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青永远的少年

wearetheinheritorsoftheearth.

toomeekforlove,tooscaredofchildbirth.

livingourlifefortheeveryday,

vitalitykeepsold-ageatbay,

crystallizesishowwe'llstay,

tostayeternallythisway

asevergreenever-teens.

我们是地球的继承者

太温顺以至于畏惧爱情，太惧怕生育

为了每一天而活着

活力使老龄远离

凝结着我们永远地这样不变

像常青永远的少年

wearetheageless,thepaperless,

thefashionablyfaithless.

theraving,thescathing

inneedofentertaining.

wearethebeautiful,theyouthful

thetotallyunuseful,

evergreen,foreverteens.

我们是无龄无纸的

时髦的无神论者

狂热的、尖酸刻薄的

需要娱乐的

我们是美丽年轻的

完全无用的

常青永远的少年

这是迈克尔·伯顿写的部分诗歌。我们是一起在朝阳公园踢球认识的。我偶然加入了迈克尔和他同事的足球圈子，他们几乎都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雅思考试的考官。我曾经在百子湾面试过一家英国人开的传媒公司，没有什么后续，但是由于加了微信，我看到了他临时发的球友招募，就去了。那成为我在北京最固定的足球圈子。传媒公司老板没有在球场上出现过，也许那次就是他放鸽子了，找人替他去。而在那些雅思考官的身上，我找到一个很奇妙的连接：我们之间缺乏任何工作或文化上的关系，只有语言和足球是共同的。我们相处放松又自在。因为他们比我大个五到十岁，我们也体会不到同龄人之间的那种竞争感——一个是北欧的考官，一个是南欧的研究生，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冲突点。从每周一下午6点开始，我们就是两小时的朋友。

听到那首名字叫《常青永远的少年》的诗，是在东城区胡同里的摄影笔，一家比较文艺的咖啡酒馆。迈克尔的艺名是notanotherpoet，“不是又一个诗人”。周五晚上，诗歌之夜，摄影笔二层的放映室坐满了，气氛热闹又带着期待。迈克尔站在台上，和观众确认表演上的配合：每讲完一段，他会停下来，而观众会喊出诗歌的名字：“evergreen,ever-teens”。这首诗是给这些人写的：那些忘记了自己的年龄，生活在北京，白天挣钱，晚上喝酒叫滴滴的外国人。

对老外来讲，中国是一个可以让时间静止的地方。远离自己的原生社会，没有人催你到点要怎么样，你因此获得了某种无年龄的身份。中国人倾向于和你保持某种距离，不太可能催你到某个阶段要做什么事，像结婚生子。你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已经足够，只要合法合规，没有人管你下班后去干吗。这样的关系虽说有些功能化，但也是一种双赢——社会享受了这些人的职业技能，而他们拥有了无尽的青春，这就是人民币之外的福利。有人说，这里是老外的梦幻岛。

失去的是生活的节奏。二十多或四十多，你可能过得都一样：还是那些教育行业的工作、那些酒吧和出租车、那些快递和高铁。尽管有积蓄，但没有成长。你交了张门票钱，梦幻岛负责幻想，可不管别的。职业规划、自我价值、艺术创作：这些都很容易被自己无视掉。

2008年，里克带着成为一个作家的梦想来了中国。他和朋友从苏格兰开车出发，决定一路开到中国。一辆灰色本田带他们穿越欧洲，经过土耳其、伊朗、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即使凌晨3点到达汽车旅馆，里克仍然会坐下来，在睡前坚持写旅行日记。快到边境，他们才得知不允许开车进入中国。原计划失败了，他们继续开车到俄罗斯，经北欧返回苏格兰。历时一百零三天，行驶了两万四千一百四十公里，里克回到了原地。

到中国以后，里克的梦想只持续了三个月。那段时间，里克想的是不要去上班，要写一篇小说。他要写，也确实制订了个计划，但很少有一次超过一个小时的写作。至于要写什么，他不是很清楚，只有一些模糊的小说想法、零散的故事和场景。里克记得某一天，他真的坐下来写了一两个小时，写了几页的东西。这也是那三个月里唯一的收获。

