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变得充足，我一页一页地翻译完《三十而已》四十三集的剧本，用中文和意大利语做场景笔记，还复习了一些摄影相关的术语。不巧，这也不行了。摄影联系我说，她跟剧组闹矛盾了，不干了。自然，我也不用去了。两边都落空，这下我真的没有备选了。我只好认命，那是一个不适合意大利人在中国的剧组工作的夏天。

方向感全部失灵，老许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并给我指路：一路向北，直到腾格里沙漠。这是老许接到的一个业务：我们要跟拍一群广东小孩的夏令营，做成纪录片。暑假的第三个活儿，不会搞砸吧？我还在东莞，在市区找了个宾馆，闲着待了几天。我逛了一条全是卖木门的店铺的路，还有用秤定价的书摊。说白了，我没事干。我假装考虑了两分钟后答应了。童瑶是见不到了，我去找老许了。

在广州，老许开车来接我。上完北京电影学院的进修班后，老许回了广州工作生活，这里有他的妻子和女儿。我问他关于王泳的事情。“你不要相信他。”老许边开车边坚定地说。“为什么？”我说，车里的气氛显然没有往我期望的方向转变。“他是个骗子。”老许说，目光依旧放在前方的高架上。

果不其然，我在学校认识的王泳不是学校的人。他在北京卖房子，到学校扮演一个导演系进修班的学生，骗了所有人，包括老许。参加一个班里的话剧时，王泳偷走了部分剧组资金。他在老许那里借住一晚，沙发上的现金第二天就不见了。据说，王泳回四川做白酒了。我意识到，那时自己看到的只是很表面的一个王泳。本以为我和他之间仅有语言的障碍，结果我眼前是一个能够顺利骗到同龄同学的表演者。到底谁是王泳？他那时找我借钱，为什么全部还我了呢？我对他那么重要吗？在去机场的路上，我的问题多于答案。我想起爷爷半世纪前对父亲说的话：中国的现实真的很复杂。

像喝了口苦药，老许面无表情地吞下刚刚说的话题。我看不太出他的内心。这个一上来对谁都热情的东北人，能以同样的速度收住自己的幽默风趣，变得严肃沉默。现实会逼着老许临时脱下自己使用过几十年的社会面孔。其实，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呢？那是我单纯二元的思维，用来解读一个房产中介能变成电影导演的世界，根本不好使。

下线版的老许对我没有那么好奇。哪怕我们快三年没见过，他也并不急于问我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这是关系好的意思吗？不用寒暄？或是老许觉得没话讲，也懒得追回生活的蛛丝马迹：日子过一过就得了，你这个老外还想干吗，我要边开车边演脱口秀吗？还有什么上下线版？真是没完了。

老许跟我谈中医。他给我安利徐文兵和梁冬对话《黄帝内经》的播客。一切始于老许感到一只脚疼痛，经过之后的研究，他决定要杜绝冷饮寒食，试图恢复自己的元气。

在宁夏银川，早上出工前，我们在酒店吃早餐。安静的气氛里，老许低声对我说：“日本人牛奶喝得太多，会抑郁。”说完，心平气和的老许继续吃蒸菜，似乎刚说的话已经够了，不需要进一步解释。我实在回答不上来。我的无言让老许有了说下去的动力。

“牛奶会消耗身体很多的能量，”老许借徐文兵老师的科普发挥，“消化之后会比较累。做事情会更费劲，觉得生活没意义，最后就自杀。”我边吃茶叶蛋，边思考老许的观点。从早上喝牛奶到干脆想不开，老许怎么也跳过了一些重要的逻辑步骤。但是，眼看着心满意足的老许喝着豆浆，我只好点点头，表示理解。我去拿水果。

“其实凉性食物也不是说物理上是凉的，”等我拿着水果回来，老许说，“你在吃的西瓜也是凉的。”

“西瓜怎么了？”我问老许，心里开始担心在这顿自助餐里没有几种食物是安全的。

“它会消耗你的元气，降低你体内的热量。”老许客观陈述事实。我仔细地观察自己手里的西瓜，仿佛它变成了某种致命的武器。“没事，你吃吧。”老许说，似乎又变成了老老许。

那顿早餐使我变得特别谨慎。西北干旱地带，四十度以上的沙漠，我一整天都避开了冷饮。虽然不知道元气长什么样子，但我的牺牲总算是能保护它的吧。那天的拍摄，我和老许负责不同的现场。再见他的时候，已经是收工后，在酒店的电梯。

“我今天喝了很多牛奶。”老许说，像小孩承认做错事的样子。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我惊讶地反问。不是早上才说不喝的吗？先是寒凉的西瓜，后是喝牛奶的老许，我今天已经被背叛了两次。老许忏悔完毕，我们到酒店对面的一家烤肉店，坐在室外的桌子。天黑了，环绕着我们的空气依然是暖和的，像个低压的吹风机。我翻着菜单。

“你是不是要喝啤酒？”老许问我。他总能看透你。自从进电梯下楼的那一刻，我已经决定了要喝啤酒。冰的。带着即将要犯错误的意识，我对老许承认了自己的计划。老许会心一笑，点了点头，接着叫了服务员过来。他点了冰啤酒，还要了酒单。看了几下，他给自己点了瓶白酒。第二天要早起，不过，老许说，白酒不会消耗元气。

