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高铁去的？”

“是。”

“那三百多呢。”我不记得是否真的三百多，但我选择相信阿姨的说法。

“普通车呢？”我问起阿姨，“一百多吧？”

想都没有想，阿姨立刻回答：“一百二。”

我开始怀念和同龄人的交流。我刷tinder，虽然明知道不会和这些人见面。某天晚上，我和同在北京的夜空下的鱼饼打语音。作为陌生人，我们什么都可以聊。

四年前，鱼饼在湖北开过一家咖啡厅。在武汉还没有恢复的时候，这个故事让我终于想象出一些在那片土地上曾经正常生活的场景。

鱼饼原本希望能够吸引一些带纸笔和电脑来办公的群体，店里还准备了一间小放映厅。但是咖啡厅最后吸引的是白天没事干的男人，还有晚上看老公打牌的女人。这显然不是她想创造的环境。她离开了湖北，留下了一个丈夫和一家咖啡厅。关于咖啡厅的记忆比关于丈夫的还要痛苦。关店后，离开之前，鱼饼时不时会专门绕路，留意避免路过开店的地点，那会给她带来一阵阵的难过。

我躺在床上，听鱼饼讲，感觉到北京的两千万人口真的是两千万个人。

早上，鱼饼发消息，说她梦到自己回到了那家咖啡厅，看到好朋友们都在里面，她哭醒了。第二天，她凌晨3点说自己又做噩梦了。她的一个前男友回国了，在路上遇到了鱼饼，边和她聊天，边处处打量她。

“看你多失态，”梦中的男人对鱼饼说，“还是我新认识的人好，我们更幸福。”他们的共同朋友也过来说，男人新认识的人工作很好，他们两个人相处得很愉快。鱼饼醒来一头汗。那段关系大概是那样演变的：男方说着是为鱼饼好，会评价她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后鱼饼受不了了，他们分手了。鱼饼，就像一个依旧能听到炸弹声的退伍军人，开始出现了自信问题。

两天后的上午9点28分，鱼饼发消息说：“昨天没做梦，嘻嘻。”

这种生活持续了六十多天，我在学校门口看到表演系的同学cleo在铁栅栏旁摆桌摆椅，和坐在铁栅栏另一边的男朋友一起吃饭。

铁栅栏是和外界交流的实体通道。某天晚上，我站在铁栅栏边上，离外面的公交车站只有五六米。我听着志愿者阿姨用喇叭播报即将到站的公交车。我能接触的这一小片正常生活给我提供了一些解脱，我就多站会儿，听听。转身要走的时候，我看到两个人在拥抱，一时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很明显，女生在校区里，而男生在路边。他们的手臂完美地穿过栅栏之间狭窄的空隙，伸到对方的位置。他们跨越了世界。

站在铁栅栏边等外卖也算是半个社交活动。同一个外卖骑手配送了我和一个朝鲜族同学的晚饭，我们拿完餐就一起走回宿舍楼。他身体微胖，戴着眼镜，穿一身黑色的耐克运动服，有点像一个下班出来散步的职员。

“你们那边有疫情吗？”

“没有，没有。”我印象中，这是我们当了两年宿舍邻居的唯一一段对话。

这种日常节奏很慢，像是在提前体验退休的生活。你会珍惜每次和别人闲聊的机会，并会注意到你周围环境里的任何动静和微妙变化。

cleo发现了一群能自由进出学校的猫咪，并决定照顾它们，顺便缓解写不出论文的焦虑。她开始天天买吃的喂给它们。不过她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其中一只猫咪很瘦，却吃得特别多。她问了开宠物店的朋友，又联系了宠物医生，确定那只猫咪已经怀孕，十天后就要生了。

为了照顾怀孕的猫咪，cleo决定给它买好一点的食物，湿的干的一起搅拌，每天多弄点。她也买了专门的猫牛奶，再准备点水。cleo说这样就“非常丰盛，对猫咪的孩子有帮助”。

怀孕的猫咪有些不放心，对陌生的人和猫表现得很凶。cleo通过一个多月不断地去喂猫咪，算是和它建立了一段有信任的关系。某天，猫咪趴着的时候，把肚子露给cleo看。“以前不会，”cleo说，“它要是不信任我，我也发现不了它怀孕。”猫咪愿意让cleo靠近它，让她蹲在旁边。别人不行，它都会跑。cleo说当流浪猫敢背对着你，那就是信任你了。