里克考虑去做雅思考官。他觉得那样的工作挺好的，会让自己有写书的时间。但是，后面的十几年过得比想象的更快。由于工作性质，里克一直在路上，跑全国各地去面试雅思考生。只要在移动中，里克就感觉生活在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前进。即使连续多年每周都去哈尔滨，总是在同一个地方，看到同样的人，做同样的事情，他仍然会感到兴奋。里克像是走上了一台薪水还不错的跑步机，似乎也没必要停下来。

加上每年一两次到亚洲其他国家旅行，去美国自驾游，里克感觉自己的生活相当充实。他比较满足，缺乏创造第二种生涯的推动力量。渐渐地，里克甚至不再把它当作一种可能。他只是继续做他的工作，不嫌弃做考官的收入和出差住的那些酒店。当考官简单，都不用教课，这是什么天堂呢！日常中所有做的事情，仅因为发生在复杂的中国，总感觉比在老家更有趣点。不写小说，里克也完全能够习惯这种生活。里克感觉自己找到了第二个青春，而且这也许比第一个还要好。

下了班，里克会见朋友，喝酒，喝太多酒，无所事事地消磨时间。除了工作之外，他无法进入做别的事情的状态。主要是，他无法完成任何一个项目。里克有一首从十九岁时就开始演奏的曲子，经过二十来年无休止的修改，仍未被做成过完整的歌曲。里克至今还在做雅思考官。

在梦幻岛上，你能感到每天的匆忙，却感觉不到每一年逝去的必然。

周二晚上，是我美食朝圣的时候——那天比萨半价。我坐地铁十号线，出站走几分钟到福弥——亮马河边上的意大利餐厅。餐厅的原名是“fiume”，河。讽刺的是，由于亮马河的景观改造工程，在比较长一段时间内，河里没有水，给在福弥就餐的体验打了一定的折扣。工作日的晚餐，客人极少，气氛安静，有时只有我和服务员。我喜欢一个人去，不用和别人对上时间，还不用说很多话。福弥是我在城市中的静修。透过玻璃墙眺望河对面的小区，我貌似能够和自己的生活拉开距离，所有的情绪都会得到平复。不管多忙（其实也不忙），我都不会错过这一周一回的比萨仪式。

意餐，大跃啤酒，当学生也追求朝阳区的消费时，就得补充补充收入。通过某个在北京的意大利人的群，我找到个活儿。东直门一家比萨店的老板想让自己的女儿学意大利语。他老婆是中国人，他是意大利人，但没时间教。时间上的灵活使我顺利地打败竞争者。面对中产阶级的客户，我想起利诺在三里屯教法语的经历，便告诉自己：开价千万不要客气。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我甚至能考虑周末也去福弥了。

女孩叫朱莉拉。白天，她去上意大利使馆的学校。她其实口语交流没什么问题，只是搞不懂意大利语的语法。为了练习时态，我让她写关于下次放假的期望和关于过去的某段记忆。我让她每天写日记，练习写作，顺便让我了解她的生活。我通过日记发现，朱莉拉生活上的问题能很快得以解决。11月17日，她抱怨自己没有朋友，一到教室，其他人就躲在桌子下面。11月18日，她和奥洛拉聊了天，商量了去奥洛拉家住一晚的事情。11月20日，她和全班同学一起玩耍，偶然将一把椅子扔到同学的头上。

据朱莉拉的造句练习题，她的妈妈爱吃辣，爸爸穿格子内裤，阿姨生病了，马克有三十二个橡皮。周六陪妈妈去趟办公室，朱莉拉描述了一个尴尬又真实的场面：

我们在办公室等待一个对于妈妈来说很重要的人。妈妈给他介绍了他们在做什么，介绍完就想要给他看看我们的比萨店。我们点了单，准备吃饭。爸爸也来店里了。他去了厨房，并吵起了架。妈妈的客户就说：“我有点事情，先走了。”送完他以后，我去跳舞了。跳完舞回家时，妈妈很难受。爸爸做了晚饭，妈妈头很疼，不想吃饭。

