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她终于发现，晚上她在家的时候，恰恰是我工作最投入的时刻，自然也就没有工夫来与她做伴了。这可能非常扫她的兴，就像我看到她拒绝品尝我做的牛肉卷一样。有时候我也会放下手头的工作，坐到她的床边，和她一直聊到深夜。那时我们就会忘记所有的不快，重新结成亲密的盟友，恢复成像以前一样的好姐妹。当然我也会挑她休假的周末和她一起去郊游，最吸引我们的就是仍然野趣十足的勃兰登堡风光。
但大多数时候她只能自己想办法打发时间了。可缺了别人的陪伴，她什么都做不了。除了读书，她不知道还有什么是一个人可以干的。除了她的亲戚和安德烈，她不认识任何能与她相聚的人，她在柏林的这些年里从未结下任何一段友谊。如果不想在德国电视节目前度过乏味的夜晚，她就只能去看望自己的姐姐塔尼娅，但和姐姐在一起的时候她依然无事可做，到头来只能一起看电视。
自从罗曼的第二任妻子柳芭因癌去世后，娜斯佳往基辅跑的次数就多了起来。最近的一次，我把她送到了利希滕贝格火车站。站在这个柏林车站的站台上就仿佛已经身处乌克兰了。离开往敖德萨火车的预定出发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周围就已经听不到一个德语单词了。车站商店的货架被洗劫一空，所有的行李车都被推走了，自动扶梯全都不堪重负，眼看着就要被人流压垮，长长的列车前挤满了乘客，仿佛一场集体大逃亡。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沙发，几乎半个家都被当成手提行李塞进了狭小的卧铺车厢。他们怎么还能在车厢里找到空隙把自己塞进去，简直是一个谜。
娜斯佳在登上列车找到自己预订的座位之前，得先向列车乘务员出示车票。乘务员的视线从票上移到了娜斯佳脸上，又移了回去，如此往复两三次，似乎在怀疑她是否是这张票的合法持有人，然后他果断地摇了下头，说道：请跟我来！娜斯佳顿时脸色煞白，仿佛对方说的是“您被捕了”，她一个字都没有辩解，只是顺从地跟在这个穿着制服的男人后面。他看起来如此高大，娜斯佳背着那只从不离身的双肩包走在他身旁，就像一只母鸡跟着一只鸵鸟。
事实证明，这位乘务员并无恶意，恰恰相反，他把她带到了一个没有人的车厢里，让她独享这个舒适的空间直到目的地。为什么这趟拥挤不堪的火车上有这么一个空无一人的车厢？为什么这个男人偏偏把这个车厢提供给了她？娜斯佳的斯拉夫头脑百思不得其解，但对她来说，这段旅程反而变成了一种折磨，她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连续独处过二十八个小时。窗外是一片片了无生趣的森林和田野，零零星星的破败木屋时不时地从中闪现。望着这些，她竟有种被逮捕的感觉。她羡慕其他车厢里挤挤挨挨睡在一起的乘客，他们躺在两个板条箱的缝隙里，甜蜜地嵌在旅人的命运共同体当中。但她不敢违逆那位乘务员的好意跑回自己预订的座位。她发挥了坚韧不拔的精神忍耐到了基辅，但从那以后她就不再坐火车出行了，只坐飞机。当时的一张机票对于她来说是相当大的一笔开销，而她一直都是一个对待每一欧元都小心翼翼的人。
我的公寓对她来说，可能就和那节车厢一样。她完全可以在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的社群里建立起新的联系，完全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但她连尝试一下的想法都没有。我也不会像阿希姆那样禁止她把亲朋好友邀请到家里来，正相反，我劝说过她很多次要她带朋友来，但她从来不听。她会时不时地约安德烈一起散步，但她似乎也不太关心这位因为全身心地投入与毒品的斗争而快保不住自己婚姻的基辅老友。对女儿和外孙的担忧占据了她的整颗心，世界上仿佛只有这两个人才是她真正在意的。