这些天我经常写作，却和cleo一样难以专心。一阵嘟嘟声每七秒一次从楼道传到我的房间。更加难熬的，是我不清楚它具体来自什么位置。

刺耳的嘟嘟声实在让我心神不宁。我跟着楼道的结构绕了一圈，在不同的地方停留，仔仔细细地听，还是听不出来声音是从哪里来的。我推测它甚至有可能来自多个不同的位置。我试着放点音乐，还是会时不时地被干扰。嘟嘟声的节奏，比音乐还有规律。我决定下楼，和前台女士反映情况。

“是电梯旁边的那个声音吗？”她抬起头说。

“我不确定。”

“应该是电梯旁边的那个。”前台女士的目光自然地回到她眼前的电脑屏幕。对她来说，这个事情已经办完了。

“能解决吗？”我继续问。

“有这种声音已经很久了。”前台女士的回答永远都不正面。不过她这么说，也就是不能解决的意思。我承认之前也有，虽然之前好像偶尔才会出现。

“不，之前也跟现在一样的。”前台女士坚定地打断我。

“之前有，但是那时候可以去咖啡厅避开它。”我意识到这是最不能让前台女士有共鸣的一句话。

前台女士说一切是从何东让烟雾报警器响起来的那天开始的，之后才有了每七秒一次的嘟嘟声。这个历史解读是前台女士对这个问题的最后一个贡献。

过了几天，我听到门外的一些声响。门一打开，我对面是宿舍楼的大叔。他抽着烟跟我打招呼，看起来很快乐的样子。大叔说，他发现了嘟嘟声是怎么回事。维修大叔蹲下来给我指着烟雾报警器上面的一个钮，有嘟嘟声的时候，按下它就可以了。

出入管理出现第一次放松。4月3日上午9点47分，我拿着刚开的“出门条”坐地铁去亮马桥，中午约朋友在衡山汇吃粤菜。一转眼已经春天了，我们在蓝色港湾附近走一走，在已经开花的树下拍照留念。如出门条所规定的，我在14点57分前返校，五小时十分钟的自由就此落幕。

虽然出入管理没有被彻底地废除，但是有好转的信号。变化不管多渺小，还是可以让你感到希望的。

有老师约我跑步，先是在学校操场，后是在校外，她专门申请的。在豆瓣上发了一些记录学校生活的日记后，我收到河南读者寄来的大包装卫龙辣条。临近研究生开题的截止日，学校让我自己用一个教室，方便专心赶进度。我每天像上班一样，拿着电脑穿越校区，走到c楼的607室。那是我曾经去上中文课的地方。过了四年，它成了我的办公室。在607室，我听音乐，看杨德昌的电影，读意大利的新闻。待在一个不为吃饭睡觉而设计的空间让我找回一些疫情前曾有过的尊严。

在校区里走着，我经常能看到忙着各种活的维修大叔。你总是没法说清楚他的工作具体是什么。他拿着水盆洗停在学校里的车。他飞速骑着电动到校门，取一杯咖啡送到老师的桌上。

“为什么要买？”我问他，“我们最近楼里不是有免费的咖啡机吗？”

大叔指着他手里拿的纸袋上的牌子，坚定地说：“这个好喝。”

从4月份宿舍楼里有免费咖啡机起，大叔开始喝咖啡，并对不同的口味有了自己的意见。没咖啡豆的那天，我就自然而然地跟大叔说了。

“不是我的权力。”他回答。大叔说，管理咖啡豆是前台女士的权力：“她学历比我大。”

那段时间，前台女士喜欢在前台摆一个“值班人员暂时不在，有事请打电话”的牌子。她会在校区里散步，跟朋友视频。我虽然对此没有意见，但不得不承认，替代前台女士的牌子确实在工作上有做不到的地方。

没有办法的办法，大叔绕过前台到后面的柜子里找咖啡豆。那里有各种咖啡粉、咖啡豆的盒子，不过奇妙的是，大部分是空的，像是摆在那边的奖项。终于，大叔成功地找到里面有咖啡豆的盒子。

