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希姆在总共十一个文件夹里记录下了自己的每一次婚姻，凭借着这些记录，娜斯佳详详细细地了解她的那些前任和她自己。每一次婚姻的模式都相同：开端总是与东欧或亚洲婚姻中介机构的通信，或者是对某位女性的征婚启事的回复；接下来，与选定的潜在结婚对象第一次会面，通常有照片为证；到了下一个阶段，她们身上的衣服就不见了，阿希姆本人的裸照也从不缺席，照片里的他总是自豪地展示着他那跃跃欲试的男性器官。而婚礼的照片中从来见不到任何宾客，只有穿着华丽白色礼服的新娘和身着黑色燕尾服的阿希姆——这样看来，娜斯佳在基辅的那张照片就是个例外了。
接下来是重头戏，也就是这些记录的核心——筑巢。每换一任妻子，阿希姆不仅会搬去新的公寓，还会把那些本来就簇新的家具全部换掉，但风格始终保持不变：旧德式的壁柜，黑色皮革家具，法式大床，琳琅满目的家居装饰品和小摆件，比如玻璃心形串成的风铃、花瓶、桌布、灯串、动物雕像，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从不同距离拍了照，包括十分用心的近距离特写。年轻的马来女人性感地在大婚床上舒展开四肢，俄罗斯女人坐在皮沙发上温柔地依偎着阿希姆，罗马尼亚女人温顺地站在布谷鸟钟下。这台钟每次都挂在公寓客厅的中央位置，看来它是阿希姆唯一一个每次搬新家都会带走的物品了。
他的第一任妻子确实是一个来自施瓦本的面包师。排在娜斯佳之前的一任是一个波兰女人，好几年里一直在与阿希姆进行激烈的离婚大战。争端的起因永远都是钱，不是女人们向阿希姆索要钱财，就是阿希姆向她们伸手，但显然没有一个女人像他的第十一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娜斯佳那样愚蠢，任由阿希姆肆无忌惮地剥削自己。她的档案也是最薄的，除了他们在基辅的结婚照，几乎就没有什么了。阿希姆完全放弃了对新克尔恩-布里茨的简陋新公寓的记录，就是从那儿开始，他踏上了以死亡为终点的下坡路，最后在夏洛滕堡的小鸡房子里走到了尽头。这个过程中，娜斯佳始终在他身边，她可能是他人生中唯一一个向他展示仁慈和怜悯的人了。
娜斯佳做梦也想不到，在她的有生之年，会欠德意志银行十五万马克，她感觉自己简直不能更富有了。现在她只需在德意志银行找上门之前尽快从德国消失就行了。背着十五万马克的债务回到乌克兰，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
我又给那位女律师打了电话，大约在四年前，是她帮助娜斯佳逃过了被遣送回乌克兰的命运。如今，奇迹再一次上演。她告诉我们，娜斯佳可以拒绝继承债务。不过，那意味着，继承人在摆脱了死者债务的同时，也放弃了继承他留下的一切。如果娜斯佳声明放弃继承，又找不到其他愿意承担债务的继承人，比如阿希姆某次婚姻里诞生的孩子，那么他所拥有的一切都将成为德意志银行的财产。事实上，这些东西在他生前就已经属于德意志银行了，包括他藏在地下室里的整个仓库，他购置的电脑、奔驰车、抽屉里的餐具、他的壁柜和里面的上千本色情杂志。其实连阿希姆本人也属于德意志银行，只不过他的死亡结束了这种状态。
娜斯佳喜出望外。现在她连小鸡房子都用不着清理了，那甚至是不被允许的。她只需把所有的废物抛在身后，去公证处签署一份拒绝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然后她就可以背上自己的双肩包，啪地甩上房门，直接奔向任何她想去的地方。最后她从德意志银行的财产里偷拿了一样东西，一个骷髅装饰的小沙漏，她带走了它，带走了与阿希姆这段婚姻的纪念。
我是在1992年与娜斯佳相识的，那个时候我还住在前东柏林的一栋废弃房屋里，房子背后的窗户对着一片荒地，夜里那儿会传来猫头鹰的叫声，隔壁半塌的房子里还有喜鹊穿过破碎的窗户进进出出。后来我就被赶出来了，然后被安置到了所谓的中转公寓，这些公寓当时是借助参议院补贴在柏林建起来的，针对的就是像我这样因为房子翻修而被迫搬离的租户。不少人不为所动，继续占着房子，以此抵制新的投资者和想在房产市场上捡漏的人，但在我住的那栋房子里，每个房客都顺从地搬走了。事实证明，这次不得已的搬家实际上对我来说是一件幸事。我填写了一份详细询问居住意愿的问卷，在里面的很多选项上都打了钩：三间房间、安静的位置、绿色的后院、镶木地板、阳台、高挑空、对开门，等等，总之，相对于我能承受的租金来说，这些描述只会存在于童话故事里，但当时的柏林就是一个童话世界。作为一名所谓“迁居者”，我在一栋已经翻修好的房子里得到了一套符合我每一条描述的公寓，离我之前的住址不远，租金低到荒唐且十年内不得上涨。
