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房的时候，朋友和我说起了706，一个探索共住概念的青年空间，在全国各地开展了所谓的“生活实验室”。我联系他们时，上海的实验室已经住满了，但是他们邀请我去参加在“城市客厅”举办的线下活动。和生活实验室不同，城市客厅没有人住，是一个专门用来办活动的空间。它在天平路36弄，靠近武康大楼的位置。这也是一套复式住宅，不算大，哪怕人不多，也很容易坐满。我第一次去是8月的一个周六下午，活动发起人是一个在杭州读研的女生，讲的主题是中国性工作者的现状。她讲完之后，十几个观众有序地举手，和讲者开始问答环节。我喜欢这种安静、专业、平等的交流：一起观察社会，共同形成讨论，逐渐突破自己的认知。

忙着工作，我9月份只去了三四次706。撑到了10月，我带完了同事的课，国庆假期也来了。七天的时间，城市客厅一直开放着。每天，每段时间，都有人在，不是办活动就是做饭、玩桌游、聊天、喝酒、听音乐。有的人会直接打地铺住。从我的新家骑单车过去只要不到十分钟。我去为大家做一顿金枪鱼番茄意面，不怎么会出错，管饱又保面子的一顿饭。气氛放松愉快，上海的秋季很舒适，微醺的青年出来轧马路，围着武康大楼流荡在徐汇的夜。

我觉得也许这里有我的地方。在北京，我更多的是在被动地接受那座城市。这次到上海，我想试试成为它的一部分。大学时有创意写作课，人们围成一个圈子坐着，对彼此的作品提供意见和建议；晚上，有小酒馆里的suddenlyeverywednesday。我想创造这两种场景的融合：一个不像大学那么严肃，又没有酒馆那么分散的交流空间。我给准备在706举办的活动起名叫“写作俱乐部”。活动规则只有两条：必须带上自己的作品；没有作品，带一瓶酒。

我感觉写作俱乐部挖掘出了点什么。比起说是表达，它更给人被倾听的场合。在原子化的日常中，这显然是大家的一种很强烈的精神需求。我决定继续办下去。但是，俱乐部才办了两次，城市客厅就因为扰民被邻居投诉。失去所租下来的空间，刚找到家的写作俱乐部需要另外想办法。我决定把它带到家里。

201室的楼下是对八十多岁的上海老夫妻。三个做代驾的男生挤在隔壁的小亭子间，我们之间几乎没有隔音。为了防止遭遇和天平路的空间一样的收场，我计划把参加活动的人数限制在十五人之内。很快，我发现这一点不太现实。活动的名额填满之后，总会有人私下问我能不能来，能不能带个朋友。我一边感觉到活动中有警察来敲门的可能性持续提高，一边无法拒绝他们。那天晚上，临近活动的时间，我忙着调酒和切法棍的同时，来得早的人帮我给到场的大家开门。我调了几杯酒之后转身，看到二十多个人坐满了整个出租屋。椅子、沙发、床上、地上都是人，几乎看不到木地板。我能想到的对大家说的第一句话是：“感谢国家，感谢党。”

在写作俱乐部，过着各种不同生活的人通过文字作品发生连接。创造这样的机会，推动这种交流，是办俱乐部给我带来的最真挚的快乐。在现场，有高中生和上班族，有准备去美国读书的和没上过大学的社会人士，有写科幻小说的和写小镇往事的，有做金融分析的和做行为艺术的。我只是把他们连接到一起的文字中介。

我注意到煤球，一个来自安徽的男生。他从俱乐部的第一次活动就开始参加了，但是一直保持沉默，坐在角落里听着其他人的作品。后来有一次，我试探性地点到了煤球，问他要不要读自己的东西。他表现得惊讶又纠结，但还是拿出一篇两年前写的片段，是讲小时候在房顶的一次看星星。他用很轻的声音读出来，读完之后长舒了口气。我能感觉到他在紧张的同时，是希望分享的。他低着头，不敢面对现场的目光。有人被煤球的文字打动了，有人好奇，问他更多细节。煤球感觉自己被看懂了，因此，他决定继续写。在后面的几个月里，他写到十年前、刚来上海住群租房时被偷电脑的故事，在上海街头推销英语课程的同事，家乡的澡堂，中学班级里的古惑仔。煤球说，虽然表面上自己的生活没发生过变化，但他感受到另一种维度：工作日的中午，在外面吃午饭，他听旁边桌子的人打电话，想象对方的生活。似乎每一天中有很多可以写的东西。

