很现实的友情。4月23日，我给她发的生日祝福的最后一段是：“虽然身在并不理想的情况下，但是认识你、当你的邻居是让我很幸福的事情。肋骨已经解冻了，现在在冰箱里面。”

我能为花园坊贡献的是葡萄酒。我试探性地询问熟悉的进口商，他们的仓库和办公室有酒，但封起来了。更难的是需要通行证。协商的结果是，订单需要满五千元，他们才愿意冒一次险，去仓库偷偷把酒拿出来，委托别人去送货。任务大，但需求也大。通过专门建的“goodgooddrink”微信群，花园坊联合隔壁两个小区野花园和复兴坊，迅速达到起订量。第二天，配送员开着面包车停在小区门口，一箱一箱地卸货——灰皮诺四十瓶，赤霞珠十五瓶，普罗赛克十五瓶，霞多丽四瓶，柠檬酒两瓶，蒙特内罗、阿玛卓利口酒各一瓶，总计五千零八十九元。

雨夜中，我拿着酒箱挨家挨户送。在花园坊的团友中，一个女生无法下楼拿东西，我顺便帮着取她买的牛奶，和酒一起放在门外。三个小区曾经是互通的，可是中间的铁门现在都被锁了。人不通，货却通：走到花园坊和复兴坊的交接点，我通过铁门下狭窄的间隙成功地把酒一瓶一瓶递过去。我们无法看到彼此的脸，复兴坊的人在对面接，说句感谢就赶紧跑回家。通往野花园的铁门中有一处之前被用来喂猫的圆洞，刚好放得下一瓶酒。酒送完了，淋了雨的手机失灵了。群里的朋友建议我用吹风机把手机吹干，我试过后还真管用。大家陆陆续续地开瓶，将自己的酒杯和宠物和伴侣的合照发到群里，并说好以后聚一聚。那天，以规范团购为目的，社区发了一份《必需品清单》。基于我难以理解的标准，水果是被允许购买的货品，但仅限于苹果和橘子。

忙着解决生活上最紧迫的需求，4月份过得比较快。但进入第二个月，随之而来的是厌战情绪的加重。仿佛活在《土拨鼠之日》或《楚门的世界》，一天一天之间仿佛没有区别，也看不到头。我想到有朋友的伴侣住进了精神医院。在家，她整晚对看不见的人尖叫，并威胁要跳楼。一大早，朋友把她带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但床位都满了。回家有自杀的风险，只好带她去国际医院住，三天花了九万。国际医院终于空出一个床位，她在那里仍处于偏执妄想的状态，朋友通过微信众筹，分摊国际医院的巨额开支。

很多人在离开或计划离开。做youtube博主的意大利朋友住在浦东，计划搬到东南亚。做电影的同学准备考托福，去美国读研。亭子间的邻居拖着行李走去虹桥，回了老家。香港邻居要飞泰国了。远近好友不约而同地发微信，问我怎么还没走。sylvia出国的时间也临近，却因不能出门而耽误了手续的进度。她护照过期了，需要办新的，但负责相关业务的机构跟着整个城市一起停摆了。网上流传的帖子更是放大了sylvia的焦虑。她边研究签发护照的政策，边问我考不考虑假结婚。在意大利的高中同学发消息说：“快点回来吧，这下米兰可能真的要拿冠军了。”

确实如此。2022年5月22日，时隔十一年，ac米兰再次夺得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的冠军。上次是2011年5月7日。我那时在上高中，坐了五百公里的大巴到罗马的奥林匹克体育场，看了一场无聊又决定性的零比零。我当时忙着躲开罗马球迷向我们扔的玻璃啤酒瓶，没想到下一次米兰夺冠，我只会在上海的一个阳台从远处给球队敬一杯。

“二楼！下来做核酸了！”

“什么？”

“下来做核酸！只差你们几个呢！”

“好！我在洗澡！”

“快下来！”

“好！马上！”

我在花园坊住的半年里，跟楼下老秦夫妇的关系总有些距离，比较客气。虽然住同一栋楼，我们仿佛过着平行的生活：我上午准备煮咖啡的时候，他们开始做午饭。唯一一次真正的交流是10月底的一个周末。我准备出门却找不到钥匙，便在脑中快速盘点了一下家里的东西，好像没什么值钱的，不关门也行。我拿了个还没开封的快递包裹挡在门口，直接走了。钥匙回来再慢慢找。但楼底下的门还是一个问题。我出去的这段时间，肯定会有人把门关了。周六晚上，要是深更半夜敲大门，的确不是维持邻里关系的好策略。我决定在外面睡一晚，第二天一早再回家。

上海老房子的居民们在楼梯间共享炉灶。我回到楼门口的时候，就从窗口看到秦先生正在煮四个蛋。他一看到我就开了门。我解释了我的身份，并且表明发生了什么。“youforgotthekeys.”秦先生微笑着用英语重复了我刚说的话。我不太喜欢别人主动将对话的语言从中文改成英文，似乎是在否定你的沟通能力。但那次，惊喜大于自尊，我感受到秦先生的亲切。我谢谢他后就上楼了。在之后的几个月，我出门时也只是和他礼貌地点点头，说声“早”，没有更复杂的交流。直到现在。