搬家和布置新居娜斯佳都来帮忙了。她为那么多德国家庭打扫过公寓，总觉得走进那些公寓就像走进了宫殿，而现在我也住进了她眼里的宫殿。我们当时已经成了朋友，她继续为我打扫公寓，但不再打算从我这里收取报酬，不过我还是想尽办法把钱塞给她。她可以轻松地把友谊和服务分开，或者更准确地说，让这两件事十分顺畅地衔接起来。
好几年前，我把自己从一场灾难般的婚姻里解脱了出来，自此一直一个人生活。至少在离婚后的第一年里，我每天都在为恢复自由之身而庆幸，享受那种无牵无挂完全独立的幸福感。但每种欢庆都有结束的一刻，自由开始变得百无聊赖，变得越来越令人沮丧。我便时不时地萌生出换个地方住的念头，中途看过至少五十个合租公寓。有一次，我差点就搬去和一个没有工作的女人住在一起了，她参与了一个自称由各种天赋异禀的人组成的互助团体，需要找人与她分担施泰格利茨区豪华七室公寓的租金。还有一次，一个不怎么成功的女艺术家，愿意向我提供她位于小马赫诺的房子里的一整层，她用画笔描绘巴赫的音乐，靠父亲的遗产过活。像这样诱人的机会还出现过好几次，但到了最后一刻我总是下不了决心。一旦想到要布置一间新的公寓，一种挥之不去的陌生感总是涌上我的心头。住在这里还是住在那里，对我而言似乎都是偶然的、任意的，我找不到任何发自内心的理由来做决定。
现在阿希姆死了，我有两个选择：帮娜斯佳找一套小公寓，或者直接让她搬来和我同住。她已经辞去了大楼管理员的工作，彻底与小鸡房子告了别。在找到一套合适的公寓之前，她打算暂时住在姐姐那里。
我家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两个人，况且娜斯佳本身就不是一个需要很大空间的人。不过对于她接不接受搬来和我同住我还没有把握，我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做好了与她合住的准备，不知道我们能否如此近距离地相处，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我的过往又一次紧跟在了我的身后。我想逃开它，但它飞快地追了上来。看着眼前的娜斯佳，我总是回想起她第一次从我家门前的台阶走上来时的样子，一个略显拘谨、还有些小姑娘模样的女人，那是我母亲去世后第一个在德国与我面对面的乌克兰人，那个时候我似乎就已经预感到，有一天我会把她接来和自己同住，最终我会成为那个在德国向她提供庇护之所的人，尽管她实际上并不需要庇护。我敢打赌，她并没有在认真考虑自己去租一间公寓，而是打算先住在威丁区的姐姐家。虽然对她来说塔尼娅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室友，但和她同住总好过独居。而我对自己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独居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同样也不适合我。
阿希姆去世两周后，我最后一次去了小鸡房子，从那儿把娜斯佳接回了家。她带着自己的双肩包和三个大塑料袋搬进了我的公寓。我腾出了卧室，把自己的床拖到了书房，又把衣柜推到客厅和走廊之间的对开门前。我们去宜家采购了一些简单轻便的家具，她还在亚洲商店给自己挑了一款印着小鸟图案的彩色窗帘。
我们开始共同生活的第一天晚上，我准备了一道典型的德国菜：牛肉卷配红甘蓝和土豆团子。我想着要给她一个惊喜，也想让她先感受一下我们即将开始的德乌合璧的生活氛围。然而她拨弄着自己盘子上的食物，安静得有些反常，随后便把盘子从自己面前推开了。“我不喜欢吃这个。”她用一种我从未自她口中听过的冷漠而轻蔑的语气说了一句。