写作俱乐部活动的时间是周三，我们开玩笑说这是“周中的周末”。一杯酒、一盘奶酪和火腿，大家上完三天班的心情能获得一些舒缓。每周都会有人把酒洒到木地板上，但我慢慢学会放下紧张，不那么在乎那些小事故。走进这里，就像在罗马的小巷，白天的社会身份会成为一种慢慢远离自己的记忆。经常会有新的面孔来参加，但他们不一定会自我介绍，会直接分享作品。哪怕每周都见面，有的人也会不清楚彼此的工作是什么。如果真的暴露了自己的正式职业，可能说完了会笑笑，仿佛说的不是自己，而是白天活着的一个人。脱离了社会身份的重担，人和人的相处变得更自然、简单、放松。

对我而言，写作俱乐部帮我恢复了一种失去已久的正常：和一群朋友聚在一起，有酒有美食，在信任的环境里将自己的内心生活和他人分享。我找到了自己在这座城市的位置：在一个客厅，给一些可爱的人倒酒，听他们讲一些自己的事情。此刻，所有关于未来的焦虑都消失了。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交流，是我生活在这里的价值所在。办写作俱乐部，是我到中国以来感觉最像在家里的时候。这是我在后疫情时代，在新的城市，从零开始和陌生人一起重建的世界。

72号是我搬到上海的一个理由，但自从我们离得真的只有几公里，反而没有很频繁地见面。他公司的业务受到了打击，基本解散了，他和员工一样也忙着找新工作，想一些增加收入的方法。我们策划了一个少年足球训练营，在中山公园发传单，但报名的人太少，做不起来。他说服我一起办山姆超市的会员卡，平摊一下费用。我在瑞金二路开生日派对，他带来一瓶白葡萄酒。他在游泳馆给小朋友开潜水课程，我过去拍活动照。偶尔会收到他的消息说：“ale，你还好吗？最近需要什么吗？”我总是搞不懂他这个问题，仿佛我们讲的不是同一种母语。

经纪人也走出了我的生活。10月份她叫我去青岛拍几天的戏，但我一方面要每天去机构代课，另一方面觉得在上海有了自己的节奏，包括周三的写作俱乐部，不想因为随便一个活儿而打乱这种久违的生活秩序。当初让我想来上海的事情，一旦到了上海似乎不再那么重要了，仿佛已经起到了它的作用。就跟来中国一样，出发前的期待和后面遇到的现实之间的关系不一定大。吸引你和让你留在一个地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它们通常不会重叠。

在将近三年没回过意大利的情况下，上海给我的是物质上的熟悉感：不怎么起眼但货很齐全的禅林食品店离我的住处骑车只要几分钟，我能随时买到萨拉米、火腿，或者一瓶普罗赛克葡萄酒。整个城市的比萨店似乎比罗马的还多。我在厨房备着奶酪和各种草本植物。夜里12点53分，我还在择这他妈的罗勒叶，一张一张地摆得很整齐再冷冻。

一个人买了这么多罗勒叶，我开始上网找办法保存它们。有个美国女人在自己的博客上说，她那里的气候不允许一年四季种迷迭香，因此写了一篇关于怎么保存迷迭香的文章。在上海的深夜，我仔细地阅读了她的建议，再给未来的自己一个提醒：罗勒叶用完了是可以再买的。不过，这些实际的道理是无法说服我自己的。虽然不了解怎么用，我还买了一盒百里香。冰箱中看似多余的草本植物会营造一种家的感觉。在这一点上，我已经脱离了现实。我需要的不是草本植物，而是它们的氛围。我用实实在在的金钱去买感觉。也许只有当下的自己才会懂，一个没有罗勒叶的家有多么莫名其妙。

通过星期天早上的踢球圈子，我了解到一个在上海的ac米兰球迷会，他们叫我一起看球赛。由于时差，我这些年的球赛看得少，对米兰的热情也有些降低了。我不确定自己何时还能到现场用喉咙发出对球队的支持，远在上海和其他球迷约看球赛，大概是最接近的体验。

