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好浪漫！”

——中国的很多出租车司机

“你们意大利人多吗？”

“大概六千万人。”

“那挺多的。”

“还行。”

“房子一平方米要多少钱？”

“我不了解。”

“买个别墅多少钱？”

“没研究过。”

“你觉得东西方有什么区别呢？”

“一两句说不清。”

“你们意大利讲什么语？英语？”

“意大利语。”

“哦。用什么钱？”

“欧元。”

“一欧元值多少人民币呢？”

“八块钱左右。”

“特吕弗和戈达尔也是意大利人吗？”

“法国的吧。”

“哦。意大利……是一个什么国家？”

“资本国家。”

“自由吗？”

“大概吧。”

“吃辣吗？”

“不多。”

这个对话的不同版本会一直伴随着我在中国的生活——以至于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不了解意大利的房地产，以后就没有朋友了？我发现，外国人的身份有点太重了，会很难让对方自然、自在地和你交流，涉及的话题范围也非常有限。坐出租车被司机问到自己是哪国人的时候，我都开始考虑要不要说点别的国家，像德国，好歹能聊点足球之外的。我每次出门仿佛举着一张写着“我是外国人”的牌子，持续吸引着一堆跟我个人没什么关系的刻板印象。

也许最能体现出我的心境的是在南方某个二线城市发生的事情。我是因为转机而路过。停留的时间比较长，要等第二天才能有航班，我就在机场附近的小区租了个小房间住一晚。安顿了下来，我准备下楼去吃点东西。电梯下到一层开门时，我面前是几个闲聊的年轻男女。

我想起来这不是北京，对方可能会对我的出现有一些反应。他们一下子暂停了对话，仔细地把我打量了一遍。这都算是在我的意料范围之内。

我走到单元门口时，他们终于又说起了话。“我就是很怕外国人。”其中一个女生对朋友说。楼道极其安静，声音特别清晰。

我选择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照常出门，到街道的路边摊吃炒粉。摊主和居民都很友好，这使我的内心更为复杂。新奇的面孔一贯能保证你到全国各地都会有特殊的招待、热情的问候。在他们眼里，你来这个国家有十天还是十年，其实都一样。这是多么让人沮丧的事实：你付出了时间和精力来熟悉这里的语言、社会、文化，调节了各种不适应，甚至有了归属感，最后别人看到的还是一张外国人的脸。而讽刺的是，那样的相处又意味着一种安全距离。一旦走得太近，你会听到一些你不该听到的话。

表面上的好客对脸不对人，意味着某种交流上的分裂。你要拿自己的老外身份来迎合对方，同时在内心做出真实的反应。回到小区时，我又在电梯里遇到了那几个年轻人。我的情绪已经很冷静了，决定打破我们之间的僵局。我等到和刚才发言的女生对视时说：“不用怕嘛。”她震惊了，一时说不出话来。然后她拼命地道歉，直到只能夸我的头发好看。

在外地找住宿也如此。一是想省钱，二是想住得低调一些，不去什么国际大饭店。可是这样单纯的想法在现实中竟也如此艰难。偏高档的酒店一般没问题，但是中等以下的酒店会不会接待你是一个旅行中常年存在的未知。我会提前做功课，在携程上筛选“接待外宾”的酒店，可这也不是很准，有时候充满自信地到了前台才被拒绝入住。因此我会先打电话确认。

有一次逛南方的小城市时我心情还不错，路过一家有些破旧的宾馆，规模比较小，能接待外国人的可能性不大。我直接进去了。在前台值班的阿姨显然感到惊讶，但没有拒绝我。她说这是第一次要帮外国人办理入住——这就是我希望会遇到的情况。趁她对业务不熟，我成功入住了。到房间里打开电视，有英超的比赛。走了一天，我躺下来看球，感觉很踏实。然后，有人敲门。前台的阿姨发现了他们宾馆接待不了外国人。我虽然已经在穿着内裤看球赛了，还是得走。

这样的事会摧毁那些关于融入当地社会的幻想，提醒你，你始终只是一个没有身份证的外国人。有一次和几个同学去南京拍摄，我是剧组里唯一的外国人，剧组也没想到要因为我而做特殊的准备。深夜到南京时，同学们陆续入住，酒店拒绝了我。我感到熟悉的无奈。邀请我进组的同学从没见过这样的场景，他又吃惊，又对我感到抱歉。他拿着我的校园卡给酒店前台的工作人员看：“他在中国读书，他和我们一样，他，他不是外国人！”我在旁边观看这一幕，心里很清楚说这些都没什么用，不过还是对同学为我做的辩解感到很荣幸。他的意思其实是，我不是一个外人。只不过他歪曲了事实来表达这一点，笨拙、可爱，还有些精准。

我花了很久才学会不把这些往心里去，让入住酒店的焦虑转化成佛系的态度，坦然地面对路途上的不便利，仿佛被拒的是护照上的那个名字，而不是我这个人。甚至你迟早会认定这根本不是你配得上的东西，就像你无法在网购平台下单跨境进口商品一样。外国人的生活体验相当分裂：一会儿享受超国民政策的优待，一会儿连普通消费者都不如，购物出行都有阻碍。精神上更是如此。在北京出生、长大、读书、生活、工作的美国人参加朋友聚会时还是会被说“老外不懂”，并以此为由被阻止参与一些话题。为中国经济贡献了整个职业生涯的德国人满六十五岁时无法延续工作签证，因此不得不离开自己几十年的家，定居在新加坡。这些真实经历都在告诉你，可以来这里学习、工作、生活，但你不是，也可能永远都不会是“自己人”。