连朱莉拉都懂了，这些老外不靠谱。那时候，我刚拍完了个学校的作业，准备周五晚上带全剧组吃杀青饭。何东带上了几瓶朋友送的好白酒。终于卸下了拍摄的压力，我就喝大了。第二天早上9点，要给朱莉拉上课。

我居然醒了。8点多。从床上爬起来后，我赶紧拿起桌子上的钱包。仔细检查后，是空的。我很久没有通过钱包寻找关于前一天晚上的线索，试图填充断片期间所消失的记忆。我记得晚上7点出门，钱包里有八百块钱。我约了剧组去五道口的一家粤菜馆。我记得当时就想着，刚好把抽屉里的这些现金给用上。我给朋友发微信问：“我昨天买单了吗？”他说买了，刚好是八百。

脑壳疼，也只能怪自己了。我努力地把身体带到了地铁站。幸好，周六早上的车厢并不挤，可以坐。我有九站的时间来做勉强面对世界的准备。到了亮马桥，我从地铁的黑暗里走出来，买个牛角包，扫辆单车，仿佛开自动驾驶般骑到朱莉拉的家。

朱莉拉的妈妈开了门，让我换拖鞋进去。她走进美式风格的厨房，围着岛台忙活，边烤蛋糕边和客户打电话。我到客厅找朱莉拉：她已经坐在桌旁，成功在妈妈面前扮演乖巧完成作业的好女儿。工作日上课时，家里只有阿姨，没有爸妈，我对着兴奋自在的朱莉拉尝试讲语法，她听了两句就转移话题，开始给我汇报她当天在学校都发生了哪些搞笑的事情。周末爸妈都在，她知道及时调整状态。她偶尔会碰碰我，低声开个玩笑，紧接着恢复一本正经的样子，继续上课。我工作日的待遇是阿姨送上的一杯白开水。周末，朱莉拉的妈妈用家里的咖啡机给我做了一杯浓缩。

那天，我真的该拒绝。经验教过我，用咖啡缓解宿醉不是什么好办法。只不过朱莉拉的妈妈一问喝不喝，我感觉如果拒绝了大概会需要编出一些特殊的理由，毕竟我以前从未拒绝过。而我当时的思绪严重跟不上和她交流的节奏，想不到理由，所以就答应了。喝完，我脑海里出现了今天最糟的结局：和朱莉拉上了十几分钟的课，我就感觉不行了，干脆和她妈妈认错，这次的费用不要了，下周再补一节。我对这一幕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咖啡所带来的短暂的清醒让我度过了前半个小时的课。效果渐渐变弱，我决定试试到洗手间用凉水给自己提神。回到客厅，朱莉拉说她也想去洗手间。过了几分钟，她表情迷惑地走到我面前说：“你干吗用这么冷的水洗手啊！”跟喝不喝浓缩的提问一样，我这下也说不清了。我问她为什么不把水调热一点。

“不行，”朱莉拉快速回答，仿佛她知道我会问这个，“需要等很久才能调温度，这样会浪费很多的水。”朱莉拉，你放心，咱昨天光喝白酒，水省得也不少。

我又跑了几趟洗手间，尽量安静地吐了一点点，又回来面对朱莉拉的疑问：“你怎么总是去洗手间呢？”她妈妈回到卧室里工作了，爸爸那天始终都没有出现。没有人监督她，朱莉拉比较放松。她讲到前几天在小区院子里跟姨妈一起堆的两个雪人。故事讲完了，她直接站起来小跑到客厅的另一边。我们一起站在客厅的玻璃墙面前，朱莉拉边讲边用手示意堆雪人的场景。冬天中午的阳光打到我们脸上，照亮窗外的望京。朱莉拉讲着讲着，我酒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