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偶尔都值得拥有一次从头开始的机会。”

——本杰明·西格尔，《豪情四海》

落了地，我和海南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合了张影，开始了我的新生活。我在首都机场门口认识了几个讲意大利语的中国人，和他们上了车，一起进城到了学校。我准备学一年中文，再去学电影。我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对外汉语的初级班，住海淀校区的留学生宿舍（那会儿还没有怀柔校区），每天去c楼的六层上课，学习的课程包括综合、听说、汉字三种。老师大多是北京语言大学的在读研究生，直接从五道口坐公交过来的。课堂上，我们会用一套北京语言大学出的名为《成功之路》的汉语教材，课本中的关键人物包括日本留学生山本、中国男生张大同、韩国女生李美爱、汉语老师丁兰，获得最佳章节名荣誉的是《你怎么了》和《我们国家的菜没有四川菜那么辣》。我们学到像“同屋”“你家有几口人”“别提了”“说来也怪”“你这老家伙怎么还没死啊！”这种后来再也没听到过的短语。听说课上，我们听南京青奥时已经让我彻底上头的筷子兄弟的《小苹果》。教学风格显然很中式：课文我们一起念，新单词回家抄几十遍。

上了几个星期的课，我对学会中文没有太大的信心，感觉不到任何进步的苗头。我经常迟到，进了教室先慢悠悠地泡一杯茶，再坐下来听课。我桌上的早餐还没吃完，老师已经在白板上写满一堆新单词，仿佛我们之间有时差。她叫我写字的时候，我摇摇头。“youhaveatry！”老师鼓励我，我却无法站起来跨越到她的时区。我死活不记得怎么说拜拜，每天下了课，都找老师问怎么说。“再见！再见！再见！”第二天还是会忘了。老师决定我的中文名字是亚历。我的原名——alessandro——在古希腊语中有“保护人类”的含义。一生改名的机会不多，我在中文里又碰上了一个谐音为“压力”，英文直译为stress，同样不太让人放松的名字。

在此同时，同班法国同学利诺已经开始背成语了，这使我心里略微崩溃。利诺会说“马到成功”，还往我们几个同学的微信群里面转发中央领导重要讲话的pdf全文，让我们挑战翻译。在欧洲，我们之间隔着阿尔卑斯山，而在北京，仅隔一堵墙：利诺在留学生宿舍的房间直接跟我的挨着。我们是问wi-fi密码认识的。聊了不久发现，我是意大利版利诺，他是法国版亚历。我们一样，毕业后拒绝进入一眼就望到头的人生。抱着好奇心，我们到北京开始了一段和过去没有任何关系的生活。其实，我们内心的要求很简单：一张充满可能性、可以从零开始写的白纸。而这里确实有。他人不了解你曾经是谁，因此未来什么都有可能。你可以脱下旧身份的负担，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一上中文课，连名字都给你换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逃犯。中国是我们的狂野西部。

利诺和亚历很相似，所以需要分开行动。我们单独面对各自的新生活，不和外国人玩是我们学中文的策略。只不过，在中文还站不住脚的情况下，那也是我们社交的死路。学校的留学生们大多读一个用英语授课的本科国际项目，很多都不会中文。他们很团结：总是一起拍戏，去北语校内的酒吧吸水烟，再到五道口蹦迪到天亮。刚到学校那会儿，他们自然叫我们一起，但我们去的频率渐渐降低，关系也淡了。我和利诺就这样成为宿舍里那些不太合群的异物。

我的第一个中文交流对象是王泳。我刚从首都机场到学校就认识了他。走进留学生宿舍楼，我在一层的电影故事餐吧坐下来。安静的星期天下午，餐吧里只有我和这个戴着棒球帽、无所事事地抽烟的男生。背往后靠，身子往下滑，他仿佛把餐厅的椅子当作家里的沙发。我的到来让他的目光从手机屏幕返回到现实中。他惊讶地看了我几下，接着站起来坐到我旁边。

他不会讲英语，我不会讲中文。王泳拿出餐厅的菜单，摆在我面前，期待着我的反应。看完一系列陌生的菜名之后，我选择唯一熟悉的食物：一盘带巧克力糖浆和水果块的华夫饼。我好像没吃饱。王泳打开手机里面的一个软件，用中文和手机说话，再给我看屏幕上出现的英文翻译。操作了几下，他又把手机递给我，让我以同样的方式回答。我们就这样沟通了三个月。这段时间挑战了我对“听多了，就能学会”的信念。在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情况下，把一个四川人和一个意大利人放在北京，他们不见得会互相学到东西。我才来中国五天时，王泳带我去同学家过中秋。从中午坐到晚上，我头晕的缘故不是喝下的酒，而是听进去的六小时的中文。

我和王泳的交流是由一系列不连贯、分散的信息所组成的。在学校后面的烧烤店，他给我看一个小本子，说里面是给前任写的诗。下一秒，他要了一张我的照片，放在一个ppt里。王泳说是给投资人介绍他的电影团队用的。“我们明年一起拍电影。”他的手机屏幕上写着。我心里一堆问号，可我选择应付过去，不为难翻译软件。

