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那句话：我能理解你。”

“你理解我？我都不理解我自己！你甭跟我说这些屁话！”

——电影《有话好好说》

“记得以前王家卫说过，你作为一个导演得是一个做包子的人，对不对？他是说——”

“做豆腐。”

“啊？”

“做豆腐的。”

“做豆腐的！”

“你想吃包子啊，亚历。”

“很抱歉。但是，有时候，虽然你是做豆腐的，可能你也得知道关于做包子的一些知识。”

“有道理！”

2018年，我和利诺对中国电影的热情，最有可能体现在这段对话里：两个欧洲人用极慢的语速和失控的声调来录中文播客，聊王家卫，谈创作，并把豆腐说成了包子。我们天真、幼稚、乐观——脸皮也比较厚，才愿意发布令母语者听得着急的中文节目。我们最终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分别准备读导演和动画专业。中国电影正在快速发展，它的成长是肉眼可见的。投资人、影迷、青年导演，为艺术也好，为一桶金也行，电影行业的活力让大家都感到自己是这个进程的一分子。令人兴奋的不是行业今天的成就，而是它明天的可能性。未来一定得更好，未来必须得更好。

那年是我在国内电影院观影体验最丰富的一年。涉及不同地区、社会阶层、生活处境的电影剧情促进了我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春天，北京国际电影节迎来了修复版《末代皇帝》、讲农村寡妇的《北方一片苍茫》和藏语片《旺扎的雨靴》。姜文、贾樟柯、张艺谋、毕赣的新片陆续在全国上映。四位80后导演拍了非常合格的类型电影：韩延的漫改动作片《动物世界》、白雪的青春题材片《过春天》、饶晓志的小人物剧情片《无名之辈》、文牧野票房破三十亿的现实主义商业片《我不是药神》。主旋律片《红海行动》拿了春节档的第三高票房，但并不是电影院里唯一的选择。白天逛商场，还有像《超时空同居》这样可以用来消磨时间，又不会让你后悔花钱买票的爱情喜剧。

我和利诺连续两年参加香港的国际影视展——这是利诺从上一份工作继承下来并和我分享的福利。我们装作业内人士，偷偷看大人做事：来自世界各地的影视公司面朝百年历史的维多利亚港，交换宣传材料，买卖作品版权。一家杭州的制作公司带着自家的动画短剧，寻找全球发行的机会。一部讲述森林之魂马夫卡和人类卢卡斯之间的奇幻爱情故事的乌克兰电影有同样的需求。香港本土公司创艺国际发行了范冰冰主演的历史大剧《巴清传》，并将其介绍为“历年来投资金额最高的中国电视剧”。走到影视展的放映区，我们赶上了前不久获过柏林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的《大象席地而坐》，它的导演胡波刚过世不到半年，现在我们是他的师弟了。

我从香港回北京时就觉得，中国电影和世界接轨是必然的过程。市场在变得更成熟：一批青年导演正在开创分类更细的电影类型，提高文化产业的多样性，讲更多故事，吸引不同的观众坐到银幕前。根据市场逻辑，我推测商业片的收益有潜力支撑票房更低的作品，像文艺片或导演首作，以鼓励导演探索更多种创作。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将像《北方一片苍茫》这类文艺片带到二三线城市的影院，丰富了观众的选择。那年夏天，时隔二十八年，老港片《阿飞正传》终于在内地正式首映。随后，戛纳金棕榈获奖影片《小偷家族》也在内地影院上映，票房将近一个亿，成为当时内地历史上最卖座的日本真人电影。斯皮尔伯格的《头号玩家》以接近十四亿的票房迈进年度票房前十。“内地‘识货’的观众，还是慢慢增加的。”有行内人士评价道。

对中国社会好奇，对电影行业感到兴奋，我和利诺决定用中文做一档名叫《电影咖啡厅》的播客。忙着教意大利语的那几个月，《电影咖啡厅》给我提供了上班间隙的精神滋养。我坐地铁到利诺在北影小区租的房子。我们用一个摩卡壶煮咖啡，再到房间用ipad录节目。在北京渐渐热起来的初夏里，关上有噪音的空调是我们对节目质量的追求。在总共制作了九期的节目里，我们谈到了那年看过的中国电影。我喜欢《寻狗启事》，一部讲别扭的父子关系的东北话电影。其中一期节目回顾了王家卫和电影专业学生的一次线下交流。

