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挥金如土，还说不在乎你是否快乐。你提到职业道德感的时候，他又说你墨守成规。”
“我的母亲。该死！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表面上如此不同，又彼此厌恶，我根本没发现这一点。老天啊，真是日光之下无新事，我跟我的母亲结了婚。”
我此前已经提到过这种相似之处，但她显然没有完全理解。有时候，来访者不得不从多个角度反复观察并聆听一些事情，他们的无意识才会渗透到意识之中。这就是心理治疗需要持续很长时间的原因之一。
“乔伊和你的母亲有什么不同之处？”
“乔伊非常和蔼可亲，大家都喜欢他。”
“你母亲对其他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俩都有很多表面上交情很好的朋友，真正交心的人却没有。”
“我觉得自己没法离开他，最后在这段关系里度过了痛苦的九年时间。”
“就像你没法离开母亲一样。你当时是个孩子，她就是你的整个世界。你习惯了她对你漠不关心甚至有时略显残忍的态度。你能做的就是默默忍受，小心保护自己不被她看穿。”
“天哪，我对乔伊也是这样！他的商店经理打电话问他到哪儿去了的时候，我虽然心里一沉，但还是会为他打掩护。他说他跟兄弟们出门时，我知道他在撒谎，他实际上是寻欢作乐去了，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和他对峙。我特别害怕他会离开我。”
“就像你母亲去俄罗斯时那样，或者是她在你完成赛艇和曲棍球训练后迟迟不来接你，以及最后为了另一个男人离开了你。你没法离开乔伊，是因为你早已对他的残忍与漠不关心习以为常。”
“残忍？这有点儿夸张。他一点也不残忍。”
“当有人表示不在乎你在性方面是否感到满足，并且不关心你其实想去高档餐馆用餐而不是去看赛车比赛，最起码来说，这显得冷漠又刻薄。他约会时百般殷勤，拿到你父亲的钱之后就露出了真面目。”
“但他确实把钱还给我父亲了。”
“嗯。不过，如果没有你父亲的帮助，他永远不会有数百万加元来抓住那个商机。”
“也许男人根本就不在乎女人是否快乐？”
“我觉得你并不知道善良究竟是什么意思，或者一个人为其伴侣做哪些事情属于稀松平常。”
“我的父亲就很善良。”
我向她解释说，邓肯与夏洛特相比显然是个更称职的家长。我相信他真心爱着女儿。“可是，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却不在你身边。”我指出，“他如此害怕，而且出于某种令人费解的原因，他喜欢的都是一些残忍又缺乏爱心的女人。”他在本应该保护玛德琳免受她母亲伤害的时候，却和玛德琳一起躲在地下室的工具间里。而如今，他再次与敌人为伍。“玛德琳，凯伦不仅毁了你祖母的古董，还不允许你踏进自己家的大门。你的父亲站在凯伦那一边，又一次背叛了你。你现在出现这些症状也并不奇怪。”我说她挺过了邓肯与她母亲为伍的背叛，可等到他再次与凯伦站在同一阵线，这种背叛就显得让她难以承受。就好比脚踝的同一个部位骨折了两次，她在心理上因此跛足也在所难免。
可是，玛德琳并没有认真听我说她父亲的背叛。她处在震惊之中，依然在消化刚刚领悟到的现实：自己想方设法摆脱母亲，结果还是嫁给了一个和母亲一模一样的人。
“我觉得我没法离开乔伊，我以为留下来是我应该做的。”她坐在那里，沉默了足有一分钟。“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她扮了个鬼脸，“我还是直说了吧。除了另一个怪物，还有谁愿意和怪物结婚呢？”
“怪物先生和怪物女士结了婚。”我说。
她点头表示同意。
“但最起码，你希望拥有像样的性生活，所以你有了外遇。我并不主张这么做，但我明白，你当时特别绝望。”
“正是如此。我非常绝望。老天，真不敢相信我竟然选了那个男人！”事情发生的那天晚上，他们二人都工作到很晚；产品必须在第二天一大早发货，而那名男子是包装工。“我们一起叫了外卖，之后他便开始和我调情。他非常体贴，还很关心我是否享受。当我在几星期后想要结束这一切时，他说他想自杀，还说了其他各种歇斯底里的荒唐话。”
我问她有没有找人帮忙处理这件事情，令我惊讶的是，她竟然说“有”。她找上了名叫安东的俄罗斯博物馆学家，安东和她一起工作，是个信得过的人。“虽然这么形容说明不了什么……但安东是这里最正常的人了。我在办公室里哭的时候正好被他撞见，于是把整件难以启齿的事情都告诉了他。我说我是个肮脏的荡妇，说我厌恶自己。他说那不是真的，乔伊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还说我应该止损，当机立断离婚，通过付钱或任何行得通的事情来摆脱他。”安东随后叫来包装工，说要是他之后再向玛德琳或其他人提起这件事的话，就必须走人，要是他还不罢休，就会被解雇。随后，安东向玛德琳保证包装工不会自杀，说“罗马尼亚人就喜欢把这个挂在嘴边”。他还说，就算包装工遭到解雇，也会忌惮警察和移民官员，所以永远都不会打电话找律师。
到头来，安东都说对了。包装工恢复了原状，至今依然在那里工作。（我好奇是不是给我们送来咖啡的那个人。）接着，玛德琳迈出了下一步。“我跟乔伊说我们之间算是结束了。他眼睛都没眨一下。我说结婚这么多年，分割财产时我会给到位的，他也没有拒绝。”他们后来离了婚，不到两年时间，乔伊又娶了一个“从未想对任何事情——尤其是在性方面——发表主见的意大利姑娘”。
我喜欢当心理治疗师的原因之一是，当来访者能够越来越透彻地看待自我，就会发现各种心理线索或启示，由此逐渐解开谜团，对全局也更有概念。真正做到这一点比说起来困难许多，尤其是来访者当局者迷的时候。
对玛德琳来说，第一个启示是：她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个怪物，而怪物不值得拥有幸福。她因此真心认为，即便事情进展顺利，还是早晚会出岔子——这就是她担心飞机失事的原因。
第二个启示是：玛德琳和我们中的许多人一样，坚信自己的结婚对象与难以相处的母亲截然不同，到头来却发现对方就是母亲的翻版。出身保守派上流社会的玛德琳虽然选择了乔伊——一个工人阶层的意大利天主教徒——可一旦褪去阶层的外衣便会发现，乔伊和她母亲有着相同的特质。他和夏洛特一样自恋到无法自拔，而且懒惰、刻薄又狡诈。
第三点，我们直面玛德琳被遗弃的儿时经历，回顾了她“小鬼当家”时的恐惧。
现在是时候让玛德琳把这三个主题编织到一起了，借此探究为什么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工作中，她都一直受到自恋者的掌控。我们需要把这些信息拼凑成一个全新的故事，帮助她摆脱各种日渐严重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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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疗中，来访者在揭开根本问题以前，也许会永无休止地应对各种症状，什么改变都不会出现。在这个案例中，玛德琳的母亲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她蓄意向女儿灌输自己的想法，让后者相信自己就是个怪物。
在接下来的那次会面中，玛德琳告诉我如今生活在美国佛罗里达的夏洛特打电话来邀请她去做客，说的时候吓得瑟瑟发抖。她上一次坐飞机去的时候，母亲“忘记”去机场接她，玛德琳只好在电话簿上翻找她的住址。当她终于抵达夏洛特的公寓时，可以想见有点儿恼火。母亲却说：“你怎么一见面就那么生气？你一般要过二十四个小时才开始恨我的呀。”