电影方面，夏天的收获几乎为零，跟我设想的高强度积累经验的档期来比，还是挺糟糕的。我夹着尾巴回到了学校，尽量将前几个月的经历忘掉。腾格里沙漠的夏令营只是个微薄的安慰，像你输了欧冠，输了联赛之后，赢了难以使球迷兴奋的意大利杯。更多，是心酸和遗憾。我本来对电影行业充满着期待，但真的接触了，自己却搞砸了。我为什么不能和其他进剧组的人一样，扛着不满完成拍摄，坚持到大家开开心心地拍杀青照、吃杀青饭呢？自从入学导演系，我不怎么喜欢看电影了。那成为一件有压力的事情：这个镜头怎么拍？演员行不行？我为什么写不出那样的故事？

要重建和中国电影的良好关系，就从重建和北京电影学院宿舍楼的阿姨的关系做起。

她是北京人，准确来讲，西单人。我和她有时候会在电梯里碰见，礼貌地点点头，不久后就争论起谁要先出电梯。我说不过阿姨，因为她会直接推我的胳膊，把我往外推出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我已经跟她讲过自己来自意大利，也见过几次，可是在她眼里我只来自“国外”。进寝室打扫卫生时，阿姨注意到一个小冰箱，自然地问我：“这是从国外带过来的吗？”我说是在淘宝上买的，她问多少钱，我说三百。她没别的要说的。

“这屋里煮了咖啡豆啊。”阿姨忙了会儿之后又说。

“嗯！”我回答，感到了和对方连接的可能性，“阿姨喝吗？”

“不喝，不喝。”阿姨想都没想就说。

“阿姨喝茶吗？”

“喝茶还行。你这有什么茶？”

“红茶，绿茶。”

“英国那边喝什么茶？”阿姨对我的英国室友何东说，终于向他打开我们对话的大门。

“红茶吧。”还没睡醒的何东说。

“北京喝花茶。”阿姨说，反复表示我们的茶不合适。喝茶的话题在此说完了，不过阿姨显然还要忙几分钟，我对交流的使命也没那么容易放弃。我借正来临的国庆假期说几句闲话。

“国庆你们不放假吗？”

“你们不走，我们也不走。”

“那可能我们应该走一下。”

“不！你们这面孔，一看就是外国的，出去也会被怀疑。”

“那就不出去。”

“对。”

“我还听个留学生说，他想去看阅兵。”阿姨说完，我分析她的表情：她看起来并不认同那位留学生的主意。

“疯了！”我毫不犹豫地补充。

“哈！你太棒了！”得意的阿姨说，说明我台词说对了。

“电视上看不就行了吗？”我兴奋起来。

“就是！”

“去看也看不到什么！”

“对！人太多了！你喝点咖啡看看电视，多好。”

“很舒服！这七天都不出门。”

“哈哈，不用！今明两天不出门就行。”

“好！”

和阿姨的对话包含着一个我自己最近一年忽略的问题：想好好创作，需要关注周边的世界，而不是关在房间里。我太沉迷于自我表达的欲望，嫌弃去同学的剧组帮忙，以为自己专用的时间越多，我的创作就会越好。可是情况没有朝着我的预期发展，我反而变得更封闭、更暴躁。我要走出寝室的门，和别人一起做事情，不怕把手弄脏。我要去演戏。

一个接一个的参演邀请，我都爽快答应。在天安门寒冷的清晨，我演马可·波罗。我也演海边的绝症患者，还有苏联时期的宇航员。北京的冬夜，我和导演会围着铜锅取暖，在拍摄前透过水蒸气先了解彼此。在演员这个角色里，我重新找到在剧组的归属感和尊严。从镜头前，我能感受到中国青年导演们对创作的热爱和认真。这会让你想要和他们一起努力。

有天中午在学校，同学约我去食堂一层的新疆餐厅，说想让我演他片子里面的一个外国记者。片子的剧情围绕着虚构的河西大学的学生会选举。

片子叫《正常》，后来入围了独立电影批评家张献民的第二届“十荐”评选片单。导演叶星宇接受采访时说，在创作过程中“没有遇到（老师的）阻力”。他的导师对他说过一句让他很感动的话：“将来你出去一定会说假话，但是我要先教你怎么说真话。”确实，在校外，《正常》遭遇了一定的阻力。

在喜欢玩隐喻的学生短片中，《正常》因它比较直接的风格而突出。在短片的豆瓣条目底下，这似乎是最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因素。有些评论认为《正常》的表达方式过于直白。翻着评论，你可以找到导演本人的回应。

年底，我走在校园。举目四望，有一群在校园小道上站着的人。他们之间会保持一些距离，像是每个人在自己身边画了个四平方米的个人区域。大家站在原地安静地翻资料。我似乎走进了一幅画，里面的人物一动不动。我经过他们往宿舍楼走，只听得见遥远马路上的车流声，甚至能意识到自己脚步的声音。我瞬间想到那种一群人各戴各的耳机，到一个小广场无声蹦迪的场景。这里也是，他们都按自己的节奏来，翻一翻资料，查一查手机，再抬头，又开始翻。这是今年报考的场景。人人迫不及待地想发挥自己的力量，对行业更光明的未来充满期望，这就是中国电影最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