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
——格林兄弟《白雪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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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心理治疗师遇到的最后一位来访者，不仅成了最引人入胜的案例之一，无疑也是最异于传统的一位。（引人入胜和异于传统在我的生活中往往一起出现，这点着实让我感到惊讶。）玛德琳·艾灵顿是一位三十六岁的古董商，生活在曼哈顿。她在多伦多长大，母亲夏洛特心态怪异，父亲邓肯则喜怒无常。打来电话请我治疗玛德琳的是她父亲邓肯，六年前，他曾在我这里短暂接受过心理治疗。当我回顾我在这位父亲的案例中犯下的错误，及至在这位女儿的案例中所犯的错误时，我唯一的解释就是自己当时处于一种强大的亲代移情（parental transference）的掌控之中。
移情有好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单纯是指心理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的关系强度。或者像弗洛伊德说的那样，其也可能更为复杂，好比我们将童年时就无意识中保留下来的情感重新定向。来访者可能会将自身对父母或其他权威人物的感情转移到心理治疗师身上。比如说，当我夸丹尼“英俊”时，他把童年时自己对寄宿学校里虐待过他——也曾夸他“英俊”——的牧师的愤怒转移到了我身上。丹尼和我都必须解决这样的移情。这一过程不仅使我们发现了他内心埋藏着的痛苦，还成了心理治疗顺利进行下去的关键。
治疗中还会出现反移情，即心理治疗师对来访者产生感情。这往往是在无意识中产生的，而无意识的动机可谓是我们行为中最强大也最险恶的统治者。问题不单单在于最初的反移情；来访者通常也会注意到这一点，并由此学会操纵治疗师。当我无意间将自己对已故父亲的感情转移到比我年长二十五岁的玛德琳父亲身上时，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尽管邓肯只短暂接受过心理治疗，而且比他女儿早了好几年，但那次接触最终对玛德琳的心理治疗造成了影响，让我感到十分意外。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讲述玛德琳的故事以前，要交代与她父亲展开的短暂而又意义深远的心理治疗。
1998年，当时七十岁的邓肯·艾灵顿致电寻求婚姻咨询。白人新教徒精英阶层出身的他来自多伦多最古老也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他的名字不仅被刻在了医院大楼的牌匾上，还频繁登上报纸的商业与社会版面。我告诉邓肯我不做婚姻咨询，他不依不饶地说：“正好，我其实也没有正式结婚。我跟人同居，虽然我爱她，但她真是脑袋有问题。”一名七十多岁的男子说同居者“脑袋有问题”，让我感到很不寻常。
不知怎的，我被他说服单独与他展开治疗，以便讨论他的这段关系。然而他来参加会面时，女友凯伦也跟着一起来了——不幸的是，他又说服了我同时见他们两个人。我看得出他为什么会成为如此成功的生意人：他富有说服力又不至于夸夸其谈。接着，在我将他们领进办公室前，邓肯乐呵呵地笑着叫我“凯西”，而不是吉尔迪纳医生。他让我想起我那来自美国的父亲。他同样是一位开朗、自信又友善的生意人，而且，他也会穿相同的花呢西装外套和上过浆的衬衫。
凯伦看起来像是华里丝·辛普森——温莎公爵在1936年为了与这位离异的美国女子结婚放弃了王位——深棕色的头发盘成了一个发髻。不过，七十一岁的她看起来并不像“花瓶妻子”。她身穿深蓝色的拉夫·劳伦运动衫和马裤（就是那种臀部两侧特别宽松的款式），明明已经年过七十，却在与心理治疗师初次见面时一身牛仔打扮，实属非同寻常。
我在第一次会面中了解到，邓肯在高中时爱上凯伦，离开家乡去上大学前便与她订了婚。他一边伸手去拉她的手，一边亲切地笑着说：“不管是在我们那儿的别墅码头，还是乡村俱乐部的游泳池，她都是最漂亮的那个姑娘。”不过，订婚之后没过多久，留在家乡郁郁寡欢的凯伦便仓促嫁给了另一名男子，最终因此落得身无分文，还多了四个年幼的孩子。她在接下来的困难时期屡次心理崩溃，还接受过休克治疗与住院治疗。她确实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身材瘦削，手指上都是尼古丁留下的烟渍，老烟枪的嗓音听起来疲惫又沙哑。
邓肯回老家后发现未婚妻已经与别人成婚，伤心极了。后来，他在马萨葡萄园岛拜访富有的表亲时，遇到了住在那里的一位名叫夏洛特的金发美女。失意的他很快与夏洛特结了婚，直到婚后才发现，新婚妻子家里很穷，而且是被母亲特意送去那里勾搭邓肯的。一旦她搭上这名生活优渥的年轻人，就打算让对方照顾她贫困的整家人。这一招很奏效。
邓肯与夏洛特育有一女——玛德琳——不过这些年来，夏洛特屡次出轨，并最终为了另一名男子离开了邓肯和女儿。后来，邓肯与凯伦重逢了，二人当时已年过六旬。他们如今未婚同居已有四年时间。
我让这对情侣描述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凯伦随即谩骂连篇。“邓肯这个小气鬼，一分钱都不肯花。”她说，“我住在一座占据一个街区的豪宅里，但大部分房间都关着门，因为他不肯开暖气，家具上也都盖着白色的盖布。整间屋子摇摇欲坠，但他既不肯整修，也不让我重新装修。所有陈设都出自他的前妻——确切地说，是他的现任妻子——夏洛特之手。那里就是一座陵墓，摆满了他母亲的古董，属于他那个在曼哈顿做古董生意的可恶女儿。你也许听说过她——玛德琳·艾灵顿。”我确实有所耳闻，因为各家报纸都刊登着她身为加拿大人如何在纽约干出了一番事业。
凯伦佯装吸了一口烟，然后吐露接下来的内容：“去年有一天，我终于受够了。我走遍所有房间，把他母亲和祖母的古董全都摔坏了。那个婊子养的女儿——抱歉我说话不好听——听说之后，飞回家报了警，还想要告我。她走进屋子时，我真心以为她要杀了我。我担心自己性命不保。”
我被凯伦的所作所为吓了一跳。她说起自己大肆破坏的行径时自信到近乎自豪，就好像是战场上的拿破仑。如此杰出的男子为什么会选择这么野蛮的伴侣？在心理治疗中探讨这些问题还为时尚早，我于是询问二人破坏的严重程度，借此继续收集信息。邓肯用描述天气一般的平淡语气说道：“砸坏了好几百样东西。估价师说，那些藏品价值数百万元，其中一些已经在我家传了好几代人。实际上，这些东西都属于女儿玛德琳，我的母亲把它们都留给了她。只不过，她搬去曼哈顿时没有把这些都带走，而是留在了儿时的家——”
“那又怎么样？”凯伦插嘴道，“那就给我一点儿钱，让我买些衣服、照顾我的马，而不是把那些钱花在各种无关紧要的日用品上。靠食品券为生的女人都比我自由。”
“我上个星期刚刚给你买了三匹马和一个马场。”
“没错，你是给我买了马场，但那是在你的名下，而且你把一切都留给了玛德琳。你要是明天死了，我什么也得不到，除非你和我结婚或者把我写进遗嘱里。而且你那个无情的女儿不准再踏进家门，她以为那里是她用来存古董的房子，而我是个外人。她可真是太天真了。她今后再也不许踏进那间屋子！”
我很惊讶邓肯对于这些辱骂显得如此淡然。实际上，他竟然在凯伦愤怒声讨的时候始终保持微笑。我问他会如何应对凯伦的要求，他说：“嗯，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有一年时间没让女儿回家了。我并不喜欢这么干。”
“瞎他×扯！”凯伦说，“我又没做什么犯法的事。”