夏洛特依然故我。
我纳闷为什么夏洛特一整年都住在佛罗里达：“有钱人不会一年到头都住在佛罗里达。”我说，“要么是她离婚时没捞到什么好处，只得到了冬天避寒时住的屋子。”
“跟你猜的差不多。母亲在跟父亲结婚时有过外遇，而且她也没有特意去掩饰。烟灰缸里永远插满了烟头，‘单纯来拜访’的男人也络绎不绝。”玛德琳十四岁时，夏洛特与同属一个俱乐部的一个名叫杰克的已婚男子发生了关系。该人是一名富裕又低俗的房地产开发商，时而现金充裕，时而负债累累，还被卷入玛德琳半信半疑地称为“过渡融资”的勾当之中。二人相遇时杰克五十多岁，夏洛特则差不多三十五岁。夏洛特为了谄媚的杰克离开了邓肯，但二人都没有离婚的意图。玛德琳说自己现在已经三十六岁，正好是她母亲离开父亲时的年纪。
分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杰克如今已经七十岁，患有前列腺癌和其他各种疾病。而夏洛特则被困在了看护者的角色之中——我认为，她其实并不情愿。我对她选择了一个年长的男人表示惊讶。玛德琳说：“他与我父亲迥然不同。他开朗又带劲，周围总是不缺有趣的人。他帅气得堪比肥皂剧里的明星，还会特地去摩纳哥赌博。”
夏洛特和杰克一样都很狡猾。邓肯家位于棕榈滩的公寓和杰克家的在同一栋大楼内。玛德琳的父母还在一起的时候，夏洛特会带着玛德琳为她与杰克幽会打掩护。“我被母亲拖到杰克和他当时的妻子住的公寓里，她和杰克会在桌子底下牵手、用脚相互触碰。母亲还会做出一些滑稽的举动，比如对他妻子说：我们的孩子应该聚在一起打网球。他的孩子当时已经二十四五岁，而我只有十四岁，真是尴尬得让人发笑。我要是不对她的鬼把戏显得雀跃，她就会说我是榆木脑袋，还说：‘玛德琳，你不是羡慕杰克的孩子们一起打网球，想让我帮你问能不能和他们一起玩吗？看在老天的分上，说点儿什么吧。’”
杰克离婚又亏了钱之后——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他的孩子就再也没有和他说过话。夏洛特告诉玛德琳，她打电话给杰克的孩子告知杰克罹患癌症的消息，可他们特别残忍，根本没有回电话。玛德琳说：“不得不说，他们真的特别向着母亲。”
“这让人不禁纳闷，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父亲。”我若有所思地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玛德琳坐直身子，放下手中的咖啡杯。“麻烦再说一遍？”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她缓缓地大声说了出来，像是在说外语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她随即抬高声音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她朝后靠向椅背，“嗯，如果这是人际关系的规则，那为什么我会为母亲付出那么多？”玛德琳指出，不管夏洛特什么时候打来电话，自己都会尽量去她身边陪伴，每逢节假日还会送花给她。可是，母亲却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也不会对她做出任何表示。
我问玛德琳为什么如此锲而不舍。她说她也不知道，接着又坦言自己依然忌惮母亲。“她现在已经没法张牙舞爪了，因为我随时都能一走了之。可是，她能够支配的不单单是爪牙。”
我建议她尝试对这一概念进行自由联想，玛德琳抱怨说，她可不是在弗洛伊德的办公室里。“我知道你也许觉得这样很做作，”我说，“但有时无意识其实很渴望被察觉，你需要做的无非是制造一些喘息的空间。你何不想象一下自己卸下所有防备的状态，专心思考‘我为什么依然善待母亲’这个问题？然后看看你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样的念头。”
玛德琳不是个情感外露的人。毕竟，她必须强硬一点儿才不至于被击垮——不然完全有可能屈服于厌食症、毒瘾、精神疾病或其他种种障碍。她在与内心做斗争时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强硬特质。值得称道的是，她最后卸下防备，闭上眼睛，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大约过了一分多钟，两行眼泪滑过玛德琳脸上的完美妆容。她哽咽着说：“我每次都表现得很友善，因为我想也许这一次她会爱我。我以为自己只是没有找对办法，还没做出会让她回心转意的那些事情。我总觉得下一次能做得更好。希望哪天早上我下楼以后她不再对我说‘早安，怪物’。如果我足够努力，就能找到让她爱我的办法。”
“天底下没有哪个孩子不需要母爱。”我说。
她沮丧地哭着喊道：“白痴才有妈妈爱！乔伊从来没有为他母亲做过一件事。即便他有钱了，也没有为母亲买烘焙用的新烤箱。可是，他母亲每次看到他都会神采飞扬。当巴里走进家门的时候，他的母亲就会停下手里的事情去亲吻他，还会拨弄他的头发，问他这一天过得怎么样。而巴里只会咕哝一声作为回应。即便如此，他依然得到了母亲的宠爱。”
她一边擦拭眼泪，一边看着我问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母亲有没有爱过任何人？”
“她也许爱杰克吧。杰克一直夸她漂亮。谁知道呢？反正她一直待在杰克身边。不过她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还能去哪儿呢？”
“她和你父亲在一起待了十五年。她没有爱过他吗？”
“她可受不了他。可是你知道吗，怪就怪在我父亲爱她。母亲只要稍微示意一下，比如在公共场合挽着他的胳膊，他就会乐呵呵的。我从他那里学会了渴望她的爱。”
“爱确实令人费解。就像话剧《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里那样，妻子折磨丈夫、给他戴绿帽子，可丈夫依然爱她。”
“真是巧了，父亲和我以前在百老汇看过那出戏，我们都认为那个妻子没什么糟糕的。”我们都笑了。
“你父亲会继续渴望你那缺乏爱意的母亲，这点确实挺费解的，尤其是因为——就像你说的那样——他的双亲都很体面。不过，你渴望她爱你这件事一点也不奇怪。这是所有孩子乃至所有动物都想从父母那里得到的东西。这其实与生俱来。”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对玛德琳说了多伦多动物园对大猩猩做的一些研究。大猩猩在野外是众所周知的好父母，但在动物园里，它们连生育都不会。首先，它们很抑郁，会表现出强迫性的刻板行为。玛德琳一听到“强迫性”便来了兴趣。
雄性大猩猩对性行为没有兴趣，尽管它们时而会表现出交配行为，但对象并非自己的伴侣。动物园希望能让雌猩猩怀孕，于是引进了一只由群居的母猩猩抚养长大的雄猩猩（大猩猩在野外是群居动物，群体往往由一只成年雄猩猩、几只成年雌猩猩以及它们的后代组成），认为它会知道如何交配。可是，当雄猩猩试图与雌猩猩交配时，那些没有被母亲抚养或在群体中长大的雌猩猩对其感到害怕，它们以为自己受到了攻击，于是回以猛烈的反击。它们从未在群体中看到过交配行为，更重要的是，它们从未见识过交配前的求偶行为，因此认定那是一种攻击。
无奈之下，动物园管理员请来一位动物行为学家——我的一个朋友——他决定为大猩猩进行人工授精。大部分雌猩猩都流产了，但也有一些最终怀孕并生育。第一个分娩的雌猩猩即刻杀死了刚生下来的大猩猩宝宝。它将新生儿视为排泄出的异物，一看到它开始移动就惊慌失措，随后将其打死。兽医与动物行为学家对此都大吃一惊。
