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可以靠英语生存，但需要用中文生活。要像利诺那样做事，我得换个挡。我拿《欢乐颂》来学习。剧情简单易懂，语言表达直白，演员发音清晰——配合字幕，我能跟上。几个月的时间，我看完前两季全部九十七集，积累起四千二百八十一分钟的纯中文观影经验。剧中的日常闲聊给了我一些基本的交流技能。中国的电视剧能创造一种独特的既和生活有关，又不反映现实的平行世界：现实中，没有那么多摆在房间各角落显眼的酸奶盒。
《欢乐颂》里合租的三个女孩甚至成为我的一种精神陪伴。我感觉自己跟她们一样，每天出门为自己的生活做点什么，可能晚上回家也觉得没什么进度，但第二天仍要继续。从来都不停下，日复一日地和世界作战。打鸡血式电视剧能让你一直向某种看不到的未来前行。就像《马男波杰克》里说的：“有时候你只想看一部无论发生什么，三十分钟结束之后一切都会好的剧。”《欢乐颂》更长点，但还是那个意思。
我搬到校外住了。找房子过程中，我首次面临一个在后面几年会反复出现的问题。它的名字叫“外国人临时住宿登记”。这个手续要求所有在华的外籍人士向公安申报自己的住址。除了租赁合同之外，还需要提交房子的房本和房东的身份证复印件。突然被租客要求拿出这些文件，有的房东会感到疑惑。有的嫌麻烦，干脆不租给外国人。
那次陷入住宿登记的僵局之后，给予我希望的是一个刚认识的年轻女歌手。她说只要花几百块，把护照给她，一周之内就能搞定住宿登记。实在没有其他的办法，我居然把护照交给了她。几天之后，歌手给我发了一个定位，让我去见她介绍的人。
我站在北京郊区一个尘土飞扬的停车场，烦躁不安地等着交接。一辆白色的车开过来，停在我旁边。后座的车窗摇下来，一个男生拿着我的护照，伸出手递给我。
“住宿登记？”我问车上的人。
“办不了，”他回答，“需要去地铁站吗？”
歌手的计划泡汤了，我放弃在安立路和朋友同住的安排。
我在青年路和两个女生合租。“付三押一”的付款模式一度对我的存款产生打击。在知道房东是在北京有十七套房子的人之后，我心里不得不感到有些不平衡。好在某个周末的中午，房东抽空亲自来我们家，了解我的情况。文件凑齐了，我和他开车去派出所，把住宿登记拿到手里。像一个结尾遥遥无期、故事可轻易猜测的电视剧，每一次搬家都一样，会以不同的方式让这种外国人租房的烦恼重新浮出水面。
忙着处理这些烦人的琐事，不知不觉，中文从陌生语言转化成了我解决问题的工具。情绪不好，我听陈粒。想要静静，我练写字。我注册豆瓣，周末看毕赣的电影。我还试着用中文发朋友圈。现在回头看，我感慨那时候的亚历有多自信。内容再无趣，只要能写，我就敢发：“味多美真好吃”“太阳，我想你！”“我一定想我的猫”“大家你们好！我在卖一个真好的电影放映机，在欧洲买了。音箱我可以分文不取给你。有兴趣联系。”我还祝了一次清明快乐。在公众面前当傻子似乎是学外语不可跳过的环节——在过程中缺乏一些自我意识有一定的帮助。我使用中文的态度相当现实：只要别人能懂，我就不纠结细节了。语法、发音、词汇，都可以晚点再慢慢研究。
学习中文像跑步：你会一次一次地感受到自己能力的提升，成就感会给你带来坚持下去的动力。这是种回报比较固定的投资，不会辜负你长期的付出。学习的成果因此成为自己心理上的支撑。坐地铁来回学校，在家写写作业，晚上做饭，这样的日常相当平淡，但是规律、稳定、踏实。无论以什么速度，我知道自己在往前走。让生活稍微忙起来，使自己专注于当下，这似乎治愈了各种烦恼。我被利诺鼓励并说服了：明年不去学校以英语授课的电影国际项目。试试考以中文授课的研究生，和中国人一起学电影。
生活上，我渐渐地适应了。我能接受热水。表情包，还不太懂怎么用。在家楼下的社区食堂，阿姨总记得我吃面不放香菜。打车去和朋友吃饭的时候，我把微信的聊天记录放大，拿手机给司机看地址。司机一看就哈哈笑了——在地址的下面写着“我请你吃饭”。司机把手机还给我，开起了车，还在默默地笑。到了红灯，我们聊起意大利足球。在另外一辆出租车上，利诺跟不同的司机交流，聊起法国香水。
仿佛周边的世界注意到了我心态上的好转，一系列的事情陆续出现在我面前。跟利诺一样，是演戏——外国人在中国的零门槛事业。从上一份工作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一年。虽说是学校内部的项目，也没有什么收入，但是仅仅是参与创作，发挥自己专业上的能力，就能给我一种自己是正常人的感觉，仿佛出狱重返社会。我终于有用了。
