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阿希姆的共同生活中，娜斯佳那种斯拉夫人特有的对苦难的承受力也逐渐达到了极限。最让她无法忍受的，是她发现他拥有一把左轮手枪。眼下他把枪插在皮套里整天背在身上，说是用来对付那些想要伏击他的敌人。娜斯佳已经开始为自己的人身安全担心了，隔天她就要生出一次远走高飞的念头，恨不得抛下一切直接跑回乌克兰，但很快她又会冷静下来，怪自己太过神经质。在这样的反复拉扯中她耗尽了精力，已经脆弱得不堪一击，连自己的判断和感受都信不过了。我很早就竭力劝她搬出去，并许诺愿意帮她另寻一套小公寓。毕竟刊登征婚启事是我的主意，她落入一个如此危险的精神病人的魔掌与我脱不了干系，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但娜斯佳立刻就排除了搬去别处的可能性。她相信阿希姆是不会让她走的，如果她真的一走了之，那他一定会立即提出离婚，这向来是他要挟她的砝码。但事到如今，她已经认清了，无论如何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我们一边喝着格鲁吉亚干邑一边制订新的计划。她打算立刻回基辅待上几个星期，就像之前的那个夏天一样，只不过这一次她不会再回来了。到时候阿希姆就会发现，她悄无声息地消失了踪迹，再也没有了任何消息。保险起见，我们会在到了乌克兰之后给阿希姆发信息，就说娜斯佳因遭遇意外而丧命，我们会编造一起事故，比如在第聂伯河游泳时溺水，或者是被卷进了汽车底下。从乌克兰回来后，她可以继续住在威丁区的姐姐家，塔尼娅显然不会反对她搬回去。但是考虑到阿希姆收到信息后一定会去塔尼娅那里打探下落，他一定不会轻易放过如此得力的妻子，所以在一开始的几周里，娜斯佳还是和我住在一起为好，因为阿希姆并不知道我的地址。
结果事情的发展让我们的假死计划成了多余之举。在娜斯佳逃回基辅之前，阿希姆就病倒了。长期以来，他的左胸一直隐隐作痛，肋骨下隐约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咕咕作响。某天夜里，他的情况突然急剧恶化，娜斯佳不得不拨打急救电话，把他送进了医院。医生先是怀疑他犯了心脏病，但找不到任何迹象表明是心肌梗死。经过几次进一步的检查，医生得出了明确的结论：阿希姆患了癌症——一种位于两根肋骨之间的原因不明的癌症。他被转移到夏利特医院，因为那里有更先进的医疗条件。
在乌克兰，医生和亲属一般会向被诊断出癌症的病人隐瞒实情，好让他们对康复抱有虚妄的希望，他们相信这是对病人的保护。德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娜斯佳发现，这里没有这样的仁慈。医生言简意赅地当面向阿希姆宣告了诊断结果，并简单地补充说明，他的生存几率很有限。
直到那时，娜斯佳才意识到，阿希姆是彻头彻尾的无亲无故。他几乎从不向她提起自己的生活。她所知道的仅限于：他的父亲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在那些屈指可数的居家日子里也只会每天对他拳脚相加。他的母亲是女招待，同时也通过卖淫挣钱。丈夫蹲在监狱里的时候，嫖客们就会找上门来，她就会塞给阿希姆一些钱，打发他出去买酒和烟。他经常看着自己母亲在厨房的沙发上与不同的男人做生意。他有过一个妹妹，但在很小的时候就因为脑膜炎而夭折了。他很早就和父母断绝了联系，后来只见过母亲两三次，最近的一次是在二十年前。很有可能，他的父母已经不在人世了。