这些雌猩猩既没有与各自的母亲建立过联系，也从未在群体中看到过母婴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且，它们从未目睹过分娩，也没有见过幼年的大猩猩，因此，这让它们感到害怕。
下一只雌猩猩分娩时，动物行为学家左右为难：他们既希望雌猩猩与宝宝建立联系，又不想冒它被母亲杀死的风险。于是，他们选择等宝宝一出生就抱走，然后让一位熟悉雌猩猩的动物园女管理员在雌猩猩面前扮演母亲，希望借此让它模仿这种亲密行为。这名女子抱着大猩猩宝宝喂奶，可这样的行为并没有引起雌猩猩的注意。（它有时在一旁看着的眼神像是在说：“不如你来带孩子好了。”）当他们试图让雌猩猩慢慢接触宝宝时，雌猩猩就会把它赶走。
令人难过的是，大猩猩宝宝会不断爬回去试图靠近母亲。雌猩猩猛地拍向宝宝，差点儿把它打死。可是，宝宝锲而不舍。于是，工作人员不得不将宝宝与母亲分隔开来，就像成年大猩猩与它的母亲被分离那样，十分可悲。这就是我们在人类案例中反反复复看到的代际关系障碍。
玛德琳评论说，大猩猩母亲很残忍。我解释说，雌猩猩不知道作为母亲应该做些什么，因为它从未见过自己的母亲，不知道宝宝是它的孩子，也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母性本能其实很复杂，是本能与早期社会化的结合，其中也包括依恋行为。
“我跟你说过，我的外祖母很坏，父亲从不允许她来我们家。”玛德琳说，“她整天赖在床上，除非女儿从权威显贵那里获得邀请，不然就不准她回家，基本上是在给女儿拉皮条。我有一次问母亲，她的母亲是不是病了。她说：‘她以前很有钱，后来变穷了，再后来就成了蛇。’母亲从不向人吐露心事。她顶多透露只言片语，如果继续追问，她就会说：‘别多管闲事。’”
我们默默地坐了几分钟。随后，我说道：“独生子女的生活很不容易。你要是有兄弟姐妹，也许就会意识到她有多么缺乏爱心，或者，他们之中也许有人会帮助你，还可能成为替代父母的存在。”（我想到了艾伦娜对妹妹是如此百般呵护。）“可你只有父亲。你们两人待在地下室里吃着可怜巴巴的食物，既害怕夏洛特又渴望得到她的爱。不幸的是，你的父亲显得更像是担惊受怕的孩子，而不是一个会保护你的父亲。”
“好吧，好吧，我知道她无法爱我，但她为什么要恨我，还说我是个怪物呢？”
“为什么大猩猩只揍那只小猩猩，而不是其他大猩猩呢？”
玛德琳沉默良久。“婴儿想要的东西，她给不了。”
“说对了。你揭穿了母亲的伪装。你还记得无意间听到朋友的父母悄声说起‘儿童虐待’吗？你想要的不过是寻常的爱，以及不被父母抛弃。你的母亲一定见过其他母亲以及她们对待孩子的方式。她想必有所察觉——尽管埋藏得很深——自己没有履行身为母亲的职责。”
“你说得对。她受不了巴里的母亲，说对方是个保护欲过剩的家庭主妇，把孩子都当成了宝宝。我们认识的所有母亲在她看来都叫人透不过气，缺乏管教能力。我都有点儿信以为真了。”
“你打心底里相信吗？”我问道，试图追问下去。
“半信半疑。我一方面觉得那些孩子就像她说的那样备受娇惯，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也能得到娇惯。我现在才意识到，巴里和其他人的母亲不过是温柔慈爱的母亲罢了，可我的母亲则不然。就像戈德布拉特医生说的那样：‘你把关爱——其实是健康的行为——错认为是溺爱——不健康的行为。’”
我表示同意。“你母亲也不相信溺爱这回事。在无意识的某种层面上，她每次看到你，都深知自己无法胜任母亲的职责。”
玛德琳久久地望着远处。“要相信问题不在自己，真的很难。”她说，“她有没有可能爱过其他人呢？”她看起来很迷茫，依然在消化“母亲的残忍不是自己的错”这一观点。这是心理治疗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我希望帮她厘清这个问题。
“她并不渴望真正的爱情、感情、热情与共鸣。”我回答说，“她遭到自己母亲的伤害，又被父亲抛弃，因此没有足够的能力恢复。她要么是个自恋者，要么是个精神变态者，或者两者都是。但这些说到底都只是标签。”（自恋者和精神变态者是先天还是后天形成，这一问题在心理学领域存在很大的争论，属于持续不断的先天/后天论中的一部分。）“关键在于，夏洛特缺乏当母亲的能力，但还是不知怎么的被寄予了当好母亲的期望。”
玛德琳悲伤地看着我说：“我有生以来头一回觉得，我简直为她感到难过。”
心理治疗与种树相似。最开始的几年也许看不出什么动静，但等到第三年，当小树生根发芽、能够挺直树干后，就会向上挺拔生长。玛德琳对自己的行为有了一些重要的发现。其中之一就是人性的法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俗语激励了她。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权按照母亲对她的付出——其实少得可怜——给予比例相当的回报。
她领悟到的第二点是她无意识中释放出的想法——或者说，是错误的信念——即她的母亲只有在她无可挑剔时才会爱她。这当然不是真的。她的母亲没有能力爱她，哪怕她做到十全十美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这一洞见让她不再执着于千方百计去取悦母亲。
这一年里她最重要的发现是，她的母亲就像被圈养的大猩猩一样没有爱的能力。她自己从未得到过母爱，也没有可以效仿的榜样。众多心理学家认为，自恋型人格障碍在年幼时就会出现，很可能在两岁以前。儿童受到忽视或者遭受创伤后，会意识到自己的首要照顾者不值得信赖，而且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儿童在经历创伤的年纪开始变得情感迟钝，无法体验更加成熟的情感，比如感激、悔恨、共情或爱。
当玛德琳意识到母亲不爱她错不在她后，她心理上的沉重负担就此被卸了下来——玛德琳并非讨人厌的“怪物”，而是她的母亲无法给予爱。
玛德琳还为她之前提出的问题找到了答案，这也成了她获得的最后一个启示：“她也许不爱我，但为什么要恨我，还叫我怪物呢？”在夏洛特眼中，玛德琳就是她失败的象征，她下意识地知道女儿需要的东西她给不了。玛德琳的存在让她想起自己的无能，因此，她只要看到女儿就会心生厌恶。毕竟，没有人喜欢时时想起自己的不足之处。
有了这些启发，玛德琳终于有能力打破以往的行为模式。她不再去佛罗里达探望夏洛特，也不再不遗余力地讨好那些一直吹毛求疵的女性贵宾客户（像母亲那样的人物）。她开始起草新的合同，列出具体的名目，不再容忍她们修改条款或设法以其他方式操纵她。
当来访者从害怕母亲转而开始为母亲感到难过，这往往意味着其已经在康复的道路上前进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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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德琳接受心理治疗的第四年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极度混乱。我作为心理学家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一个我会为此付出高昂代价的错误。
玛德琳现在不仅准时赴约，还会准备一份待议事项清单。可是在有一次会面中，她看起来惊慌失措，还朝门外大喊：“咖啡，赶紧的！老天，我到底该怎么办？把楼面上的产品都打包装箱吗？”她把一沓纸扔在桌上说，“这些都是还没完成的订单。其中一件必须在周四之前送到洛杉矶的盖蒂博物馆。我想让安东送过去，因为这件产品很重要，但我敢肯定飞机会坠毁。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好起来啊？”