我要演的是一个毕业短片——《从不好好告别的人》，导演找我扮演女主的外国男朋友。剧情中，我陪女主回老家见父母，自己却不会讲任何中文。导演希望我用手势和丈母娘交流。这让我感到有些落差，又比较讽刺：好不容易学会了讲点中文，还不许用！我们从白天拍到深夜，从五道口一个小区转场到出租车上，再到路边吃凌晨1点的杀青炒面。我利用拍摄的间隙和戏里的丈母娘闲聊，为外国男友表达上的欠缺做出补偿。
除了对扮演的角色感到有些失望，我还是能够从拍摄现场获取某种力量。一直到最后，导演没表现出一丝疲惫，全程带着主创一起解决问题。近距离目睹女主的哭戏使我很佩服她的表演天赋。剧组各部门的同学更是动作利落，使拍摄很顺畅。四处张望看见人人都忙着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做的事属于某种集体付出的一部分。贡献再小，能往大家努力的方向靠近一步，别人对你的感激也是很厚重的。离开拍摄现场回家，我身体确实很累，心里却充满剧组每个人的生命力。
哪怕只是当了个不会讲话的男朋友，我还是把这个活干完了，还收获了一些廉价的成就感。我承担的任务简单到惊人，不过全是亚历——这位出生于汉语初级班的男生——自己做的：他用中文和导演沟通工作，用中文打车去五道口，用中文和阿姨吐槽角色的单薄。他有独立的思想，有意志力，有感情。我像研发了ai机器人的科学家一样，看着亚历感慨，他走得比我设想的还远。
关于亚历会演戏的传闻在学校里流传，因此更多的人想找他。一个摄影系的本科生要拍平面图片的作业，亚历扮演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一个导演系进修班的学生的毕业短片是越战题材，计划到山西拍摄，亚历去当美军。他拿一桶方便面独自出发，坐高铁到太原。这是第一次有剧组给他报销车票（那是照顾配角和群演的好办法）。晚上到宾馆，服化道人员敲亚历的门，说要剪头发。亚历很乐意：几下的工夫，他的鬈发全没了。距离《从不好好告别的人》一个多月，亚历知道放下自我了：知道大局观，知道为剧情牺牲。《占领区》第二天一早要开拍了。
汉语初级班的第二个学期要结束了。九、十月份对我而言还特别陌生的课堂，现在是我生活中最舒适的部分。我在课外做的事情都比课堂本身更复杂。我用地铁通勤的时间看一集《欢乐颂》，所以到了教室，老师像是开着零点五倍速讲话。我用微信聊的内容早就超出了课本的范围。跟第一学期比，我的成绩全提高了：综合86分（上学期77分）；听说95分（85分）；汉字86分（63分）。缺席的课堂也增加了：三门课加起来，我总共错过了三十八个课时。
这是因为，4月初，我开始上班了。我通过某个微信群得知，cctv纪录片频道正在制作有关意大利的节目，为此招募翻译、剪辑助理。和演戏一样，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挣钱的机会，但是有事情干让我开心。每周三四次，我走进北京东四十条的写字楼，上电梯到《发现之旅》节目的办公室。前段时间，《发现之旅》的剧组去了趟意大利，造访各地的酒庄、上百年历史的酿酒家族、一年一回的葡萄酒展览会。我坐在剪辑房，戴上耳机看素材。电脑屏幕上，出现了我的新中文老师。
时记先生是所有素材的绝对主角。他是一个葡萄酒爱好者，一个纪录片导演，也是一个性格很实在的中年北方男人。镜头跟着他，我们隔着屏幕认真品酒。他表情丰富，习惯对着观众发表尖锐的评价：“闻起来挺糟糕”“有点像中药丸子”“香肠的味儿”。他经过暗淡的酒窖，喝一口就满意地下结论：“这个配火锅好喝。”带着他参观的意大利酿酒师站在边上，对于时记先生所说的一无所知。我感受着这两个世界的融合：小时候度暑假的乡村，朋友生日上开的起泡酒；北京的冬夜，充满着水蒸气的火锅店。我按暂停，转向窗外时意识到：现在后者离我更近了。
还没见到过本人，时记先生已经成为每周对我说最多话的人。他的语调不小心被我内在化了。如果回想起从他那里学过的单词，如橡木桶，我脑海中会不经意地以时记先生的声音念出来。剪素材，我能看到时记先生的各种姿态：对意大利酿酒师的礼仪式敬佩、对中国消费者的诚意推荐、私下向陪同翻译暴露的真实感受。几个月下来，我感觉自己很了解时记先生的内心活动。等他真的来剪辑房考察工作，我禁不住想：我们这么熟，他怎么不先跟我打招呼！我一时思绪卡住，想交流却找不到词。和我的同事简单交流以后，他很快又走了。我从来没有和时记先生说过话。
