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忙碌生活中的空虚。
——苏格拉底，公元前5世纪，希腊
走出学校，到西土城站坐上地铁，我感觉自己在北京了。车厢混杂的噪音中，顺时针方向的十号线列车到北土城站，再到三元桥、团结湖、呼家楼。我下车走进换乘通道，戴着耳机快步前行，仿佛成了尼克·霍恩比小说里的人物：迷失在人流中，被城市的齿轮所吞噬，我也能装作自己有事情干。
当了研究生，我便获得了一个比较模糊的身份。每当别人问起，我可以回答自己在读研，但又似乎不用在日常生活中为此负责。每天的时间很多，像一张充满可能性的白纸。这并不给我带来任何空虚的感觉。在机构教书的那段时间，我已经够忙了。其实，我那会儿又羡慕起利诺。不是因为他的中文，而是因为他手里的时间。和我的决策不一样，他早就申请了奖学金。研究生入学前的整整一年，他带着生活费和租房补贴到学校上汉语班，下午就在家画画，约朋友去电影资料馆，周末去三里屯给两个中产阶级的孩子教教法语，轻松搞定他的零花钱。客观来讲，他赢了。我每天像条钟摆，随着惯性在地铁五号线的两端来回摆动。利诺过得很滋润，我活得很累，最后自己手里的钱也没有比他多多少。我甚至开始对他心怀怨恨。这就不对了。我决定，不能厌恶利诺。相反，要以他为榜样，改造自己的生活。承认自己的策略有错误，不丢人。像非洲作家丹比萨·莫约所说的：“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现在也不晚，现在也行。利诺，要闲就一起闲。
我学利诺学得那么像，他都要开始模仿我了。为了降低生活成本，他放弃北影小区的房子，和我一样回到学校住。钱不太吸引我们了：非必要，就不工作。只要给我们时间，其他的无所谓。我们像是在学校争取到了某种经济庇护，并打算好好珍惜。身在福中，我们一定要知福。从莎士比亚那会儿到现在，时代变了，需求不同。我要当威尼斯的闲人。
我变成一个城市中的过客：不断地左右漂着，轻易地出入各种场景，满足于仅当个配角，再转场到下一个。我经常忘记自己是一名研究生。这个外壳像一本护照一样便利，它允许我顺畅通关，到处被认可。我用它来探索这座城市。北京很平，地铁线的地图也平。但我感觉它是有层次的：比起东南西北直线行进，我似乎在不同的平行世界之间切换。知春路是盲人按摩，亮马桥是西餐，朝阳公园是足球，胡同是诗歌和电影，三里屯是各国大使馆。保持流动，就能继续穿越。
我喜欢去国贸。出门前，我会仔细挑衣服，尽量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年轻白领的形象。午饭高峰，我会去一家繁忙喧闹的日料店。我一点也不赶时间，可是为了符合店里的气氛，我还是会快点吃。在这样的地方，坐在其他桌的人都是好不容易抽出空，暂停下当天的工作，到外面吃一顿。他们马上就要回公司了。所以我要像他们一样，专心干饭，同时思考下午的事情。我努力模仿大家的样子，偷偷拿出手机查骑车去日坛公园的路线。要说为什么会喜欢这么做，我觉得是因为能够减压。穿上国贸装，我可以忘掉海淀的那些破事，什么作业、勘景、找演员。到这里表演，像是从平时的生活里请了个假，体验一些你没有选择要过的人生。
在日料店吃饭的时候，我开始想象自己在国贸生活的细节。我在什么公司上班？国际贸易公司吗？而且我做什么？翻译吗？听起来是我可以做的。或者，这毕竟是想象出来的世界，为什么不能更偏离自己的实际情况一点呢？为什么不能是在投行做分析师呢？那样的话，圈子也不一样。同事或朋友晚上会约我去喝威士忌吗？周末打高尔夫吗？对不起，我对投行分析师真是没有什么概念，我也不知道会干吗，在哪里住。在人生的那个版本里，我可能从来没去过海淀区。立水桥？听都没听过。我的心态会是什么样的？我奋斗的动力是什么？升职吗？升职又是为了什么？面子吗？还是为了跟上消费欲望？我对这个人感到有些陌生，毕竟我们始终没见过。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个人肯定不会接受这样一个连洗手间都没有的日料店。忙了一上午的投资分析，还要跑一百多米到旁边的大厦才能洗个手吗？真实的我都放弃了。
