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了，这些罗马人！”

——奥贝利克斯，《阿斯泰利克斯历险记》

也挺久没挣过钱了。来中国，其实放慢了我实现经济独立的进程。但是，经过这一年，我摆脱了传媒人在职场上的心虚：当别人问我会做什么，我终于回答得上来了。能讲中文像是掌握了一门手艺。说得更现代一点，是我的一个硬技能。不管怎么说，可以拿来卖。考试考完了，只能等命运的结果。哪怕真考上了，也得等到明年9月份才开学。中间有半年多，刚好可以开张。

元旦前那几天，有朋友问我想不想去留学机构教意大利语。于是我去面试。机构在潘家园地铁站旁边一栋破旧写字楼的十一层。上次见那么多意大利国旗，还是意大利打赢法国拿世界杯冠军的那天晚上。过度展示意大利元素是留学机构很敷衍的行为，体现出某种被动迎合市场的可悲——老师顺着学生们开的玩笑做出夸张的“意式手势”更让人伤心，像是还没下班的猴子，为了那点儿人民币，连自己国家的文化都能出卖（声明：我责怪的不是他们，而是市场规则自带的一种粗暴力量）。

这里有不体面的老外。你不容易在三里屯的瑜伽馆或老书虫的脱口秀演出遇见他们。理由很简单——他们没空。现实容不下浪漫：意大利语吸引高考分数不太理想的学生，能提供比英美更实惠的出国选项，简单来说，是留学世界的二级联赛。英语母语者拥有天生的福利：可以在整个世界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谋生。而所有的意大利语外教都会中文，这就是职位的门槛。加上英语，他们平均会三种语言，到月底却只拿英语同行的一半。英语外教会约下午6点到朝阳公园踢球。意大利留学机构的课上到7点半，再从潘家园过去，公园都要打烊了。

不过教英语对我来说没有灵魂。走进意大利留学机构，面试官自然地问我喝不喝咖啡。典型意大利办公室的咖啡机噪音使我很踏实。它提醒我，在过去一年，我主动远离了这些很亲切的体验。我只吃过几次比萨，没怎么做过意面，也没买过红酒，似乎这一年的目的就是使劲去适应一个陌生的环境。摆在我面前的是另一种可能：可以在这个截然不同的国度允许自己有一些回家的瞬间；可以不苛刻地把恋旧压在心底，也能在异国正常生活；可以放松一点。算上不去教英语的机会成本，那是我喝的最贵的一杯咖啡。但也是期待最久的。

沉浸于这种久违的熟悉感，我差点忘了还要干活。我通常会这样：答应事情时光想着它比较轻松愉快的一面——办公室的咖啡机、每个月发的工资、写字楼楼下的饭馆，而完美绕开那些更沉重的问题。要用课本？没想过。要讲语法？没想过。要进教室，坐在二十来个握着笔、眼里满是期待从我这里学到东西的学生面前？显然没想过。在我心里，做决定的亚历和承担后果的亚历从来没有碰面好好谈过。

决定的结果总是忽然冲过来。北京东三环，星期一下午。我被安排在“威尼托大区”上课。每个教室都被命名为不同的意大利大区。不知道是管理中的偶然还是排课老师的贴心，我老家帕多瓦就在威尼托。那是一个爱喝酒的大区，加上它位于东北部，我就开始和别人讲我是意大利的东北人。挂在教室墙上的白色木框里，装着我老家高中生喝的第一款酒——阿佩罗橙光(spritz)，墙上还有威尼斯狂欢节面具的照片。我身后是配了红黑两种记号笔的白板（正好是ac米兰的颜色，但我喜欢什么球队这一点，机构里应该没人知道）。长长的桌子顺着教室的走向延伸到俯瞰着东三环南路的大玻璃窗。我坐在桌子的这一头，而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坐在桌子的两边。他们离我挺远的，远到给你那种大学教室里，三五成群的学生自发形成不同独立活动区域的感觉。

但我在这些区域之外。上了十六年学，今天是我第一次有经营课堂的任务，还不坐观众席。我要想办法，继续讲话，保持气氛活跃，直到裁判吹响最终的口哨，让我们上地铁回家。这场长达五小时的比赛午饭后就开始，天黑了才结束。这下，我有点后悔了。这是要干吗？谁能讲这么久？电视上的主持人扯两小时也就差不多了。下午2点15分，要上课了。我心里是恐惧——其实我确定，我会搞砸，只不过还不清楚会以什么方式搞砸。墙上的阿佩罗橙光和狂欢节面具照片，能给我带来什么灵感吗？