我定了一个深夜2点的闹钟，迅速穿衣服下楼，从瑞金二路打车到闵行——八公里，二十分钟，四十块钱。这成了我日常的一部分。深夜2点的上海倒是不堵车，但是到虹梅路需要经过十一个红绿灯。米兰的欧冠球赛是3点钟开始的，意大利的晚上9点。我在后座半睡半醒着，如果在哪个红绿灯等的时间比较长，就会睁开眼拿出手机，确认自己没迟到。凌晨2点56分，我下了车走进lasosta。

这是一家仿佛没有意识到自己开在上海的意大利小饭馆。老板没有选择一个中国人会觉得有异国风情但意大利人会觉得很奇怪的名字。它不是“forno”（烤箱）、“bottega”（店铺），或者“lavitaèbella”（美丽人生）。它是“lasosta”，休息。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常客包括经过虹桥机场的各国飞行员，这个名字会让你觉得这家店是做三明治卖给高中生的。整个空间一下就暴露在眼前，这里没有什么追求。简单的小木桌，墙上几幅没花过太多心思选择的画，在我的记忆中，这种风格会跟无数个默默存在的小饭馆混在一起。中等的价格、中等的三明治、中等的咖啡，不过你还是会再来。

老板对休息区的感情有些淡了。消耗他热情的是那些客人的质问：“隔壁的兰州拉面只要二十块钱一碗，意面为什么要四十？”“那你去隔壁啊！”老板感慨地说。

“要是自己买面，”客人又继续，“买肉酱，在家里做，花四十块钱能吃好几顿。”

“那你去买啊！”老板说。

还有那些预订了一份“那不勒斯晚餐”的客人。虽说菜单已经提前沟通好了，吃饭时客人又找老板问：“牛排啥时候上？”“牛排？”老板无法理解，“那不勒斯吃什么牛排啊？”照客人的意愿，老板做了一份牛排，哪怕跟那不勒斯菜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第二天，他还是收到了客人的差评。

比赛开始了。咖啡刚喝完，老板又上了一瓶威士忌。其实，是半瓶——那是老板一次不太如意的夜晚的遗迹。上周末，老板临时被朋友邀请到她的店里去。他的想象力走得比较快，以为那是意外出现的惊喜约会，就带着这瓶威士忌过去了。结果到店里才发现，还有朋友的好几个同事，并不是他设想的场面。威士忌被大家喝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被老板带回去了。

也许这瓶威士忌就是不太吉利，因为米兰的对手波尔图刚进了球，一比零。四五个球迷的聚会，我们沉默地盯着电视机，无缘看到米兰的逆转。我们聊别的。有人成功回了趟意大利。怕得新冠回不来中国，他要求自己的朋友持阴性核酸证明来参加聚会。他们都配合了，但是一个在聚会上遇到的女生没做过，这使他犹豫不决、进退两难。比赛到了尾声，米兰还是没进球，大家的希望消散在空无一人的虹梅路。5点了，天还没亮，我们在休息区的门外分别。有人说晚安，虽然很快要上班了。我骑单车到地铁站等着首班车，上了车就睡觉了。我坐的是通过轻轨道的三号线。再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能看到天亮，也能发现自己坐过站了。

我进一家老丰义吃早餐，气氛已经很热闹了。一个阿姨自带着锅，排着队，装好馄饨就走了。一个大爷在喝酒，他多倒了一杯想让朋友一起，但是朋友不是很愿意。等苏式汤包上来了的时候，一股浓浓的白酒味儿填满了整个饭堂，似乎带走了球赛的苦味。

执着于进球的前锋怎么都无法进，直到他放下心态，进球的机会才会到来。同样，当我几乎忘了拍戏的事情，一系列的拍摄就陆续出现在我面前。先是11月在上海拍的vivo手机广告，拍摄比较顺利，客户当场约了我下周去广州再拍一个。我拿着被出租车司机怀疑是否还能用的破旧华为10plus，去当一款新手机广告的男主角。我连夜杀青，天亮赶回上海，一落地就有新的剧组找我拍华为的耳机广告，地点还是广州。几天之后，我又到虹桥机场，坐同样的航班飞到南方。机构的课只能临时停了，突然没事干的学生有些不开心。我也感到对不起他们，不过这下确实有大鱼需要炸。