而我离开罗马到中国已经有三年了。我在北京几乎没有什么意大利朋友。回老家的时候，高中同学说我讲的是中式意大利语，带音调的。发语音给我妈时，我经常停顿下来，想不起来词，最后说的是有中文翻译腔的语句。可以说，不是意大利人，也不是中国人——我被夹在中间的一处灰色地带，似乎摸不清自己是谁了。

不过，基于坦诚——以及身边人的犀利提问——我必须要回答一个既现实又比较哲学的问题：如果真的能融入社会，我会想要吗？有没有其实不想脱下外国人这个身份的时候？有没有想退后一步的情况？融入了，不就没有梦幻岛了吗？我想了一下，一次在八宝山的下午茶给我提供了一些线索。

我去见了一个不太熟的朋友。他是中国人，他老婆是意大利人。因为他老婆在北京朋友比较少，他叫我到他们家附近一起吃个饭，聊聊天。我们在地铁站附近的商场吃烤鱼，在场的还有他们三岁的小女儿。那天，我内心认为自己是某个被他们请来的社会观察者。我平时不会在周末挤商场，聊聊孩子的问题。考虑到客体的陌生程度，比起普通社交，这更像是一次田野调查。我告诉自己，这绝对是一次全新的、和我的生活毫无关联的体验，这样才能够放松地享用那条烤鱼。

我们聊的大部分是他们的事，特别是他老婆的事，关于同时带孩子和工作的事。我认真地倾听，并提出建议，让她和我另一个像她一样教意大利语且有孩子的朋友认识认识。我想过，这大概是我今天最大的贡献，连接了两个应该会聊得来的外国人。加上我从市区跑了一趟，他们来买这个单也不过分吧。我得意地猜测后面就没有我的事情了。

“对了，亚历，”朋友说，聊天的方向盘突然对着我，“你多大了？”

我感到有点奇怪，但也还行，这些不是不能说的。我如实回答，期待着对方的某种对自己已经流逝的青春的感慨。

“那也差不多了。”朋友自信地说，似乎手里有方案。我一时不懂他想说什么。“可以想一想稳定下来的问题。”朋友接着说，解决了我的困惑。他想说的其实很清楚，甚至摆在我面前：一对结了婚、生了娃、在商场吃烤鱼的夫妻。我紧张地笑出声来，但朋友讲的不是段子，是真的提问，所以他等着我接话。“差不多，差不多。”我边说边用筷子挖掘锅里的鱼肉，顺便看看能否挖掘到一些能让我走出这次演变成尴尬局面的午饭的话语。回去以后，我们谁都没有再找对方。

无法在异国成为自己人的失落是真的。想要保证大家在日常中对你说话礼貌不越界，不干涉你的个人生活，不强迫你陷入年龄、婚姻、生育焦虑，这也是真的。在工作上，我也感受到了对外国人身份的怀念。在东莞进剧组那次，我接了一个为本地人设置的岗位（不报车票，工资极低），经历了上级的那种非常不客气的对待，也只坚持了两天。在拍摄现场，那些刚从海外飞过来的演员享有全剧组的照顾，而作为幕后工作者的我已经失去了那些待遇。作为老老外，我只能羡慕他们。

在探索异国社会的过程中，我陷入了典型的局外人的悖论：我尝试主动地去了解他人，却不断地吸引注意力到自己身上。或许，比起高调地出面，和周围的环境直接相处，我更适合坐在车后座，静静地听听前排的人说话，让他们说着说着就忘记我的存在。

2019年那年，仿佛已经预知接下来几年会什么样，我几乎没停下过，不断地东西南北来回跑。我有次甚至接了一个自己觉得很好玩的活：从北京特地坐高铁去深圳，在公园看看夕阳，再把一些摄影器材带回北京（由于不同地区的器材租金不同，有时会有人请人把器材送回租金最低的城市，这是最划算的方案）。我喜欢这个国家的大，大到能够让自己在其中消失，在上千里的铁路上漂泊。我不带任何目的或需求，迎接路上所有的偶遇。度过了主要在学校活动的前两年，我现在很渴望看到更广阔的中国。我终于能听懂人们在说些什么。他们像有着不竭的活力，我被这样的力量吸引了、打动了。在我比较缺乏方向的时候，他们向我展示了生活不同的可能性，虽然他们和我的生活无关。在路上，每一次的交集都让我觉得我属于这个混杂、不完美、让人又爱又恨的世界。

姜明个子不高，一头金色短发，二十多岁。她是我一个有钱朋友的更有钱的朋友。其实，可以说我和他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某个夏夜，在美国留学的袁羽走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门口，偶遇下楼取外卖的我，问我能不能进学校看看。他得有一米八，身体很瘦，戴一个耳环，爱打篮球，老家在广东，在加州学编程，微信名开头是就读的学校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