要找到比我更闲的人，要去三里屯。更具体点，要到大使馆里面。这件事情也有利诺的影子。刚到北京，我们去各国大使馆听讲座的时候，利诺认识了一个做幕后工作的男生，是个和我们一样的留学生。那些讲座是由一个非营利组织举办的，组织成员大多是不同国家的大使们的妻子，因此下面简称为“大使老婆团”。过了一段时间，利诺得知那个男生要离开北京，大使老婆团中的活动助理岗位也就空缺了。不知是不是嫌弃我和他一样闲，也不知算不算恶意推荐工作，利诺列出了助理岗位的一系列好处，建议我投简历试试。我也就去了。
每月一两次，不同国家的驻华大使馆会提供场地举办讲座：荷兰、土耳其、新西兰、冰岛、德国、阿富汗。大使老婆团就忙着构思讲座，联系嘉宾，做活动宣传。作为助理，我会参加她们每月一次的会议，负责做记录。我还会参加每次的讲座，并写出活动报告发到她们的网站上。薪资只有一千二，而真正的收获是美食福利。到冰岛的大使官邸吃早餐，能让我一早起来就兴奋地出门坐上地铁。印度大使馆的自助餐，让我至今都无法忘记。
讲座本身的内容范围很广，从中国的天文研究和经济转型，再到实验水墨的艺术和白塔寺的街区更新。在大使馆里，我认识了艾杰西，一个在胡同里开了剧场、举办中英双语即兴喜剧工作坊和演出的美国人；会武术的吕克·本扎和会北京话的安地，他们是国内影视作品中常出现的那种老外。在这些安静的夜晚，我和中国的距离逐步拉近：面对这些活生生的人，历史事件和文化产业不再抽象了。
至于活动背后的大使老婆团，只能说利诺也会羡慕她们。她们最闲。归根到底，她们成立的是一个贵族般的俱乐部。白天，丈夫处理正事的时候，她们由私人司机送去赴麻将约。丈夫给她们唯一的任务是不把事情搞砸，因此讲座需要注意避开过于政治敏感的内容，特别是对外宣传的活动标题。一个坚持想要举办女权方面讲座的成员后来离开了大使老婆团。据我了解，她现在在卖有机果酱。
“亲近自然，回归传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和老许的相处大幅度滋养了我的疑病症。在北京的夏天，我躺在床上，听徐文兵和梁冬聊《黄帝内经》。他们谈论古人的习惯，批评现代人的毛病。透过徐文兵老师的滤镜，周边的生活简直充满对我们身体的威胁：办公吹冷空调、下楼吃冰淇淋、运动完喝冷饮、回家吃冰西瓜。出个门看见街上的人，感觉他们都在自杀。我开始担心自己身体里的寒气。它是从哪里来的？已经在我这里待了多久？在餐厅，服务员拿着冰水壶走过来时，我只好拒绝，问有没有开水。我感觉自己是一名到处抵抗邪恶寒气的孤独的战士。我没有明显的疾病，却陷入了深深的危机感。
我去知春路的盲人按摩店办了一张卡，在那里认识了三号老师。他三十多岁，来自甘肃，是店里的资深技师。他手法比较重，疼点找得很准。仿佛是在赎罪，我努力忍受。“痛吗？”三号老师问。“还行。”我试图骗自己说。“痛！”撑不住的时候，我还是会承认，且默认这意味着认输以及痛苦的结束。“那就对了。”三号老师说，并以同样的力度继续按。
“酸吗？”
“酸。”
“酸还是痛？”
“痛。”
“不酸吗？”
“也酸。”
“酸痛？”
“酸痛。”
这是我们之间很典型的一段对话。“你很瘦。”每次开始做按摩的时候三号老师会说。“嗯，”我会回答，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一直都是。”他会问我多久回一次老家，老家什么天气，老家吃什么，有没有兄弟姐妹。他很会读气氛，一般刚上来聊得比较活跃，随着按摩的节奏，我会渐渐犯困，他的话也慢慢变少，直到我彻底睡着。半小时后醒来，时间就差不多了。三号老师拍我后背三下，叫我过会儿结账，喝点水。按了那么多次，三号老师一直保持着边界感，从没让我感到聊得不愉快或隐私被冒犯。约不上他的时候，我几乎不会去。
