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

2020年1月，快放寒假了，每天能看到提着行李准备回家过年的学生。学校周围气氛很宁静，还开着的店铺也少了。在去地铁站的路上，我发现了一家还在营业的台湾小餐馆，决定进去尝一下。

“老板，这家店开多久了？三个月？”

“九个月！”

“九个月啊！”

北京是一座没有时间感的城市。或者说，它只有当下。半年前发生的事情会跟前天的混为一体，形成一片时间的浓雾。节奏紧迫，追忆过去或揣测未来都是不可能的。一切正在发生。餐馆老板的解释更加通俗。他说外国人喜欢看美女，不会注意到他的小店。

“那说明生意还不错吧。”我说，努力弥补刚才的失误。“不不，”老板回答，“每个月我都赔钱。”看来，今天的对话注定是失败的。

老板会用比较好的食材，但保持着苍蝇馆子的价格。这大概可以解释每个月赔钱的结果。他说开店主要是找点事情干。他原本在台湾有工作和收入，后来老婆去北京找工作了，他就跟着一起来了。清晨5点，他会起来给老婆准备便当，再准备早餐，然后把她叫醒。老婆出门了，他会看看电视，看到中午就吃饭，吃完就睡会儿。醒来看见冰箱是空的，他会出去买菜，回家开始准备晚饭。为了逃离这样重复的生活，他开了这家店，月赔七千。

那几天，我继续去他那里吃饭，支持一下家庭企业。老板也记住了我的名字。

“你好，亚历，”老板说，“你赶时间吗？”他没抬头，忙着操作柜台上的外卖订单小机器。老板说他连不上wi-fi。

老板在用隔壁超市的wi-fi。我得知小餐馆还用着超市的自来水和营业执照，餐馆和超市之间有一堵墙，但是在资料上，餐馆是超市的一部分。通过一扇小门，两个地方是通的，时不时会有人从小门出来问饭好了没。学生回家了，客人少了，昨天才四个。其中一个就是何东。

就在那一刻，一个穿着黑羽绒服的中年男人进来了。

“来两份卤肉饭吧，一份这里吃，一份带走，”他说，“我跟儿子说让他尝尝正宗的台湾菜，之前吃的都是假的。”

“没有鸡蛋了。年前用完的食材都不再买了。”

“那你就放点别的。我跟儿子说，下课了就别吃东西，回家有卤肉饭。多放点饭，他能吃。”

老板背对着客人，边忙边淘气地说：“好，反正我想放什么就放什么。”

“多少？一百？”黑羽绒服的男人边问边扫码。

“没有一百！”老板连忙回答，但是钱已经转了。他付的大概是整个餐馆昨天的收入。他们关系比较熟，后面就聊家常。他向老板祝福新年好，接着拿起给儿子的卤肉饭就走。

“你知道那是谁吗？”餐馆老板说，“是超市的三个老板之一。他很有钱，想多给点就多给点。”

年后，餐馆老板准备关掉实体店，只做外卖，争取不再赔钱了。订单在家里做，微信群里有超过两百个想吃卤肉饭的大学生。老板还想卖饮料，以台式奶茶为主打。我注意到餐馆柜台上的棕色饮料，就问老板那是什么。

“瓜茶，”老板说，“我请你喝。”

味道很甜。太甜了。一口一口，我努力保持着一副满意的样子。望着窗外，我看到街上的雪，听到老板说：“这特别适合夏天喝。”

何东和本杰准备回国，但这和刚刚开始的疫情无关。何东只是想回趟家，而本杰需要在澳洲处理一些签证上的问题——他爱上了一个海南航空的飞行员，决定辞职去海口学书法，所以要回国重新办签证。他们都计划2月份左右回来。衣服、相机和白酒，也都放在北京的住处没带走。我打算留在学校专心写东西。

