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我也不知道那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总希望能发现它的蛛丝马迹，但总是难以找到。
——shanghaiqiutian，《家：意义》
2021年10月20日，星期三。挤着二十来人的客厅不剩什么活动空间了，大家坐在地上的垫子上。我觉得很奇妙：这是写作俱乐部的第一次活动，但大家好像一直都在等它，很自然地融入了节奏。有人对我的身份感到好奇（“一个中文写作的活动居然是一个意大利人发起的！”），而我很好奇都会有谁来。有人在分享作品之前说，她这一天都在公司，没怎么说过话。有人说，上班之后很难写东西，一有写作的灵感就被老板打断了，后来也就忘了。有人写了一首诗，《车厢里》，讲述上班坐地铁的枯燥：
突然有一股巨大的无聊
在车厢里
将人们弥漫
绳子
自帽前的孔洞伸出来
空气友好地将其承接
有人
打了一个喷嚏
打了一个喷嚏
打了一个喷嚏
从墙壁上的孔洞
传出了友好的提示声
车厢里
绳子自帽前的孔洞伸出来
我的目光
友好地将其承接
“滴滴滴”
车门打开了
更多的无聊
涌了进来
（作者：日晒）
以前在罗马读大学，我会去一家藏在小巷里的酒吧，带自己写的东西参加一周一回的suddenlyeverywednesday。在灯光暗淡的小酒馆里面，客人轮流走到最中间的位置，坐在凳子上念出自己的文字作品。有人弹着吉他读一首在公司写的诗。有人拿着十几张纸念自己写的小说。有人再点一杯金汤力。很快，白天的现实消失在酒杯里。站在酒吧门外的小巷，大家抽着烟聊着多年没写完的小说、准备要排演的小成本话剧、借着酒精刚构思的电影剧本。这些作品会不会真的做出来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在琐碎的日常中给人带来的希望。
电影杀青以后，我从战场回到社会中，有一些不适应。离开了剧组，我失去了归属感，不知道去哪里才算是家。没剩下几个朋友的北京吗，还是已经离开了五年的意大利？似乎两个都不是。我两个姐姐都辞了职，大姐在老家创业，二姐搬到了西班牙。她们的生活像是有向前走的迹象，使我问出自己的痛处：除了学了点中文，我在中国这些年到底干了些什么？许久没联系的高中朋友当了父亲，女儿两岁多。我想不出能怎样在他面前概括自己最近的状态。我在一部中国电影里做了五个月的群演？可能会在成片中出现两三秒？怎么说自己都像个段子。我站在一个尴尬的真空地带，对于下一步往哪走感到很迷茫。
这一年，我感受到了和周边的人的摩擦。在怀来的时候，我跟72号一起走路去超市，两个骑着电动车的初中生靠近我们喊了一句：“fuckyou！”喊完便在红灯亮起前加速，消失在远处。看到我，公交车上的奶奶叫朋友戴上口罩。我怕这是要认命回家的时候。刚好待了五年，这被认为是外国人在华生活的分水岭。但我又不甘心放弃：以偏见和误解、矛盾和辱骂告别实在让人心里不是滋味。我要再想想办法。6月初，我接受72号的邀请，到上海在他家住几天。这几年，他在长宁区租了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2020年合同到期时，72号和房东商量，争取到了以更低的价格签新的租房合同。这是我听过的唯一一起降价续约的案例。
72号和上海的缘分跟房地产有一定的关系。他当时来中国是出半年的差，作为管理层对公司的上海分部进行效率评估。翻着账簿，有一笔开支让他疑惑：公司每月花两万元租一套房子。他问了之后，得到的说法是这套房子是出差专用的。72号觉得很奇怪，既然有房子住，为什么让他去酒店？他把房子的地址记下来，打车去看了一眼。敲了门，一名女士出现，说经理晚上才回家。72号向公司的德国总部提交了财政报告后，详细说明了资源浪费的情况。总部开除了经理，并问72号：你要不就留在上海？
到虹桥车站下高铁，上地铁时，我和72号说，46号快到了。“那我把千层面热一下。”他回复说。我看着陌生的上海地铁线，觉得很奇妙：我居然可以远离熟悉的首都，穿越半个中国到朋友家，还有千层面吃。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短暂的幻想还是有了新突破的局面。唯一的回答，是去吃千层面。
我住在客房。闷热的晚上，我躺在充气床垫上，左边是72号的钓鱼竿，右边是他用来打游戏的台式电脑。冬天，他会打开窗户，让寒风冲进来，以便投入到冒险游戏的气氛中。我们早晚在小区里遛十三岁的老狗凯约，中午吃wagas，理发。在家点外卖时，我们吃汉堡，老凯约吃二十五块钱的牛肉饼。周末我们骑电动去踢球，到富民路吃brunch，逛仿货市场。在上海那七天，72号开放了自己的生活，邀请我做了个免费体验。之后我可以自己判断喜不喜欢这里，要不要搬过来。