邓肯转向我说：“好了，凯西，这下你知道我们的窘境了吧。我没有娶凯伦是因为我已经和夏洛特结了婚。而且她说得对，我就是个抠门的浑蛋。我不愿意把自己的一半财产分给夏洛特，所以才迟迟没有离婚。”
“你每个月都给她寄去一大笔钱。”凯伦说，“你既怕她，又依然爱着她。”
“我给她钱是为了让她别来烦我。”
“真是一只担惊受怕的小老鼠，你任由玛德琳——迷你版墨索里尼小姐——支配你的生活。”
“总之，我不会给你钱，也不会跟你结婚。但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
我试图对凯伦的谩骂加以干预，但她对我完全置之不理。人们刚来接受心理治疗时往往会先发泄各自的愤怒，等到之后的会面中才会真正进入治疗环节。于是，我任由她谴责。凯伦显然情绪十分不稳定，而且我怀疑她略有几分精神错乱。然而，邓肯在她恶毒的咆哮中显得镇定又亲昵，这一点也很不寻常。
这对情侣离开我的办公室后，我瘫倒在办公椅上。我明明说好不接受伴侣心理治疗，怎么还是让凯伦进来了呢？我到底是怎么了？
下一次会面中，我一上来便询问邓肯和凯伦为什么会选择对方。我希望借此引出这段关系中的一些可取之处，让凯伦能够平静下来。我让邓肯先说，他说他们性生活非常和谐（凯伦对此翻了个白眼），在一起有很多乐趣，而且有不少共同的童年朋友。我指出凯伦似乎很生气时，他说：“哦，她只是说说而已。”接着他笑了，“你真应该见见夏洛特。”
男性主动提出参加伴侣心理治疗十分少见，不过，邓肯就是自己找来寻求帮助的。他说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独生女玛德琳不被允许回家，哪怕在圣诞节也不行，而凯伦的四个孩子则能够频繁前来探望。我看得出来，这让他感到很不高兴。唯有这件事情能够稍稍刺破他总是无懈可击的乐呵呵的外表。
“真是不容易啊，罗密欧。”凯伦如此回答道，“你做个了断吧！到底选她还是选我？”她不肯退让。
我试图重构这个局面，稍许缓和一下互不退让的气氛，然而这两个人似乎都特别享受这种争执。伴侣咨询陷入了僵局。我将这个案例总结为共生需求遭遇失败：邓肯拒绝向凯伦提供经济保障，而凯伦则拒绝向邓肯提供爱。然而，我不确定邓肯是否希望拥有真爱。他想要的是码头上那个身穿泳衣的梦中姑娘。他希望拥有自己逝去的青春。
我只与他们进行了数次会面。在每一次的会面中，他们都更加固守各自的立场。二人对自身在问题中扮演的角色毫无自觉。他们要么其实并非真的需要帮助，要么就是不知道真正的亲密关系到底是什么模样，要么，就是我特别不擅长充当伴侣咨询师一职。也许是以上这些可能性的总和。我意识到，尽管我擅长给予来访者支持，但不管是哪种形式的调解，都不是我的强项。
三年后的2001年，五十出头的我经历了一次“生存还是毁灭”的时刻。我决定不再从事心理咨询业务，转而开始搞创意写作。二十五年来，我不断倾听他人的往事，是时候写下我自己的故事了。于是，我关闭办公室，退出各种心理咨询相关的组织协会，高高兴兴地在家中三楼的阁楼里写作。我就此写完《离瀑布太近》和两本续作：《瀑布以后》以及《回到陆上》。
然而到了2004年，我当时正在写一本关于达尔文和弗洛伊德的长篇小说《诱惑》，一通电话把我心理治疗退休后的生活猝然打断。打来电话的是邓肯·艾灵顿，我已经有六年没见过他了。
邓肯想让我为他的女儿玛德琳进行心理治疗。由于我已不再执业，因此表示会把同事介绍给他。他不断奉承我，说我对他帮助很大，继而以典型的谈判风格询问我怎样才会同意。我解释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因为我已经离开心理咨询行业，转而从事文学写作。他说：“想让多伦多所有书店的橱窗里都摆上你的各种书作吗？你也知道，只有靠植入广告的钱才能获得那些位置。”我表示拒绝后，他又尝试另一种办法：“想让我买一千本你的书送给别人吗？”这挺诱人的，但我还是回绝了他。
第二天，我去家附近的咖啡馆时发现邓肯独自一人坐在四人座的卡座位置。他一定是找人跟踪了我。他咧嘴笑着，坐到了我的卡座里，说玛德琳因为焦虑症而日渐憔悴。她明明未满四十，却已经得过三次癌症，而且每次的癌症类型都不一样。除此之外，他说玛德琳的母亲夏洛特动不动就贬低她、跟她作对。“相信我，跟妻子夏洛特比起来，凯伦简直就是特蕾莎修女。”我由此猜想他确实知道——依然和他住在一起的——凯伦有多凶悍。（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女儿依然不被允许踏进家门。）
我指出玛德琳住在纽约，邓肯说会支付我全天的工作费用，其中不仅包括来回的路费，还会安排一位司机接送我去拉瓜迪亚机场。他又一次连哄带骗地说只有我真正了解关于凯伦的情况：她对古董的破坏，以及——用他的话来说——她对玛德琳的“限制令”。
我勉为其难同意为玛德琳进行心理治疗，以六次为限——后来这六次会面变成了长达四年的心理治疗。
一星期去曼哈顿待个一天，说到底算不上世上最糟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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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德琳在一些圈子里小有名气，大家都知道，身为富二代的她虽然年纪轻轻，却经营着自己的古董生意。她常常开着深紫色的法拉利敞篷车在汉普顿急速飞驰，让不少人为此头疼。
她的办公室位于翠贝卡，建筑由厂房改造而成。大楼底层开着一家高档餐厅，其余四层都是她做古董生意的公司；她住在顶楼的套房内，屋顶还有一个巨大的花园。这栋建筑是她的祖母在1975年纽约市财政危机之际以极低的价格买下来的。护送我的保安通过对讲机报告我的到来。前台有人大声回应：“哦，是吉尔迪纳医生。谢天谢地！我们真是受够了。玛德琳正在办公室里接待客户，带她进来吧。”
办公室的天花板很高，高耸的拱形窗户让整个房间充满了阳光。引人注目的硕大立柱分布在大约六千平方英尺的空间内。四周的墙由砖砌成，地板则是宽板硬木。
员工们像是被捅了蚂蚁窝的蚂蚁一样来回疯狂奔跑。操着东欧语言的男人们正把古董从巨大的木箱里搬出来，身穿名牌服饰、脚踩细高跟鞋的女人们拿着写字板在他们周围徘徊，记录有没有任何损坏情况。快递员则站在一旁等待签收。墙上顶天立地都是架子，上面摆着成百上千件古董，每一件上面都有一根绳子，系着一张巴掌大的淡褐色标签，正反两面密密麻麻都是细小的字。每当有人走过，运动探测器便红灯闪烁；要把一件物品从架子上拿下来，就必须按下按钮解除警报。墙上还固定着一架可以从房间一端滑到另一端的带滚轮的梯子。
一名身材瘦小的男子负责爬上梯子从架子上取下古董。他身穿阿玛尼西装和马甲，头发油光锃亮，梳理得特别服帖。梯子脚下，六名员工同时在索要各不相同的物品。梯子上的男子喊道：“安静点，伙计们！难道没人知道要怎么样乖乖排队等着吗？老天爷，真是一点修养也没有。”我后来得知，尺寸更大的古董都存放在楼上，由一名魁梧的黑人男子脖子上挂着的蜂鸣器控制进出——他是一名做各种木材抛光与修理的木匠，沉默寡言，永远穿一身斯坦利·科瓦尔斯基那样的白色紧身t恤，搭配背带裤或者迷彩裤。
我正朝前台走去，另一名身穿名牌西服的男员工对我说：“祝你好运，你会用得上的。她要是冲你大喊，那只是她的说话方式。请不要弃船而去，我们已经快要沉没了。”
我们约定的时间过去三十五分钟后，一位名叫维也纳的女子把我带到玛德琳办公室的内室——也是这片空间里为数不多被墙围着的房间之一。维也纳身穿迷你裙、黑色背心和黑白条纹裤袜（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柴郡猫一样），梳着一头麻绳辫，十分健谈，是公司里唯一神色欢快的女子。她走路时前后摆动布满文身的手臂，看起来特别悠然自得。她告诉我玛德琳以前吃过不少苦，到目前为止，她的职责就是让玛德琳保持振作。她谈起自己的老板时显得非常关心，一点儿也不怕她。