玛德琳似乎又陷入了严重的焦虑之中，对飞机失事的强迫意念也加剧了。“嗯，有三种选择。”我回答说，“第一种是让他坐飞机去送货，然后忍受自己的焦虑情绪；第二种是服药，这样才能让公司正常运转；第三种是通过心理治疗来改善。我如果是你，就会一边服药一边参加心理治疗。”
玛德琳对心理治疗进展如此缓慢感到十分沮丧，对服用药物治疗焦虑的想法则不屑一顾。“现在已经不流行吃药了。我可不想变得像我母亲那样。她什么药都吃，还喝酒，现在也依然如此。我父亲喝酒也很厉害，但他至少能正常工作。他虽然已经年过七十，却还是每周工作六十小时，年轻人都比不过他。”她沉默了好一阵，随后将脑袋搁在桌子上喃喃地说，“我的身体承受不住了。”
我看着她修长轻盈的身躯，不太明白她的意思。她在生活中的一些方面是个十足的强人，在其他方面却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她最后说，她得过四种癌症，而且相互之间都毫无关联：她在二十一岁时诊断出乳腺癌，二十八岁罹患甲状腺癌，三十五岁确诊子宫内膜癌，而现在，她得了黑色素瘤。
我摇了摇头，没开口。我其实已经从玛德琳父亲那里得知前三种癌症，但我想知道，她为什么过了那么久才亲自告诉我。我问她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她年纪轻轻就患上了这些彼此毫无关联的癌症。她说：“嗯，老实说，我相信科学，也喜欢阅读各种书，但我觉得我的免疫系统在小时候就透支了，已经没剩下什么能够保护自己的了。你可别问一些想当然的问题：‘那为什么其他蛇蝎心肠母亲的孩子没有得各种各样的癌症呢？’我不知道。”她开始用铅笔轻敲桌面，“我只知道我下周要做肾脏的x光检查，结果不出意料肯定是癌症。”我问玛德琳是否相信这是她作为怪物受到来自上天的另一种惩罚。她露出笑容说：“你终于理解我了，真是太好了。”随后她板起面孔，“我猜老天是这么想的：‘乳腺癌还不够，让她再尝尝甲状腺癌吧。接着再试试子宫，这样她就没法生小孩了。’”
“你想要孩子吗？”
她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我希望自己能有选择的权利。我因为得了癌症才没和乔伊生孩子。我觉得这好歹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是上天的惩罚，还是命运？”
“就像我母亲说的那样：‘全世界都会看穿你，你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怪物是藏不住的。’”（玛德琳把母亲的波士顿口音模仿得惟妙惟肖。）“要知道，我可不像以前那样笃信这句话了，但所有这些各不相干的癌症真是让我感到够呛。”
我问玛德琳二十一岁第一次得癌症时，夏洛特有什么反应。她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讲起自己十几岁的时候，母亲离开了父亲。杰克在纽约开启一门新生意后便与夏洛特一起搬到了那里，冬天时，他们会南下佛罗里达，住在邓肯从父母那里继承后送给夏洛特的房子里。“没有她，生活轻松多了。”玛德琳回忆道，“我和父亲会外出用晚餐。他不仅坚持参加家长会，还来看我的比赛，甚至跑到渥太华观看我的辩论队竞赛。我们雇了一位住家管家奈尔欣达，她做事井井有条，为人亲切又善良。我非常喜欢她，几年前把她一起带到纽约来了。”
我很纳闷为什么玛德琳对我的问题避而不答，于是又重复了一遍。她摇了摇头，仿佛回忆起那段经历让她很难过。我从她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她不想重提这段往事。“我父亲告诉她后，她给我寄来了一张超市买的贺卡。我至今依然记得，贺卡上有一辆白色的小马车，上面堆满了紫色的紫罗兰。贺卡里写着‘早日康复’，署名是‘夏洛特’。”
“她没写‘妈妈’？”
“没有。”
玛德琳在十四年后患上子宫内膜癌时，夏洛特去医院看望了她。“我看到她大吃一惊。父亲也在病房，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陪我。身穿粉色连衣裙和粉色皮鞋的她说：‘邓肯，你的秘书说你在这里。’接着，她简短地说了一句话向我表示慰问。”玛德琳问她为什么打扮得如此隆重，夏洛特说她和杰克是进城来参加婚礼的，他正在楼下车里等着她。“接着，她把离婚协议书递给父亲后便离开了。她每次缺钱花时都会用离婚来威胁父亲。而且啊，他们从来都没有离婚。她就是想按照法律规定亲自把离婚协议书送到他手里，然后走人。她根本就不是来看望我的。”
我说：“这想必让你感到特别失望。”玛德琳说：“这完全是因为——我是在心理治疗中意识到的——孩子永远都不会放弃希望。我真心觉得自己现在算是放弃了。她就像个被挖空了的南瓜：她被她的母亲挖空了内里的瓤和籽，瓜皮上还刻了个笑脸。她要是长得不好看，早就被当作精神变态关进当地的监狱了。”
“我认为你的评价十分公允——可如果你真心这样认为，为什么依然觉得自己是她所说的‘怪物’呢？”
“就逻辑上而言，我并不相信。我象征着她难以实现的角色：成为孩子的母亲。她因此记恨我。但话说回来，这一度是我唯一的身份。”
“那你的父亲呢？”
“你知道吗，他每个星期都会来纽约帮我的公司做一些国际贸易和关税方面的工作。我宁愿花钱找别人做。老实说，这样会少很多麻烦。”
“他什么都愿意为你效劳，就是不让你踏进家门。”
“正是如此。”
“最大的问题是，他如此害怕心理变态又自恋的女人，这是否意味着他不爱你？”
“我觉得他是爱我的。自己搞得一团糟的人还是可以爱自己的孩子的。安东也问过一样的问题。我深夜里加班的时候会跟他聊天。”
“听起来，他是你第一个吐露心声的人。”
“嗯。不管是我和乔伊还没离婚的时候、我出轨的时候，还是母亲和她那些朋友贸然登门拜访的时候，他都在。母亲喜欢在朋友面前炫耀我的成就，因为这能让她显得像个‘完美的母亲’。她当时还常常在朋友面前跟我说一些场面话，暗示我在为某个著名的客户工作。维也纳说她是‘追星族’。”
“整出闹剧安东都看见了？”
“嗯。我们开玩笑说，他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一样糟糕，所以我们都要保持警惕。”她接着说安东聪明又善解人意，可他那差劲的英语拖了他的后腿。他和兄弟一起生活，在家只说俄语。很少喜形于色的玛德琳告诉我安东是个才华横溢的博物馆学家——他说得出几乎所有雕塑的创作年代，误差不大于五年。显然，要成为一名博物馆学家不仅需要了解数百种美学的历史与工艺技巧，还要有鉴赏作品的天赋或眼光。她说安东最近发现了一个假冒有六百年历史的明代瓷瓶赝品，佳士得拍卖行和她都没看出来。
我直截了当问她安东是否单身。玛德琳说，他二十多岁在俄罗斯生活时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现在已经离婚了。我问她是否在乎安东，她回答说自己还没有和他发生过性关系。尽管他们性格不同，所处的圈子也不同，但工作起来却配合无间。安东拥有莫斯科顶尖大学的博士学位，平时只在纽约的俄罗斯社群活动。玛德琳称赞他在艺术方面直觉敏锐，还把他的头脑比作无所不包的产品目录。“有一天，我们去拜访一位客户，他看到门厅里有个角落空着，于是说：‘我们几年前在爱沙尼亚资产拍卖中购入的那个蓝色芬兰柜子怎么样？’他永远独具慧眼。”她还说，安东毫无财务意识，她不能让他给任何东西定价，也不能让他经手账目。我指出如果她寻求的是商业头脑，大可以留在乔伊身边。我们随后都笑了起来。
接下来那个星期，我进门后见玛德琳面色疲劳。维也纳正指引星巴克的外卖员把咖啡放到桌上，她说：“我走以前，需要把一些想法讲给吉尔迪纳医生听。”
