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通告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工作群，有时候连续发三遍。杀鸡儆猴是剧组的日常手段：每隔一段时间，会宣布开除39号，但第二天出工时还是会在大巴上见到他。在长达五个月的合作中，剧组和群演始终无法对彼此产生好感。最恶劣的行为是尝试利用微小的福利来制造群演之间的对立。这是某天早上在群里公布的迟到名单：

88号：迟到八分钟，罚款两百元。

136号：罚款两百元。

86号：迟到二十七分钟，罚款三百元。

49号：迟到三十六分钟，罚款四百元。

请大家把罚款交给领队，罚款用于给今天拍摄的六十八人买礼品。

过了段时间，新的罪人被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60号：两次无故旷工，影响拍摄，被扣四天工资。因深夜在酒店喝酒，严重影响他人，造成极端不良影响。扣五百元工资。

39号：在现场使用手机拍照，被罚款一千元。因在现场顶撞导演，不配合拍摄，被罚款一千元。

80号：在现场醉酒，因带酒到现场被罚款五百元。

9号：带酒到现场，在现场醉酒，罚款五百元。

19号：无故旷工，扣两天工资。

114号：无故旷工，扣两天工资。

62号：迟到十五分钟，扣工资三百元。

上次的迟到罚款，还有二百三十六元，加上这次的迟到罚款，我们可以吃比萨了。

当时，62号感觉很愤怒。他是早上7点45分夜戏拍完后回到的酒店，洗澡收拾后，在早上8点40分休息了。下午1点，剧组发了包括62号在内当天下午5点要出工的人员名单。62号还在睡，没看到群消息。出工的时间临近，62号不下楼，不回电话。领队尝试帮他请假，被剧组拒绝了。逼得没办法，领队找服务员开了房门。裸睡在床上的62号说自己宁愿接受旷工的罚款也不想出工。领队坚持把他带到了现场。由于不同部门之间缺乏交流，剧组表达了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一边道歉，一边扣了他三百元工资。

临时公布的出工名单也是我唯一一次对剧组公开表达不满的原因。3月14日至17日，我和其他十来个人被安排参加白天的组，打乱了我们平时拍夜戏的作息。拍的是美军登陆仁川的戏，现场是一片荒地，主要靠后期做特效。抬头是沃尔沃的发动机工厂，而走路要假装脚下是大海。出工得早，那几天要凌晨5点在大堂集合。3月17日收工回酒店，我期待睡个自然醒的觉，晚上9点不到就睡过去了。次日5点12分，我起来上洗手间，顺便查了下手机，才发现昨晚10点发的出工名单，我得三分钟后在大堂集合。我憋着怒气下了楼，上了车，决定在工作大群发一条消息，指责剧组内部不合理的沟通习惯，要求对演员的基本尊重。“为什么不在凌晨3点宣布呢？”还有人讽刺地提问。那天出工的人的情绪都很紧绷。我们什么都没拍，中午有人因为一只鸡腿差点吵起来，剧组决定提前收工返回酒店。

除了通知发得晚，剧组的沟通风格本身也令人难以接受，随意地使用略带攻击性的言语来传达日常的信息。这是一条深夜发到工作大群里的消息：

所有人，请不要迟到！！！！出发时间是早晨！！！明天所有人都去拍摄，不许迟到！！！

作为某种人群控制的手段，休息日也是到了最后一刻才通知的，以防群演做任何到外地出行的计划。圣诞节的时候，会要求每人每天到酒店前台签到。过年期间，以疫情为由，出酒店大门需要跟领队申请，晚上7点以后不允许出门，领队直接坐在大堂拦人。深度咖啡有幸成为唯一一家我们被允许到访的店，理由是酒吧会有“当地的流氓出没”。领队说，如果有派对，记得叫他一起，这样他能够保证大家的安全。

当然，群演也有可以改善的地方。有人将剧组提供的早餐拍下来发到工作大群里。他抱怨鸡蛋的新鲜度，不知道褐黄色是茶叶蛋做法的缘故。某天中午，一个埃及群演不放心自己盘子里的牛肉是不是清真的，不耐烦了就骂了剧组的工作人员。在酒店住了半个月不到，剧组召开了全体会议，请求所有人不要再叫小姐到自己的房间。老板亲自出席，并说了著名的金句：“为自己的祖国长点面子吧。”斋月的第一天，有伊斯兰教信仰的群演在拍摄中集体离开现场，卸妆开始祷告。有天晚上7点收工，大巴上五十多个群演已经吃完饭想回酒店，但外籍餐厅里还有十几个穆斯林群演要等夕阳下山才能动叉子。领队站在餐厅大叫他们快点吃快点走。他们保持沉默淡定，时不时拿手机查时间。拍大场面的时候，有的群演会趁混乱偷懒，躲在道具车里睡觉，到了饭点再起来。

这是一段双方都不快活的关系。两边都觉得，它结束得越快越好。

剧组是有明确等级系统的江湖，现场的结构以不言而喻的方式陈述着这个事实。导演是看不见的绝对权力，不会离开自己专属的房车，只通过声音和现场发生连接。像是等待某种神灵的信号，工作人员望着不近不远的导演房车，仔细听着从对讲机传出来的指令。主创团队有专门的餐厅和厕所。剩下的人分别在中餐厅和外籍餐厅活动，偶尔会去探索对方的伙食。凌晨的消夜是所有部门的权利。