4月份，我们到三里屯的法国文化中心观看一场有导演映后交流的《寻找罗麦》。那是一部中法合拍片，也是在内地院线上映的第一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上映后两天，《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表示，不同性取向“是个体的权利”，而保护它“体现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好莱坞报道》传出关于上海的制片公司东方梦工场和迪士尼导演格兰·基恩合作的消息，他们计划将中国神话故事《嫦娥奔月》进行现代化改编，拍出一部奇幻冒险音乐动画，由网飞在全球发行。《动物世界》用动作片剧情重现社会的丛林法则，反思人性与道德。录节目时，我把剧本说成“煮本”，休息区说成“休息初”，每期能吸引一百来个勇敢的听众。出丑也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在记录中国社会开花的季节，对我来说这才是做播客的价值。

除了我和利诺，后来加入播客团队的还有mido，一个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的影迷。不夸张地说，中国电影资料馆是她的第二个家。有网络售票之前，她会在小西天排一整夜的队，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北京电影学院的保安），早上9点才终于买到北影节的票。为了能够赶到想看的每一场电影，北影节期间mido会干脆找理由向公司请假。电影对她来讲不是用来脱离生活的媒介，通过银幕进入各种无法在现实中体验的世界，那才叫生活。在聚焦戛纳电影节的一期节目中，mido念出毕赣导演的《地球最后的夜晚》中那本绿皮书扉页上的咒语，这部电影入围了戛纳“一种关注”单元，此外，那年还有拿下金棕榈的《小偷家族》，进入主竞赛单元的《江湖儿女》和获得了两个奖项的《燃烧》，这简直是亚洲电影的崛起。另一期节目讲到未来拿了奥斯卡金像奖的导演赵婷的《骑士》，一部华人拍的当代西部片。“寻找合拍”一期分析合拍片的过程：在法国完成拍摄的中国剧组需要遵守一系列的规定，包括午饭务必离开现场，到饭店就餐。这些规定让拍摄节奏更慢，但《寻找罗麦》的导演念念不忘那些美食。在《电影咖啡厅》，我们观察到的是一个新中外蜜月期。

在倒数第二期节目里，我们介绍了自己的暑假安排。利诺刚办完签证，准备去俄罗斯玩，再一步步地穿越欧洲，漫游回老家巴黎。暑期档即将迎来大量国产片，包括《邪不压正》，mido期待坐到大银幕前，欣赏在北平的屋顶上裸奔的彭于晏。我期待辞职去学电影。

写作是我的母语，电影算是外语，所以你现在看的是一本书——也就是说，前者是几乎与生俱来的表达习惯，后者是后天学的。做电影的想法和来中国的决定有些相似，都比较随心。2015年，来中国前一年的春天，我选修了一门很基础的视频制作课，在一个学期之内接触了一些做电影的基本概念，从构思到剧作、拍摄和后期。班里所有人都各写了一个剧本，老师选择了最适合拍的一个，最后以全班为剧组，用学校的器材和剪辑房完成了一部短片。我室友的剧本被选上了。我很欣赏她的想法，期待她的创作，所以也不觉得太可惜。我在她的剧组边打杂边观察拍摄的过程。做后期时，我经常坐在剪辑房，看看她的进度，见证杂乱的素材渐渐变成电影。这个过程是有一定魅力的。到了暑假，我也想试试。

我的厚脸皮又派上用场了。我原本在米兰上学，因为申请到一所美国学校的双学位项目，就到罗马一所文理学院读书，算是做客。我享受的待遇是以意大利公立大学的比较低的学费去上这所私立的美国学校，也就是说，我比在这所学校的其他同学钱付得都少，大概是他们的十分之一。负担全在美方，我也得好好把握这个机会。我给视频制作课的老师发邮件，说我想拍点纪录片，能不能借用学校的器材。