“维也纳，你薪水明明那么高，除了惹恼我之外却什么也不做。请你走吧。”
“我不走。吉尔迪纳医生，我想玛德琳可不会告诉你，她之所以有黑眼圈，是因为她已经连续工作了六百七十八天。我算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也在场。任何人这么拼命都会得癌症的。我很担心她，她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你是拿工资的，而且你每个周末都会带儿子来上班。”
“我不是在抱怨，我是关心你。听说过‘关心’这两个字吗？真是的！”她说完便慢慢走了出去。
我接过维也纳的话茬，提醒玛德琳——她堪称癌症病因与治疗方案的活字典——免疫系统过载的理论。如果一个人持续处在压力状态下，免疫系统就会透支，使其无力对抗癌症。（研究表明，遭受虐待的儿童罹患癌症的可能性比其他儿童高出50%左右。）
玛德琳反驳说，其他员工也每天上班。随后她更正道，晚上和周末来这里的只有她和安东，有时还有维也纳和她的儿子。她露出少见的微笑继续说：“我们就像一个小家庭。维也纳九岁的儿子雅克特别有意思，他对这里的工作很感兴趣，而且生来就眼光独到。”安东教了他不少，甚至还跟维也纳一起去参加雅克在私立艺术学校的入学面试——学费由玛德琳支付。
“安东听起来真是个好男人，而且不寻常的是，你每个星期都会提到他的名字。”
“他是个新移民。有时候，为了在周末的工作中休息片刻，我们会步行前往星巴克。他记不住杯型尺寸，必须用手指给店员看。”
“真是个悲剧。哇！我现在算明白了，你应该早点儿告诉我。”我故作严肃地说。
她笑了：“好吧，这只是个插曲。”
“在我们聊其他话题以前，你得想出一些比这个更糟糕的事例才行，毕竟安东是你生命中唯一对你忠诚的男人。”
“天啊，好吧，我老实交代。他为什么会对我感兴趣呢？我爱发牢骚又喜欢大喊大叫，我恋爱失败，还癌症缠身，我那么神经，特别可悲。”
“那他为什么不走呢？”
玛德琳说，他工资优渥，而且所在的领域工作机会稀少。她默默地坐在那里，随后露出微笑，整张脸看起来都容光焕发。“我很喜欢的一点是，他每天晚上离开以前都会摸摸我的脑袋说：‘spokóynoy nóchi moy zavetnyy odin。’”我问她那是什么意思。她说：“我不知道，可能是‘晚安’。”
我觉得那么长一句话应该不只是“晚安”，于是当场拿出手机搜索。我一边查询一边说：“真是奇怪，你竟然从没问过他这句话的意思，也没有搜索过。我是说，毕竟你洞悉每天的日元汇率走向，还能在几秒钟内看透一份合同。有人每天晚上对你说相同的话，你却从来没有开口问过？”终于，我找到了这句话的意思，随即大声念了出来：“晚安，我的宝贝。”
玛德琳坐在那里久久地盯着桌子看，没有出声，几乎没有几根眉毛的眉头紧锁着。终于，她大喊道：“我的天！”
她的脸皱成一团，看起来极为震惊。谜团逐渐浮出水面。
然而，我就在这个时候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解读过头了。“你不希望他上飞机，对吗？”我开口说道，“你是个怪物，因此认为他会从你身边被夺走，他搭乘的飞机会失事。失去像安东这样优秀、善良又关心你的人，对你来说太可怕了。这种难以承受的恐惧，是你在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告诉自己你爱安东吗？”
玛德琳大喊：“滚蛋吧！”随即踩着色彩多姿的莫罗·伯拉尼克高跟鞋噔噔噔地走出房间。
几分钟后，维也纳冲进来问我：“刚才发生了什么？大事不好了。玛德琳把一大堆纸塞进碎纸机，让我告诉你心理治疗永久结束了。我们会把支票寄给你的。”
玛德琳和她的家人向来都会这么说——哪怕是在情绪大起大落之际：“我们会把支票寄给你的。”
我婉拒了送我去机场的专车，漫步走在纽约的街头，一边穿越中央公园一边欣赏春日的美景：杜鹃花刚刚绽放，草坪上布满星星点点的粉色；平时不起眼的连翘灌木则在枝干上开出了奶黄色的花朵；掉落的花瓣散落在小径上，仿佛置身于我自己的婚礼。
探究我在玛德琳的案例中犯了什么错误毫无意义。答案很明显，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心理治疗师，我犯了一个新手级的错误：过早透露了自己知道的内容。
我不断试图以过快的速度在玛德琳的心理治疗中向前推进，还做出了过度诠释。我看得出她很在乎安东，不想失去他，但同时，她又觉得自己配不上他，母亲说她是怪物的回忆重新浮现，她的强迫性思维模式因此占了上风，不允许公司里的任何人搭乘飞机。她对飞机失事的强迫意念掩盖了她对真实依恋的恐惧。安东是个关心她的好人，只用俄语向她吐露过心意，而且他和玛德琳一样热爱艺术、美与辛勤工作。她的强迫意念会战胜她对安东的真实情感吗？
玛德琳的崩溃展现了强迫意念的本质：就根本而言，那是一种防御机制，避免来访者看清真正让他们感到恐惧的东西。玛德琳说她害怕飞机失事，可她小时候飞遍欧洲各地却从未心慌意乱。这种强迫意念是在她爱上安东之后才出现的。真正让玛德琳害怕的是爱与被爱。“爱”这个字对她来说意味着受到抛弃、失望和背叛。她的母亲对她做出种种残忍行径，然后说：“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爱你。”她的父亲很爱她，却把两个自恋的精神变态者看得比她的幸福更重要。埃利·威塞尔说过：“沉默永远只会帮助施虐者而非受虐者。”丈夫乔伊到头来也只是更富有亲和力的母亲的翻版。
玛德琳光是为了活下去就拼尽了全力。她罹患四种癌症时都是自己上医院的。她要如何卸下防备去爱一个人呢？爱情的风险太大，让她感到害怕。她在经营公司方面不断冒险，但也因此成长为一名成功的生意人，在这方面从未失手，她的父亲和祖母都曾称赞她的艺术眼光和理财智慧。
如果有人一直说你是怪物，然后你爱上一个人，你就不会相信那个人也会爱上你。玛德琳认为最好把她对安东的感情隐藏起来也不足为奇。
我犯下的第一个错误是，当玛德琳认为某些事情（对安东的爱）很可怕时，我却将其说成是一件好事。其次，弗洛伊德发现并称之为“防御机制”的东西可没有那么好对付。我们无意识的需求非常强烈——强烈到足以将我们击垮。我们都极其渴望被爱，玛德琳也不例外。然而，每当她试图获得并给予爱时，得到的却只有痛苦。母亲说她是怪物，父亲将她拒之门外，乔伊也不在乎她。她无法冒险承受在爱中遭受挫败的痛苦。现在她爱上了安东，因此担心自己会在飞机失事中失去他。然而实际上，她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她对飞机失事的强迫意念掩盖了她对被爱的渴望，同时也掩盖了她对被爱的恐惧。极度渴望某样东西的同时又对其感到恐惧，这会给人带来极大的焦虑。对人的头脑来说，这也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拉锯。
探索无意识领域有点儿像是深海潜水。我们不能太快浮出水面，而是要逐渐适应越来越浅的水深，不然就会得减压症。玛德琳就患上了心理上的减压症。我以过快的速度抛给了她过多痛苦的内容。她的防御机制——通过对飞行的恐惧显露无遗——对她来说如此重要，她宁愿为此每月损失数千美元，还使生意陷入危机。她想保护自己不受爱情伤害的程度可见一斑。爱意味着展现自身脆弱的一面，爱我们的人也具有伤害我们的能力。因此，展现自我的脆弱面是勇敢的终极表现。这不仅非常可怕，也成了心理治疗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的原因之一。心理治疗师不能猛然扯掉来访者毕生建立起来的防御，必须慢慢将其剥下。就这个案例而言，问题不在于玛德琳接受心理治疗的时间长短——因为五年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而是我突然给出了草率的过度解读。