晚上，她通常会对着德语电视节目百无聊赖地消磨一会儿时间，然后在回卧室睡觉之前，来我的房间和我道晚安。她穿着从一元店买来的短睡衣站在门口，刚刚用牙线仔仔细细地清洁了牙齿，冰糖色的头发在头上扎成了一个有趣的丸子头。她总是一边和我聊天一边在被清洁剂伤了皮肤的手上涂抹护手霜，不紧不慢地、彻彻底底地揉搓着每一根手指。而她的书正在枕头上等待着她，即将陪伴她度过入睡前的时光。和以前一样，她办了一张国家图书馆的外借卡，一本接一本地从那里借阅翻译成俄语的现代德语文学作品。她觉得这些俄语译本里的德国与她所生活的德国完全不同。她入迷地从玛伦·豪斯霍夫、克里斯塔·沃尔夫读到史登·拿多尼、帕特里克·聚斯金德，时常充满激情地与我分享自己的阅读感想。每天晚上一到九十点钟，她就会趴在床上，用瘦弱的双手托着顶着丸子头的脑袋，沉浸在一本摊开的书里：那是一个敞开的世界，她可以任由自己徜徉其中，快乐地忘却自我。
渴望接触、渴望交流的娜斯佳也有另外一面，她自称为“流浪者”的一面。在基辅的时候她就会见缝插针地把自己从日常的家庭生活里抽离出来，独自跑到没有人认识她的街上游荡。现在她也会一声不吭地直接消失几个小时，我就知道她又去城市里的钢筋水泥丛林里漫游了。这和那种德国式的散步完全不同，我这样一个出生在俄罗斯-乌克兰家庭的孩子也并不熟悉他们的散步方式。那是德国孩子的特权。他们穿着礼拜天的盛装跟随着父母在田园小镇的主干道上漫步，偶尔还能走进一家咖啡馆，享用那里的冰淇淋和蛋糕。
娜斯佳的出游完全是另一回事。她追随的是内心对野性、对独处的渴望，就好像暂时从一只家猫变成了一只桀骜不驯的流浪猫。我有时会想，其实她根本不需要一个住处，至少在夏天里是这样。她可以睡在草地上，或者在某张长凳上过夜。不过她极度害怕打雷，这可能是她唯一需要克服的障碍。每到雷电交加的时候，她就会变成一个瑟瑟发抖的孩子，或是一个把打雷看成天神震怒的原始人。屋顶上的避雷针也不能让她放下心来。有一次她干脆躲到了床底下，直到猛烈的雷雨彻底过去才从那儿爬出来。
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越长，我们之间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就越多。她的格格不入甚至也感染到了我，让我在自己的公寓里也找不到家的感觉了。一开始我们尝试着用德语交流，但这些尝试很快就都以失败告终。她为了顾及我的感受勉为其难地学了德语，但转头就把学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她甚至连我们住的那条街的名字也读不对，哪天她要是走丢了，兴许连自己的住址也说不清楚。面对德语这种旋律，她的耳朵如同失去了听觉，她没有办法给自己内心的乐器重新调音，它只会演奏俄语的调子，哪怕切换成德语也无济于事。打个比方，她就像是在大提琴上弹钢琴。
她其实很受大家欢迎，我的德国朋友们也都对她很有好感，十分愿意亲近她，但这种意愿并不是双向的。每当有人来拜访我们，她就会立刻逃得不见踪影。她不想去碰我端上餐桌的食物，她时刻为自己糟糕的德语感到羞耻，而我一旦对她的闭口不言表现出一丝急躁和不耐烦，她就更加战战兢兢了。她怪自己太笨，她说阿希姆叫她“乌克兰木头脑袋”真是一点儿都没错，这些话倒是让我气不打一处来。她宁愿相信阿希姆的话，固执地不愿承认自己对德国的一切心怀芥蒂，却使我心怀歉疚地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我恳求她在有客来访的时候至少留在她的房间里，我向她保证没有人会来开她的门，我还建议她再买一台可以收到俄罗斯频道的电视机放在自己房间里，但所有这些提议她都不予理会。一旦有一个说德语的人踏进我家的大门，她就会立刻抓起自己的双肩包离开公寓。