有时候，我和王泳像一部不用动脑子、宣传中外友好关系的情景喜剧。有那种经典的画面：他尝试教我如何正确地用筷子，我做不到，但还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方法夹面条。他耸一下肩，放弃教我。我们捧起杯，一起笑起来。本集结束。

12月初的一个周末，王泳说他的同学老许要拍一个短片，想请我做男主。我说行。认识老许的时候，我的中文稍微有了一些进步。加上他还会一些简单的英语，我们有条件尝试放下翻译软件。

“你喜欢中国的什么？”老许问我。

“我喜欢中国的早饭。”我说。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去学校后门的红珊瑚吃包子、喝豆浆。每当对话陷入僵局，我就讲起吃早饭的话题，并希望对方感兴趣。

“你喜欢造反！”老许笑起来。他是一个很会讲段子的东北人。短片是一个瓜子广告。在剧情里，我对一个女生表白，她给我一张写着“真心瓜子”的纸条。接下来，我却跑进两三家店里面，挨个问有没有“爪子”。买到了，我回到女生面前，准备把爪子递给她。

“no,no！”女生边说边举起来一包真心瓜子，“我要真心的。”

“我是真心的！”我脸上带着无辜的表情回答。

这个有可能不会进入影史的作品开启了我和老许的友谊。一周之后，老许提出带我去哈尔滨看一部网剧的拍摄，顺便玩两天。工作日的深夜，我们从首都机场出发，乘客很少，飞机大半的座位没有人。和老许在空中跨越中国的北方，我感到陌生，但踏实。像两个不用靠闲谈来回避尴尬的老朋友，我们占着相邻的两排，躺在三个人的座位上睡觉。

在哈尔滨，我发现鼻子里面也可以感觉到冷。在中文表达能力很有限的情况下，我放弃提前了解每一天的行程安排，把每一分钟当作是一个惊喜。晚上在外面喝了不少白酒，我猜第二天会睡个懒觉。早上6点，跟我住标间的老许竟然叫我起床去片场。他让我喝一口格瓦斯，说是俄罗斯可乐。

如果说怀念那个时候，是怀念那种简单、无顾忌、轻松的相处。回北京之后，老许送我一个真心公司的礼盒，那是我在中国收到的第一个圣诞礼物。春节后的某个晚上，他叫我一起吃饭。全程中文的四人聚会，我跟着老许学习北京特色吹牛逼式的聚会艺术。我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练习写中文字的日常，爱写书法的老许给我点赞。

那学期，我和利诺几乎是对方生活中唯一的外国人。我们偶尔会串门煮咖啡喝，去五道口上瑜伽课，晚上到三里屯各大使馆听讲座。在路上，我们聊一聊最近利诺和亚历的生活里发生了些什么。利诺去东北当演员了，拍了几个星期的犯罪片，貌似要上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我们偶尔约着一起去学校食堂，努力和本地学生沟通。利诺笑我的口音，一度以为我是故意讲如此拙劣的中文。

不，利诺。“我是真心的。”

2017年3月13日给老师的一份信张老师：

老师好！

我刚到香港。明天上午电影节开始。和我的法国朋友利诺我们一起在一个香港房子住。房子里也有一个葡萄牙女生和她的男朋友。我们还没认识。但是他的女朋友说他不在香港。所以房子里可能只有三个人。昨天晚上飞机破了。我飞机里等了四个小时。工程师试试开始飞机，但它不馆用。我们者做公共汽车去过一个附近的旅馆，早晨一点到了。旅馆真棒。但是我早上五点回来了飞机场。七点终于飞机离开了。

祝好，亚历

这是我用中文手写的第一封信，从香港回北京后交给了张老师。来中国半年了，阴差阳错，我熬过了最尴尬的语言彻底不通的阶段，达到了表达能力依然尴尬但对方大概能懂的程度。我还无法用中文讲我的精神状态。我还时不时地会想起乐乐，仍对没能够经营好那段关系感到有些愧疚，还有些留恋，并因此难以投入到自己的新生活。我联系上一个在北京做心理咨询的爱尔兰人，抱着可以直接讲英语的便利心态，在某个周日上午专程拜访了这位克里斯先生。

站在自己的客厅兼咨询室，克里斯先生穿着拖鞋泡了两杯英式早茶，又从厨房拿来一盘饼干。“你从哪里来的？”克里斯边小口喝茶边问我。

“意大利。”我理所应当地回答。

“不不，”克里斯摇摇头说，“你从北京哪个地方过来的？”

“哦，”我说，对于在咨询中出现这样的提问感到有些困惑，“我从海淀区打车过来的。”

克里斯笑了一下，似乎得出了什么结论。

“怎么了？”我问他，进一步地困惑。

“你是不是约了太多中国女生？”他问。刚到北京几个月，我一时跟不上克里斯先生的逻辑。

“我遇到了很多像你一样的海淀白人，”克里斯严肃地说，“在这里上学，一约会就约了十几个女生。一下子太多，来得太简单，人就变得虚无了。”

那段时间，在学校碰到其他外国人时，我经常会被问到有没有交到“一个中国女朋友”。能听懂中文的时候，我发现中国男性也在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后来懂了。部分白人男性不会中文，但是每天在胡同租的房子里接待不同的中国女性，他们还是能看懂邻居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