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玛尔塔。“你脑子有病吧。”她对老马说。如果校长是机构秩序的理论家，那玛尔塔就是执行者。她带着罗马口音，脾气也狠，从不转弯抹角，有事就管，有话直说。“对不起，对不起。”老马抱歉地说——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比赛结束了，玛尔塔走了。老马和岛民对视。他们笑了十分钟也停不下来。隔音也隔不了球迷。

每到年底，机构会举办“年度最佳外教”大赛，用荣誉（加上一千元）来奖励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大多数老师对此比赛抱着佛系的态度：只在朋友圈发个链接，提醒学生可以投票了。但茶师想的不一样，他今年想赢。

在机构的日常中，茶师表现得相当低调：跟学生保持距离，下课在休息室和同事们闲聊几句，喝个咖啡就回家忙自己的茶叶生意（那是一个品牌身份很奇特的小企业。他在朋友圈发的宣传图竟然能融合肌肉男、镜前摆拍、充满仪式感的倒茶动作、茶叶的特写等多个元素）。他常表示对学生的无奈：“我们学中文那个时候，有这么笨吗？”他从来没有和同事出去玩过——既然都是在异国的老乡，共同话题多，同事之间很容易聊起来，成为朋友。再内向的同事，怎么也参加过一两次比萨小聚。大概没有人真的讨厌他，但客观来讲，也没有太多的学生或老师喜欢茶师。

他却拿了第一名。“真的有这么多人喜欢他吗？”玛尔塔可能想过，并动手调查了。一打开投票系统的后台发现，茶师的票数情况很不正常：他只用零点几秒的时间就能收到两百多票，如此重复了好几次。茶师几乎所有的票都是这样得到的。理工男出身的他用了最理性的方式来达到受欢迎的目的：雇人喜欢他。在一个有两百多人的微信群里，茶师只要发个链接，群里所有人都会给他投票。玛尔塔立刻取消了茶师的票。“你给我看下，”死活不认错的茶师反驳，“我违反了哪条规定呢？”玛尔塔怒气冲天，面对着茶师，说出了机构后人会永久记住的一句：“我，我就是规定！”

放在现实中，校长的道德感相对弱一些。在一个非常缺人手的时期，他找我参加和学美术的高中生的线上交流活动，我答应了。校长的秘书联系我之后，情况就变奇怪了。我不用和学生讲中文，甚至被要求不和学生讲中文！有意大利语翻译。秘书说，学生会拿出自己的作品，“作品怎么样会有老师在学生分享前发到群里。您到时候随时看群消息。您可以评价一下学生的作品：你的基本功不错，挺扎实的，或者色彩运用、色彩搭配不错，或者创意表现手法需要提高之类的。”秘书把我拉进工作群后，有人让我放心：“不会说你是教授，只会说你是招生部门的。”

我仿佛不懂自己在演什么戏，但基本确定了情况不靠谱。我去找秘书，问在会议上怎么介绍自己。“意大利美院的招生面试官。”秘书说。我立刻联系校长，说我不会参加。他说以前他们确实没做过这样的事情，但今年招学生难，“是在紧急状态下工作的，所以我们试图看看问题比较现实的那一面”云云。话倒讲得比道德准则书晦涩的语言自然得多。

对于在中国的意大利人，语言机构像麦当劳：入职门槛不高，短期内需要收入可以去打一下工。至于工作的内容，每天都一样。几乎没有人是发自内心地想要干这个活儿——我知道，可能有很少一部分，所以我说了，“几乎”。连我见过的态度最专业、经验最丰富、最受学生欢迎的意大利语外教都会在课间休息时感慨：“再做两三年，我就不干了。”这样的工作成就感极低，几乎没有发展前景，想硬着做也行，但能不做就不做。机构的外教休息室坐满了不想在那边待着的人，气氛压抑。午饭的时候，我会跟着老马和岛民走向大厦的电梯，及时逃离机构的世界。

机构楼下的兰州拉面让我们成为朋友。楼下的饭店选项比较有限：卖驴阴茎的驴肉火烧，卫生条件可疑的贵州米粉，卖早上没卖完的包子的包子铺。兰州拉面馆地方大，通风，有面有饭有菜。我们基本天天去。

以面食为主的西北菜甚至能当作某种意餐的替代品。老马会点一两个烤馕，摆在饭桌中间，装作是饭前面包。岛民最幸福的一天，是套餐里多了一个煮蛋的时候。可是他拿着托盘，到窗口排队等餐的时候，兰州拉面的收银员注意到了错误，跟上了岛民，指了指他，喊他把第二个煮蛋还回去。最糟糕的一天，是发现西红柿鸡蛋盖饭涨到了二十一元——要招募两个学生才买得起。

和他们聊到一起，我接受了自己一度害怕的平淡。饭桌上的话题离不开足球、意大利政治、课堂上的搞笑场面。聊得不痛不痒，不过我觉得刚好，像夏日淡淡的啤酒，让你清凉一些。我会感觉自我无缝地融合到了那些无关紧要的闲聊中。那是一种不需要证明自己很特别的社交，因此很放松。坐在兰州拉面馆里，我以前的那些个人经历都显得多余。我们像一部情景喜剧的编剧团队，只能靠一套原定的人物和场景来形成共同语言：机构的走廊和休息室、玛尔塔的愤怒、校长的道德改革、茶师的选举操控。这个世界无疑简单，有时狭窄又无聊，却熟悉到令人欣慰。在两千多万人的城市里挖掘出一种小镇般的错觉，还挺奇妙。

