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学院转了一圈之后，袁羽约我第二天在中关村的一家咖啡馆办公。他边忙工作边翻着成功学的书，到点带我去附近的店里吃烧烤。他说当下的形势没以前好了。这个表面上比较模糊的判断其实有很客观的衡量标准：两年前，袁羽家里有三个司机，现在只剩一个。说“三个”的时候，袁羽的眼神发光。他是90后独生子，等于说家里一人配一个司机。这样的奢侈，如今只有他父亲才能拥有。“回家的时候，我基本上没有司机。”袁羽说。

周末他带我去参加了一场关于人工智能的活动，我们在会展上和姜明碰了面。他们一人手里一杯奶茶，在高科技的展馆中间走马观花。我和袁羽是坐十号线地铁来的，而他真正期待的是逛完会展去坐姜明的玛莎拉蒂。“参加会展”只是摆个样子给彼此看。北京的南六环上，袁羽舒适地躺倒在玛莎拉蒂的副驾驶座椅上，接着对姜明说自己最近的烦恼。他正纠结于四个女生之间。

“你最喜欢哪个？”姜明说，专注的目光不离开前方的道路，双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

“都差不多。”袁羽望了眼路边的树说。姜明沉默了一下，接着说到他们两人都认识的第五个女生。“你为什么不和她在一起？”姜明说，语气带着提出了解决方案的骄傲。袁羽直接笑出声来，这大概是他收到的最不可能的建议。“她不是有一千万的车吗？”袁羽直截了当地反驳。

“我爸的车才有一千万，好吗？”姜明带着贬低的笑容说，“她的车就四五百万，放心。”

袁羽所说的四个女生都是他爸介绍的——分别是市长的女儿、省长的女儿、警察局长的女儿、某个商人的女儿。那天早上，袁羽收到父亲的消息，又是给他介绍女生的。袁羽编了个借口，变相拒绝了。“我爸急了，”袁羽带着烦躁说，“他觉得一旦工作了，没那么容易找。”

“他说得对。”姜明连忙回答。她语气里有那种深谙生活智慧的过来人的得意。“你在工作上会遇到很多女生，但她们主要是图你的钱。”姜明又补充说。袁羽保持沉默。路上很堵，像他自己脑中的想法。他的目光流落到车窗外的南六环，仿佛试图在车流中寻找答案。

“找个喜欢的。”姜明说。她终于摆脱了那种说教的语气，听起来还稍微亲切些，大概也像一个朋友吧。袁羽的注意力被成功地拉回到车内。

“但是，”姜明严肃地说，像讲到了课堂上的知识重点，“你要找个和你差不多水平的。经济条件不一样总会很麻烦。”

晚上，我们去吃了一顿名店的烤鸭。姜明一开始就说清楚了她会买单，还多次鼓励我“点一些贵的，没事”。谁都清楚，这是一次以证明经济实力为目的的饭局，但我不介意。除了自己成了她炫耀财富的对象，那天的场面算挺顺利——他们没有因为我而调整话题的方向。一会儿是八卦，一会儿是职业疏导，一会儿是人生大道理。他们聊得很投入，根本顾不上我。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成都一夜，青旅门口站着一群藏族人。青旅的管家于琴起身，走过去看一眼。

“怎么了？”于琴问，仿佛有人深夜敲她家的门。

“我们找地方住一晚。”带头的穿着橘黄色袈裟的僧人说。

“你们几个人呢？”于琴问。黑暗中，几米远的身影显得模糊不清。

僧人转身算了一下后面的孩子和妇女，再面向于琴说：“七八个吧。”

“那不行。”于琴说完，僧人点点头，重新回到了他的队伍中。于琴关了门，回到青旅大厅的桌子前坐下。除了于琴和我，和我们坐在一起闲聊的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妈妈。“住不下他们所有人吗？”她问于琴。

“我们只剩四个床位。”于琴说。

“藏族人喜欢睡地上。”

于琴没有接话。

我们在一家以太空舱形状的迷你房间为主打的青旅。舱位的高度只够你坐在床上不会把头撞到塑料天花板。躺下来，两边是塑料墙，其中一边带着圆形的镜子和电源插座。眼前的窗帘保证着一丝微弱的隐私。办入住时，前台问我要不要楼上更大点的太空舱，但是我想过，如果真追求舒适的话，也不会来太空舱青旅，还是算了吧。

夜里又传来敲门声，这次出现了一对情侣。于琴迅速去接待，带了男生看房间，女生留在门口等候。再回到大厅时，他们一言不发，男生走出青旅大门，于琴又回来坐下。“他们在找一个房间正常点的地方。”于琴向我们交代那对不情愿在太空舱里过夜的情侣的情况。

青旅的未眠夜，没过多久再次被打断了。听到楼梯间传来的清晰的脚步声后，年轻的妈妈惊慌失措地捧起正在吃的一桶泡面，跑向青旅门外，几下的工夫就离开了我的视野。于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有我不懂发生了什么。

“是她的孩子，”于琴小声地和我说，“他生病了，不能吃垃圾食品。如果看到妈妈吃方便面，他也会想要吃。”于琴话音未落，小男孩已经走到了我的面前，围着桌子不安地踱着步。