“开始吧。”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再面对学生——他们的表情似乎在说，我们本来可以在五分钟前就开始。我发签到表，他们很快就签完了。现在呢？自我介绍？每人两分钟？我一说就意识到这是在做梦。果然，我迎来的是一个相当冷清的场面：每个学生说自己的中文和意大利语名字，紧接着是沉默，进一步的提问，更多的误会和解释，每人倒是超过了两分钟，但主要是我在说。

“老师，您什么时候开始教书的？”一个坐我旁边、眼神尖锐得可以穿透冰块的女生问。我笑了——咱要幽默点，对吧？咱也没有别的。

“我们几点开始上课的？”我半笑着问她。

“2点15分。”她平静地回答。

“好。现在3点05分，那么我教书得有快一个小时了。”

她脸上没有一丝变化。冰眼不想要幽默——我真是想得美了。她想要的回答是：“我教书三年了，是我从小的梦想。”伴随着我的回答的，是一片坚定的沉默。这个下午，我们还要一起度过三个小时五十五分钟。

在我当老师的那七个月，那双冰眼一直跟着我。我带了各种班：上午班、下午班、周末班、a2、b1。但她总会从教室某个角落或机构的走廊出现。那是一个固定的陪伴、一个警告、一个工作召唤，我始终没弄明白那双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承认，我的出发点有些问题。来了机构，我自以为知道要怎么帮助学生。实际上，我想给他们的不一定是他们需要的。我端上各种创意菜，但他们还没吃过米饭。我奔着实现心目中的理想教育的愿望，而没有去了解学生的真实需求。在汉语班当了一年学生，再走上讲台上课——其实机构的教室并没有讲台，可是你懂的，这样写比较好——我就问自己：怎样才能成为自己学中文时希望遇到的老师？我也不敢说自己有准确的答案，关于什么样的外语教育才是对的、有效的。但是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你要做点不一样的。所以我试图那样做，并为此骄傲。

在课本的基础上，我努力找其他学生普遍关心的话题。我认为即将要去意大利的学生需要了解那边的现实。虽然我和他们只差几岁，但我感觉自己是一个精神上的长辈：我出过国，体会过陌生和孤独，感受过无助和挫败。要是能重来，我会想要提前做点功课，不至于到了国外之后从零开始。能准备的就准备，能避雷就避雷。

但这个事情比较好说，却不好做。什么是真的需要知道的呢？讲到意大利的时候，我内心流露出怀旧情绪和比较强的分享欲。语言离不开语境，人离不开自己的经历。课本提供的素材是伊万娜家遭盗窃，洛伦佐找瓦莱里娅要她的文学笔记，爸爸对小卡洛讲述罗马城是如何建立的神话。我厌烦那些落伍十几年的乏味对话，想要多介绍更真实、更有活力的意大利，引起学生的共鸣和兴趣。我借着热情讲到ac米兰、足球，以及它在意大利社会的神圣地位；贝卢斯科尼从媒体老板转而从政，牢牢抓住意大利人的心，成为20世纪90年代版川普的故事；2008年金融危机对许多普通企业家造成的悲剧性影响。对我来讲，这些是了解意大利社会的必修课。但是，你说你不想听，我也能理解。这是我内心中的意大利——那些陪我成长、让我逐渐形成世界观的事件。如果是写我的自传，探讨我和我的国家的关系，可能会有人感兴趣。但是现在，我在潘家园。坐在我对面的学生的家长付了不算低的学费，学生们回家后也不能说只学了谁是贝卢斯科尼。

说来说去，还是那点破事：在学生的语言证书考试临近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去机械地教大量的语法点。讲别的，学生不听，或者干脆翻个白眼。我以为自己能成为那种有趣的、隔壁班都羡慕的老师。我太天真，也太脱离现实了。学生没有恶意，只是觉得学那些没什么用，反正考试也用不上。而语法，不会不行。他们想去意大利，也没说对意大利这个国家有深度的兴趣和探索欲。那是我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浪漫。想到那边去，考试得通过。你付过学费，我要帮你准备。他们有道理。

可惜自己当时没有完全意识到学生的想法。他们对非应试内容的冷漠使我有些失落，让我在心理上和他们拉开了距离。讲课的时候，我变得更谨慎、僵硬，严格按照机构的教育计划走。课本上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学生们一副乖巧的样子，上课记下来每个语法点，休息就上淘宝找考试卷子。他们问我为什么变得那么严肃。我心里想，这不是你们想要的课吗？