1月27日，大年初三，我们约了最后一次饭。当时，湖北省共计有两千七百一十四例新冠病例，北京才八十例。北京部分餐厅不营业，主要是因为春节假期。三里屯一家墨西哥餐厅在微信上发通知，放假期间正常营业。海报上写着一系列承诺：及时消毒桌子和打扫卫生间、让员工戴口罩和测体温。对于到店的客人，没有任何要求。科罗娜啤酒二十五元一瓶，一百二十元一桶。

但本杰还是觉得眼前的情况不太妙。在我们三个人的群里，他劝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戴口罩，勤洗手”。他说，通往北京方向的公交都停运了。他建议我们吃饭不要跑太远，还是留在学校附近好一些。那天上午，我在五道口的一家咖啡厅办公，顺便骑车遛了一圈，找找还开着的店。

我们决定去汗巴巴。我给店里打电话，而这被何东形容为“历史上最无用的预订”。

确实我们是店里唯一一桌客人。那会儿还没有健康码，也不用出示核酸证明。巴基斯坦老板亲自走到我们桌，给每个人测体温，再让我们点一盘玛莎拉烤鸡块咖喱。本杰从公司带了包口罩，在餐桌上分给我们。何东第二天就飞英国，他说没事，让我多拿几个。当时，全世界只有中国出现过新冠导致的死亡病例。

疫情依然是比较新鲜的话题，大家对此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意见。我们只有个别的案例可以拿来下饭闲聊。一个波兰留学生去武汉找女朋友，不知何时能出城。本杰说上海的一个学校通知了家长，2月18日前不会开学。

到伦敦之后，何东在群里跟我们报平安。他说首都机场都很正常，“除了戴口罩和填一个小表格，没有什么特别的”。敢不敢在飞机上摘口罩吃饭也是让大家纠结的问题，特别是在长途航班上。“最后我还是把一切都吃光了，”何东说，“除了那份沙拉，看起来很恶心。”

在伦敦机场排队入境，何东说自己的心情相当复杂。是要继续戴着口罩保持安全，还是摘下来，融入来自全世界的乘客？这一句在2020年说的话，事后看来如此意味深长。

罗马时间1月30日晚，总理孔特宣布意大利首次确诊了两例新冠病例，是两名中国游客。意大利选择关闭所有往返中国的航班，成为欧盟第一个采取防疫措施的国家。

那两名中国游客是一对六十多岁的夫妻，1月23日跟团从武汉飞米兰，到达几天之后开始出现症状。他们酒店的经理接受媒体采访说，当时是太太联系了前台，说丈夫发了高烧。酒店叫了救护车，夫妻二人被送往传染病研究所接受隔离治疗。同行的十九名游客一起在医院进行医学观察。

这对于在意大利生活的华人不是一件好事。我2018年在北京教过的学生现在在米兰读书。她说，商场的柜姐和中国人讲话都戴上了口罩。地铁上，很多乘客看到中国人就会远离，把围脖竖起来遮住嘴巴和鼻子。中国人需要和朋友、老师解释，他们不吃蝙蝠。当时，世界卫生组织还没有选择全球后来会使用的名称“covid-19”。不管是媒体还是普通人，大家都叫它“中国病毒”。

“怎么着，你回来吗？”远在意大利的舅舅给我发消息说，“再这样下去，机场会不会关掉？”

我对于那些在意大利生活的中国人的遭遇感到心痛。至于我的安全，要不要离开疫情重灾区？我觉得没有必要。我猜测，这个问题过几个月怎么也会被解决。反正三月份要开学，对吗？

选择留在学校的留学生也不多。气氛很沉静。何东走了，房间变大了。我正在看《马男波杰克》的第六季时，听到有人敲门。是楼下的前台女士，她挨门挨户地通知学生：从今天起，原则上不能出学校。出学校需要说明理由、提交申请、等待批准。去机场和其他国家不受影响。就是说，你随时都可以走，能否回来就另说。