心理治疗师一旦犯了错误，就必须审视自身的动机。我知道自己有各种冲动与控制方面的问题，但我的办公室赋予了我作为心理治疗师的全副武装。在多伦多时，我有那把被我称为“客观态度”的椅子。然而在纽约，我不仅屈服于邓肯的压力为他女儿进行心理治疗，还屈从于玛德琳公司里其他人非心理方面的需求（害怕破产、工作压力，等等）。
另一个因素在于，我与玛德琳有相当多的共鸣。我也是独生女。我母亲为人从不残忍，但她自己也说过，当母亲不是她的强项。如果当时并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女性没有被要求待在家里，她很可能会去搞学术研究。我的母亲和玛德琳的母亲一样，说过“我宁愿用滚烫的火钳戳瞎自己的眼睛，也不愿为七岁的小孩举办生日派对”之类的话。因此我会自己筹办各种派对，还会准备三明治和蛋糕，一如玛德琳小时候那样。我打心底里明白，她在自己尚未准备就绪时就不得不长大成人。我依然记得，我小时候听见朋友母亲说我的母亲疏于照管孩子时有多么震惊。我还以为她只是在忙自己的事情，而且所有母亲都是这个样子。
玛德琳读完我的回忆录《离瀑布太近》后十分感动，因为我们的经历在许多方面都十分相似。我们的母亲都从不做饭，家里也没有像样的食物。不过，每当我受到批评时，母亲都很支持我，玛德琳的母亲则充满了破坏性。学校里的修女责备我“试图通过搞笑博得大家的关注”时，我的母亲说：“好吧，那就让阿格尼斯修女去教室里活跃气氛吧。说实话，那个修女就算使出浑身解数也讲不出一个笑话来。”
我在中央公园的一条长椅上坐了下来，边上是一位身着绿色手术服的医生。他依然戴着手术室里戴的发网，显然是从西奈山医院径直走到这里来的。他双手交叠放在膝上，低头盯着自己脚上的红色手术鞋看。我开口道：“手术不顺利？”
“双胞胎里其中一个没活下来。”
虽然悲剧的程度并不相同，但我还是说：“我也失去了一位病人。我是个心理治疗师。”
“他们个头发育得都很不错，分娩时心跳也很强劲，但其中一个就是还没做好出生的准备。我还是没能完全搞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你呢？”
“我被解雇了。治疗中止。”
“怎么会的？”他问道。
“有时候，人们还没有做好了解自己的准备，就像婴儿没有做好出生的准备一样。一切都在于时机。”
“只能坚持下去。”他说着，将手臂举过头顶舒展身子。我们都站起身准备离开。
我当时已经离开翠贝卡步行了好几英里，深刻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而且没有办法挽回。我考虑过给玛德琳打电话，但这是我的需求，对她而言并非最好的举措。我在某些方面确实帮助了她，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她空间，希望我撕开的那个伤口能够愈合。
第二天，国际快递公司真的寄来了一张支票，上面没有任何附言。只有玛德琳会为了摆脱我而支付国际快递当日抵达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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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是思考玛德琳的案例，越是纳闷自己到底是如何陷入了这个光怪陆离的迷宫。于是，我向我的其中一位导师、精神病学教授米尔奇博士寻求帮助，他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心理治疗师之一。我曾用大量时间观看他与来访者交谈的录像带，还通过单向玻璃现场观摩他展开心理咨询。他是德国犹太难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取道纽约来到加拿大，如今已经八十多岁。他是最后一批与精神分析理论奠基人共事且频繁引用他们的著名心理学家之一。我相信我们之间交情匪浅，因此，尽管他早已退休，我还是打去电话向他寻求建议。米尔奇博士同意我到他家见面。
我在他摆满书籍的房间和他面对面坐下，从不寻常的开始到国际快递寄来的支票，把这个案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随后，米尔奇博士带着浓重的口音总结说：“所以说，亲爱的，你告诉这个人——邓肯——你不做婚姻咨询，结果却答应了下来。你让他一个人来，他却带来了女友。他不准女儿踏进自己的家门，你却把注意力放在他那位精神不太正常的女友身上，而不是这位父亲本人。后来，你因为已经不再执业，拒绝为他的女儿进行心理治疗。他尾随你去餐厅，跟踪你，然后你就同意每周飞一趟纽约，去他女儿的公司，甚至都没有要求他的女儿来见你。在我看来，这一案例从一开始——甚至在你见到来访者以前——就注定会失败。你为什么会为这个几乎没有几面之缘的男人破坏所有的规矩呢？”
我哑然无言，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对邓肯产生了反移情，可是，我并没有完全察觉到这对我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邓肯看起来确实和我的父亲有点儿相似：说话都带着美国人的莽撞态度，还会穿上了浆的衬衫。而且，他和我的父亲一样是位魅力过人的生意人。米尔奇博士让我明白了这种反移情的潜在影响：我未能仔细探究邓肯在情感上抛弃女儿的原因。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能够经营一家在全国各地拥有数百名员工的企业，却在九十磅重的妻子发脾气时不得不躲进地下室。最关键的问题依然尚未得到解答：他为什么依然爱着——确切而言，有如青春期时一样迷恋着——如此残忍的女人？而且之后又和凯伦在一起，重复了这一行为？
这些问题我一个也没有解决，我也没有真正地——在我的无意识中——认为他对此负有责任。
米尔奇博士提醒我，我拥有二十五年心理治疗师执业经验，曾在大学任教，还指导过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我出现如此明显的反移情，意味着我与父亲的关系之中存在情感创伤，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太稳定。我向博士保证我与父亲的关系十分融洽，小时候也很高兴能去药店和他一起工作。
随后，米尔奇博士并没有手下留情，他说他要概括一下我在无意识中对父亲的感受。“他非常成功，聪明又受人喜爱，可是在你十几岁的时候，他开始失去理智。他随后做出一些古怪的事情，让你感到尴尬，比如错过免下车柜台，径直把车开进了餐馆。他还因为投资失败输光家产，使你和你的母亲一贫如洗。除此之外，你还欠了钱，高中时就得打两份工。他背叛了你、离开了你，还把你丢给一个无法应对现实的母亲。他等于是在说：‘你十四岁了，是时候挑起大梁来养家了。’”
我对此表示反驳，说父亲在我十几岁时得了脑癌，所以这一切错不在他。米尔奇博士举起手做了个“打住”的手势。他指出无意识从不在乎事实究竟如何。“无意识只知道遭遗弃的感受。”他强调无意识并不取决于实际情况（我的父亲罹患癌症，无法通过手术治疗，不久便去世了），而是会记住情感上受到的影响（我遭到遗弃）。我的无意识中早已刻下被迫挑起贫穷又破碎的家庭重担的恐惧。“玛德琳的父母因为去俄罗斯旅行而遗弃了她，在你与当年的玛德琳差不多大的年纪，你的父亲则因为死亡而遗弃了你。”我点头表示同意。
米尔奇博士说：“现在你了解了这些以后，说说邓肯对你而言代表了什么？”