除了医生和娜斯佳，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此刻，他正躺在医院里并且生存希望渺茫。他没有孩子，也从未提起过任何亲戚。他说，很久以前他曾经结过一次婚，他的初恋情人是一个来自施瓦本的女面包师，但几年后，她就离他而去，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他显然也没有一个朋友，甚至连一个熟人都没有，仿佛一辈子都生活在一个荒无人烟的世界里。看起来他只有她了，娜斯佳，他的“乌克兰木头脑袋”。他求她不要去基辅，留在他的身边。她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牲畜面对屠宰台的恐惧。现在她可以拒绝他提出的所有要求了，她可以一走了之，她终于摆脱了她的剥削者，摆脱了那个紧咬着她不放的吸血鬼。但她不忍心让这样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独自面对自己的命运，她是他与这个世界的唯一联系。
娜斯佳一直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噩梦中，而现在，这场梦里最黑暗的时刻来临了。一个德国男人再也无力驾驶自己的生命之舟，现在偏偏需要她，一个外来者，一个失语的人，来为他掌舵。他躺在医院里，整个身形都比原来缩了很多，他痛苦地呻吟着，等待着因缺乏病理学检查结果而一再被推迟的手术。医院针对他的病例进行了三次会诊，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结果一直迟迟未出。没法确定癌细胞的类型，也就无法对症下药。在等待了将近三个星期之后，阿希姆突然在某天早上七点被推进了手术室，事先没有任何通知，也没人向他做出任何解释。
娜斯佳又记起了儿时那种害怕失去年迈双亲的恐惧，但在她成年之后，思考死亡这种问题已经成了她消受不起的奢侈。日常的生存斗争吞噬了他们的所有精力，没有给他们留下一丁点儿空间再去思考什么超越尘世的事务。而且这些想法在他们的社会里也是不被提倡的。死亡的存在让独裁政权处境尴尬，因为它不能承认，有什么东西是自己无权掌控的，它必须否认死亡的存在，对此绝口不提，才能在自己的臣民面前保持最终的权威。它自己就在制造和传播恐惧，所以它分散了人们对死亡这个更大的恐惧源头的注意力。娜斯佳也在这种对死亡的有意忽视中度过了大半生。所以当初登上开往柏林的火车的时候，她没有一丝心理准备，没想过自己会在西方的幸福世界里投入死亡的怀抱，以前所未有的距离直视它的面孔。
每天晚上下班后，娜斯佳就会坐车去阿希姆所在的医院。那个时候正值盛夏，她却只感到彻骨的寒冷。她被前所未有的无依、无措和无望所包围。这个时候任何人抓住她的手要带她离开，她可能都会跟他走。她不知道德国人的生活是怎么运转的，对德国的医疗系统更是一无所知，她甚至看不懂阿希姆的医疗保险公司寄来的信件。她孑然一身面对着他的疾病，面对着他肋骨下一个来路不明的怪物，德国最负盛名的夏利特医院的三次会诊都无法揭露它的真面目。
每当娜斯佳走上地铁通道的楼梯，看到医院的建筑出现在视野里的那一刻，她都会心惊胆战，尽管她早已习惯了这副景象。她相信这是她见过的最绝望、最压抑的画面了，如此令人恐惧，如此令人窒息。巨大的建筑群，石头的沙漠，自成一体的小城市，嵌着无数不透光的窗户，背后树立着传奇般的德国医疗科技的最高标杆。这是一座庞大的堡垒，抵御着那一夜之间便逼得娜斯佳几乎走投无路的衰朽，这也是一座无名的巨型工厂，无声的齿轮组正在全速运转，试图逆转她不久就会在阿希姆的眼中看到的死亡。
无尽的走廊里有许多扇寂静无声的门，她必须推开背后躺着阿希姆的那一扇，但她总是找不到方向。她从来没能成功地挤到一位穿着飞扬的白大褂来去匆匆的医生面前，也从来没能抓住关于阿希姆病情的只言片语，她能知道的只有：他可能会死。第一次手术后的第三天，阿希姆又接受了一次手术，因为他的胃里涨满了腹水，还陷入了高热谵妄状态。可第二次手术后，他的状态比之前更加凄惨，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医生不知道该对他做什么，因为组织学检查结果仍然缺失，没有诊断结果就无法对症治疗。