三号老师说我脾胃不好，湿气很重。“你赶时间吗？”按摩做完，他会问我。我经常会留下来做个刮痧、拔罐，或者艾灸。至于怎么解决我的问题，三号老师的建议比较有限：不要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不要熬夜，要吃早餐。我决定到北京南四环外，去看中医。
我躺下来，医生问我谈过几次恋爱。“你有三次受了比较重的伤。”他摸着我肚子说。我用一个比较万能的说法来回答：“差不多吧。”
医生在给我做针灸。我躺在非常简易的、类似盲人按摩店里的那种床上。我身后和右边是墙，前面和左侧是窗帘。上午10点多，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房间里还有很多其他的患者，都和我一样被用窗帘隔了起来。给我扎了好几根针后，医生走了。过了十分钟还是十个小时，我也不好说。我只知道现在痛死了。这就是我的临终床吗？我还没做好准备。
出于尊严，我想自己忍着，但后面实在是忍不了了。我发出绝望的呻吟，希望医生能尽快回来。不知道他是对这样的反应已经习惯了、麻木了，还是走远了根本听不到。过了挺久，他才终于回来了。医生的判断就是，我的胃病来源于焦虑。去治的话，他说要几个月到半年。我找的其他中医说我没什么大问题，一两周就可以了。可能是这两个医生对恋爱的看法不同。“你的洋气可以抵消寒气。”同学叶星宇让我放心。
按摩完回学校，寝室里接下来的两天都会有艾灸的香味。我无法用英语向室友何东解释我做了什么，只说它涉及烟，我们从此也就那样指它。何东是学电影摄影的，和导演专业的我相当于彼此成就：我们一起拍东西，从讨论构思到拍摄和后期——当他和我讲要给中戏的人做摄影，还给我看剧本时，我忍不住感到自己要被出轨了。他和澳大利亚朋友本杰一起构成了那些年我的精神支撑。在陌生文化里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他们给了我一种依靠，一种随时都能够切换到最熟悉的交流模式的安全感。
我和本杰也是在汉语初级班认识的。他后来找了份工作，在一家中国官媒负责英文内容。过着首都白领生活的他成了我面对社会的窗口，让我跟校外的世界保持连接。他住在中国美术馆附近的东厂胡同，有人说他像个地位不够高的小妾，只争取到住在紫禁城旁边的资格。本杰周末值班，我们喜欢周一晚上到亮马桥的大跃啤酒。在学校，大家关注社会事件的热度有些低，发言也比较谨慎，平时都喜欢聊和学业相关的。而本杰算是新闻工作者，不仅跟我谈论，他还可以分享编辑部的内幕。我们借着酒精尽兴聊，聊到十号线的末班车时间为止。
我们的关系简单，也因此而舒适。可能会有段时间都不联系，然后本杰或我随便发给对方一个文章的链接，闲聊几句，约下一次大跃啤酒。我有次一口气交一年的房租，向本杰借了些钱。他有次写关于北京电影学院入学考试的报道，为此采访了我。多亏工作福利，我们一起去天桥艺术中心，看了一场《杨门女将》。我们的生活在平行的轨道上进行，却总是有交叉。
何东见证了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本土化走向，说我是他认识的“最中式的白人男性”。在网上查一部电影的时候，他发现我用的是豆瓣而不是谷歌。在外面走路，我把“天桥”说成“skybridge”，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我们两个人都笑了。不过比起“pedestrianoverpass”，“skybridge”显然更简单、更有画面感。在大钟寺吃烤肉的晚上，服务员将刚上的三瓶啤酒都打开，我习惯性地站起来给每个人倒酒。何东看起来有些担忧，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说：“这有点太中国了吧。”那时候，我可以用中文生活，但是依然难以表达自己的幽默。我会尝试开个玩笑，接着得到一片沉默。一天下来只说字面话，让我很难受，会觉得生活缺乏层次。幽默交流这种需求，我仿佛外包给了何东。没事，我们就坐在寝室煮一壶咖啡，吐槽最近遇到的事情，不担心说的哪一句话会让气氛变得尴尬。