我思考了很久，终于领悟过来：“他代表了我父亲罹患脑癌以前一帆风顺时的模样。我希望重现那段时光。我被邓肯的轻松诙谐所吸引，因为那与我的父亲十分相像。”
他表示同意：“当你成为慈爱又成功的父亲眼中备受宠爱的女儿时，你希望能冻结住时间。”
我意识到自己扮演了一个希望取悦父亲的女儿的角色，不再是一个探究来访者问题成因且边界分明的心理治疗师。很明显，我应该早点儿来找米尔奇博士的。人无法独自克服过去的全部问题。我以为自己不需要帮助了，这一点显然大错特错。身为一名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师，意味着拥有丰富的阅历与智慧，但相应地，这也会使人滋生自满。
很久以后，我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又发现了另一种联系。虽然女孩由父亲抚养长大不太常见，但我选择书写的每一位女性——劳拉、艾伦娜及玛德琳——基本上都是由父亲抚养成人。我直到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一点，对此感到无比震惊：我治疗过数千名女性，却在无意识中选择了这三个成长经历——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和我相似的女性。难怪我会感到和她们有共鸣。这是心理学家受无意识掌控却毫无察觉的一个完美例证。
三十六天后，维也纳打来电话，在我们以往会面的时间段预约了下一次的会面。“老天，”她说，“我们真是痛不欲生。等你‘刀了’再和你细说。”（维也纳用法语口音说“到了”，她讲话时经常掺杂近似法语的词句。）“美好的翠贝卡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多了系统分析师、顾问、计算机专业人员，连墙壁都翻新过了。焕然一新！”
我抵达以后，玛德琳身穿阿玛尼服饰走进办公室，她的头发梳成法式麻花辫，耳朵上金色的宝格丽耳钉闪闪发光，眉毛和嘴唇都一如既往画着精美的妆容。她坐下后说道：“好吧，你说得对，忠言逆耳。我必须采取行动。我要是一听到什么可怕的事情就崩溃，那我九岁的时候就会被关进精神病院，穿着约束衣整天淌口水了。
“我大病了一场。简而言之，在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身上的每一个孔口都忙活个不停。不过我还是扛过来了，而且还列了一张待办事项清单。”随后，玛德琳拿出一本印有字母组合压花、缀有皮制蝴蝶结的粉色皮面笔记本，断断续续地大声念出上面写着的内容。“第一点。”她开始说道。玛德琳请来it顾问，后者建议她创建一个所有员工都能访问的数字库存系统。此外，她找人设计了一个更加优化的网站，现在还从中国与匈牙利雇人为公司物色古董。“这里的所有人都必须进修，学会自己本来就他×的需要掌握的技能。”她说，“整个库房也正在重新编目。总之，我正在学习如何把工作委派给他人。”
玛德琳说她厌倦了对别人缺乏信任。她和安东也厌倦了在办公室忙到半夜，而她那些收入不菲的助理却声称只有玛德琳真正了解这些产品，自己则跑去吃晚饭了。她说，现在他们要么学习，要么滚蛋。她以前之所以留住他们，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个怪物，担心没有其他人愿意为她工作。“他们的薪资比任何一家博物馆的都要高，所以是时候开始他×的给我挣钱了。”
我点了点头正要开口，却被玛德琳打断。“吉尔迪纳医生，你说得已经够多的了。”她告诉我，“这次会面听我说吧。”
她接着念道：“第二点：我完全崩溃，喘得特别厉害，最后只好用纸袋子来帮助呼吸。我八年级时就学会这么做了。”她的嗓音变得嘶哑，但还是继续说了下去，“哦，对了，我跟安东说了我爱他。”（我很想知道他作何反应，但还是按捺住好奇心没有开口。）“还跟他说‘你最好也爱我’。他说他确实爱我。
“第三点：新生活。他搬进了我的住处。我跟父亲说我和安东恋爱了，另外，我不想听到‘他不适合你’之类的评价。我的类型就是开玛莎拉蒂的浑蛋，而安东平时骑自行车，还他×的读书，平时会给母亲寄钱。”（好在邓肯说只要玛德琳高兴，他就为她感到高兴。）
所有出差飞行计划都已经恢复正常，玛德琳继续说，实际上，他们当周就有十三个航班要飞。不过，她说，她有时还是会哭着告诉安东千万别飞机失事。安东则会握住她的手，安慰说她不是怪物（并指出他走去星巴克的路上被杀的概率更高）。玛德琳还通知全体员工，虽然公司正全速发展，但大家还是要在她好转以前学会应对她的焦虑症状。她从来都不担心顾客——她永远知道要如何应付他们。
她和安东带着一些梅森瓷器飞往棕榈滩时，她决定不去探望母亲。“我打算就按你说的做：按照母亲的付出给予相应的回报。她能做的无非是忘记去机场接我，或者说安东的坏话。我自己其实不在乎这些，但我想保护安东，他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
玛德琳在我面前举起手，示意我“别开口”。“我知道你想说‘你也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我正在为此努力，知道吗？”
她吃不下任何固体食物，奈尔欣达——常年照顾她的管家——因此为她准备了婴儿吃的辅食。“不过我会坚持下去的。恐惧可吓不倒我。我今天只能穿平底鞋，因为我双腿抖得特别厉害，像是穿着高跟鞋的初生牛犊。安东叫我别再穿高跟鞋了。他说看见我穿高跟鞋脚这么疼，觉得鞋跟不仅要把地板戳出洞来，还戳痛了他的心。”
终于，轮到我开口了。“我很抱歉在上一次会面时让你感到不知所措。”我充满歉意地说，“这是我的错。”
玛德琳用一种就事论事的冷漠语气表示不以为意。“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毕竟领略过高手有多可怕，而且毕生都不得不战斗。”接着，她笑盈盈地加了一句，“这成了我的强项。”
玛德琳的声明完全符合布鲁斯·梅耶在《英雄：从赫拉克勒斯到超人》中对“英雄”的定义。他在书中写道：“简而言之，英雄主义就是故事之中生命的力量比死亡更强大的那个时刻。”
玛德琳那天害怕极了，她腿颤抖得只能换上平底鞋。可是，她依然大步迈向战场。这是一个自出生以来不断遭受情感创伤却坚持继续生活的女人。她并非只上过一次战场、打过一场胜仗的成年人，而是一个每天都为自己的理智而抗争的小女孩，而她的敌人恰恰是自己的母亲。她必须把母亲吐在餐巾里的肉偷偷带出餐厅，为母亲的外遇打掩护，忍受母亲和初恋男友上床的背叛，而且明明瘦削无比却因为想好好吃一顿饭而被说成是肥猪。她孩提时希望获得母亲的关注，却被称为怪物。她还被父母连续数周遗弃在家独自生活。而且，她的父亲也帮不了她，因为父亲和她一样害怕。
她八岁的时候，有一天，邓肯在车上转过头对她说：“玛德琳，我们该怎么办啊？”玛德琳对夏洛特的恐惧中，有一部分来自邓肯自己对夏洛特的恐惧。她不仅要保护自己，还必须保护父亲。
即便如此，玛德琳还是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她拒绝接受家族财产，而是将自己的信托基金支票捐给了癌症研究机构，她的父亲为此十分气恼。她的祖母把翠贝卡的房子和古董都留给了玛德琳，但除此之外，她全靠自己在打拼。玛德琳打造的宏大事业已经远远超过了她祖母收藏的古董的价值。她没日没夜地工作，从没说过：“我那么有钱，没必要工作。我四十岁前就得了四次癌症，我觉得我需要休息。”如果这都不算英雄，那谁才算得上呢？