走进办公室后，我的面前是一张巨大的办公桌，桌子后面站着一名瘦削高挑的女子，深褐色的头发全部盘在了头上。玛德琳真的很漂亮，容光焕发、肌肤洁白无瑕，而且像白雪公主一样有着饱满的厚嘴唇。她身穿紫色天鹅绒高跟鞋和无可挑剔的普拉达套装——全黑塔夫绸半身裙搭配粉色毛衣开衫。她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有能力驾驭富有异国情调的普拉达服饰的人。除此之外，她还戴着硕大的蒂芙尼钻石耳钉，以及一条看起来很复古的钻石项链。（多年以后，我在会面中说起自己从未见她穿过两次相同的衣服。她皱了皱眉头说：“这是种病。”）不过，玛德琳的妆容却有点儿奇怪：唇膏一直涂到上唇上方，画出两个小小的尖角；眉毛则是两条棕色的细线，仿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女影星。尽管妆容略显过时，她依然是个引人注目的美人。
维也纳走出去前告诉玛德琳，她接下来会拦住所有来电。她见玛德琳露出焦虑的神色，于是说：“不，我不会转接进来的。我们必须这么做。”
玛德琳坐下后，我说起她长得和她父亲不是很像。确实不像，她说，她和母亲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头脑则继承了父亲。我后来发现玛德琳念的是耶鲁大学，之后又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了研究生。之后，她重拾早年为祖母的藏品编目时对古董产生的热情，开始做起了古董生意。她发现自己很喜爱这份工作，因为其中结合了她对祖母的敬仰以及两种家族品格：非凡的生意头脑与独到的艺术鉴赏眼光。
我于是开始询问家庭背景。玛德琳说，父母离异后母亲便离开了，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她从十几岁起便和父亲一起生活，一直到上大学为止。她在二十多岁时嫁给了一个名叫乔伊的男子，九年后离了婚。
说到这里，玛德琳忽然扔掉手中的笔，说：“我们能改天再聊过去的经历吗？我肯定会开口的，但我得先把心理上的大火扑灭。”我点头表示同意后，她看起来松了一口气，继而脱口而出，“我真是要崩溃了。我一直很焦虑，有强迫性的行为，但这些症状在过去大约一年时间里变本加厉，对整个办公室都造成了影响。我要是精神崩溃，这个地方就会垮掉。”
我让玛德琳举例说说这些症状对公司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她回答说：“我害怕飞机失事，因此不但自己不敢旅行，也不让在这里工作的任何人去出差。就好像我知道飞机会掉下来一样。我一直会想到这样的事情。”她说她以前会毫无顾忌地和父母坐飞机去世界各地度假，也和祖母出远门去购物。尽管她一直有强迫行为，但这些症状在过去几年变得越发严重。
“我告诉办公室里的所有人，如果你不帮我，我们就只能关门歇业了。”这下我才明白员工见到我都大松一口气的原因。玛德琳在员工面前既充满威严又展露脆弱的一面，这点在我看来很有意思。能登上《福布斯》杂志的商界领袖一般可不会向自己的员工——包括保安——承认自己行将崩溃。
这个时候，玛德琳已经有点儿呼吸急促，我于是平心静气地安慰她说，心理治疗就像是解开谜团，我们可以一起探寻这些症状的根源所在，然后解决问题。她说她必须好起来，因为有很多人都指望着她。“你首先想到的是对他人而非自己肩负的责任，这点特别值得玩味。”我说，“大多数人都会说：‘医生，我这样子根本活不下去。活着就是种折磨。’”
她的答复令人吃惊。“老实说，没人在乎我。我这么说不是在可怜自己，而是因为我要养活很多人。”这番话让我意识到，她责任感过重，对自己的关照却不够。
玛德琳描述了自己的所有症状以后，我从中看出她患有强迫性障碍（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简称ocd）与焦虑症。强迫意念指的是各种不受主观意识控制的侵入性想法，会引起焦虑情绪，玛德琳的强迫意念就是认为她和员工会死于飞机失事。强迫行为则是指一个人为了摆脱强迫意念并减缓焦虑而采取的行为，玛德琳的强迫行为是取消航班，这既能减少她对于飞机失事的强迫意念，又能缓解焦虑，可同时也使她的生意蒙受损失。
她的父亲邓肯虽然说起过她很焦虑，对强迫性障碍却只字未提。我擅长应对焦虑障碍，遇到ocd的案例则会转给其他专科医师。于是，我帮玛德琳联系了一名曼哈顿专治ocd的精神科医生，说我们可以试着双管齐下，她去那里治疗ocd，在我这里解决焦虑症。这么做有点儿不合常规，但我认为应当尽快开始处理多方面的问题。我们正讨论着治疗方案，玛德琳办公室的两扇门突然被人推开。邓肯大步走了进来，兴高采烈地说：“太好了，凯西，你来了！”
玛德琳惊讶地喊道：“你他×的在这里做什么？你可不能在我接受心理治疗的时候直接闯进办公室。出去！我没法进你的屋子，你以为你能踏进我的地盘吗？”
邓肯没有挪步。玛德琳于是喝道：“我是认真的，不然我就喊保安了！”
“凯西是我请来的。”邓肯佯装困惑地笑着说道，神情和六年前被凯伦臭骂一顿之后一模一样。
他拉出一把椅子，玛德琳提高声音说：“我对天发誓，你要是还不离开，我就叫快递员把你送回家。你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还不肯让我安安心心接受心理治疗。听得懂吗，你就是个专横跋扈的混蛋。”
“行吧，行吧。”邓肯一边朝门口走去一边说，“等会儿想要一起吃晚饭吗？”
玛德琳用出人意料的平静语气回答道：“好吧，回头再说。”于是邓肯离开了。
玛德琳朝我摇了摇头，然后翻了个白眼。“抱歉，刚才被打断了。我们说到哪儿了？”
我花了三个多星期才把玛德琳错综复杂的人生经历拼凑起来。她偶尔会朝对讲机大吼：“星巴克救急！”一名专职跑腿买咖啡的员工随即会买来名字十分拗口的大杯饮料。
玛德琳告诉我，她的母亲夏洛特从来都不想要孩子，可邓肯为自己积累的财富表示担忧：要是没有孩子，那么多钱该留给谁？夏洛特的回答让邓肯极为震惊，她和之后的凯伦一样，说可以把钱挥霍一空。我表示单纯为了有人继承家产而生孩子很奇怪。玛德琳说：“你以为洛克菲勒家族生孩子是为了什么？必须有后代继承才行，不然自己努力积累的家业都会付诸东流。我的意思是，大家一直会说什么希望有人‘传宗接代’。不都是一回事吗？”她还说，至少她的母亲很坦诚，“她答应生一个孩子来给我的父亲和爷爷奶奶一个交代，生完就开始不停‘血拼’。”
夏洛特说到做到，把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购物上。她把豪宅整个三楼分成四间步入式衣橱（每个季节一个），里面堆满衣服、鞋子和相搭配的包袋。夏天时，她把皮草送出去保管，每年秋天取回来时要用卡车才装得下。除此之外，她还反反复复重新装修。邓肯抱怨说家具都还能用时，夏洛特便用一把锋利的刀片把家具通通割开，碎屑如花粉般在空中飘扬。她说：“你看，现在没法用了吧。”这一幕让我想起多年以后凯伦摔坏家中古董的情形。
玛德琳说，母亲想尽办法让她和父亲生不如死。夏洛特患有厌食症，家里几乎没有什么食物，冰箱里只放着酸橙、橄榄和调酒用的酒渍樱桃，他们因此只能去餐厅吃饭。“我知道这令人难以置信，”玛德琳说，“但事实就是如此。”奇怪的是，我并不觉得这听起来匪夷所思，我是家中的独生女，小时候父亲整天上班，母亲和其他母亲不太一样，因此家里没有食物，我们也一直去餐馆吃饭。显然，就某种角度而言，玛德琳和我一模一样。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会告别没能持续多久的退休生活，同意接下这个案例。