他答应了，也没多问：“soundsgreat,goodluck！”我骑车去学校，拿了一大包器材。接下来一个月，我坐公交走遍了罗马，采访了当地涂鸦界的人物，从艺术家本人到策展人和经销商。我想的是将自己的传统记者报道转化为吸引力更大的视觉产品。效果还可以：我差点被罗马一个艺术品经销商告上法院。他不满于纪录片中既有对他的采访，又出现了和他对于涂鸦意见冲突的艺术家。经销商在电话中威胁我，劝我把纪录片从网上删掉。我没理他。他没有再闹了。

拍纪录片那段时间，有次我傍晚路过一个小广场，注意到一群正在广场中摆椅子的年轻人。我意识到，他们是“美国电影院的孩子”，我最近在杂志中读到了他们的故事。几年前，还是高中生的他们通过行动获此荣称。

在曾经属于罗马底层居民，如今布满精致的爱彼迎公寓的越台伯河区(trastevere)的一条街道上，那家美国电影院营业了四十多年。电影院本身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建筑内部有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的马赛克墙。1999年，电影院倒闭。最初改建为宾果游戏厅的计划因遭到居民的强烈反对被叫停。2002年，一号项目地产公司收购了这栋楼，准备将它拆除改造成二十间豪华迷你公寓，一层私人艺术馆，两层地下停车库。民间自发形成了反对派组织，阻碍了项目的进程。但是，他们没能为这栋楼争取其他用途，结果电影院此后长期处于废弃状态。直到2012年11月13日，市政府即将批准地产公司开工时，占领开始了。

罗马每天有很多郊区的学生来市区读书，他们下课后却没有除消费性质场所之外的聚集地可去。五十来个高中生和大学生对此不满，他们认为美国电影院的改造计划是旧街道成为地产商投机重灾区的象征。他们直接进电影院了。一年半之内，美国电影院的孩子在民间筹集了十万欧元（那时约八十五万人民币），重新装修了电影院的屋顶、排水沟、地板和电力系统。他们开放了图书馆和自习室，成功阻止了拆除改造的工程。除了放电影，他们办的活动有戏剧、公开辩论、演唱会，还有罗马球队的比赛，最热闹的时候影厅里能有一千人。每周四有“用书买酒”的活动，可以边喝一杯边把书贡献给电影院的图书馆。罗马是意大利电影产业的中心，因此像索伦蒂诺、托纳多雷、贝托鲁奇等著名导演很快就得知美国电影院的事情，并来到现场出席放映活动。越台伯河区的老居民以及意大利电影圈子都赞成：孩子们的梦想是正事。

紧接着是国家的支持。2014年11月，意大利文化遗产部认可了美国电影院有艺术历史文化价值，从此这家电影院受所有现行法规保护。换句话说，它不能成为超市、豪华公寓、停车库。一号项目公司的计划泡汤了，财产价值直接减半。两年前带头占领电影院的大学生收到意大利总统的来信：“必须肯定那些为我们的城市街道带来剧院、影院、文化生活的人们的努力。”

一号项目公司提出上诉，启动了意大利极其缓慢的法律程序。最终的判决可能要等十年，而青春只有一次。美国电影院的孩子们被迫离开，找新的事情做。但他们不用走得特别远——当地的居民免租金提供给他们电影院旁边的一个曾经是面包店的三十平方米的屋子。这成为他们新的总部。从6号搬到7号，他们留在同一条路上。现在，右边是他们的奋斗目标，而往左走几十米就是他们未来几年的新地盘：圣科西马托广场。

我是在这里认识他们的。那是“露天电影节”的第一个夏天。六七月的每个夜晚，广场都有电影放映。不用票，不用钱，不用预约，坐椅子或坐地上都可以。

“能帮忙摆椅子吗？”我鼓起勇气问。我有点心虚，因为他们是维护城市原生态的罗马土著，而我只是一个来读美国学校的外地人。我的学校就在越台伯河区，距离他们占领的电影院才七百米。他们想通过无收入门槛的文化活动来丰富普通人的城市体验，挽救这条把重心放在赚游客钱上的旧街道的精神生活。我呢，我恐怕站错队了。我读的学校学费很高，吸引的是中产家庭，学生自然会成为越台伯河区租房市场的重点客户，加剧房租涨价的问题。咖啡店、饭馆、小酒馆的定价也会随着提高。从消费习惯来看，这些学生比较像是停留时间更长的游客，对这个街道的影响无法被忽视。前半年，当美国电影院的孩子在开会，和市政府打交道，准备枯燥的提案材料，为露天电影节的梦想努力的时候，我大概率是在附近的小店和几个同学一起喝酒。虽然谈不上敌人，但我代表的是整条街道走向中产的过程，是他们用文化来抵抗的那个经济趋势。怎么说呢，他们如果不想要我，我非常能理解。

