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淡交会过，各不留下印。

——陈奕迅，《落花流水》

到了校外住，一切像是变得更轻松。做饭、扔垃圾、过马路、坐地铁、骑单车时，我的内心一直播放着令人愉悦的歌曲。只要我能够在空旷的城市流动，就不会有让我烦躁的事情。如果生活是一个电子游戏的话，那么我就是调到了新手模式，偶尔会给我一些挑战，但跟我之前所习惯的难度比起来，真的不算什么。

那些以前会让我比较紧张的问题，我现在基本可以一笑而过，甚至成为一种日常的小乐趣。住了前同事的房子，算是换了个住址，我需要去办著名的“外国人住宿登记”。每次办住宿登记的体验都不太一样，因此缺乏对未来的参考价值。总会有新的要交的文件，新的对原规定的理解，新的解决方案。这次，我需要在半天之内搞定一个物业证明。光线暗淡的物业办公室里，我对着表情糊涂的工作人员坐着。

“什么证明？”他问我。在我无法提供更详细的细节的情况下，他拿着办公室的电话把社区站的人叫过来。那是一个个子比较矮、态度很热情的大叔。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门外，点了一根烟，问我多大年纪。在办事的过程中，这是个你完全不懂眼前在发生什么的环节。但是，由于没有其他策略，你也只能跟着走。好在大叔看起来是个会办事的人。

整个案子的难度在于，我住的房子是前同事租的，租房合同上只有他的名字，没有我的。那怎么证明是我住的呢？大叔打了几个电话，又叫了一个同事过来。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学生。一个在国贸租房的学生，他们说那肯定是我家里有钱。我懒得解释我是怎么经过六个月的挣扎走到了这一步，就干脆地接受了他们给我下的结论。

大叔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是房子的管家的。“你跟他说，你们需要去社区备案。”大叔有一种完成了任务的语气。说完，他和同事一起走了。我感到情绪有些失控。我不抱太多希望，拿起手机，准备给管家打电话。

“你哪个小区的啊？”管家说，听着就比较疑惑。

“光辉里小区。”

“你应该是打错了，我都不是北京的。”他说自己不是房子管家，我也不会惊讶。

我赶紧和他道歉，把电话挂了。我往四周望，已经看不到大叔的影子了。我回到物业的办公室里，问里面的人知不知道他往哪里走了。工作人员说往小区门口走了。我在北京夏天的阳光下追着跑。

到了小区门口，我两边一看，发现社区站的大叔和同事在一起，出小区往左拐了。我小跑跟上，和他说新的情况。

“啊？他都不是北京的！跟我们走吧。”大叔说。

我们走了几百米，上了三楼。大上午，办公室一片安静，大叔走进去就向整个社区站说：“有个难题。”说完大叔就走了，这算是又完成了一次工作交接。我在门外等候，坐在一张白色桌子旁边。我很难想象这个走廊里的桌子的作用。我对着白桌子的表面，仿佛从那片白色里能出来一份已经办好的住宿登记。

“会说中国话吗？”我听到有人说话，抬头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会。”我说，说完站起来。

“准备在这里住多久？”

这个问题没有上一个简单。我没做过仔细的计划，也不知道前同事何时从意大利回来。我给了个比较复杂的答案，社区的人听到一半就点点头。我便不继续说了。

“你去派出所登记吧，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我心里感到解脱，急着想走，怕对方再改主意。我谢谢他后，下楼扫了个单车去建国门派出所。到了第一个红绿灯，我想起社区站的大叔。我想象他已经回到小区，抽着烟跟同事讲他今天碰到了什么难题。

跟我的前同事一样，何东和本杰没有能够回中国。他们先是天天盯着疫情的进展，期待政策有所放松。时间久了，他们意识到身边的人都有工作，而他们正处于一种尴尬的等待状态。能走出去的日子遥遥无期，他们在原地找了工作。很多留学生都如此。国内的同学，学校要求留在外地等返校通知。结果是我在北京没有那么多朋友了。

东四十一条六十四号的咖啡厅酒吧“摄影笔”成为我的社交基地。我去那边看电影，看完电影上露台喝酒，还认识了在屋顶上种花的女人。

她的酒杯里面只剩下一个辣椒和一片罗勒叶。我问她那是什么鸡尾酒。她说不知道，就是酒单左下角，四个字的那个。她向酒杯里看一眼，像是在思考点什么。“很辣很辣。”她说自己平时不喝酒，来这里就会点一杯牛奶和一杯水。不过昨天喝了一杯这个辣酒，今天过得很好，所以今晚又来了一杯。

种花的女人在农村长大，在山上上了大学。她总是难以习惯城市生活，主要是对城市没兴趣。她为了找机会来到北京，又觉得和大自然隔了一层，很不舒服。为了缓解这种不适，她在北京会翻过河边的铁栅栏，到泥土上走走。看到身边的水，她在二环内就能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我问这么做会不会有人管，她说根本没人想过会有人这么做，所以也没有人管。