接着，她说起邓肯不在家时母亲对她做出的种种残酷行径。去餐厅吃饭前后，玛德琳会偷偷拿薯片回房间吃。每天早上，当她从屋子后方给用人走的楼梯去厨房，希望能在上学前吃点早餐时，母亲便会对她说：“早安，怪物。”继而指责她鬼鬼祟祟找吃的。然而，餐厅的那些餐点永远不够吃，因为夏洛特会强迫玛德琳说自己不饿，还会说：“你以后就会知道，自己没长成一头肥猪都是我的功劳。”
他们每天晚上都在多伦多最高档的餐厅用餐。夏洛特并不会把食物咽下去，而是咀嚼过后吐到亚麻布餐巾上，随后，玛德琳就要负责把餐巾偷偷带出餐厅扔进垃圾桶里。一天晚上，七岁的玛德琳帮母亲把餐巾偷偷带出去时被侍者抓了个现行，还被指责偷窃亚麻压花餐巾。邓肯对此十分惊讶，问玛德琳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根本答不上来。”玛德琳告诉我，“我知道，如果我不为母亲打掩护，就会受到她的惩罚。相信我，她罚起人来可残酷了。但我也不想让父亲难堪，他不过是希望我说真话罢了。”
“小小年纪就要面对进退两难的处境，太不容易了。”我说。
夏洛特不假思索地说玛德琳是个“小贼”，在学校里也被抓到过。服务生打开餐巾，看见了咀嚼过的食物。“他看起来被恶心到了，用两个手指捏着餐巾拿走了。”我问玛德琳对此作何感受，她说：“你觉得呢？羞耻、遭到背叛、屈辱，觉得自己让父亲丢脸了。餐厅里那个时候安静得连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她接着补充道，“哦！我想起来了，这还没完。母亲之后转身面对目睹了这一切的其他顾客——其中有一些还是她认识的人——说：‘永远不要嫁给一个把自己的金贵独生子女给宠坏了的男人。’显得她自己才是受害者一样。”
一家人回到家后，父亲来到玛德琳的房间，说有心事的话可以向他倾诉，还说她缺乏关爱，确实需要多吃一点。父亲临走时在门口犹豫了片刻，接着说她应该多去陪陪奶奶。“我想他感觉到我遇到了问题，而且知道母亲帮不了我。”
父亲是否怀疑是母亲让她打掩护呢？我问道。玛德琳摇摇头。“不可能。他向来听信母亲，而且他害怕她。父亲做生意很精明，让家里的资产都翻了个倍，可是，他做事太规规矩矩。母亲可不管这一套，她不按理出牌，能趁人睡觉时把人闷死，父亲心里其实一清二楚。”
我问邓肯为何不与她离婚，玛德琳说：“艾灵顿家从来都没有人离婚。他说这不是他家的作风。”我把这句话记在心里，确信其中另有隐情。
餐巾风波过去后，玛德琳每周有一天时间会在祖母家度过。她的祖母是位古董收藏家，她非常喜爱祖母。“奶奶去世后，”玛德琳说，“她的遗嘱上说要拍卖古董，为新建一座医院病房大楼提供充足资金。”
“她为人如何？”
“一本正经，但也很温和善良。而且，她很有可能救了我的命。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她传授的。”接着我问起她的祖母对夏洛特的看法。“她对我母亲总是彬彬有礼，但留心观察的话，多少能察觉到其中的鄙夷。上流阶层最擅长的就是摆出高深莫测的架势。”
在接下来的那次会面中，我感觉到玛德琳在谈论童年时变得更加难以开口。她不哭，只是擦擦眼睛，声称不想把妆弄花，“一路流到布鲁克林”。她的脖子上有硕大的红色斑点。我察觉到她需要缓一缓，因此问起夏洛特有没有为她做过什么贴心的事。她费尽心思想了又想，最后说，由于母亲不喜欢她，因此对她无比严厉。（我有点儿纳闷，这跟“贴心的事”要如何扯上关系。）玛德琳每天铺床、打扫房间，只要没有做到完美无瑕，就会挨夏洛特的批评。“我必须把娃娃按照大小排列，只要有一只兔子摆错位置，她就会说：‘那只娃娃怎么了？看起来它准备要扑过来了。’于是，我上学的时候把功课都做得完美无缺，因为我以为老师也跟母亲一样，会苛刻地监督我。一次到位总归比较容易一点。”玛德琳默默地坐了好几分钟，“母亲不准我偷懒，我想，这意味着她让我学会了要拥有职业道德。”
家长教导孩子拥有坚实的职业道德观念无疑是种助益，可这和玛德琳所说的并非一回事。夏洛特严苛的完美主义标准并不会培养出有益的职业道德，却会催生出对工作成瘾的行为。而工作成瘾也是一种强迫行为：不停地工作，是因为一旦停下来便会感到焦虑。有些心理学家将其视为一种成瘾行为，而我们的现代文化无疑也将其美化了。大家常常会听到有人自豪地说自己“整天都在干活”。如果把这句话里的成瘾行为替换成“整天都在喝酒”，听起来就没有那么了不起了。
员工们早就说过玛德琳多么有压迫感，工作节奏是多么累人，可我当时并未提起这些，因为玛德琳列的症状清单上没有这些内容。毕竟，心理治疗的技巧正是在于辨别关键的时刻：来访者准备好去面对自身心理疾病的时刻（我在会面后期就对这一建议有所疏忽）。
我不相信玛德琳能凭一己之力取得如此巨大的商业成就，总有什么人在某些地方激励过她，帮她增强了自尊心。她的父亲时而会表示支持，但无法使她脱离母亲的魔掌，而且，凯伦将她拒之门外后，她的父亲也在情感上抛弃了她。
最有可能充当这一角色的人就是玛德琳的祖母（她很少提起祖父，只说他安静又和蔼，非常关注股票走向）。她的祖母——也就是手握家族资产的人——每星期都会带玛德琳外出用午餐并选购古董。玛德琳说，她们每次出门都会做好计划，一旦完成一件事就会打上勾。她们也会去往不同城市寻觅古董，玛德琳借此了解到祖母是如何娴熟地跟人交涉。她们还一起去纽约探索当地的艺术世界。一路上，祖母不仅会带玛德琳去买衣服，还陪她看木偶剧和百老汇演出，不管她想要什么都会满足。
玛德琳惊奇地发现，自己和祖母在一起时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有一次，玛德琳和祖母在岛上的小屋——被她们称为“大院”的屋子——里一起烤巧克力曲奇，她一口气吃了三块。“我料想她会骂我是怪物、是猪，结果她却说：‘吃慢点儿，亲爱的。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还以为自己必须在别人拿走曲奇之前全都塞到嘴里呢。”
“你的母亲没有去过大院吗？”
“她从来不去。她不喜欢爷爷奶奶，跟他们在一起时她没有机会展现自己糟糕的那一面。她说她来自美国，跑到加拿大的荒野已经够糟糕的了，她可不想跟三个假正经、一个小屁孩和一大群蚊子一起待在岛上。”
“她为什么说你父亲和他的父母是假正经？”
“哦，其实，她有一帮朋友，他们都是——”玛德琳叹了口气拖长音调，看起来很苦恼。我示意她接着说下去。“怎么说呢，沉迷于寻欢作乐。那些女人都抽烟喝酒，喜欢挥霍金钱炫耀打扮。她们去美国拉皮的时候，雪儿都还没出生呢。她们会在乡村俱乐部喝得酩酊大醉，然后交换配偶。其中一人的丈夫因为花光了别人信托基金的钱被吊销了律师执照。还有一些人则已经离婚。我母亲最好的朋友是她的室内设计师，是个同性恋。他们一起逛街购物，有一次还不得不‘紧急前往罗马’去买一个书柜。我有一天提前放学回到家，看见母亲跨坐在他的腿上。我当时才意识到，他根本不是同性恋。”
“掩护工作做得真好。”
“可不是嘛，而且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她在这方面的主意可不少呢。”
“她是如何应对这种局面的呢？”
“她立即甩掉了情人，说我是个不要脸的偷窥狂，还说……”玛德琳低下头，显然无法继续说下去了。她的眼里再次噙满泪水。
“是什么样的糟糕事情让你感到如此难过？”
“哦，糟糕透了。她说她会告诉我父亲，我脱掉内裤和园丁帕斯夸尔玩游戏，而且，整件事情是我主动挑起的。她接着走到露台门外，当场解雇了帕斯夸尔，还写了一张想必非常可观的大额支票。”玛德琳实际上非常喜欢这位园丁。“他有时会和我玩捉迷藏，把我扔到泳池里或者跳水板上，还会从口袋里偷偷掏出糖果给我吃。但这下子，我开始觉得自己和他做的都是些肮脏恶心的事情。”
玛德琳伤心极了，对此表示抗议。她的母亲说：“干得好，你这个小怪物。你害得帕斯夸尔被解雇了。”接着又抬高嗓门说，“他给我们弄了只杂种狗来，是他活该。”