不过，我受到了欢迎。他们的带头人开会时曾说过，需要学会走在那些灰色的道路上。这是美国电影院的孩子的力量：他们有革命的精神，却能接受银行的赞助来办电影节。我是谁、在哪里读书、在哪里花钱没有那么重要，只要我愿意帮忙摆椅子就可以了。我加入了他们的团体，参加了会议、聚会，完成被分配的任务。夏天的六十个夜晚仿佛赎罪，越台伯河区对我来说不再是酒吧和约会的天堂，而是电影散场以后留下来扫地的圣科西马托广场。

和他们相处，电影变得很具体。行业里的人物是活生生的人，我还把我的驾照积分卖给某个频繁违反交通规定的编剧。罗马某个电影节找了团队的领头选片，他接了之后不想干，直接外包给我。我写了故事片的剧本，凑钱拍了个短片。和我一样，团体里的其他人也想做电影，有想做制片的，做演员的，甚至有想做放映员的。我更加确定这不是在做白日梦，而是我现在的现实。

2016年的夏天，我身处的两个似乎比较分裂的世界被缝合在了一起。美国学校创意写作课的老师了解到我最近拍片子的事情，在走廊撞到我时提出可以给我一千欧元，把他写的短篇小说《夏天》给拍出来。我同意了，并在美国电影院的孩子中选演员。小说讲的是一个给富裕家庭工作的女佣的故事。情节是超现实的，我们在墓地拍摄女佣和想象中的主人跳舞的镜头。这是我在罗马做的最后一件事。

让我们把镜头切回中国。8月底，我在开学前搬回了学校宿舍住。一切和两年前来学中文时一样，除了红珊瑚一屉包子加豆浆的总价涨到了两位数。国内的研究生有点像自由职业者：没人知道你每天都在干些什么，直到你想办法交上一些能见人的东西。那几年给我的主要是时间：创作的时间、思考的时间、纠结的时间、发呆的时间、迷茫的时间。学校不再是一个天天督促你跟上学业的家长，它变成一个只想偶尔看看你成绩的叔叔。本科生才是日程排得最满的孩子们。

学校的氛围没有辜负我的期望。想要进入电影行业的年轻人有一种坚强的毅力，还有一套信仰：睡前读塔可夫斯基、定期去电影资料馆、通宵拍片，对他们来说这代表通往好作品的必经之路。下午课后，校园里的食堂和咖啡厅会成为学生招募剧组成员的基地，在附近读小学初中的小朋友会被家长带到剧组里做演员。电影是一门不完美的科学，怎么讲都讲不完，怎么学都学不够，学生就不断地用口传的形式来填补彼此的欠缺。在食堂交流拍摄经验，可以默默地吸取别人的教训，零成本学到新的东西，提升在创作中应对问题的能力。聊完，各自回图书馆琢磨各自的剧本。一次通宵拍戏时，遇到创作瓶颈的导演和演员私下沟通了一小时，整个剧组都在宁静的清晨等待结果。脱离了宿命论非常重的意大利社会，我很珍惜这种人人通过努力能决定自己的未来的信念。它让我想起书中读到的19世纪美国城市开拓者的心态：靠个体的勤奋，经受考验，坚持目标，就可以证明自我价值，创造成功的机会。

某行业大师为本科生开设的“拉片课”是全校最火爆的，报告厅满得像足球场，需要保安在门口拦人。在系里，我还有幸坐进了他的小班，老师能抽烟的那种。在一个冲向未来的世界，教室里残存着古代师生关系的影子。传统文化的糟粕浮出水面，课堂变成了比武过招的场合。老师会放一些获奖短片，再让学生一个一个发表对作品的评价。针对某个发言的学生，老师多次称呼他为“虚伪艺术家”。关系不仅不平等，甚至有冒犯他人的倾向。不符合老师标准的发言者会受到惩罚，包括手抄一篇关于印度教的论文（话题怎么从短片创作扯到印度教上去了，我也难以回想起来）。忽略掉学校不久前发生的毕业生自杀事件，老师会开玩笑说，上完他的课学生可能会有轻生的念头。