我的第一反应是否定现实。“怎么可能？”我对前台女士说，“我还是得出去。”

她一副不关心的样子，没有回答。她还要去通知其他学生。她期待的是赶快忙完回前台刷视频，而不是和一堆外国人进行出入政策探讨。

但不管你是否接受，现实还是会来的。离开校区变得比较复杂。即使申请通过，也顶多会批准两小时的外出。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出门经常会在路上花一小时。来回一趟，朋友还没见，时间就用完了。加上疫情初期的保守心态，2月份校区就变成了我全部的世界。

食堂还开着。早餐的供应时间是7点半到8点半。为了赶上饭点，我定闹钟，随便穿点什么下楼，顺便解决每天小程序打卡的任务。迷迷糊糊地弄这一切时，我曾经勾了“最近十五日内接触过新冠肺炎感染者”的选项，并迅速接到班主任的关心电话。我从此养成了喝完咖啡再打卡的习惯。

身边没有几个熟悉的同学，我开始和校工交流。买完早餐，我坐在长凳上，对着春天8点多的阳光，吃个韭菜饼。目光往下一移，是已经关门超过两个月的学校超市。往右一看，是学校食堂。正在上楼梯的是个穿休闲衣服的男生。他转身看我一眼，接着往食堂走。

过了一会儿，他出现在我的右边，在离我三四米的地方蹲下来，我这才认出他是在学校食堂打菜的小哥。在如今冷清的食堂里，他依然热情高涨。就算你敷衍地指出你想要的那些菜，他也会及时地向你报菜名，似乎能让它们变得更好吃。

刚买的韭菜饼不是他帮我装的。我还在想，熟悉的打菜小哥到哪去了？不穿工作服的他让我体验到一种认知反差。就像当你在剧组习惯了看到某个演员演某个角色，等杀青之后，这个人终于又变回了自己，跟你聊他或她真实的生活，你就有点不适应了。

打菜小哥要走了，不再打菜了。他要去山西做艾灸的生意。我说，我还蛮喜欢去做艾灸。说这句话让我仿佛回到疫情前的时候。周一晚上去朝阳公园踢球，周二晚上去亮马桥吃比萨。说起各种疫情前的习惯，好像说的不是自己，而是曾经活着的某个人。

小哥向我报道美国和意大利最新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他比我都清楚。他是年前来学校食堂打工的。时机不妙，一进校就出不来了。我问他这段时间都吃些什么，是不是一直吃食堂。人只要够无聊，就会变得比较好奇。他说想吃啥都行，还可以下楼到清真餐厅烤烧烤。喝点二锅头、啤酒，吃烧烤。

小哥的家是河北的，但他说村里管得严，比大城市严。至于他为什么想去山西，我就觉得不用问了。当宇宙的边界变成学校的铁栅栏，谁不想去山西呢？不去山西才要问。他所说的“去转一转”，已经是充分的理由。我们继续聊。

“食堂主要是速冻食物吗？”

“是，速冻的多。楼下有个很大的速冻库。前几天领导过来说，就算外面断货了，我们自己还可以吃大概三个月的饭。”

“那是要吃啥呢？”

“大米、馒头，再加点咸菜。”

“就是保证饿不死了吧。”

“哈哈，是。”

“每天浪费的东西多吗？”

“很多。已经做好的菜，过了两三天就要扔了。”

“买的菜是新鲜的吗？多久买一次？”

“至少每个星期会买一次。”

我们加了微信，小哥说到时候给我介绍艾灸的操作。

当时，我和艾灸小哥一样想离开，但不敢对自己承认这个事实。离开复杂，离开有风险，离开有经济成本。还是学生、没有收入的我鼓不起勇气迈出这一步。因此，我心里默认留下来是唯一的选择，不去探讨其他的可能性。我给自己设定的游戏规则是只能想办法在这里面生活。