帕斯夸尔的狗生了小狗，于是带了其中一只给玛德琳玩。她的父亲说可以留下来养着。玛德琳不经意间露出了我从未见过的笑容，她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小狗名叫弗雷德，名字来自弗雷德·阿斯泰尔，因为玛德琳的母亲每天晚上都强迫它在吃晚饭前跳舞。显然，弗雷德的表现十分优秀，连邻居们都来观看表演。我向玛德琳指出，她的母亲对弗雷德做的事情跟对她做的一模一样。
“是啊——没有免费的午餐。”她热情地说了下去，态度明显出现了变化，“我很惊讶竟然有谁会爱我。”她回忆起自己放学回家时弗雷德有多么高兴。小狗夜里还会睡在她的床上。“说实话，我认为是他温暖的身体拯救了我。”她说，“有一天，母亲抬起手正要揍我——她时不时会这样——弗雷德对她吼了起来。”玛德琳一边说着一边流下眼泪，随后把脑袋搁在了大理石做的古董桌子上。
“为什么这会让你感到如此难过？”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维护过我的人。”（她一直以人来称呼弗雷德。）
“那你的父亲呢？”
“他在一些事情上尽管站在我这一边，但要是母亲大发雷霆，他从来都不敢正面抗衡。她有一天气急败坏地发火，我于是躲到地下室里的工具间，想坐在那里吃我从学校带回来的一块糖果。结果发现父亲也在那里，正在吃意大利面罐头。我于是坐到他边上一起默默地吃起东西来。”
“她就在楼上为所欲为吗？”我问道。
“我们吓坏了。”
“你的父亲为什么这么怕她？”我以前也问过这样的问题，但我依然不明白，“他的父母是不是很残忍？”
“一点也不。他们非常得体，有很强的职业道德感，也很有爱心，愿意投入时间来陪我。我的祖母从我小时候起就花很多时间教我雕塑，还会带我周游世界，那段时间特别美好。我十三岁时就能分辨一个明朝花瓶是不是赝品，一点也没有夸张。”
接下来的那次会面时，玛德琳送给我一份包装精美的巨大圣诞礼物。我解释说，出于职业要求，心理治疗师不能接受来访者的礼物，她对此并没有表示反对。我将这份大礼视为一种考验，她见我没有收下，显得松了口气。我将此记在心里，以便日后在讨论“信任”这一概念时说起。
我问玛德琳节假日有什么安排，她说会独自待在家里。想到她一个人待在纽约的巨大公寓里无所事事，我说，被从小到大生活的那座屋子拒之门外滋味一定很不好过，特别是在圣诞节的时候。
玛德琳说她原本以为自己不会再碰到母亲那样的人，结果父亲和凯伦在一起了，她感到非常惊讶。“她和我母亲一样性格疯狂，但她不像母亲那样年轻貌美又目标明确，只会虚张声势。更何况，她也没有家族财富可以挥霍。”
凯伦开始砸古董的时候，任职多年的管家随即给玛德琳打去电话，后者报警后便搭乘班机回到多伦多。玛德琳到家时，警察在客厅里边翻杂志边等候，管家也已经给他们端上咖啡。凯伦一见玛德琳就叫她“夏洛特”——她不是疯了就是醉了，两种情况都在她身上发生过。管家告诉玛德琳，凯伦会折磨邓肯。邓肯有时不得不把自己锁在浴室里，而凯伦则在门外用锅碗瓢盆拼命砸门。管家指着门上的凹痕给警察看。没有人知道凯伦乱发脾气的这段时间邓肯的行踪，好在玛德琳知道要去哪里找他。“他还是躲在地下室里，端着一罐浓缩罐头汤，坐在工作台上。”玛德琳质问他时，他说凯伦会冷静下来，一切都会过去的。“总之，警察后来直接走了。他说到底还是站在凯伦那边。我从那以后就不被允许回家了。”
我进一步探究邓肯这些年的行为时，玛德琳解释说，父亲似乎觉得和她之间有一种契约。“他说凯伦情绪不稳定，而我却很坚强，说我们必须一起做出牺牲。这跟母亲发疯时他对我说的‘高尚的义务’如出一辙。其实这不一样。他承认我母亲很危险，会造成实际的伤害。”她的父亲还说，他和玛德琳才是真正属于艾灵顿家族的人，夏洛特只是个讨厌的外人。“这倒是真的，她虽然不太聪明，却十分狡猾又冷酷无情，一辈子都把父亲玩弄于股掌之间。”
在整个心理治疗过程中，我始终未能解开这个谜团：为什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邓肯工作时如鱼得水，在情感生活中却先后被夏洛特与凯伦压制得死死的？他一生都受到这两个对他缺乏爱意的女人掌控。他对女儿被拒之门外感到难过，可还是乖乖听从一个从未给过他任何回报的女人。玛德琳曾说，邓肯的父母虽然内敛含蓄，但为人并不刻薄。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可能：温和善良的祖父母在为人父母时可能远非如此。毕竟，人年纪上去以后往往会变得更加温润。
邓肯本人在情感层面上似乎更执着于金钱：首先是要有钱，然后才能将其当作权力的一种形式。他虽然和蔼可亲，却让我想起两位可悲的虚构人物：狄更斯笔下的吝啬鬼斯克鲁奇以及乔治·艾略特笔下的织工马南。他真情实意爱着的只有女儿，但由于他无法保护自己，因此无法尽到保护女儿的责任。
我们第一年的心理治疗接近尾声，我还天真地以为自己只会进行六次会面呢！像玛德琳这样经受这么多创伤的人只有在倾吐痛苦之后才会开始愈合。我的职责就是见证这个过程，并且让她相信，每天早晨打招呼时被称作“怪物”十分残忍，而且其中的问题并不在于她。我要做的，就是帮助她面对如此痛苦的童年留下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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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搞清楚为什么玛德琳害怕坐飞机旅行。由于这种恐惧症并非与生俱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近来发作的原因，以及有什么办法可以将其摆脱。
显然，玛德琳的助理维也纳和我想法一致。她把我拉到一边，说他们的会计想让她找我谈谈，因为公司的境况实在堪忧：玛德琳不准任何跑腿的员工搭乘飞机，哪怕他们有货要送——那些最昂贵的商品可不会自动抵达目的地。维也纳总结说：“抱歉，我这么说有点儿越权，但过不了多久客户就会发起抗议。那可都是一些自命不凡的花瓶妻子或者挑剔的博物馆学家，他们希望什么都在昨天就能送达——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就在这时，玛德琳冲进房间喊道：“维也纳，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是不是想让吉尔迪纳医生觉得我们都是疯子。先是我父亲，现在连你也这样？天哪，快出去！”维也纳若无其事地把发辫朝肩上一甩，微笑着和我道别。
玛德琳问我维也纳都说了些什么。“她关心你，也关心这家公司。”我开口说，“她担心你太过害怕飞机坠毁，会对公司业务带来不良影响。你去戈德布拉特医生那里看过了吗？”就是我介绍给她的那位专治强迫症的心理医生。
她去了之后，医生给她一本硕大的练习簿，让她记录自己的各种恐惧，当作为期六周的治疗项目的一部分。“我不知道担心飞机坠毁是一种强迫意念，还是只是神经过敏导致的恐惧，”她坦言说，“要知道，吉尔迪纳医生，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我就会害怕命运，或者怕有人会看穿我其实是个……”她犹豫了一下。
“你想到了什么词语？”我问道。
玛德琳显得很惊讶。她眨了眨眼，朝后靠向椅背，像是被击中了一样。“怪物。”
“你母亲用来形容你的词语。”
她点点头。
“所以说，你觉得自己不配遇到事情进展顺利。你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是个怪物，载着你最优秀的员工和古董的飞机坠毁是你应得的下场。”
有那么一会儿，玛德琳显得十分困惑。“是啊。这整个公司都是虚伪的怪物一手搭建起来的。”