位于金字塔底层的是场务，他们也是最受欺负的群体。我在现场闲着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很年轻的场务。他才十九岁，来自青海西宁。为了进剧组，他给河南的某家公司交了一千八百元的手续费。到了才发现，剧组根本没有手续费这个东西。他在西安读空乘的专科，来这里是以为可以当个艺人助理或辅助演员，后来只当了场务。过了半个多月，他不想干了。

“为什么？”

“饭特别难吃。昨天在宾馆，锅里有种臭味，我就没吃。”

“还有吗？”

“组长打人。他觉得谁做得不好，就当着大家的面骂他、打他。”

“怎么算是做得不好？”

“像我蓝幕拉得不好。”

“就打你了？”

“没打坏。”他脸上仍有青春痘，说的话却带着属于成年人的厌世。我让他猜旁边两个美国演员的年龄。他猜二十五，最多二十六七岁。实际上，他们三十四和三十九。我先是以为他是想客气，猜低一点。后来我想，十九岁的时候，你印象中的二十七岁的人已经够大了。二十多、三十多又没有什么区别。更大的就是你爸，再大了是你爷。

“什么时候走？”我问他。

“3月4号，干完一个月就走。”

“已经跟组长讲了吗？”

“没有，过几天再说。”

“你准备回学校吗？”

“对，要毕业。毕业了再读个本科吧。”

在江湖生存是一种技能。保命的方式是证明自己活干得好，工作是以上司为观众的表演。某个演员副导曾经表达过这样的精神：“我们被骂了就调整，他们什么都不说我们就对了。”化妆师团队会先过来给你补妆，是否真的需要妆，再说。接到指令的领队会让群演去服装间，确认需不需要换衣服。

“为什么要换？”群演问。他忙着把吃完的瓜子扔到对面的草坪上，并没有想动的意思。

“你去吧，肯定不用换。”领队说。

“那为什么要去呢？”

“这不就证明我工作了嘛！”

当吹风机的操作员被告知“不用吹了！自然风吹得挺好的！”，只能想象他的无奈。

在军训当排长，算是山姆的开门红。他不招人喜欢，但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会拿到一个角色。可是后来的事情没有他想象中那么顺利。日夜作息的频繁倒转、漫长又枯燥的群演站位工作、不让人有期待的伙食——山姆变得烦躁。他拒绝作为群演露脸，因为觉得会影响他以后扮演角色的可能性。不过剧组像是一部机器，要往前走，也不在乎你的担忧。山姆发现，本来设想的一帆风顺实际要复杂得多，是一条挑战人性、崎岖不平的山路。在现场的配合度低、和领队的关系不佳、在军训大喊口号的排长逐渐落到了剧组的边缘。

梅森要当将军了，会有特写，还有对主演说的几句很狠的台词。距离拍摄只剩几天，他在做精神上的准备，逐步地进入角色。某天下午，梅森和我说他想要拿一个奥斯卡奖。“梅森，你在说什么？”我是真的想这么回答他的，但我没那么说，只喝了一口咖啡。“这是我的机会，”梅森说，“我已经想好了我的获奖感言：去你的，吉尔伯特·拉姆齐。”这是曾经欺负梅森的初中同学。我们坐在怀来的咖啡厅，讨论的既是一部中国的主旋律电影，又是美国的奥斯卡奖。我望着窗外走路去买菜的路人，深呼吸，体会这种奇特的反差。

那天晚上，确实是一场戏。为了反映出他新获得的荣誉，梅森特意买了一把露营椅子带到了现场，模仿剧组给主演安排的休息站。晚饭也是提前买好的。梅森身处外籍餐厅，但心里已经脱离了群演的身份。他坐的椅子、吃的汉堡，跟我们在长凳上吃的盒饭不一样。这些一般象征着你地位尊贵，有人专门照顾你。梅森主动照顾了自己，向大家说他很重要。这是一场自编自导自演、让观众心情很复杂的演出。

到了镜头前，梅森的表演继续。他喊剧组的工作人员给他送水。负责在演员的衣服上撒假雪的场务被他拦住。“我是老板。”梅森对着场务反复说，不允许他撒雪。开拍前，他和电影的主演握手。这是他的高潮。半夜12点，戏拍完了，剧组发放消夜。出工的人多，外籍餐厅里排着长队。“将军来了。”梅森冲进外籍餐厅说，但没有人做出反应。“将军来了！请让路。”梅森边说边沿着长达二十米的队伍往前走。大家看了梅森几下，不理解他是在做什么。梅森走到打饭的位置，拿了一份消夜就转身离开，沉浸于角色给他的光环。威利·基顿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像经过视频回放严谨的检查后被判无效的进球，剧组拍完他的戏后，删去了这个角色。跟他自己的真实生活一样，72号回归了海军。他扮演的新角色是一名美国海军直升机飞行员。那场戏赶在拍摄的尾声、距离杀青只剩几天的时候完成了。5月12日的傍晚，作为第一备用演员的72号到达了摄影棚。室内的现场十分寂静，72号坐在凳子上，望着俄罗斯人苏东到直升机的内部入座。飞行员佩戴的装备包括紧身的面罩和头盔，长时间的拍摄容易使人不舒服。俄罗斯人苏东试了又试，最终选择了放弃。剧组快速叫备用演员换服装上场。在厚重的装备下，镜头只拍得到一双蓝色眼睛，是海军飞行员7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