可想而知，课堂上气氛很紧绷，有一种怕一旦说错话后果难以预料的感觉。仿佛光是学费还不够付这门课，还需要额外支付一些精神代价。先别说艺术，师生关系缺乏基本的尊重，只有没必要的傲慢，还有放在任何场合都不太合适的行为。为了保住心理健康，我决定不去上这门课了。有同学劝我说，“师父打骂徒弟都是很寻常的事，这样的相处模式大家都习惯了，更像父子之类的”，将我不适的感受归于文化差异——当你是在场的唯一的外国人，这是一个万能的解释。只不过，在这样的文化出生长大的同学也有同样的难处：“他的课我个人一直觉得精神压力很大。”被称为“虚伪艺术家”的同学私下对我说。这个同学可能不是“大家”。

讽刺的是，这位老师还在校读书的时候，就在离我们上课的教室不远处的一号公寓宿舍跳过楼。当时还是本科生的他醉心于一个剧本，在寝室里走来走去，走到了神情恍惚的地步。屋里每一个角落都被他踩过，他将精神完全投入进去，最终走上了椅子，又上了桌子。窗户开着，外面没有护栏，老师跨了出去，在不知不觉中跳了楼。他的室友疯了似的跑下楼去救他，发现老师在一堆垃圾里。人没什么事，但他因此闻名学校了。现在，宿舍楼每扇窗户外侧都有铁丝网。

过了二十多年，我们在隔壁的教学楼讨论该怎么讲故事。他用“借假修真”的概念来解释电影：剧情虽说是虚构的，但表达的是真实的情感。老师因此安排课堂练习，让所有学生轮流对彼此表白，并要求“表演要真实”。如果表演被判断失败，要回家给该同学手写一万字的情书。在那几天的朋友圈里，有人感慨字都不记得怎么写了，还有人表示对男的提不起兴趣、无法完成练习。

再是“追一个表演系的女生”的作业。为了证明“个人魅力”，需要通过讲故事打动对方，并且第二天要请她来教室里作证。同学给我介绍了明宜，她是表演系的研究生。点击明宜的微信名片才发现，我们半年前已经加过好友，那时是为了送出一张校内纪录片放映的门票。仿佛迅速懂了情况有多荒谬，明宜没多问就答应了，直接说到见面的时间地点。我们约去学校附近的烧烤店池记——mido曾经夸过我在池记点菜的能力，说和利诺去过觉得不好吃。我从此更喜欢去池记，并且在利诺会成语这件事上获得了一些心理上的平衡。

7点，人很多，窗口旁边的桌子还剩最后一张，我去抢。大玻璃墙赋予那些桌子某种舞台性质：路人会看到你吃了多少串，喝了几瓶啤酒，并会想象你和对方是什么关系，在聊什么话题。其实不是路人，他们算观众。坐在更靠里面的那些适合一到两个人的小桌子上的，就是没有拿到上台资格的其他演员，他们只好吃吃饭，远距离看戏。如果不坐窗口旁边，我总觉得去池记差点意思。

明宜还没到。她会喜欢窗边的座位吗？她是表演系的，肯定会喜欢被看到吧。里面那些小桌子又会使我们太近，也不合适，说不定会让她觉得我是在找作业的借口和她约会，借假修真？服务员过来点菜，我说我们先等会儿。服务员看我是一个人，便默默去了其他的桌子。外面的雨停了。我拿出蓝色的笔记本，复习准备要讲的故事。

我还要学习怎么念出她的名字。手机上，我把明宜两个字从微信聊天记录中复制粘贴到中文字典的软件里面，研究是哪两个字，哪两个声调，试着说了两三遍。池记的其他客人会觉得我疯了，不过这样至少可以保证，我在跟她说第一句话时不会叫错她名字——第一次和别人见面也许是我把他们的名字讲得最好的时候。走进池记，明宜确认是不是我。是我。