她想到可以做中文老师，就在网上搜索北京外国人最多的地方，最终定了使馆区作为发名片的地点。她很快在两个非洲大使馆找到了首批客户。要给大使上课，她说，教语言是不够的。大使们想要一种“体验”，希望感觉到你对他们的生活有好奇心。她慢慢懂了，虽然有时根本不好奇。她不喜欢塞内加尔的某个向她求学的官员：在一次公开活动上，官员对除了她之外的所有人都很友好。从此，她不再当他的中文老师。她说这是北京最好的一面——有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人，你就可以直接不搭理那些不喜欢的人。哪怕是他国的政府官员。

在北京，她养一只名字叫小雪的黑狗。她说在世界最聪明的狗的品种排名当中，小雪排第十二。我们聊天的时候，小雪跑到了旁边的桌子，跟两个喝啤酒的英国男生一起玩。以前，小雪在家里就有陪它玩的大狗。后来因为北京五环内的养犬规定，大狗被送到五环外的村子。送走大狗那天，种花的女人舍不得，跟着公安到村子里送行。

她走路时看着脚下的混凝土，表情不适，跟胡同的夜一样沉静。她望着旁边的楼房说，假设市政府让大家在自己的阳台和屋顶上种植物就会好很多。她说北京人很听话，有了这样的命令，他们一定会行动起来。在胡同里，已经有那么一个屋顶，那就是种花的女人租的房子的屋顶。

她的计划原本是在屋顶上种草。不过，房东说还是不要种。房子比较旧，种草需要的泥土可能会造成过重的压力，给屋顶带来危险。所以她决定种花，种植物，目的就是让它们长得很高，高到建立一个四面封闭的空间，从外面看着就不知道里面在发生什么。她说可能会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实现。有的花和植物实在无法习惯北方的气候，除了她自己认为好看之外，需要找的都是“比较好活着”的、能过冬的种类。在房子内部，她为了腾出空间，扔掉了床和衣柜。地板挺舒服。有时候工作累，她就上屋顶看花。

在摄影笔，我参加了一次即兴写作活动。在活动上认识的一个女生邀请我去参加几天之后的居家派对。在场有很多不做电影的同龄人，这对我已经够新鲜了。有杂志主编、媒体记者、在ngo上班的，还有三个瑞士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一个带了一袋鸭头的四川人说他是搞非洲工作的，他和我聊起《隐秘的角落》。我羡慕他们的客厅、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格鲁吉亚红酒。最重要的是，我羡慕他们那些有明确方向感的生活。我可以回答自己在读研究生，但说白了那就是在说你还没想好要干什么。我曾经迷恋这种充满着可能性的状态，在其中能找到安全感。现在，我开始感受到它的局限。这些人都做了一些选择，因此能来这里聊天。我像一个群众演员，虽然在他们旁边站着，但心里知道这并不是我的主场。

像是命运的安排，8月中的一通电话为我的焦虑提供了某种出路。青岛的一所高中在紧急找意大利语老师。原本的外教像何东和本杰一样被困在国外了，我可以住他的房子，看他的电视，拿他的工资。挂完电话，我思考了大概五分钟，然后答应了。

对陷入僵局、迈不出第一步的我，那通电话简直是天赐之物。发了几条微信之后，我收到了北京飞青岛航班的出票通知。机场接送和住宿已经安排好了。你如果只是懒得想，这个地方会帮你想清楚所有的细节，再把事情打包好了交给你。除了我需要工作，去青岛的体验很像是个全包式假期套餐。你所选择的是不做选择带来的轻松。

跟假期套餐一样，其中存在一些夸大推销的成分。学校说我住的是海景房。我到了才发现，确实是海景房，但这个景有点远。你需要放眼望去，让目光跨越一家医院、几家超市、二十来个小区，才能看到大海。你可以在脑子里放大画面，加个滤镜，去掉几栋建筑，海景就差不多有了。是需要一些努力的，但是确实有。

我住二十一层，往下看是一个足球场，场上踢球的人显得很远很小，跟以前去米兰的球场看比赛的体验有些相似。房子是两室一厅的，原本住两个意大利外教。我观察家里的物品，依然很多，明显他们离开的时候没想到不会按时回来。冰箱里有一瓶青岛啤酒，我打开喝了一口，跟醋一样酸。房间里有一个拳击沙袋，一张足球游戏的cd，意大利餐厅daromano的外卖袋。厨房里有一个尤文足球队的杯子，一本里面只写了三个菜谱的手册。都是一些真实的东西，一种有人在这里生活过的直接的证据。我感受到，学校给我的不是个假期套餐，而是上个外教的整个生活。除了尤文的杯子，我全都拿了。

跟我同一天到的是一个从重庆飞过来的女生eva，也是临时来代替别的老师教意大利语的。eva住在我正对面的小区，我可以从我的房间用肉眼看到她住的楼，但需要走个地下通道才能到马路的对面。她带了自己的母亲过来。我们在机场认识了，后来约在我家楼下的一家面馆吃午饭。我和eva讲普通话，她和她母亲讲重庆话。我和阿姨需要经过eva的翻译才能交流。除了说面好吃，我跟阿姨聊不上更多。

eva的头发很长很黑，只有一根沿着脑袋下来的白头发。饭后我们去散步，走了一会儿就找不到阿姨的身影了。路很直，不太能走丢。eva很镇静，看了一眼我们右边的橱窗。她停下来，摇了摇头。