最后，我成了那个被赶出公寓的人。如果想见朋友，我就会到对方家里去，或者约在咖啡馆见面。一想到娜斯佳为了打发时间在黑暗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闲逛，有时甚至直到凌晨两点才浑身湿透瑟瑟发抖地回到家里，我还怎么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和朋友相谈甚欢呢。
我们会反复因为语言的问题陷入争论，尽管我知道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语言。娜斯佳的拒绝只是一种自我保护，对于这种症状我再熟悉不过了，它的背后是一种似乎无法根除的“斯拉夫病症”，病根就是那种一与西边的一切面对面就会产生的无药可救的自卑情结，尤其是在德国人面前。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等级制度里，乌克兰民族被认为是所有斯拉夫人中最劣等的民族，削减乌克兰人口属于希特勒为雅利安优等民族拓展生存空间的步骤之一。只有那些适合被日耳曼化或者能充当德国人奴仆和家畜的斯拉夫人才能留下来。我不知道娜斯佳是否听说过这些论调，不过撇开这些纳粹言论，斯拉夫民族那种无言的谦卑和自我价值的缺失感，其实深深地根植于这个向来受奴役的国家的历史之中，一早就被他们的祖先放进了所有人的摇篮。是它们驱使娜斯佳从所有那些自由、开明、民主、得体、所知甚广、会说多种语言、充满自信的人们面前逃走。他们对她都十分友善，但她只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与自己截然相反的一面。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确信，“乌克兰猪圈”的气味附着在自己身上挥之不去，这种气味来自一个黑暗、悲惨、无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从来没有宽容、开明、多元之类的字眼，或者只是被人当成西方的虚伪说辞而受到嘲笑。在这个世界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一致，每个人手里都挥动着大棒过日子。她到达不了西边。那条鸿沟实在难以跨越。即使在我的公寓里她也只拥有一个自己的“小角落”，就像之前在阿希姆的公寓里一样，她总是把自己看作一个接受施舍的人，一个被容忍的人，她永远无法像我希望的那样成为与我完全平等的室友。
有时候我会叫她“我的睡美人”。在德国，我们习惯于追问自己的出身、父母、童年、个性，我们去找心理治疗师，发掘关于自己的蛛丝马迹，探索作为个体的自我，驱散那些笼罩在我们心头的阴影。所有这一切对娜斯佳来说都是陌生的。在他们的眼里，人类是由无法改变的基因所支配的生物。她被灌输的是“心理学是资产阶级学科”的论调，她不相信它会对人有什么帮助。她坚信，所有的灾祸都来自外部，来自那些握有权力的人，因为无论是谁，不管是在顺境中还是逆境中，都在他们的摆布之下。这就是她在自己国家的切身体验，那儿的人们咒骂着国家政权，同时又无意识地对权力抱有非理性的深深信仰。在这种集体的无意识中，他们的灵魂也仿佛在大我那永远不会松开的拥抱中，和他们狠心的母亲乌克兰一起沉入了睡美人的长眠。
最让我们心情舒畅的事，是去城外郊游，比如在施普雷森林里或者在梅克伦堡湖区徒步。我们在迷人的风景里流连好几个小时，沿途经过草地、田野和河道，穿过似乎仍旧停留在上个世纪的城镇，看着花园里的树木把挂满梨子或是苹果的树枝伸出栅栏。我们坐在寂静的森林湖泊旁歇脚，看着光与影在碧绿的湖水上舞动，我们偶尔也会遇到雷雨，或者不得不踩着倒下的树干走过沼泽。傍晚时分，我们仿佛结束了一场漫长的旅程，吸饱了新鲜的空气一般，陶醉在那种微醺的感觉里。