除了可以和别人谈恋爱，两人一间的室友关系跟夫妻差不了多少。双方都很清楚地了解彼此的习惯，包括几点出门，几点回来，去跟谁见面。在我出门频率比较高的一段时间里，当我手里拿着运动包准备去踢球，走到门口跟何东说声拜拜时，他会装撒娇的样子回答：“哼，我们俩真是过不下去了！”
有次天还没亮，我都不知道何东是去哪里，跟谁见面，早晨5点却被他开门的声音吵醒了。我假装自己还继续睡着，毕竟我感觉他应该是醉了，加上我思路还不太清晰，也不太期待这样的交流。因此我躺着不动。根据从洗手间传来的声音，何东在烧水：我先听到的是水龙头的自来水声，再是水壶的盖子被关上了，接着它的电线被接上了插座，最后是水壶的按钮被按了。对，我真是个万无一失的侦探。
事后才发现，我通过声音在脑海里画出的场景跟实际情况发生了偏差。我大概是在听到玻璃碎了的那一刻意识到的，因为自己无法想出对应的画面。玻璃破碎时，何东已经不在洗手间了——他已经躺到床上，在等水开，所以这也不是他干的。我记得玻璃唯一可能的来源，应该是我的酒杯，我洗完了放在水龙头旁边晾干的。遗憾，又少了一个。下次俄罗斯女生来喝酒时，不知道酒杯还够不够用。
我决定坚持不动。虽然越来越不可信，我仍装作一副熟睡的样子。酒杯已经在地上被摔成了小碎片，也没救了。我努力让自己不去想，一想酒杯就心疼，心疼就睡不着觉。现在也才5点，大冬天，按徐文兵的说法起码还要再睡两小时。再说何东好像也不管了，他还在床上躺着呢。他也许放弃了喝水的计划，也许是喝大了。
焦味。好像真是焦味。我想，这下还是去看下吧。突然得从床上下来，我内心有点烦，大步流星地走到洗手间里了解情况。灯还开着。跟我想象的一样，地上满是酒杯的小碎片。再往上一看，是洗手间台面上的水壶。我注意到，水壶的电线并没有被插上插头——它自由地在空中悬挂着。反而，煮咖啡专用的小电炉被插上了，它上面直接放着水壶。平时这样的摆放是为了解决一个现实的问题——水壶的电线比较短，需要小电炉的支撑才能插上电。这下，插错电线了，水壶被烧煳，掉下来连带着酒杯砸在地上。
敲门声响起，来了两个保安。楼道的烟雾报警器一响，他们就过来了。我穿了条裤子，开门接待。我说这边出了点小事，现在已经基本控制住了。他们说行，就走了。何东在床上坐起来，一副发呆出神的样子。果然是醉的。他不知道刚发生了什么，我和他交代了一下。他好像懂了，说我说得有道理。有道理就好。
醒都醒了，我从楼道里拿了把扫帚，准备把酒杯的小碎片扫干净。发现我忙起来时，何东让我回去睡，说他来弄。
我上午9点多才醒来。回想起洗手间的事、烧水壶的事、两个保安的事，都是迷迷糊糊的记忆，像是酒杯的小碎片。不过现在，洗手间里的地板上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我做了场梦？室友跟我说，他在淘宝上买了新的水壶和小电炉。
那应该不是梦。
wearethereallife,walking,talkingpeterpans
wholistentoalltheninetiesindiebands.
whatanagetobealive!
noneedtocook,noneedtodrive,
we'lllearnwhenwe're55
usevergreenever-teens.
我们是真人版，行走说话的彼得·潘
听着九十年代乐队
多好的时代啊！
不用做饭，不用开车
等我们五十五岁时再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