玛德琳情绪崩溃的那个星期——或者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当我他×的发疯了的时候”——彻底改变了她。最重要的就是，她向安东告白了。二人自那以后关系一直很好；我此后再也没有听到她表示过任何担心或者犹疑。性、爱与亲密感，样样都有了。二人还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与职业道德。安东在与她恋爱之前早已是她的朋友，这一点也很有帮助。
有一天，我走出玛德琳的办公室，刚坐上开往机场的豪华轿车，一名又高又瘦的英俊的金发男子敲了敲贴着防晒膜的车窗。他对我竖起大拇指，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摇下车窗（尽管在纽约，英俊的金发男子也有可能会朝人开枪），他对着渐渐驶离的轿车用口型默示：“我是安东。”他长得与巴雷什尼科夫相似，只是腿更长一些。玛德琳从未提过安东有多英俊，真是有她一贯的作风。我再次见到玛德琳时说起了这一幕。她嘲弄地看着我说：“我虽然有点儿神经质，但品位可不差。”
玛德琳把情绪崩溃后的那些会面称为“天启过后”。在宗教术语中，“天启”说的是天堂突然显现并打开大门，展现其中不为人知的景象，以便让人们更容易理解尘世间的种种现实。对玛德琳来说，在此之后一切也确实变得更容易了。我见证了她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变化。
玛德琳和安东周日不再上班，而且会纯粹以休闲为目的去欧洲度假。他们还带着维也纳已经十几岁的儿子一起去阿斯彭滑雪。玛德琳与父亲也已经和解，父亲每个星期都会飞往纽约与她和安东共进晚餐。
我每周远赴纽约，穿过丢弃着不再新鲜的冷冻鸡翅与成堆垃圾的街道，与玛德琳进行为时两个小时的会面，一晃已经过去四年多时间。如今我认得她公司里的每一个人。当我发现自己辨别得出某些类型的骨瓷时，我意识到我在那里已经待得太久了。
心理治疗临近尾声的时候，尽管玛德琳的心理状态谈不上完美，但治疗师必须清楚意识到自己的大部分工作在何时应该告一段落。这跟养育孩子其实有点儿相似，家长必须知道“支持”与“依赖”之间的区别。我回顾我们一路走过的历程——尽管我在此期间犯了错误——我依然为我们的进展感到骄傲。玛德琳一如各种患有ptsd的前战俘一样，状态仍有可能反复。当她感到疲劳、压力大，面对触发点或是一些逆境时，她的症状——主要是沉迷于工作——就有可能再次出现。
玛德琳与安东一起搭乘飞机出行，标志着她克服了自己最大的障碍。安东想带她去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还想带她见识他喜爱的其他俄罗斯景点。通过爱人的眼睛领略世界美景，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事情呢？
在我们的最后一次会面中，我正喝着超大杯脱脂无咖啡因拿铁，维也纳走进来搂着我哭了起来。“我们会想你的。”她啜泣着说。玛德琳以惯常的假正经姿态开玩笑说：“别担心，就我这种运气，她早晚会回来的。”
富裕的人在大家看来什么都不缺，因此常常遭到误读或误判。一位杂志记者就曾将玛德琳形容为“生性傲慢”，因为她既不微笑也不与人进行眼神交流。如果她并不富有，就会被描述为“害羞”。那名记者的猜想显然大错特错。玛德琳不与人产生眼神交流是因为她害怕任何形式的亲密或关注；她不微笑则是因为她的母亲曾经说她笑的时候像是一只“露着紫色牙龈跳舞的鬣狗”。
玛德琳是我的英雄。她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在自己家中遭到洗脑的战俘。她有一个看似体面实则自恋又精神变态的母亲。有时候，有夏洛特这样的母亲——在外体面，私下里却对自己的孩子十分残忍——比有一个明显精神错乱且众人皆知的家长更加艰难。至少在后一种情况下，孩子明白自己遭受虐待的原因不在自己。
玛德琳置身于五星级的豪华监狱，被反复告知自己是个怪物，不仅娇生惯养，脾气暴躁，还又懒又胖。可她实际上非常漂亮，还是班长、网球冠军和学生会主席。我见到过她小时候的照片，照片里的她身着华丽的派对礼服，美丽如画。然而玛德琳一如所有的孩子，对母亲所描述的她深信不疑。当玛德琳偶尔指出自己的成就时，夏洛特就会说只有她知道玛德琳的真面目是怎样的一个怪物。
夏洛特本能地知道如何从方方面面给女儿洗脑。心理学家玛格丽特·辛格（margaret singer）是洗脑研究领域的专家，她在著作《我们之中的邪教：与隐藏威胁的持续斗争》（ic/iiu/iil/iit/iis/ii /iii/iin/ii /iio/iiu/iir/ii /iim/iii/iid/iis/iit/ii:/ii /iit/iih/iie/ii /iic/iio/iin/iit/iii/iin/iiu/iii/iin/iig/ii /iif/iii/iig/iih/iit/ii /iia/iig/iia/iii/iin/iis/iit/ii /iit/iih/iie/iii/iir/ii /iih/iii/iid/iid/iie/iin/ii /iim/iie/iin/iia/iic/iie/i）中列出了洗脑的一些基本规则：
1. 不让其察觉现状并逐步对其心理上施加影响。
玛德琳的母亲在和她一起生活的那些年里，每天早上都叫她怪物。
2. 系统性地使其感到无助。
所有孩子都非常无助，而母亲则十分全能，这是核心家庭所固有的权力结构。夏洛特的权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她那个掌管数百名员工的丈夫不得不和女儿一起躲到地下室去。
3. 群体操纵是一个包含奖励、惩罚与经验的系统，以此促进其学习群体所持有的意识形态或信仰体系以及群体所认可的行为。
玛德琳的家里有两种相互抗衡的意识形态。她的父亲代表真理、文明行为与社会契约的重要性。（然而，他的一个重大疏忽就是未能保护女儿免受掠夺成性的母亲的伤害。）母亲嘲笑父亲的条条框框，称他不滥交是“假正经”，说玛德琳没有和青少年时期的男友睡觉是“幼稚”的表现。与此同时，夏洛特将自己的心理变态行为形容为“有趣”，而邓肯符合道德的行为则“无聊又乏味”。相比之下，夏洛特更加冷酷无情，因此她的思想在家中占了上风。她要是去给情报机构工作，肯定也能将敌人成功洗脑。
距离我上一次见玛德琳和邓肯已经分别过去了十四年和二十年。我一直通过各种杂志关注她公司的近况，有一次还看见一张夺目的照片，照片上的她身穿古驰及地长裙礼服，挽着身穿燕尾服的安东的手臂。杂志专栏里有关医院慈善舞会的那篇报道中，二人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玛德琳在邮件沟通中告诉我，她依然和安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癌症没有复发，和父亲的关系也更紧密了。凯伦年事已高，不得不住进护理机构；玛德琳也因此得以重新踏入儿时的家。她已经学会原谅父亲未能在母亲与凯伦面前维护自己的过往，也对邓肯试图做出的各种弥补欣然表示接纳。
虽然玛德琳的母亲和年轻时比起来温和许多（精神变态者年纪上去后往往会有所消停），但是她本质上并没有改变。精神变态者晚年时常常状况不佳，因为他们无法与人建立长久的人际关系——人类存在的主要目的之一。夏洛特一度拥有美貌与金钱，还享受着丈夫的社会地位。然而她后来的同居伴侣杰克去世时身无分文，她也因为年纪增长、吸烟酗酒、日晒与缺乏锻炼而失去了美貌。不出所料，她现在突然想花更多时间陪伴女儿。玛德琳难以信任这种冷不丁冒出来的情谊，因此只尽一个孝顺女儿应尽的义务。玛德琳和她的父亲都给过夏洛特钱，但此后拒绝再给更多。他们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用玛德琳的话来说就是：“多亏了心理治疗和来电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