有一次，我们在去选帝侯大街的路上经过了娜斯佳和阿希姆之前居住的街区。办公楼前的那家老式酒店还在，就是把后厨的油烟味直接吹进娜斯佳梦乡的那家酒店，只不过它已经变成了她不认识的样子。现在它有了个英语别名，看起来就和弗里德里希大街或者波茨坦广场上其他新建的装着巨大玻璃窗的豪华酒店一样。后院的门上了锁，我们没法进去查看小鸡房子还在不在那里。不过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竟然在这里看到了阿希姆的奔驰车。它还在原地，还在阿希姆最后停放它的位置，就好像时间只过去了一天，好像阿希姆下一刻就会从屋子里走出来，检查他心爱的汽车，身上仍旧套着那层黑色的皮。就连警察也展示出了足够的敬意，竟然没有把这具无主的残骸直接拖走，要知道它可是在这条繁忙的街道上停泊了两年，还占据着人人垂涎的停车位。经历了一个个季节的风吹雨打，它的轮胎瘪了，半趴在地上，散热器格栅上的幸运马蹄铁和瓢虫都生了锈，它就像一个幽灵，阿希姆不死的核心部件。不过他的继承者，也就是德意志银行，显然对它毫无兴趣。我本来极力建议娜斯佳卖掉这辆车，我跟她说，出了任何事都由我来承担，但娜斯佳一想到又有可能成为德国司法系统的目标，就感到极度恐慌。现在，她看到至少三千马克就这样在路边腐朽成了一堆破烂，十分可惜，这笔钱够一个乌克兰人生活一年或者更长时间了。和它一样渐渐朽烂的，还有阿希姆在小鸡房子里的全部遗产，那些记录着他十一次婚姻的文件夹或许也在里面，布谷鸟每隔一刻钟还会从它的黑森林小屋子里跳出来报时，而阿希姆和他那些同样来自柏林的兄弟姐妹已经长眠在了那位“老妈妈”的身边，超然于这时间之外了。
作为德国人的遗孀，娜斯佳现在拥有了永久居留许可。她那灾难般的婚姻最终给她留下的遗孀抚恤金折合成新德国货币价值七百欧元，再加上她做清洁工作的收入，每个月她都可以往乌克兰寄一大笔钱。而她自己仍旧几乎没有任何开支。我从没见过像她这样无欲无求的人。她只有两双鞋，一双夏天，一双冬天，还有两条牛仔裤，一整年替换着，她最贵的衣服就是一件用来御寒的羽绒上衣，穿着它她才第一次在冬日的街头不再感到寒冷。此外，她的必备品就剩下咖啡、香烟和她的书了。一道彩虹或者一次日落就能让她心醉神迷，但消费世界的吸引力多年以来都无法动摇她半分。
连德国的医学对娜斯佳来说也毫无意义，尽管它那传奇般的名声早就传到了东边世界。她根本就不需要看医生，也完全不相信医学。除了一些小孩子躲不过的疾病，还有年轻时因为一次眩晕症导致的右耳失聪（所以在大街上我总是走在她的左边，不然她就听不到我说话），她一直都非常健康。唯一困扰她的是低血压，但她每天用高浓度的黑咖啡来应对这个问题。早上洗完冷水澡做些轻松的体操，是她保持了大半辈子的习惯。她的身体似乎也不用承受多少负担，因为她只喂给它最低限度的食物，而它对那些单调的、说不上有多健康的食物也并没有什么意见，就像它丝毫不介意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而那渐长的年岁到目前为止也几乎没给她设置过任何限制。她继续在基辅郊外的度假屋花园里爬树摘苹果和樱桃，她可以倒立好几分钟，还能侧手翻。她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向右手边翻，而是向左手边，因为她是左撇子，她用左手的习惯在苏联学校里一直没有被矫正过来，为此她没少受惩罚，因为那里不能容忍任何偏离规范的行为。她的父母都是药剂师，但她在过去的大半辈子里连一片头痛药都没吃过，也从没有让当医生的前夫为自己诊治过什么病症。我相信，在相当遥远的某一天，她也会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毫无病痛地死去。当时她的母亲已经超过九十岁了，她是坐在基辅女儿家里的沙发上慢慢地、安详地过世的，此时的娜斯佳四十岁，看来她小时候对母亲寿命的担忧毫无必要。