我一直无法想象，看到一只死老鼠也会惊慌失措的娜斯佳是怎么熬过那段日子的，她是如何日复一日地坐在医院的病床旁，看着她那陌生人一般的丈夫毫无胜算地与死神纠缠。他躺在一个令人窒息的小房间里，旁边还有一个垂死的老人。这个老人几次三番试图逃跑，所以他蜡白的手脚都被绑在了病床的护栏上。他大脑中的语言中枢显然已经损坏，一刻不停地说着话，就好像身体里有一盘转动着的磁带，正在播放一篇无休无止的、把他人生里的各种片段毫无逻辑胡乱串在一起的文章。有一次我陪着娜斯佳去了病房，那台自动播放机突然停了下来，老人睁开了眼睛，用一双清澈得出人意料的浅蓝色眼睛望着我说：“您好，小姐，请帮我翻过花园的栅栏。今天我还有一个约会。”
阿希姆日日夜夜都在和这台关不掉的说话机器共处，他不断地轻声呻吟，时不时地失去意识。——失去意识现在对他来说倒是一种短暂的解脱。第一次手术持续了九个小时，第二次手术用了五个小时，他的肋骨被锯开，伤口贯穿整个胸腔，随后还出现了诡异的症状：几分钟之内他身上就鼓起了一个个网球大小的肿块，手臂上的文身在肿块的牵扯下，带刺的玫瑰、刺穿的心、符文般的文字，全都怪异地扭曲变形。一次，他不知是从睡梦中还是昏迷中醒来，低声对娜斯佳说，他的腿不在了，它们已经从他身上飞走了。它们只是先飞一步而已，娜斯佳没有出声。恐惧把她紧紧地钳住了。
从医院回家后，还有打扫办公楼的工作等待着娜斯佳。现在这对她来说倒是件好事，这样她就不用那么早回到空无一人的小鸡房子了。她没有接受过独处的训练，她总是生活在人群之中，她甚至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哪栋房子里度过一个夜晚。等她干完活，回到空荡荡的家里，她甚至庆幸至少院子里的风扇还在轰鸣，躺在床上还能闻到油锅的气味，还能听到空酒瓶落进回收箱的叮当声。这些来自鲜活世界的声音多少能让她平静一些，但只要一关灯，黑暗降临，死亡就会透过阿希姆的双眼注视着她。
终于，在将近六个星期之后，阿希姆的组织学检查出结果了。德国大名鼎鼎的夏利特医院也无法识别他身上的癌细胞，只得把组织样本送到美国的一个特殊实验室。阿希姆的病因比娜斯佳听说过的任何病例都更加诡异，他体内的肿瘤是他的双生儿，也就是一个所谓的重复畸胎。阿希姆在母亲子宫里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兄弟或者姐妹与他共享了这个空间。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的双胞胎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生命，钻进了阿希姆的身体，或者说被他吸收了。全世界医学界已知的此类病例不到一百例。一些对自己身体里的双胞胎毫不知情的人会突然在自己身上发现一些莫名其妙的现象，比如毛发在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开始生长，或者一颗牙齿刺穿了大腿上的皮肤。阿希姆的双胞胎从来没有发出过任何可怕的信号，它在阿希姆的肋骨下一动不动地潜伏了六十年，然后像睡美人一样苏醒，并且开始了快速的细胞繁殖来弥补停止了多年的生长。它似乎在对阿希姆说，现在，都结束了，亲爱的，你已经活得够久了，也干了不少坏事，现在该轮到我了。
阿希姆带着这个可怕的诊断结果出了院。医生们表示，鉴于这样的结果，化疗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不存在针对这种癌症类型的癌细胞抑制药物。接下来的治疗，他只能联系自己的家庭医生了。
阿希姆哪里有什么家庭医生，但他显然很痛苦，他每时每刻都被难以忍受的病痛折磨着。娜斯佳根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尖叫，不断呕吐，精神错乱。他一会儿挥舞着手枪想要打死肿瘤，一会儿又想从窗口跳下去，尽管那儿离地面不过一米，还有一次他收拾好了行李要出远门，被娜斯佳从大街上追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