虽然我们坐在池记，我却感觉明宜像来了我家里做客。不是因为池记就是我的家，不是这个道理。只是我感觉向别人讲故事是允许他们进入你特别隐秘的一个地方的象征。住学校，现实中没有什么隐秘的地方，毕竟随时会有陌生的剧组带着一堆摄影器材走进寝室里，看到你穿着内裤坐在床上吃面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反而问你能不能洗个手。想要隐秘，你最好能想象出来它。

烤茄子、烤土豆片、烤韭菜。十串羊肉串。两碗米饭。两瓶鲜啤，冰的。菜上之前，我们坚持聊今天的天气，她刚在忙什么，我刚在忙什么。终于啤酒上了，烤茄子也上了。吃完土豆片之前，我是不会讲故事的。不大可能。需要桌子上的菜多一点，啤酒快喝完了，才能有气氛。我相信，烧烤会给我们带来气氛，不过要给它时间。蓝色的笔记本在桌子的一个角落里耐心等待。

先聊别的。我们其实聊了挺多的。明宜说到她要演的一个戏。作为两个读研究生的人，我们抱怨工作的烦恼，也就是以前做的工作。我们聊了梦想和相信自我。明宜说到改变她人生的一本书，《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我给她推荐一家在北京的意大利餐厅。桌子上的菜差不多吃到一半，我们碰杯的节奏也跟上了。可以讲故事了。

为体验电影剧组的生活，还没到正式暑假，我就离开了北京，坐上高铁前往广东。出品方是讲粤语的美国华裔，电影是一部要在美国上映的音乐片，计划在东莞市常平镇拍摄二十天。我做制片助理，负责协调剧组和沟通演员。剧组人员中外混合，工作语言随时从英语切换到中文和粤语。由于拍摄涉及大量舞蹈片段，剧组从国外请来了几十个舞蹈演员，也就是我需要沟通的对象。第一次做演员，他们明星感倒很强，晚上10点多也不怕麻烦你要个巧克力棒。演员没有手机卡，手机上不了网，我没法用微信和他们沟通工作安排。剧组采取比较原始的解决方案：将拍摄通告打印出来，一份一份递到每个演员的手里。我就是那个执行者。

东莞湿热的夏天，我从酒店跑到现场，再到陌生小巷里的餐厅、咖啡店和酒吧，就一个使命：找演员——由于他们工作时间都不一样，演员们不会同时出现在现场，而会分散在整个镇里。等找到了所有在名单上的演员，天已经黑了。我准备走回酒店，喝个啤酒凉快凉快。在这个时候，剧组联系我说，拍摄计划有变动，需要再去通知所有演员。

第二天到现场，除了身体比较疲惫，我对剧组已经有情绪了。我在休息区叫人去工作的时候，有演员考验我是否记得他的名字，说如果不记得，他不会配合命令。我努力控制自己不他，内心在慢慢崩溃。在前一天的混乱后，谁能记得那么多人的名字呢？我感觉自己干不了这个活了。我后悔来了广东，后悔接了这个破工作。要是有个按钮，我想当场消失。

在拍摄的间隙，我走到摆在大监视器前面的椅子，坐下来喝了点水。“不要坐那个椅子，”副导演小声地对我说，“那是老大的椅子。”我懂了她的意思，她是在好心提醒我。但是我根本不在乎。委屈占据了我的脑海，使我无法冷静思考。我继续坐着不动。当天下午，公司hr找我谈话。

“你做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脸上一副震惊的表情的hr对我说，“从来都没有人坐过老大的椅子。”他很冷漠，似乎想保持距离，避免自己不小心对我产生同情。除了开我，我感觉hr的潜台词是说：“你不属于这里。”我刺激到了一些什么，仿佛让他见到了某个怪物。他无法接受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我这种反应。hr拿微信向我转了几天的薪水，我就离开了剧组。

东莞的事情泡汤了，但是后面还有戏。意大利朋友要负责电视剧《三十而已》一个摄影组的工作。她不会中文，所以找了我做翻译。来广东之前，我已经在北京和导演面试完并确定了合作。他们给我发了全剧的剧本，让我等开拍的消息。我想，被东莞的组开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多转转广东，再去朋友的剧组。童瑶的名字我应该能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