某些事件被记载进历史。有学生去了罗马，说他对斗兽场很失望，里面什么都没有。“老师，意大利怎么样？”有次一个学生问岛民，眼里闪着光。“你觉得我们为什么来中国？”岛民回答道，顺便摧毁了学生所有的幻想。在北京，那不勒斯的同事去外面吃比萨，发现了一家卖榴梿口味的，菜单中的名称还是“像妈妈做的那样”。他没忍住，对店员发了火。“怎么回事！意大利没有这样的比萨！”“先生，咱们只是应对市场的需求。”“你们不尊重他人文化！你们知道我来自哪里？我来自那不勒斯，比萨的圣地！”

几个月后，那不勒斯同事搬到了英国，我们替北京所有的比萨店松了一口气。遇到像草莓、巧克力那样非主流的比萨口味，他依然会拍照，发到我们几个人的群里。要是有机会，基于面对那不勒斯同事的爆发所表现出的心平气和，岛民希望将比萨店店员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在老外的都市传说中，在中国待满五年标志着一个关头：要么走了散了，要么就一直留下来，把这里当家。待了五年，你是老老外。你积累了比较完整的生活样本，体会到了不同社会的酸甜苦辣，有足够的证据去做判断。试用期结束了，得决定要不要买个会员。

这个选择既关键又复杂：经过长时间的摩擦和相处，感受会五味杂陈，只喜欢或只讨厌一个地方是不太可能的，同时，常识告诉你，世上没有任何国度是完美的。比起幻想不切实际的人间桃源，你会对比选项，衡量优缺点，尽可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案。职业发展、生活便利、朋友圈子、喜爱的菜系、自然环境。不管如何决定，你总会牺牲点什么。或多或少，这是每天困扰全球所有移民的难题。

如果选错了，有点麻烦。一点也没有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却依然坚持留着不走，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选择那样做的人，可能是看重一些短期的好处，像保住手里的工作和生活的稳定。但是，他们实际上在心里憋着一种强烈的不满。那不勒斯同事就是没有及时走，因此变得苦涩怨恨。

机构同事迭戈也是，不过他还在。我们约在三里屯吃顿比萨。曾经有人说，当你问意大利人他们最近过得怎么样的时候，问题在于他们真的会回答。我知道有这样的危险，并了解迭戈怨天尤人的性格，所以尽量不进入那样的对话，只是翻着菜单。

“我想问你一个关于aire的问题。”迭戈说。那是一个政府机构，负责登记长期在国外居住的意大利人。注册后，你可以获得一些针对境外意大利国民的服务，像远程投票之类的。

“怎么了？”我说，简单的提问藏着对后面的内容的恐惧。

“我一定要注册吗？”迭戈说。

我很疑惑。这是我没考虑过的角度：自己住在国外，要如实交代吗？身份证上的名字，要写自己的吗？这样的事实，还有主观解读的空间吗？

“随便，”我说，心里希望可以顺利糊弄到其他不怎么需要我动脑筋的话题，“主要是给你提供一些服务，看你想不想要。”

“那假如我换工作换城市，要跟他们说我的新地址吗？”

“如果你想继续收到投票单，那得跟他们说下。”

“如果明年回意大利呢？我就要从aire退出吗？”

“对。发个邮件，说你回意大利了。”

“我就是不懂为什么要跟他们说我的信息。”

比萨还没有上，但是我已经想走了。边走边说：“不用了！没有人在乎你住哪！你不说，使馆的人也会安心入睡！”但是我还在。加油。再坚持听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回家了。仿佛生活在无法沟通的平行世界，迭戈也很疑惑，甚至无奈。他放弃了aire的话题。

“我需要买一些西药，”迭戈平稳地转移到下一个问题，“你觉得哪里能买？”这种问题我喜欢。它有一个很直接、不太可反驳的客观答案。

“和睦家医院吧。”我利落回答。

思考了几下，迭戈宣布：“我是不会去医院的。”

我要崩溃了。我没办法向迭戈提供帮助，因为他想要的不是帮助，而是继续抱怨的机会。乔治·布什去过和睦家医院看病，但迭戈是不会去的。很快，迭戈又失望地开始说别的。他想买双意大利品牌健乐士的鞋。那是件似乎没有挑战的事情，但迭戈认为根本无法实现。

“在佛罗伦萨买一双只要三四十欧。在中国肯定很贵吧。”

“你可以看看网上，最近有双十一双十二，会便宜一些。”

“我不在网上买东西。”

“鞋都是一样的，有官方店。”

“我还是去店里吧。”

没办法。天真的我提出的这些建设性方案对迭戈全都无效。他那天晚上抱怨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最荒谬的是说他在中国找不到爱情，因为大家都讲中文。我刚听到时还以为那是什么隐晦的比喻，像“我们讲爱情的不同版本”，结果发现他是字面意思。我意识到，迭戈的态度，正是我需要避免的未来。生活在别处，不熟悉的一切是每一天的挑战。我们选择抗拒和怨恨，还是包容和好奇，会决定我们的生活体验。我要努力做后者；如果发现做不到，就回家。无论在何处，当老外都要做到一点：想在一个地方留着，就好好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