摆脱了那桶危险的泡面后，妈妈又回到了青旅大厅，像没事人一样静静地坐在孩子的旁边。做出判决之前，孩子审视了他妈妈一小会儿。

“你吃了泡面！”小男孩尖叫。

“我没有。”妈妈试图平静地回答，但立即被他打断了。

“你刚吃过！我能闻到！”

妈妈干脆不理他说的话，把两个装着药的小瓶子放在桌子上。小男孩捡起两个瓶子，将它们移到房间的另一个角落，再和我们一起坐下来。母子俩貌似在下棋，彼此都无法攻破对方的策略。他们只好暂停冲突，但比赛并没有结束。

“现在很多人去欧洲的一些地方买奢侈品，”于琴告诉我，一点也没有被周围的闹剧所影响，“在中国买要花双倍的价格。我朋友从德国给我带了一个lv的包。”小男孩对奢侈品的价格不感兴趣，脸色渐渐阴沉。

“我生气了！”他站在沙发上喊，“我想打人了！”在他妈妈尝试让他平静下来的同时，于琴像一个画外音一样和我解释，小男孩在吃药期间容易生气。

“你明天出门出得早吗？”于琴问我。

“早，什么叫早？”我几乎被问住了。

“7点前青旅的门关着，”于琴说，“你要是想出门需要打电话叫人开门。”

我告诉于琴我不会那么早出门。妈妈抱着孩子上楼睡觉了。第二天一早，他们要去医院做检查。我有点想知道那七八个藏族人今晚有没有住处，以及那对情侣是否住到了适合他们的正常房间。已经大半夜了，但大家还有很多事情待解决。

夏天，我到广东惠州闲几天时，发现了一个人点海鲜的难题。“能来个小份吗？”研究了半天菜单之后，我恳求服务员。“不可以。”服务员说。他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过了会儿，他又回来说：“晚上要不要和我们去唱k？朋友过生日。”海鲜饭馆里坐着几个和他差不多年龄的男孩——该玩手机玩手机，该上菜上菜，像是暑假期间来帮忙的。我答应一起去。

过生日的朋友叫烟云。他整晚忙着唱歌和社交，但抽出了点时间来和我自拍了两张，拍完就发了个朋友圈：“和ale一起过我的生日。意大利的朋友。真正的意大利人。”朋友圈的文案让我对烟云曾经遇到过什么假意大利人而感到困惑，但我决定不接着追问。

“你可以叫他猴子。”大家向我介绍包间里的一个男孩。

猴子以惊人的速度给我递烟。他几乎只讲广东话，因此递烟成了我们之间最有效的语言。不管我是否听得懂，他都坚持和我讲。我偶尔会听懂零散的词，剩下的就靠想象力和酒精带来的自信。因为我自己其实不抽烟，便把猴子递的烟藏在耳朵和头发之间，好在我头发比较多。我点了一首《小幸运》。

第二天下午，烟云给我发微信，叫我一起去喝冰茶。点完单，他严肃地盯着自己的手机屏幕。“猴子去抓螃蟹了。”他终于隆重地宣布，顺便打破了我们之间的沉默。我们接着聊抓螃蟹难不难，烟云说不难，一直聊到服务员来给我们上冰茶和椰子饼。喝完茶我对烟云说，我要回到海边继续看点书。

“是跟大海有关的吗？”烟云若有所思地问。我一时跟不上他的逻辑。我说书和电影有关，海边只是看书的地方。烟云不做出评论，但陪我去了海边。我们在路上遇到了猴子。

这次，猴子没和我说任何话。他表情匆忙，从远处向我们跑来，手里紧握着一只螃蟹。“店里有客人了。”他快速经过的时候对烟云说。

猴子消失在我们身后，跑进海鲜饭馆旁的小巷。

凌晨的大兴机场比我想象的要热闹，可能是我上次来的时候机场还没有全部运营起来。一家日式拉面店还开着，里面还有客人。刚下飞机的人自然地打着电话，讲话的声音比较大，机场里像白天。到北京市里的大巴也是坐满的。坐我旁边的女人边用膝盖撑住前面的手提箱，边用手机看工作招聘，投简历。简历上的照片容光焕发，是一个自信的职场人士，几乎难以和眼前这个凌晨坐大巴去城里的疲惫乘客对上。

下了机场大巴，我再骑小单车回家。2点半了，脚上还有沙子粒，我经过空无一人的北京。从离开深圳的海边开始，也就过了八个小时。到了，哈啰单车却说我不能停在那里（它每天的心情都不一样），我只好接着骑，骑到地铁站附近。停车往回走，我路过一家几乎被水蒸气盖住的路边摊，被它吸引了。精神抖擞的老板正在给两个白领男人炒面。一个代驾师傅在路边摊旁边看着，在自己的小单车上耐心等候。老板注意到来凑热闹的我，问我吃什么，我说来个炒粉。

老板送上了那两份炒面，但是其中一个男人不满意，说他不要菜。老板像是打空门没进球一样对自己失望，马上道歉。代驾师傅说他愿意吃，这份就给他了。老板又给那个男人炒了一份，边炒边自言自语地说着，像是一种惩罚：“客人说过不要菜，是我忘了。”

“天天熬夜，”老板面色紧绷地笑着说，“记性不好。”他注意到马路对面的一个保安，朝他猛地一喊，问他今晚来不来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