我尽量推迟做决定，在漂泊的自在中躲避。北京像是一个前任，有美好的回忆，但是是回不去的。它又像一段离不成的婚姻，总以某些借口牵绊住你。我们已经分居了：我在上海参加电影节，出门在外有快一个月了；它在家等着，保管我的行李，默认我早晚要回来。7月初，我确实回到了北京，是为了续签证。我已经没有房子住了，在电影资料馆边上的和园客栈订了一个六人间的床位。等签证下来那几天，在剧组认识的经纪人联系我，问我要不要去敦煌的一个网络电影做十天的群演。“对你的职业发展没什么价值，”她坦白地对我说，“但你如果只是想玩一玩，也是可以的。”我迅速答应了。只要能继续躲避，我挺愿意去沙漠扮演抵御外星生物的国际战士。
在现场，我经常和经纪人闲聊。她劝我不要再接这种活，说我是专业学电影的，应该找角色，找机会发展。“其实很快的。”她说。我喜欢她。在我接触过的经纪人中，她算是说话最算数的一个，不随便许诺，还没确定的事情就不敢向你保证，条件提前说清楚，不留后面出问题的空间。她的沟通风格比较透明，会和你及时汇报剧组的情况，不会让你一无所知地等通知。干完活，我们一起坐上敦煌到北京的绿皮车。三十六小时的路程，我到她的下铺坐下来。她请了我一顿盒饭，并支持我去上海的念头，她不在剧组的时候，也在那边。“到时候记得和我说，我帮你找戏拍。”深夜，车厢内熄灯了，我们轻言轻语地摸索未来。在回到自己卧铺的路上，我决定搬到上海。
8月1号，我坐完一夜的绿皮车后到达上海。最后能让我鼓起勇气迈出这一步的，是把它当作一次尝试，而不是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我就不敢租房子，承担潜在损失的风险。我住在浦东的一家青旅，八人间的床位，月租一千六。我用降低成本的方式来抵消未来的不确定。
第一个月，我没开一次张。我躺在青旅的上铺，反复刷微信群，找拍摄，投资料。经纪人在外地，帮不上太大的忙。在火车上，她口头上鼓励了我，但现在到了上海，其实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参加了几次广告试镜，但都没有后续。缺乏收入，但不缺开支。我坐在青旅的露台办公，心不在焉，站起来的时候撞到了沙发旁边的木板，头上裂开了两厘米的伤口。楼下的社区卫生中心无法缝针，我跑了趟医院，做了ct，缝针的过程中由于紧张还晕了过去。我预想过开头会有困难，但没想到会这么糟糕。8月份，只能像笔坏账把它一笔勾销算了。月底，72号去青海玩，问我想不想到他家住，照顾一下老凯约。那一周我仍然没有任何收入，但是从浦东到了浦西，从青旅的八人间升级到一间自己的房子。每天早上下楼遛老凯约的任务给我的日常添加了一点结构，顺便逼我按时起床做事情。因为注册了一个招聘网站的账号，一家留学机构联系了我。它们是我想避免的命运：来这么远，不是为了再当一次老师。但是收入的问题日渐变得难以忽略。仿佛在和魔鬼做交易，对方知道我的弱点，我也知道他的危险。我同意去做兼职，保留一些时间去试镜。
实际上，我9月份在做全职。机构的那不勒斯女同事要准备一个考试，想请一下假，拜托我替她代课。我把同事的临时情况当作一种缘分，在开支较高的搬家阶段让我多获得些收入。我白天到浦西的机构上班，晚上回浦东的青旅住，像是在过两种生活。我利用作息的间隙看房，在上海图书馆附近看完一套狭小的复式后，房东大叔叫我到楼道的对面，进他家里坐坐。一进去，房东开始抚摸我的后背，说其实我住他那里也行。我快速转身走出大门，向同在找房的微信群群友告知情况，避免一次不理想的相遇。
一个名叫小苏的年轻中介带我去瑞金二路看老洋房。那是个1929年建的、以三层住宅构成的弄堂，大门口摆着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的荣誉牌匾。左拐，右拐，再左拐，迷宫般的弄堂终于走到头，才是11号楼的木门。爬上陡峭的楼梯到二层，是一套带阳台的低价房。低价的原因是房子里没有厕所。或者说，厕所是有的，但是没法用。像很多同行一样，二房东想要提高房子的市场价值，用塑料板在房子内盖了一间简易的厕所，被市委发现了，水管全被切断，只剩下一个厕所的样子。真正的厕所在门外的楼道里，是和住隔壁亭子间的租户共用的。算上这些不便利，可以用三千五百元在名贵的地段拥有专属于自己的落脚地。我签下合同搬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