我顿时感觉娜斯佳从自己面前推开的不是食物而是我本人，她“不喜欢”的对象也仿佛不是那道菜而是我，态度还是那样的决绝，毫无转圜余地。坐在我对面的她成了一个陌生的女人，一个刚刚搬进了我的公寓，却突然变得面目全非的女人。按照她原来的性格，不论我做的晚餐有多么不合她的胃口，一向那么谦逊那么善解人意的她仅是出于礼貌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反应。突然之间，我仿佛看到一道铁幕落在了我们之间，只是当时完全不知所措的我还没有真正意识到，“铁幕”这个比喻是多么的贴切。/sup一直以来只是一个幻想。可能是我们共同使用的俄语营造出的一种错觉，让娜斯佳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属于另一个世界，属于德国人的世界。虽然我的母亲是乌克兰人，父亲是俄罗斯人，我能说一口纯正的俄语，但我出生在德国，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我用德语思考，用德语做梦，用德语写书，我有一个德国人的朋友圈，我做德国菜或者一时兴起做点别的什么但绝不会做乌克兰菜。比起乌克兰人或者俄罗斯人，我更应该被看作德国人。娜斯佳一直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直到她不再为了工作或是为了做客，而是为了生活在这里才踏进我家的大门。她本以为自己回了家，但熟悉的公寓转眼就变成了陌生的模样。她觉得它过于空旷，她也从来没有拥有过一个自己的房间。随着搬家日子的临近，她隐约感到，似乎有某种无法描述的东西正越来越沉重地压在自己的心头，而牛肉卷的出现最终使它显了形。/aside我想象过，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我们可以分享彼此的一切。我甚至相信，和她这个乌克兰人在一起，我就可以弥补童年里错过的那些东西；通过与她的联结，我就可以把长久以来外部世界从我身上割裂的东西重新在我的内心聚合，收起四分五裂，把它变成一个丰富多元的世界。但她用“不喜欢”这三个字告诉我，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我们的共同生活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我惊讶于自己的天真和轻信，还有谁能比我更清楚，东西两个世界之间潜伏着的一道道鸿沟到底有多深呢。
娜斯佳默默地坐在我对面。突然间，她有了两只不一样的眼睛。一只还活着，一只已经死了。一半的脸活着，另一半没了生气。她看起来就像一只不安的幼猫，突然撞见了我，完全来不及搞清楚自己身在何处。她的劳累和疲惫显而易见。或许是在这过去的大半生里，尤其是最近几年，她着实经历了太多，她已经心力交瘁，实在鼓不起力气再去接触新的事物，这才当着我的面让这句话脱口而出。我还以为自己可以和她开始一种称得上幸福的家庭生活，现在看来，我不仅太天真，而且还相当的自我和麻木不仁。
我和娜斯佳为了她在德的新合法身份奔波了一阵子。这已经是她的第三个或者第四个身份了。她必须到警察那里重新登记、申请遗孀抚恤金、办理新的居留许可，诸如此类。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与各个政府部门打交道对她来说究竟是怎样一种折磨。除去语言障碍的原因，曾经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她对国家机关有着发自内心的恐惧。在她的眼睛里，我曾经看见过我母亲的那份乡愁，现在我又看到了属于我母亲的那种恐惧。她们之间相隔了半个世纪，但她的眼神告诉我，她们分享的恐惧是同一种。面对某个机关的专权，个人是完全无力抵抗的，只能任由它摆布。它拥有最终的裁定权，在它面前只要活着，只要还在呼吸就有罪，能被它允许苟活在这个世上，就已经该对它感恩戴德了。
跑一趟机关对于娜斯佳来说就如同探龙潭虎穴，还没等到约定的日期，她就病倒了。她感到冷，浑身发抖，什么也吃不下。她总是用一种私人化的立场来看待自己与机关之间的关系，她坚信，机关也是这么看待她的。她常常花好几个小时去揣测机关对自己的看法和印象，绞尽脑汁琢磨他们会向她询问什么、她该说什么、最好不要说什么。我没有办法说服她，德国和乌克兰以及苏联是不一样的，一个德国的政府部门并不拥有那样的权力。连她之前在与德国法律系统周旋中获得的神奇体验也无法减轻她的恐惧半分。