圣诞节又到了。娜斯佳从不庆祝任何德国节日，和我的父母如出一辙，所以我小时候一到圣诞节总是沉浸在无尽的悲伤里。当时我们生活在一个专为所谓流离失所者建的营地里。“流离失所者”，这个称呼专指战争结束后被释放的第三帝国强制劳工。每当我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走在结了霜的没有路灯的街道上，抬头看见别人家窗户背后被装饰得满满当当闪闪发光的圣诞树时，那种被整个德语世界抛弃的感觉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如今，我早已对当下的圣诞节消费狂欢嗤之以鼻，完全没有兴趣参与其中，但每到12月24日，童年的陈旧悲伤还是会悄然而至。离婚后的这些年里，这一天我总是独自度过，因为我所有的朋友在这个日子里都有各自的家庭义务。尽管我有过两次婚姻，但我从来没有真正履行过这些义务，尤其是我从未扮演过母亲的角色。我本来打算和娜斯佳一起在花瓶里插几根松枝，再做一只圣诞节烤鹅，但事实证明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到了圣诞节这天，娜斯佳似乎也忧心忡忡，尽管这一天对她来说没有任何特别，因为乌克兰的圣诞节是根据儒略历庆祝的，比德国晚了整整两周。但她只是躲在一本书后面，一言不发。她的右眼又失去了所有的生气。
我从来没有烤过饼干，烘焙向来不是我的专长，但今年的圣诞节我决定尝试一下。平安夜这天，我把一盘烤得相当成功的肉桂星星饼干端上了桌，用来搭配我们分头吃完饭之后一起喝的热茶。娜斯佳用尖尖的手指捏起一块饼干，咬了一小口，立刻把剩下的放回了盘子。她的整张脸扭成一团，就像刚刚吞下的不是饼干而是毒药。我猛地站起来，披上了挂在走廊里的外套，在身后甩上了房门。
空荡荡的街道上，鲜艳的圣诞节装饰在家家户户的窗户和阳台上熠熠生辉，我从来没有在别的城市见过如此华美盛大的节日景象。我朝着俄罗斯朋友莱娜的公寓走去，她就住在隔壁街，今年没去黑森林的公婆家过节，而是打算往节日五花八门的庆祝派对里再添一场，并且也给我发了邀请。莱娜当初是作为交换生从莫斯科来到东德的，意外地经历了柏林墙的倒塌，遇到了她的德国丈夫，最后留了下来。她几乎是娜斯佳的反面：她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在柏林生活得和在家里一样自在。她在一家德俄合资的电影公司工作，还在一个德国妇女组织里担任志愿者，与她在莫斯科的大家庭也关系密切，并且拥有一大群德国朋友。她的两个孩子都是在双语环境中长大的。他们的家庭聚会上总是集结了不同背景的客人：基督徒、犹太人、无神论者、西德人、东德人、俄罗斯人、波兰人、法国人，等等。桌面上摆满了他们带来的各式菜肴，而莱娜最常做的是乌兹别克手抓饭和俄罗斯苹果海绵蛋糕。我们在派对上齐声唱了几首歌之后，还有客人自告奋勇一展歌喉，一对年轻的波兰夫妇合唱了一首打动人心的圣母之歌，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俄罗斯姑娘出人意料地用浑厚、沙哑的声音完美演绎了亚历山大·维尔金斯基那首极具感染力的《香蕉柠檬新加坡》。在庆祝接近尾声的时候，大家和往常一样，随着狂野的巴尔干摇滚乐尽情地舞动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