她无声地坐着，慢慢消化自己无意识中释放出来的想法。“要知道，我念高中时是学生会主席，样样一百分，大家都以为我有个完美的母亲。”她回忆道，“其他人的母亲会说：‘夏洛特，玛德琳特别认真，学习也很卖力。你是怎么教育她的？’我母亲只会微微一笑，说：‘哦，我不过是比较走运罢了。’”
“你的母亲有没有强迫性的行为？”
“哦，有啊，我们都不得不忍受那些行为。”她断然说道，随即描述起母亲以前会如何拔自己的眉毛，“她先是把眉毛都拔光，要是变得疯狂起来，就会连根拔掉，用镊子不停戳眉毛部位的皮肤，戳到流血才罢休。”夏洛特为此必须连续好几个星期戴墨镜，以此遮盖痂痕。“我父亲叫她住手，她就说自己这么做都是被我这个怪物、我的父亲以及他那些无聊又吝啬的朋友和家人逼的。她还大喊：‘没听说过“抓狂得眉毛头发都要拔光了”这句话吗？我变成这样都是你们害的！你们，还有你那古板又吹毛求疵的父母，都联合起来对付我。’”
我向玛德琳解释，她的母亲患有一种十分常见的障碍，名叫“拔毛癖”（trichotillomania），患有这种障碍的人一直会忍不住拔（在部分案例中，患者还会吃掉）自己的毛发。这会导致明显的脱发、忧虑以及社交或功能障碍。这是一种冲动控制型障碍，往往根深蒂固，治疗起来相当困难。
我一边说一边看向玛德琳的眉毛——或者说，她稀疏得几乎看不见毛发的眉部。我第一次见到她时便注意到那两条角度有点儿怪异的描出来的细眉毛，当时就怀疑她患有这种障碍。我等着她开口说点什么。
最后，她在长时间的沉默以后问我：“干吗啊？”
“那你的眉毛呢？”我试探着说。
“我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眉毛本来就细，而且我会修眉毛，不过，我可不会像母亲那样连根拔掉，然后留下结满痂的两道痕迹。我修成这样是一种风格。”
我什么也没说，察觉到这是玛德琳头一次搪塞我。而且奇怪的是，她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从未承认过自己患有拔毛癖。在一篇有关她的杂志文章中，作者将她的妆容形容为“丘比娃娃妆”，我因此知道这并非我的想象。然而，她始终没有改口。
我在心理治疗中发现，我们无法预测为什么有些人会承认自己存在——或愿意探讨——非常反社会或野蛮的行为，但同时又拒绝承认自己犯下相对而言无足轻重的社会性的越界行为。
我们来到了心理治疗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我必须仔细考虑接下来要怎么办。我知道玛德琳送昂贵的圣诞礼物给我是在考验我，我通过回绝礼物从她那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我们后来聊起这件事时，她说她以前看的一位婚姻咨询师还找她为自己继承的一些古董做免费评估。玛德琳的父亲邓肯曾经告诉我，我从未在会面时问起任何关于股市的问题着实让他感到惊讶，因为他以前看的心理医生每次会面都会从股票的话题聊起。我常常发现，儿童时期被人以某种方式“利用”的人会无意识地找上重复这种行为模式的心理治疗师。
不过，获得信赖并不总是能让治疗立即出现进展。换句话说，与来访者正面交锋并没有什么用。他们也许会承认治疗师试图解释的神经官能症，但这种胜利往往得不偿失。只有当治疗师让到一边，任由来访者以自己的方式获得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其才会获得真正的洞见。如果玛德琳不愿承认自己遭遇相同的折磨是为了将自己与母亲彻底区分开来，这样也无妨。我于是决定不再追问眉毛的问题，寄望于今后能有机会重新提起。毕竟，我早已认识到心理治疗并不一定要按部就班。真正需要做到的是让玛德琳知道我真心为她着想，她可以相信我能帮助她面对心魔。
我每次走进玛德琳繁忙的曼哈顿办公室与她会面时，似乎一直会有不同的人来找我。有一个星期，一名身穿时髦的杰尼亚西装的男子走到我跟前，贴得特别近，让我感到很不自在。他说话时带着浓重的东欧口音。“她显然是疯了。”他说，“她一周工作七天，直到半夜才离开。她对我们也逼得特别紧，我们都准备不干了。”
“那你为什么没有辞职？”我问道。
他没料到我会这么问，停顿了一下之后说：“她比我们更拼命，而且，她给的工资是其他地方的两倍。她让我生不如死，但我对她很忠诚。我希望你知道，她是个工作狂。”接着，当楼梯上传来玛德琳高跟鞋的踢踏声时，他像螃蟹一样打着横从侧门溜走了。
“佐尔坦跟你唠叨了些什么？”她质问道，“他总是埋天怨地的。”
“你为什么要雇一些那么难相处的员工呢？”
“说实话，他们让我对‘难伺候’有了全新的认识。我的大多数估价师和买手都是匈牙利人，他们都神神道道的——这是匈牙利人的特点——不过也很聪明，和我一样执着于把工作做好。他们可以一连好几天研究一尊雕像，没日没夜地用碳定年法进行年代测定。跟高端产品打交道时，就需要有较真的员工。一旦卖出假货，名声就会永远受损。”
“他们都跟佐尔坦差不多吗？”
“更糟糕，他至少工作勤快。他一直得吃胃药，因为他说他胃里‘会闹腾’，但他还是坚持工作。你该见见那个奥地利人乌尔里希，他是拜德米尔风格家具的世界权威，随身携带嗅盐，每周还会消失一天——天知道跑哪儿去了——然后星期天来上班，因为他说他需要安静的环境。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找来这样的人的。”
我们都笑了，因为整个公司的人都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连清洁女工都曾向我大喊：“吉尔迪纳医生来了，谢天谢地！”还给我送来一个复活节蛋糕，附带的卡片上写着她会为我和玛德琳祈祷。
我在企业展开心理咨询工作时往往会发现，如果一个公司老板的父母要求很高又很自恋，其往往会不自觉地雇用同样性格的员工，并竭尽全力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哪怕其自身就是领导。公司就像家庭，企业文化也因此会重现家庭中的动态关系。
有一个星期，玛德琳迟到半小时才出现，并且随即问我有没有看到报上的新闻。“我的前夫这个周末再婚了。”除了在心理治疗头几个星期我收集家族史的时候玛德琳提过前夫乔伊，这还是她第一次说起这个人。她曾告诉我，乔伊是意大利天主教徒，父母是第一代移民，经营着一家面包房，她之所以嫁给乔伊，是因为对方的出身并非她所熟悉的多伦多白人富裕阶层。她以为乔伊会让她感到“更加贴近现实”。
乔伊向来开朗，喜欢做生意，以前还是足球运动员，英俊有魅力。最重要的是，他不神经质。邓肯很喜欢他，两个人都爱好飞机、汽车、游艇和钓鱼。每当玛德琳有什么烦心事，乔伊就会说：“别担心，宝贝，一切都会好的。”
乔伊深谙全球商业趋势。二人一结婚，乔伊就向邓肯借钱，想要购买一家公司的加拿大分销权，而这家公司的产品最终也使其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公司之一。用玛德琳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精明决定”。他在五年内便向邓肯还清了借款。
“你以前就是用‘精明’来形容你母亲的。”
玛德琳似乎对这句话感到特别惊讶。
“我以为自己嫁给了一个能够看穿她的人。”她说，“说实话，他对我母亲的厌恶是他最吸引我的一点。乔伊真的特别讨厌她。我认识乔伊的时候，她住在棕榈滩，只有在取钱或者参加各种庆祝活动时才会偶尔飞过来。”
“难道就没有其他人看穿过她吗？”
玛德琳的眼睛湿润了。尽管她会在会面中说起种种残酷往事，却很少流泪，我因此知道，无论接下来要说什么，她都肯定感到特别痛苦。她解释说，她必须先聊一聊第一任男友巴里。他与玛德琳住在同一条街上，平时打交道的都是同一群人。二人念的都是私立学校，还参加同一个社团。他们在一起有四年时间，从九年级一直持续到十三年级，就青少年而言时间不算短。玛德琳对巴里的喜爱与他有四个兄弟和一个美满的大家庭密不可分。巴里的母亲常常烹饪大餐，一家人会在乡间别墅举办家庭聚会。他的母亲对玛德琳很亲切，还会一起制作玛德琳喜爱的各种精美甜点。她口中的巴里的母亲温和率直，并不在乎妆容是否完美。“她的儿子们经常逗她，用胳膊搂着她，还把她举到半空原地打转。她一直会说：‘够了！够了！够了！’在我看来，这简直像是天堂。她从不跟人调情，也不会穿着性感的衣服和高跟鞋在家里走来走去。”