每次陪她办手续，我都会回想起自己童年的遭遇。我父母去这些地方的时候也总会带上我，让我充当翻译，尽管那个时候我几乎完全搞不懂那些德国官员或是警察究竟在说些什么。每次母亲走出那些办公室，我总能看到她在流眼泪，我不知道缘由，只知道她每次从那些地方回来都比先前更加崩溃，更加绝望。我的过往以一种我从未想象过的方式再一次追上了我的脚步。娜斯佳教我学会了恐惧。我以为早已远远抛在身后的一切，我父母眼中的恐惧、他们的孤立无援、他们那种无所适从任人摆布的感觉，现在全都穿过另一扇门又绕到了我的面前。我的人生仿佛在一个环形的轨道上，通过娜斯佳我又回到了过往的阴影里，回到了童年时无处不在的恐惧中。
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娜斯佳会和我一起吃饭，我也做好了负责一日三餐的准备。我想让她在结束了劳累的工作后，一回到家就能看到桌上摆好的晚餐。我以为，像她这样一个永远忙着照顾他人、永远为他人服务的人，偶尔享受一下被照顾的感觉，总是件令人欣慰的事。再说做饭对于整天坐在写字桌前的我来说，也是一种愉悦而有效的调剂。但事实上，娜斯佳不愿意和我吃一样的东西，她根本不需要我为她做饭。她已经受够了我的善举，不想再在任何一点上去迎合什么人，她想要的是自由自在，只要她那有限的语言知识够用，她就要把自己从她的仙女教母手里解放出来。再说，对于一个大半辈子都生活在极度匮乏中的人来说，别人的善意很快就会超过她的承受限度，到了某个时刻她就不得不出于一种自我保护而拒绝这份善意，以此挽救岌岌可危的自我定位。
不仅如此，她的拒绝已经从牛肉卷扩大到了整个非乌克兰美食。在我的竭力劝说下，她尝过我给自己做的希腊焗面条配羊奶酪或者是亚洲姜汁烧鸡，但她每次都扯着嘴角艰难地咀嚼着，似乎费了很大劲才能克制住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的冲动。她也不喜欢水果和蔬菜，这些都不是她在乌克兰习以为常的食物。实际上她几乎就没有什么喜欢吃的东西，唯一能给她带来味觉享受的来自德国的馈赠就是她心爱的覆盆子，这种在乌克兰只有夏天才能吃到的水果，全年都能在这里的冰柜里找到。
每天晚上，我的公寓里就会出现一幅颇为古怪的画面：两个合住的不再年轻了的妇女，并肩站在厨房里，各做各的晚饭，然后坐到同一张餐桌上各吃各的。娜斯佳总是喝她那稀得和水一样的汤，汤里的主角一年四季都是白菜。要么她就用从俄罗斯商店买来的培根煎两个鸡蛋。她还在那里买了盐渍鲱鱼，拿回家在水里泡一天，然后配着洋葱和俄罗斯面包一起吃。有时候她的主食干脆就是几勺拌着谷粒的俄罗斯酸奶酪混合白糖和高温杀菌奶。她就那么坐在自己的猫食盘前，一只眼睛透着生气，一只眼睛死气沉沉，一言不发，心不在焉，俨然一个愁眉苦脸、营养不良的孩子，碰巧和我一同误入了德国这个无比陌生的异国他乡。
她没少诅咒乌克兰那种强制的集体生活，她还记得他们曾经像家兔一样挤作一团，可是与之相比，拥有一个独立的房间对她来说似乎是一种更大的苛求。除了睡觉，她从来不会一个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吃完晚饭，她就会打开客厅的电视，盘腿坐在扶手椅里。电视里播放的自然也是她无法理解的德语节目，但它们至少向她展示了一幅幅画面，还在空荡荡的宽敞房间里制造出了各种声响。如果没有电视，她那种无所适从感只会更加强烈。我坐在隔壁书房的电脑前，隔着走廊的门和门前的大衣柜还总能听到她的哈欠和叹息，一遍又一遍。这些哈欠声和叹息声几乎让我生理性地分担了无聊对她的折磨，唤起了我内心的负疚感，因为我每天晚上都坐在书房忙自己的事。也许她以为我们会和之前的很多次见面一样，在我的公寓里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一边喝着红酒一边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或者一起在城里闲逛，甚至开车去野外。娜斯佳尤其喜欢去郊外，在基辅的时候她就住在第聂伯河畔，现在却几乎回想不起一片草地和一块河面的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