他边倒豆子边重复，这样的事情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

“我只是搞维修的。”大叔抬头笑着对我说。

我忙着准备开题的资料，一直到月底都不怎么找老师开出门条。

5月份，出入管理进一步放松，允许学生申请一天的外出。我通常需要从上午8点到晚上10点在朝阳区“谈合作的影片”。5月5日，我骑着小单车，时隔半年再回到北京的胡同。我在清真的小吃店吃早餐，看到在鼓楼面前拍婚纱的新夫妻。我买意大利葡萄酒和意面。

每次想申请出校，我需要联系李老师。在讨论这些规则的时候，她是唯一不急于为学校辩解的老师。她单纯和我聊天，和我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精神交流。有天中午，她开车带我去校外，到公园里的川菜馆。

她是会说出“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这样的话的人。桌子上，我和李老师之间有一条鱼。餐厅窗外是公园的小河，在河的对岸，几个老年人走着放风筝。“你知道，需要小心，”李老师说，“低头玩手机在公园走，会看不到那些风筝的线，有可能会被勒死。”我嘴里的鱼一下子就咬不动了。

我们仿佛是经常一起聊日常的朋友，吃了几口菜，她就聊起她的丈夫。李老师说，她无法被他理解。

“我对他说，我不喜欢我的工作，不想干了。”

“他怎么回答？”

“他说，那你可以在上班的第一小时完成你的工作，后面的时间想干啥就干啥。但后面的时间，我根本没有什么精力去做别的。”李老师给我倒了一杯菊花茶。坐在她后面的一对夫妻听到了，打量了我们一下。

“下班回家要看儿子。我丈夫偶尔带他半小时，就说他很喜欢陪孩子，很放松。”

上大学的时候，李老师会在北京参加一票难求的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放映。她写的论文讲述的是t.s.艾略特诗歌中的和解主题。但这些都不再属于她现在的生活了。它们成了一些只能在多年后吃顿水煮肉片去怀念的岁月的废墟。桌子上的菜还剩比较多，李老师让我全部带回去，她说她儿子不吃辣。

5月有了正常生活的模样。后海的老人在钓鱼，路边的师傅在配钥匙，锻炼区域的情侣在打羽毛球，小卖部的老板在睡午觉。杀虫公司来学校清洁，我去东大桥看牙。外卖员跑写字楼，福弥开放了亮马河边的座位。我路过一所学校，站在外面看着学生的体育课。经历了过去三个月，似乎任何生活的痕迹都能吸引我，甚至打动我。

从3月开始通过微信和我对接一些游戏翻译业务的李娜约我线下见面，想聊聊我们长期合作的可能性。我们在东直门的当代moma吃北京菜，饭后到隔壁的她家坐下来喝茶。她丈夫是一名资深喝茶爱好者。他打开客厅里专门放茶叶的柜子，详细地给我介绍了每一罐分别是从中国哪里淘回来的。

我们围着茶几，坐在非常矮的木凳上。她丈夫讲起了点什么，说到一半却停下来了。我无措地怀疑自己是否漏听了他那番话的结尾。他开始泡茶——开水被倒入盖碗里，正在等待。

“他泡茶的时候不说话。”李娜及时说，也许意识到丈夫的停顿使我有些困惑。我默默点了点头，免得说些干扰茶道的话。

“我认为茶是有生命的，”她丈夫回过神来，“泡的时候，我宁愿只和它互动。”他坐在我对面，而坐我右边的李娜忙着烧香。我好像陷入了某个邪教，但它并不暴力，并且与外界没有什么关系。借着谈工作的缘故，我被邀请进来。现在，我正试图了解它的内部运行。

烧香的事情在我意料之外。这明明是李娜的主意，而她丈夫对此做出了让步。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当我问他喝茶适合配什么吃的时候，他说什么都不要配，因为除了茶之外的任何气味或味道都有可能破坏体验的纯粹性。如今允许烧香，应该是某个理事会的成果——不同派系阐明了各自的观点和需求，并在保护核心原则的情况下达成了共识，实现了变革。肯定有过一个类似的过程。也许还有点导火索事件，烧香之战什么的。

“我们可以聊，”他自然地接着三分钟前的话题讲，并没有忘记自己在说什么，“但不能走出这个门。在学术界……”