前天晚上的写作俱乐部搞到比较晚，睡了几个小时的我早起去赶航班。到了虹桥机场的出发厅，我松了口气，感觉工作最难的地方已经过了。我和写作俱乐部的朋友们分享自己的行程，他们给我推荐足够在广州吃喝玩乐半年的餐厅。“下周见！”大家说。我发觉那才是我拍完广告真正要回的家。

12月的广州不用穿外套。室外的感觉很像国庆时的上海，或者9月的北京。这么一说，从北方的首都一路向南，似乎是可以穿越时空的。借着前一周的经验，我脑海中已经有那天要发生的事情的画面：在白云机场落地，粤康码，机场核酸，打车去公司（记得要发票），定妆，晚饭，酒店入住，到房间等通告。除了最后一点，我都做到了。晚上8点，通告还没出来，我在开着灯的房间里睡了过去。前台打来的电话把我叫醒了。“剧组说联系不上您。”前台说。

经纪人发了六条微信，打了两次电话，又微信拍一拍我。她要我的房间号、手机号和粤康码截图。第一条微信包含最关键的信息：凌晨4点半在房间做妆发，5点跟随服化车一起出发到现场。“你就4点起床刷牙洗脸，在房间等，”经纪人又说，“她们开始给你化妆时拍个照片，把自己拍进去，我好留证据。然后计时器打开。”

清晨，我们坐面包车离开广州到周边的乡下，剧组的人都在利用通勤时间补觉，只有我一个人醒着，有些兴奋。上了高速，我收到交警的早安：“清远交警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不酒后驾驶，不疲劳驾驶，不占用应急车道。安全出行，平安回家。”一小时后，我们到了一个小村。车靠在路边，我们趁天还没亮吃了个早餐，有两种粉和热咖啡。

剧组给了我一辆自行车，要在堤上骑。广告的剧情，是我戴上了耳机，感到很幸福，接着骑车去海边。那辆车子还不错，跟平时在上海骑的哈啰单车比有明显的升级，我骑得很自在。剧组把对讲机塞进我的口袋里面，我骑车逐渐远离他们。周边的农村很安静，只有导演的声音断断续续地陪着我。

“蜿蜒蛇形，蜿蜒蛇形。你很幸福，想象你是准备去见你喜欢的女孩。想象你喜欢的女孩。别只往右边看。往左边看下。看天空。放松。放松。”

“刚才还行吗？”我回到了原位之后面对面问导演。

“很好。我们换机位。”导演在对剧组说话，但我又想跟她讲话。

“我来一会儿双手，一会儿单手，再放手怎么样？”我问。她说行。

我从没想过会有某天，在堤上骑自行车会成为我的工作。拍下一条的时候，我骑车时遇到一个过堤去上学的小男孩。他跟我说了点什么，但我的目光要跟着镜头，没法转身看他。在远处，我看到他表情疑惑地往前走，也许在想着我为什么忽略了他，又想着为什么要在雾蒙蒙的清晨笑着骑车，一会儿看左边，一会儿看右边，一会儿看天空。

“好的，好的，”我听到导演在对讲机里说，“现在回来。”

连续拍的三条广告使我安心，算是消除了短期内的经济烦恼。差不多也该过圣诞了。跟以前在北京不同，这次有人问我有什么过节的安排。我很疑惑：这是在过去的五年里从未考虑过的问题。复兴中路的小店铺在门口煮着热红酒。我联系我妈，借鉴她招牌的圣诞甜品，做好了带到写作俱乐部分享。平安夜，我在瑞金二路办了场接待十个朋友的聚会。我提前做了准备。机构的同事向我介绍进口商，让我以批发价格买到那不勒斯柠檬酒。我预订好威尼斯老乡在陕西南路上卖的意式点心。我自己来做饭，在给朋友们发的菜单上写着：紫叶菊苣核桃芝士千层面、圣诞香肠煮土豆、维罗纳黄金面包。在上海几个月，我也学会网红店的这一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