机构的同事帮我认清一个现实：当决定未来计划的时候，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子女并非自己说了算。大多数情况下，去意大利读书是一个家庭考虑到多种因素之后做出来的综合判断。提供经济支持的家长可以不了解文艺复兴的历史，但是需要知道在博洛尼亚的房租是多少。学生不一定是被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打动，可能只是想换个地方学习生活。外教休息室旁是客户接待厅，也就是销售战场。坐在那些椅子上听机构人员解释套餐的人，有时候是学生，但他们像是陪家长来的，而不是相反，他们脸上总写着“我这是在哪里？”。更多的情况是家长一个人来，甚至都不是家长，而是某个最后会出钱的叔叔阿姨。目睹了这类一画胜千言的场景，我自己心里和学生的矛盾才得以消解。

跟在剧组一样，我学会了放下自我。学生感到被我理解，关系明显和缓了。他们偷拍我上课的照片，做成表情包再发给我。讲语法讲不通的时候，我开玩笑地重复他们曾经小声说的一句：“就问明天的老师吧。”（每个班是由两个外教一起带的。）晚上回家，我收到学生的微信，问我喜欢吃什么水果。第二天水果就会摆在我的桌子上。

在休息室跟同事谈笑时，我讲述和学生的互动，机构老将玛尔塔提醒我：不要轻易地信任学生。“他们看起来很可爱，”玛尔塔说，“等你走出教室，就开始吐槽你、投诉你。并不可爱。”我能感觉到这样的风险。不过，我选择的对策不是远离，而是靠近他们。我让学生在我面前吐槽。课堂气氛尴尬时，我停下来，坚持问有什么问题。得知可以交流，学生也放下防御，诚实地和你交流。也许下了课他们还是会吐槽，但是我创造了一个学生敢说话的环境。刚开始我对自己职业的理解是一名讲者，现在是一个来和学生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的合作方。

一个名叫simo的湖南男生约我下课去吃午饭。我们聊了聊他的心事——对机构里一个同学的单相思。他是我最初期待的那类上课对象：几乎对什么都感兴趣。我们相互推荐电影和电视剧。出国不是家人帮他想的，是他自己的愿望。比起其他计划拿毕业证就回国的学生，simo会认真考虑读完书留在意大利工作的可能性。

那几天，我爸妈要来北京玩，但他们落地的时间和我上课的安排有冲突。simo提出，他可以去机场接我爸妈。我实在想不到别的办法，便答应了。他在首都机场的到达厅举着牌子，接了我父母，再把他们带到酒店。后来，我们四个人一起去他老乡在北京开的湘菜馆。simo和我爸一样对历史感兴趣，他们在饭桌上聊起过去。在simo看来，我在家已经听过很多遍的故事都无比新鲜。

20世纪70年代初，我爸是一名大学生。他赶上了意大利学生运动的浪潮。当时的年轻人有强烈的参与政治和进行公共讨论的欲望。他们对中产阶级有所不满，到广场喊着：“马克思万岁！列宁万岁！毛泽东万岁！”他们相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正宗的共产主义”。我爸也被中国的社会主义梦想冲昏了头脑。他在家中和他的父亲说：“中国的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可不一样了。”他的父亲是意大利参议员，代表着正在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那个国家在几千公里之外，有六亿人，是一个遥远复杂的现实世界，”他父亲镇静地回答他，“你觉得你懂什么？”

五十多年后，我们在帝都吃小炒黄牛肉。中国的现实依然复杂，但没有那么远了。说到底，它就在我们眼前。将那些旧事用中文重新表述给simo听，似乎给它们带来了新的生命力。一不小心，simo走进了我的家。

说到意大利，如果你最先想到的是比萨和浓缩咖啡，而不是纪律和秩序，我原谅你。不过要记得，墨索里尼下台仅仅是八十年前的事情。现代社会的法律相当有效地防止了法西斯悲剧的重演。但是，那黑暗的二十年留下了一定程度的后遗症。部分意大利男人患有某种法西斯情结：心里有个塑造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却不被看到的小墨索里尼。因此，他们将无法再进入政治领域的法西斯特色理念带到个人生活和社会文化中。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是决断、强势、卓越，经常体现出大男子主义。在企业文化上，他们倾向于专制管理，设立明确的等级秩序，包括强制执行穿制服的要求。这些人到处都是，包括在留学机构。