能听懂时记先生讲解葡萄酒赋予我的信心被一个八岁女孩灭掉。她叫小花，是住学校附近的小学生。小花的妈妈通过利诺找到我，想让女儿暑假期间学学英语。我答应了——这方面我确实有经验，心不算虚。我们在海淀的咖啡厅见面，她妈妈在旁边办公。仿佛自己手里的货币忽然不流通了，我发现小花听不懂我讲中文。“说清楚一点。”她对我说。实在没别的办法，她直接转身，不带任何恶意地说出使我最崩溃的一句：“妈妈，他在说什么？”毫无疑问，小花是我见过的最严厉的中文老师。她发音极其标准，经常参加讲故事比赛。小花妈妈时不时自豪地向我发来女儿讲故事的音频——拿小花的纯正普通话来纠正亚历不可救药的外国口音。
9月份，我和利诺在汉语班重逢。从问wi-fi密码那天起已经过去整整一年。利诺比我耐心，学得更认真。他的语调相当准确，会写的字也多。听他用各种黑话，我有些心烦，不懂，也懒得问他。用足球来讲，他是西多夫：传球一律要漂亮，能简单处理的情况务必想出更为复杂的方案，成功让人感受到美感，失败则让人叹气。我是加图索：动作不优雅，但是一个球都不放过，用战斗力来补偿球技上的欠缺。他们帮ac米兰拿了两次欧冠，和皮尔洛一起形成了传奇的中场铁三角。
新的学期带来几个新的中文老师。我终于能够多听懂一些，所以有了一些互动的可能性。听力老师在课堂中停下来诉述了她刚分手的前男友的事情（一个涉及多套房、多个城市、多个女朋友的故事）。虽然我们在一所艺术院校，“怎么办”老师（她经常那样抱怨我们中文上的欠缺，因此获得了这个称号）却并不隐瞒她自己对电影的无感。她放的ppt教我们说：“你这老家伙怎么还没死啊！”“怎么办”老师容易不耐烦，因此我和利诺喜欢让她浪费课堂上的时间，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你想象力太丰富了。”她会指责利诺。我会和她开启一些没有未来的对话：
“您喜欢纪录片还是故事片？”
“不喜欢。”
“不喜欢哪一个？”
“我什么都不喜欢。”
“怎么办”老师不爱教中文。到年底，她打算考公务员，试试进入水务局。我和利诺面前是另外一个挑战。九十天后，圣诞节前，我们会参加北京电影学院的入学考试。我报考导演系，利诺报考动画学院。利诺有美术天赋，一年来除了学中文也一直坚持练习画画。作为留学生，英语和政治属于免考内容。剩下要准备的是《艺术概论》和两门专业课考试。还有，需要提交hsk5的证书（汉语水平考试——总共六级）。
进入备考期，汉语班也有所调整。我们每天上《影视汉语》，一门专门教你如何用中文说电影的课程（我们的新词表包括：美学、互联网、审查、版权，还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于hsk5，地铁再次成为我的图书馆：来回大概两小时，我在车厢内蹲着做题。教材上的老套内容描绘了一个似乎永久不变的世界，和我周围正在移动中的人们形成强烈的反差。在一篇文章里，作者认为爱情最高的境界是“适应爱人的所有习惯”，而男人最不习惯女人的方面是“任性、骄傲”。不管怎么样，作者最终判断，“爱情很简单”。
11月11日，我去考hsk5。四百天前还不记得怎么说“再见”，现在却准备要考汉语水平考试中第二高的等级了。考试地点在中国农业大学的某栋教学楼。宁静的周六下午，阳光柔和、气温清凉，我走进昏暗的教室报到，拿着耳机到电脑前入座。对话内容还算能跟上，但不知道时间哪里管理得不对，我得很匆忙地读完理解题的文章。300分的总分，我最终拿了217分：听力78分，阅读67分，书写72分。其他不纠结——过了这个关卡，可以专心去想12月份的考试。
对于像我和利诺这样的欧洲人来说，《艺术概论》的内容非常眼熟，基本和我们高中时学的艺术史和哲学重合。不过，西方著名人物的中文译名使我们困惑，经常不懂考题说的是谁。背下来他们每一个人的译名不太现实。我会在脑海里反复念出眼前的译名，看看是否会想起什么熟悉的人物。但我们主要靠猜。这是一个荒谬的情况：答案我们很清楚，反而问题让我们蒙住。在模拟考试中，利诺把柏拉图误认为是美国画家波洛克，用蹩脚的中文描述他的“滴画”技术。在一堆陌生的中文书名面前，我有可能把一篇从未被萨特写过的小说归功给了他。
由于考试要求手写，这是我写字最多、最好的时候了。除了笔和纸，我用手机上的软件来练习，偶尔得意到录屏来记录自己写字的过程。“岛这个字真优美。”我发视频在朋友圈说。我把《影视汉语》课本里的多篇文章抄下来，一边学习怎么说，一边学习怎么写。
到了考试，我能靠记忆去写的字还是不多——依靠口语交流和手机拼音输入法学了中文，现在很多字只会说不会写。我急忙翻卷子，在考试题目中迅速找到自己需要的字，再回到题目继续写。考场就是c楼六层那些用来上汉语课的教室，紧张间夹杂着对过去一年的感慨。我的专业卷子的大题要求将一条社会新闻改编成剧本。在隔壁的教室里，利诺要画一个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