三月份，随着疫情的好转，学校外面的世界逐渐恢复原样，但学校里面的情况没发生任何变化。学校的行政人员可以自由出入，上下班回家，但针对留宿生的限制丝毫没变。一个学生这样总结过：“外面的人郊游，广场舞就在我院子外面跳，朋友圈在吃海底捞。”整个北京都正常了，为何学校还不解除限制？

我能接触到的是负责留学生管理的老师。至于出入校的规定，他们没有决定权，因此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去回应我和其他学生的不满。最常用的是喊大家开个会，求求理解，送点薯片和可乐。在一对一的沟通下，有老师和我讲道理：这都是为了安全，没有人，就没有人权。班主任打电话说，欢迎我到系里用教室看电影。他还出席了一次学校专门为我安排的心理咨询。聊完最近在学校的事情，心理老师说我状态“还挺好的”。

心理老师大概的意思，是只能接受周边的现实，并尽量在其中生存。虽说她无法改变学校政策，但我和她还比较聊得来。我需要的不是情感安抚，而是有人来说我的感受是正常的。

情绪不好的时候，我就点一个比萨和六听啤酒。那是大跃公司出的精酿，能让我的心回到亮马桥的夜，想起和本杰的微醺闲聊。一套六听啤酒刚好喝一周，等下次想吃比萨时再进一次货。下楼散散步，不会遇到本杰，遇到的是留学生宿舍楼的维修大叔。

大叔的甘肃口音比较重，我经常听不懂他说的，就“嗯嗯”点头微笑。他标志性的道具是一辆黑色的电动车，要在宿舍楼值夜班的时候，他会骑着电动穿过宿舍楼的玻璃门停在楼里。疫情前晚归的时候，会看到他躺在前台后面睡觉，旁边的电视播放着cctv6的战争片。他喜欢提到打仗的事情，还有邓小平。这些似乎会让他很兴奋，像是喝醉了。说完，大叔会笑着来一句：“我说的对不对？”

早上下楼，电梯开门的时候，我就能听到大叔刷抖音听疫情新闻的声音。“亚历，亚历，”大叔举着手机对我说，“看到了吗，美国新冠死了五十万人！”可能我是在那时候学会了听到让自己难受的话装作没事的生存技能。

“是吗？”我平静地说，跟大叔的心情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仿佛在演一个不想演的剧本。

“意大利那边怎么样？”维修大叔接着问我，情绪这下平稳了很多。

“还行，”我说，聊的话题迅速从抽象的美国转移到了具体的意大利，“现在好些了。”

比起聊这些，任何话题都更好。某天中午在五楼的厨房，我和保洁阿姨同时在做饭。我切油菜，她来纠正我。阿姨说，需要先把油菜一个一个切开，土都去掉了，才能保证洗菜的时候你真的把它洗干净了。我要重新来。

准确洗菜的时候，阿姨问我买的菜贵不贵。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油菜，多贵才算贵？就算我知道，我买的油菜多少钱来着，谁记得呢？

我装作自信地说，不贵。

“八块钱吧？”

“差不多。”

“做什么菜你？”

“炒菜和米饭。”

“那不行。加点别的什么，炒鸡蛋吧。”我回房间里拿两个鸡蛋。

我到宿舍楼楼下的长凳上吃饭，吃完就躺下来睡一觉。一小时后，保洁阿姨的声音把我叫醒。

“学生睡觉了。”她对同事说。

我睁开眼睛坐起来，看到保洁阿姨拿着把水果刀，低头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她和另一个阿姨在一起拔草。阿姨说那种草是可以泡水喝的。

“你怎么不学习？”阿姨问我。她叫我不要在外面睡，会感冒的。我说没关系，现在天气不冷。她说还是会感冒的。

几分钟的事，阿姨问清楚了我的学业进度、感情状态以及未来的生活规划。我想了想该怎么样对她表现出同等的好奇心，想来想去，就问她老家是哪的。

“河南郑州。”

“哦，我去年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