“怎么了？”我问她。

“她去买东西了，”eva说，听着不太开心，“一些她不需要的东西。上次她买了一个按摩棒。”

“那可能她需要？”

“不。她说东西便宜，就买，然后放在家里不用，过了两天又找我要钱。她不理解钱的价值。”我一下子怀疑，说这句话的人到底是女儿还是母亲。

“也许可以试试给她设定每个星期的预算？”说完这句话，我就问自己，怎么才认识了三小时，就已经进入了对方家庭的内务。eva同意我说的。如果真的这么做，我想，希望eva不会用我的名字来介绍这套新的政策，否则下次和阿姨见面会略有些尴尬。“我买多少个按摩棒影响你正常睡觉吗？”我想象阿姨对我说。反正，我大概理解了eva那根白头发的存在。

开始工作之前的星期日，我们三个人去吃海鲜烧烤，在老城区散步，到海边躺了一下午。阿姨被一艘不断从海岸来回的小船吸引了，像小朋友一般和eva闹着，说她想去。小船的老板到处走着招客，到我们那边，他和阿姨联合向eva推销。eva无法抵抗，我们就付了六十块钱的船票出发。果然是骗游客的水项目。老板开了几百米，我们才稍微有了点感觉，小船就掉头带我们返岸了。老板赚了钱，阿姨坐了船，eva叹了口气。晚上，我们在eva家用她们从重庆带过来的底料吃火锅，看电影。

我知道这些周末、这些人、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和学校说好了做两个月，到时候我回北京，他们让外教从意大利回来。但是和过一天算一天的日常相比，有两个月的计划已经不错了。有同事，有该做的事情，有早出和晚归，这些都给了我的生活一些结构。这变得比工作本身更加重要。

我熟悉附近的小店铺，早上去吃锅贴，赶时间就买煎饼带走。我不太做饭，但是喜欢去逛菜市场凑热闹，逛完了去吃锅盔和热干面。习惯于北京的密码锁，我有天出门忘记带钥匙，走路手机还摔了，于是就有机会认识了街道的开锁师傅和修手机店的老板。店里面还有很多衣服，老板说是朋友的工厂为国外做的，后来因为疫情订单取消了。青岛的秋天比我预测的冷，我借着缘分买了件没出成国的黑色外衣。

早晨，太阳晒亮了eva住的小区。那些高楼挡住了后面几栋旧楼房，仿佛想让那些居民多睡一会儿。天色温柔，远眺是青岛的天主教堂，再远是平静的黄海。这一下，房子的海景算是被验证了。

因为学校建在一所女子监狱旁边，加上它整个建筑的色调偏灰，导致学生会把周日下午返校的时间称为“回监狱”。我从住处去学校要坐一小时的班车，班车会跨越整个城市接其他的同事，再通过隧道到达黄岛区。这里类似上海的浦东，你会不知不觉地从繁华大城市走到一个又一个村。房地产开发商看着地图有了想法，给这里起名“青岛的西海岸”。

学校很新，是最近几年从老城区搬过来的。理性主义的建筑风格，加上教学楼外墙上刻的宣传标语，一下使我有些不适，似乎回到了墨索里尼时代的罗马。视觉上，青绿的足球场让人欣慰。我问高二的学生他们什么时候踢球，答案是还没踢过。还是那句话：别来和我说中国足球的问题是缺乏足球场。

这是所美术类的学校，之所以会需要我，是因为学校开了一个“中意班”，目的是让高中生学意大利语，毕业了就去意大利学艺术。我带两个班级，都是高二。我心里既想和学生连接，又怕让他们失望。我怕自己像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建立了关系之后又忽然离开。跟市场上的教育机构不同，这次有配合我工作的“中教”。他教复杂的语法，盯着学生的进步，承受着家长的不满。我扮演的角色显然轻松多了。在口语课上，我和学生聊聊天，听听他们最近的生活。如果我们的状态是一场婚姻，我和中教的家务分配严重不平等，对孩子的付出主要来自一方。他是不讨喜欢但有助于成长的家长。我只是偶尔带点零食出现。

每周的第一节课放在周日下午2点。上午，我会在天主教堂附近散步，可是教堂的大门关了，要从一个小门用微信小程序买票入场。很多游客不是去参加弥撒，而是打卡拍照。青岛老城区保留了一个欧洲小城的外壳，每天有专业的摄影师跟着年轻的夫妻去找一个最像欧洲的街角。不少旧建筑成为网红咖啡厅，咖啡像是道具，卖的是一个拍摄档期。几乎没有人在那边办公。

吃完午饭，我会到老火车站旁边的停车场，和学生一起坐大巴到学校。在车上，是接下来一周最后一段真的属于学生自己的时间。会有人聊天，但大部分学生很安静，戴上耳机望着窗外，待在自己的世界里。为了延长这段时间，到了学校我会让他们写作。我经常会在车上想到题目。我很好奇学生平时的烦恼和梦想是什么。那些意大利语作文成为我理解他们的心灵最直接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