“调情？什么样的母亲会调情？”我问道。这下轮到我露出惊讶的表情了。
夏洛特会穿着泳衣和高跟鞋、手拿香烟在屋子里转悠，巴里觉得她很漂亮，“我从来没有和巴里睡过觉。”玛德琳说，“我不想变得跟母亲一样。她会对巴里说：‘你跟假正经小姐今天晚上准备干什么呀？你为什么写作业，为什么不出门跳探戈？’然后便当着他的面跳起探戈。”玛德琳的父亲有一次见到夏洛特与巴里调情，随即予以制止，说没有哪个十六岁的男孩子会对四十岁的女人感兴趣。
夏洛特的回答让女儿不寒而栗。“哦，真的吗？你想不到的事情多着呢。”
有一天，玛德琳去巴里家的乡间别墅做客。当时所有人都在码头上喝酒，玛德琳没有喝酒，因为她不想变得像她母亲那样。不胜酒力的巴里喝醉后哭了起来，说他很抱歉，说如果可以从头来过，他再也不会这么做了。玛德琳立即反应过来，巴里和她的母亲发生了性关系。夏洛特勾引巴里后，二人交往了将近一个月。玛德琳就此同时遭到母亲与自己初恋的背叛。当时依然相爱的巴里和玛德琳试图放下这件事，可是，这种背叛对玛德琳来说伤害太大，她最后与巴里分手了。
这个白雪公主般的童话故事展现了当玛德琳长大成人正值青春、展现出美丽的一面后，她的母亲感受到了致命的竞争。（在童话故事的最初版本里，伤害白雪公主的是她亲生母亲，并非继母。格林兄弟笔下故事的暗黑特色可不是空穴来风。）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在著作《童话的魅力》中写道，在《白雪公主》的开头，当母亲意识到白雪公主的美貌远在自己之上后，便通过墙上的魔镜寻求慰藉，这一举措足以证明她有多自恋。在展现青春期女孩面对自恋又好胜的母亲所感受到的危机这一主题中，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故事了。而在玛德琳的故事里，并没有友善的小矮人向她伸出援手。
分手一个月后，玛德琳和父母在乡村俱乐部用餐时，她母亲与巴里之间的不当情事造成的影响开始浮现。玛德琳的父亲问起巴里最近到哪儿去了，玛德琳只说他们分手了。“母亲一个劲地喝酒，我不知道是什么导致我说出了接下来的话，但我真的是要崩溃了。我不仅失去了巴里，还失去了他的家人。我模仿母亲的那种傲慢语调——我可太擅长模仿她了：‘发生了那种事情后，他可没脸再来见我了。我们家虽然不小，但也容不下那样的事情呀。’
“我母亲只是笑着摇摇头，就好像我疯了一样。父亲对我们二人知根知底，因此知道这是真的。”邓肯摇着头离开餐桌，去男士休息室抽雪茄去了。
她的母亲第二天早上一句话也没说。那天玛德琳放学回家后，弗雷德没有到门口吠叫着来迎接，她随即产生不祥的预感。“母亲站在厨房里说：‘我今天带弗雷德去剪指甲了。兽医说它得了癌症，不得不让它安乐死。真是悲惨啊。’
“那是我唯一一次反抗她，结果她杀死了弗雷德。”
“难怪你和父亲都那么怕她。”（这一事件让我想起前面章节里的阿特，他在艾伦娜坚持自己的主张后杀死了家里的猫。）
“父亲并不在意她与巴里的事，对她做的大多数事情也都不以为意。可他无法原谅她对弗雷德做的事情，我也没法原谅她。”（我读到过邓肯以前的心理医生写的笔记，医生写道，邓肯最大的心结似乎就是失去那只狗。）
“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把‘不被你母亲吸引’当作寻找结婚对象时的重要条件了。”我对玛德琳说。乔伊和玛德琳结婚后，等于在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而且还用邓肯的钱成功在加拿大开设特许经营店。玛德琳说，他成了超级暴发户后，想要拥有各种浮夸到令人发指的消费品。他们结婚快满一年时，乔伊抱怨玛德琳过于沉迷工作。此话不假，乔伊一旦有了金钱和生意便雇用经理管理商店，自己则每天睡到中午才起来。他的职业道德感和玛德琳与她父亲的完全不同。而且，他还是个十分糟糕的伴侣。
“你向他吐露过你在性方面的挫折吗？”
“说了很多次。他只会说：‘我很开心啊。’我提议去做婚姻心理咨询，他说想也别想。随后还说了一句‘亲爱的，我从未向你许诺玫瑰花园’算作安慰。”
此后，二人之间的分歧不断扩大。乔伊想买飞机、赛车和大游艇，玛德琳则对这些东西完全不感兴趣；玛德琳喜欢去欧洲旅游，乔伊却拒绝同行，而是想留下来看赛车比赛。乔伊对玛德琳是否快乐或在性方面是否满足毫不关心，觉得她要是不高兴一起出门，大可以待在家里。他这样做实际上是在表示：婚姻现在由他操持，玛德琳必须忍受。坐拥玫瑰花园的人是乔伊，玛德琳得到的只有尖刺。
玛德琳的母亲同样只关心她想要的东西和自己。而且乔伊也像她那样，认为玛德琳的诉求很烦人，无意满足她的任何要求。夏洛特勾引邓肯上钩后一辈子都在花他的钱，乔伊对玛德琳也是如此。
“难怪乔伊从一开始就看不惯你母亲，他认出了与自己相同的那些特质。”我说。
“不过我还是害怕他会离开我，所以一直没有离婚。”
“你为什么害怕被抛弃呢？我是说，我们都会对此感到恐惧，但为什么要和一个这么差劲的男人待在一起呢？你富裕、美丽又才华横溢。”
“首先，我不觉得自己具有你说的任何一种优点——嗯，也许还算富裕——但这个不算数。金钱从来都没有让我感到快乐。”
“你以为这些优点是我编造的吗？”我问道。
“不……”她犹豫地说，“不是这样。老实说，你吓到我了，因为我觉得你也被我蒙骗了。”
被人抛弃的恐惧主宰着玛德琳的生活。正因为此，她与一个糟糕的丈夫结婚那么多年，还担心那些死气沉沉又缺乏忠诚感的员工会“抛弃”她，因此支付过高的工资，对他们百般忍受。我对她的童年了解越多，就越是意识到她的问题源自儿时父母始终疏于照管。
玛德琳在高中参加赛艇队时，母亲很少会按约定时间去接她。她成了训练后唯一被留下来的女孩，要在寒冷的码头上待一个多小时等候迟到的母亲。“我一上车她就会说：‘哦，瞧瞧这位讨人厌小姐。难怪我迟迟不想去接你。谁要看到这副臭面孔啊？’”由于玛德琳总是最后一个离开，老师会写信去她家，说他们不能久留，并要求家长做好安排去接她。母亲会把纸条撕掉，不让邓肯看见，还说：“我们给私立学校付了这么多钱，我什么时候到，他们就应该等到什么时候，何必还要寄这张纸来？你哭着向他们诉苦了是不是？你这个小怪物！他们也许还没看透你，我可是看透了。”
真正的自恋者——比如夏洛特——从不认为自己有错。他们通过猛烈的攻击做出回应时，往往认为是在自我保护，以此抵御一些试图伤害他们的人不怀好意的挑衅。他们受到威胁便会奋起反击，迅速施加报复。自恋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好战的防御心态。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们继续探讨有关抛弃的问题，玛德琳向我讲述了她十一二岁时父母与祖父母去俄罗斯旅行六周，她独自留在家中的经历。夏洛特没有为她请保姆，只给她留了点钱用来乘出租车或者去餐馆。“但我太害怕，不敢出门，只好紧紧抱住弗雷德不放。屋子硕大无比，有客房、温室、车库，泳池边还有一间小屋。”
玛德琳的父母旅行期间，有一天，她在街对面的好友罗林家吃饭时不经意间提起父母都在俄罗斯。后来，她帮忙端菜上桌的时候无意中听到罗林的父母在厨房里的对话。“我听到她母亲说了‘疏于照管’和‘虐待儿童’。”玛德琳知道罗林的母亲是个普通人，从不编造或夸大事实。罗林的父亲说，邓肯一定不知道玛德琳孤身一人，不然他绝对不会允许的。最后，罗林的母亲向玛德琳要去她家清洁女工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随后致电并让其长女——十九岁的亚松森——陪伴玛德琳直到她父母回家为止。“‘虐待儿童’这几个字印刻在我脑海里。”玛德琳轻声说道，“我想，我在那天打开了一扇小小的门。”