“你觉得这茶怎么样？”李娜用尖锐的声音打断他并问我。虽说他们一定程度上相互协调，但李娜似乎生活在另一个更轻松的、不谈论学术问题的频道。

我说像威士忌，有种天鹅绒般的质感。但我越试图解释，就越说不清它们的相似点。茶和威士忌之间的联系也没有形成，它只是一个让对方感到疑惑的想法。也有可能李娜不喝威士忌。

她丈夫问我在欧洲如何看待一夫多妻制的问题。他非常尊重欧洲，尽管他认为欧洲效率有些低，人太软弱了。这是我第一次去别人家做客、喝茶、聊事情，我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社交维度——你没有在工作，但也没有完全放松，还是需要在线的。在缓缓刺激神经的茶叶的效果下，你可以聊历史、政治和电影，然后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

李娜叫我“ale”，我的意大利语名字。应该读“阿雷”，但她用了英语发音，说成了eil，像个艾尔啤酒。

“艾尔，我们需要今天之内做完翻译。”她对我说。那天是周日，我已经有其他的安排。我说不行。“没问题，艾尔。”她平静地回答。

真的没有问题。只是李娜习惯了周日工作，就像周一和周四一样。她没想过这有可能对我成问题，但她迅速地适应了我的欧洲习惯。

倒茶不说话的，客厅里烧香的，周天不工作的——在我看来，李娜家正上演着一场奇迹般的人际相处。一根细线将三个不同的世界巧妙地连在一起。

“亚历找女人去了吗？”我回学校时维修大叔激动地问我。相对更宽松的出入管理只针对学生，而不是校工，因此大叔已经有半年左右没出过校门。以前，我会在学校附近的街区看到逍遥自在的他：骑着电动车，嘴里一根烟，晒着知春路的太阳。“找女人，”大叔总结起来，“得送礼物，请吃饭，去宾馆。五百多，亚历昨天是不是花了一千？”

“差不多吧。”我对大叔说。

5月是晴天，6月是新发地批发市场。以为一切都结束了的我，一下又回到了起点。

我情绪上感到崩溃，心里知道自己承受不了一段新的封校生活。挺住了四个月，我不愿意放弃终于恢复的和外界的连接。时机恰当，意大利语留学机构的前同事说他回不到国内，但是租的房子还在。我拿着前同事的自如密码，决定彻底地离校。

我签下一份声明后，学校摆脱了和我争论出入规定的烦恼。留学生部门的老师大松一口气，连打车搬走的四十二块八毛五都给我报销。6月18日，学校给我开的出门条上面写着：“外出时间：11:00，返回时间：——”。

在走之前，我最后去了一趟c楼，收拾我用过的607室，把它还原成一个教室的样子。我快步进去，忽然听到有人叫了我一声。我回头看，是在c楼门口值班的新来的年轻保安。“商量个事。”他个子很矮，保安服比他该穿的码至少要大两号。帽子完全盖住他的小脑袋，像是个假装自己是大人的小孩。

年轻保安想拿五十块钱现金换成微信里的钱，在食堂吃饭用。他说话有点急，说学校不给办校园卡，要等开学才能办。我答应他，拿出手机准备操作。

他状态放松下来，咕哝着说：“一直没解决吃饭这个大问题。”比起对我说，年轻保安更像是在自言自语。发完微信红包到了楼上，我收到他的一条消息：“［太阳］［握手］交个朋友，谢谢你。”

过了三天，我已经到了校外住，年轻保安联系我。

“同学好，你拍了毕业生照没有，推荐一个地方你去试试，你是老外比较好进一些。”他附上一张手写的纸条的照片。上面写的标题是：“同学进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拍毕业照”。

他说要直接打车进学校里面，不要在门口停下。“保安一般不查老外，查也不怕，就说大四某某院系回学校拍毕业照的。”

除了一张“2020值得反思的一段话”，年轻保安还发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微信公众号名片给我。“我打算去北京大学提升学历，来个专升本，”他说，“我中专毕业，没有读成大学。很遗憾，有机会了就上。”

他又给我推荐了一堆公众号，都是跟清华和北大有关的。有“北大清华讲座”“北大青年天文学会”“北大社会实践”“北大生科”“北京大学人文学部”“清华大学文体之声”“清华大学小研在线”。我怎么刷也刷不完。一共有六十二个。

“发一些公众号给你可以关注一下，收到吗？”

我说谢谢，收到。他回了个“西瓜”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