秦家住11号楼的底楼，我和另外两个男生住在二楼，三楼住了一家四口。每次例行公事，我们都等九个人在楼下齐了，再像一帮小学生一样一起前往。4月初的一天，我下楼时感觉更加烦躁，秦先生却带着笑容安慰我：“最后一次了，如果没问题，明天就放出来了。”我无法被说服。秦先生不可能知道，没有人知道。但他轻松乐观的态度让我感到一些安慰。我努力尝试让自己相信他的话。

秦先生是30后。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上过中学，那是法国人办的学校。他会讲英语、法语、俄语。他还说，可惜不能用意大利语和我交流。1929年建设的花园坊——秦先生在这里出生，直到今天。以前，11号楼整栋都归他家。后来，这种独栋住宅被分成了几户，就变得挤了点。在九十年的人生里，他该见的都见过，不该见的也见过，难道能被一波疫情所困扰吗？我越是这样想，就越能理解他的坦然。

这段时间，老秦夫妇的日常还是保持着跟平时差不多的状态。秦先生在家中切菜，余太太坐在门外跟邻居们闲聊。我在阳台俯瞰着弄堂工作时，这就是我的白噪音。他们聊天用的是上海话夹杂着普通话，我大概只能听懂一半。虽然我们小区有的是微信群，但是重要的通知还是通过余太太传到我们这里：二三楼的住户要下楼的时候，全靠她的叫声。如果需要，她甚至会上楼到各户敲门。

此前，我隔壁的亭子间里住了三个男生，他们白天睡觉，晚上出去做代驾，戴着头盔，骑着折叠自行车，到烧烤店和ktv的门口接单。排队时闲聊，我才得知他们其中一个前段时间回了趟老家。运气使然，他因此留在了城外。借用余太太的叫法，现在只剩下了“两个小朋友”，狭小的亭子间倒稍微宽敞了些。为了分享一顿肯德基，我跟亭子间的一个住户加了微信，看到他发的一条朋友圈：“当初为了不吃泡面来的上海，现在泡面都要没得吃了。”

亭子间没有厨房，他们以前都是叫外卖或出去吃。余太太多次关心他们吃饭的问题，说他们可以把居委送的菜给她，她帮他们烧好。据我的观察，邻居俩从来没有真的这么做过。他们只是把菜洗一下，生着吃。后来，余太太给了他们一个电饭锅。一天夜里，亭子间的邻居来敲我家的门，喝得有点多的样子，想借点油。他再敲门时，递给我一包大米，只说了四个字：“国家送的。”

这天早上，听到余太太喊我时，我洗澡刚洗到一半。我快速洗完，穿了衣服下了楼。走到时发现已经没人排队。工作人员正在收拾东西准备走，叫我快点。回到11号楼时，我碰见正在烧午饭的秦先生。他跟我打招呼，又说：“今天我们去看病了。”我本来准备上楼，意识到这是对我说的话，就停下脚步，再次转身。“所以我们没能叫你们下来。”秦先生继续说。

虽然弄堂里整天都能听到喇叭声，但广播里叫到的楼栋实在太多了，很容易听漏自己的门牌号。所以在11号楼，我们只听余太太的叫声，其他的一概不听。那天清晨核酸开始的时候，秦家夫妇已经在医院了，所以我就没下楼。

“去配点药，是需要出门条的。”秦先生说，似乎那些烦琐的程序才是重点，而不是他的身体。最近，我明显察觉到秦先生整个人都变得更衰弱了。

“您身体，还好吗？”我小心翼翼地问。我几乎把问题分成两半，尽量推迟说完问题的时间，这样就不用太快听到回答。

“马马虎虎。”秦先生背对着我说。他用他以往的语气，不过这次，他表现的热情似乎是在掩盖心理上的担忧。

我意识到这段时间带来了怎样的改变：从在淋浴房回应余太太的命令，又跟秦先生认真地确认了他的身体状况，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消失了。这是我第一次不考虑要对他们表现得客气一点，而是直接说事情。就像在家里和爸妈讲话，不会想太多，因为知道后面还会有无数次、出于各种原因需要讲话的机会。每次交流的气氛因此变得更平淡。借着惯性，它成为生活。

“蟑螂出来了没？”余太太兴奋地问我。前几天，她送了我一小包蟑螂粉，即使我们以前从未聊到过这个话题，我也始终没对她暗示过家里有蟑螂问题。

“哦，”我说，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余太太在说什么，“出来了！”

“唉你看，这个药很好用，”余太太自豪地说，“放一点点，可以用好几年。”

“是啊，”我边上楼边说，“很有效呢！”

回到家中，换完拖鞋，我的目光落到柜子上那包还没有打开的蟑螂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