玛德琳父母去俄罗斯第一个星期的一天晚上，她独自待在家里，外面风很大。忽然，防盗报警器响起来，随后停电了。玛德琳吓坏了，以为有人割断电线要闯进来杀了她。她不敢给任何人打电话，因为她知道，要是母亲发现她——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哭着向人诉苦”还“挑拨离间”，一定会大发雷霆。“我房间里的灯都灭了，只有座机电话还有电，于是我报了警。家里的警报器响个不停，弗雷德躲在床底下，害怕得瑟瑟发抖。”警察最后终于来了，身后还跟着警报器公司的人员。原来，强风吹倒了一些树木，触发了警报。
警报器公司的人向警察解释了原委。两位警官想要找玛德琳的父母谈话，可她却说他们要在俄罗斯待六个星期。当他们问起谁在照顾她时，她说她自己照顾自己。两位警官交换了一下眼色。玛德琳感到害怕，这才想起她得替母亲打掩护。她告诉警官，清洁女工每周会来两次，如果她感到不放心，可以给别人打电话。
“警察没有说你不能一个人待着吗？”我问她。
“没有。他们踌躇了一会儿，最后还是离开了，还说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给邻居。”这时，一个身穿浴袍的邻居来到屋外，对这场骚动表示关切。警察和他聊了几句。玛德琳远远地看到他们都在摇头，俨然情况十分糟糕。
这起遗弃儿童事件中的阶层差异十分令人玩味。人们往往认为只有那些经济状况困窘的人才会遇到这种事情。如果警察前往一处廉租房，发现孩子被独自遗弃在屋子里六个星期，他们要么会去追查父母的行踪，要么会把孩子送到寄养机构。前往玛德琳家豪宅的警察想必认为有钱人具有道德权威：他们如果把女儿一个人留在家里，肯定自有安排。毕竟，他们是“恪尽职守”的成年人。或者，他们也许害怕揭露有钱有势的家庭中发生儿童疏于照顾的情况：邓肯可能会进行报复，他们也不想为此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于是，他们任由一个十一岁孩子独自生活了一个多月。这起事件从未上报任何儿童福利机构，这些警察也没有上门回访。
玛德琳回忆多年后和乔伊一起去看电影《小鬼当家》。“我不得不中途退场，因为我感觉快要晕倒了。”玛德琳说，“观众们竟然都在哈哈大笑，我震惊极了，觉得自己只想对他们大声喊叫，让他们不要再笑了。”
“这是你的亲身经历，你知道这一点儿都不好笑。”
玛德琳的父母从俄罗斯回来后，清洁女工的女儿在门口碰见他们，于是说起接到罗林母亲打来的忧心忡忡的电话。那位姑娘拿到钱离开后，邓肯一反常态地勃然大怒。他以为夏洛特已经做好安排，会有人来照顾玛德琳，他想知道她到底在动什么脑筋。“他们大吵一架。我母亲说：‘我十五岁的时候就为家人到处去收集去汉普顿的邀请函了。我不仅要亲自迎合奉承别人，还得为全家人夏天去哪儿度假做好安排。’她随后开始拼命大喊，那种尖叫让人不寒而栗，因为我们知道，她之后会找我们算账：‘谁让方特洛伊小公子做过什么事情了？天哪！她要做的无非是去餐厅吃晚餐。换作我的话，有机会让男朋友上门，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她却偏不，而是要去报警，让多伦多的每一个汤姆、迪克跟阿猫阿狗都知道这件事，就是为了让我难堪。老天爷，我可真是受够你俩了。’说完便踩着重重的脚步上楼去了。”邓肯在她身后大声说：十一岁和十五岁差远了。而且，他说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重复夏洛特小时候的遭遇。
“她在楼梯口回头说：‘你要是真他×的关心你的宝贝，为什么不给她找个保姆？关键词：宝贝。’”
听完这个故事以及其他诸多类似事件后，我问玛德琳，她觉得母亲是想要摧毁她呢，还是单纯缺乏当母亲的能力。
她坐在那里思考良久，最后说：“也许两者都有。我不确定她是不是想摧毁我。我觉得自己对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但说到为人父母的能力，我知道她的母亲和她一样糟糕——说不定比她还要糟糕。”我对于玛德琳从未见过外祖母感到很惊讶。夏洛特告诉玛德琳，外祖母既狡猾又怨声载道，丈夫厌恶她，因此把她留给夏洛特，并且拒绝再见到她们俩。他虽然有钱，却一个子儿也没有给她们。就连邓肯也特意交代过不准玛德琳去拜访外祖母，而且他们家也不欢迎外祖母来。“这很不寻常。”玛德琳说，“因为他从不制定任何规矩，除非是与金钱有关。我不知道她做了什么，反正肯定很糟糕。”
接下来的那次会面时，维也纳陪同玛德琳进入办公室后对我说：“我不知道心理治疗到底进展得怎么样了，反正会计告诉我，要是大家再不带着产品坐飞机出差，我们就要坐上破产的直达航班了。”玛德琳看向维也纳，眼神简直像要掐死她。维也纳没理会她，接着说道：“嘿，你说过让我不要藏着掖着的。所以说，吉尔医生，我们现在形势紧急。”
“维也纳，出去！”玛德琳尖叫着说。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维也纳露出灿烂的笑容说，“吉尔医生，我很喜欢你的书。”随后退出房间，关上了对开的两扇门。
玛德琳看着我，显得有点儿气馁：“维也纳说得对——我不断流失客户和资产，必须直面飞行恐惧症了。但我已经在看戈德布拉特医生了，也在做一些练习，设法让自己的心率降下来一点儿。”
“我想，当人们登上飞机离开你时，会给你带来各种感受。我们上周探讨了你父母去俄罗斯时你感受到的被遗弃的滋味。被遗弃感是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人们会做出各种行为来避免这种感觉——哪怕让自己的生意陷入危机。”
“不，跟被遗弃感没有关系。”玛德琳回答完静静地坐着，足足思考了五分钟，“这还是跟‘怪物’有关。万事顺遂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会受到惩罚。大家早晚会发现我是个怪物，即便他们不知道，坏事也还是会发生，因为怪物不配获得成功。”她迟疑了一下，接着说，“或者快乐。”
“这都是你母亲说的吗？还是你做了什么让你觉得自己是个怪物的事情？”
她脸红了：“你怎么知道的？”
我保持沉默。接着，我见她没有开口，于是说：“有一点我很清楚，我们都会做一些让自己感到羞耻的事情。当我们触碰某种禁忌时，羞耻感就会爆发。任何说自己没有经历过羞耻感的人要么没有真正生活过，要么就是在撒谎。”
玛德琳双臂交叉放在胸前，低头看着桌子。“我还没离婚的时候，和公司里配送部门的一个男人发生了关系。那是五年前的事情了，持续了大约一个月时间。我为此特别厌恶自己，我变得和母亲一样差劲。”
“让我理一理：你丈夫用你父亲的钱创办了一家企业，然后他平时不进公司，对你喜爱的事物也不闻不问，还一直买你毫无兴趣的昂贵东西，比如快艇和飞机。他从没参与过你喜欢的与文化有关的事情，还拒绝进行让双方都感到满足的性生活。当你说你不快乐的时候，他的回答等于在说他不在乎。”
“请不要再为我的外遇辩解了，不然我就无法相信你作为心理学家说的话了。”
“我不是在为你的外遇辩解，我就是想告诉你，出轨并非什么不寻常的反应。你已经尽你所能让乔伊知道你希望你们的关系能有所改变。你想要做婚姻咨询，他拒绝了，所以你自己去参加了几次会面。你把你的想法和盘托出，可他的言下之意却是：‘那又怎么样？我不在乎你的感受。’”
玛德琳看起来还是略显犹疑。我于是说：“对了，他的语气听起来像谁？”
她一脸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