那段时间，校长想成立一个科学委员会。他常说到像“教育2.0”“教育改革”这类模糊的流行词，外教被鼓励“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某个工作日的晚上，校长召开了全体外教会议。他为大家点了比萨，下课后，外教们到休息室啃几块，再到被当作会议室的教室。

会议一开始，校长宣布了一个新的针对所有外教的鼓励机制：如果试听的学生听完你的课选择买套餐（价格高达近六万元），你会收到十四元作为奖励。有外教站起来说，这不是奖励，是冒犯。其他外教加入争论，说有学生买套餐就是因为老师，给的佣金应该要高得多。“不对，”校长委屈地回答，“学生买套餐那是因为有销售部，你们想拿佣金就去做销售吧。”会议室里的愤怒燃烧起来。

后面的议程没法谈了。外教借着混乱提出了其他的不满：由于工资是按照实际上课的时间计算的，像春节这种较长的假期，老师一整个月的收入远远无法覆盖开支。“你们以为自己是学校的明星。”忙着恢复秩序的校长说。他还说，其实对于当老师的我们，纪律要比能力重要。机构已经设置了一个教育计划，按照它去讲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他还说到足球。“你们看，”场面平静一些后，校长说，“到头来，卡萨诺、巴洛特利，这样的球员没有教练要。”公众对这两个球员的普遍认知是他们天赋异禀，要是还有头脑就好了。他们刚出道时被认为是未来的希望，可是关于他们的报道很快就远离了足球场。巴洛特利因二十七次违章停车被罚了一万英镑，又因为过于丰富的夜生活被球队罚了二十五万英镑。至于卡萨诺，2008年就有词典献给他一个新词“卡萨娜塔”(cassanata)，意思是卡萨诺才会做的傻事。比起天赋，他们此后代表了麻烦。比起优势，他们更多是球队的负资产。相比开奔驰和玛莎拉蒂的他们，那天晚上在场的所有外教都是坐地铁十号线回家的。

校长发布了机构的道德准则书，语言风格压抑，还有不少错别字。准则书代表“机构价值观的连贯性”，要求教师“阅读、遵守，并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向同事传播其内容”。共十七页，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图表——分男女两类，它展示着很具体的“正确服装标准”和“错误服装标准”。内容倒是不夸张（不穿短裤、拖鞋、背心），只是透露出对性别角色的传统期待、延伸到个人领域的集体秩序、对任何个性化的表现的控制。至今有同事仍然记得服装图表所使用的插图，并开玩笑说：“道德准则书有它的缺点。不过，在禁止穿蝙蝠侠t恤这点上，它一点也没错。”

绘画作者：刘水

道德准则书中不起眼的一条说：“教师务必负责地、体面地、透明地使用机构的所有空间。”是那种含糊的、需要写明但没想到真的会出问题的规定。出了问题，当然是因为足球。

老马和岛民是机构的核心成员——a1到b2教了几十遍，课本都背下来了，有时还拿课文内容玩一些两人之间的内部梗。老马是国际米兰的球迷。岛民很懂，却是“无神论者”——他看球赛，甚至给体育杂志写相关的文章，但不支持哪个队。

周二晚上，有场欧冠比赛：国米对热刺。加上时差，比赛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到凌晨5点进行。年轻的时候，哪怕第二天要上班，老马也会熬夜看球赛，可是现在觉得撑不住了。他对岛民提出主意：周三下午有几个小时的空当，不如把球赛的录播下载下来，带到机构一起看，那会儿每个教室刚好装了当作电子白板的大屏幕。岛民答应了，并做好了准备：他是坚持不熬夜的人，在中国看球只看录播，因此熟悉最全的盗版球赛网站。

为了看比赛，他们选择了歌剧专业的学生用来练歌的隔音室，好不引起注意。热刺先进球，国米再追，一比一。九十分钟已过，只剩两分钟补时，比赛看起来注定要以平局收场。国米踢了个角球。球缓慢地滑向禁区内。一个头球，又一个，球像在乒乓球桌上似的来回跳动，最后进了。意大利解说员狂喜地描绘国米的绝杀，仿佛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一场没有任何逻辑的比赛！”在潘家园的隔音室，老马跟着喊出自己的喜悦。随后，有人敲门。岛民想着：这应该是已经知道比赛结果的同事，过来一起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