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忍就像其他罪恶一样，不需要任何外在动机；其需要的不过是机遇。

——乔治·艾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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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心理学家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在谈到人类的心灵时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用尽一切办法拼凑而成的艺术品。”艾伦娜——也是我最值得一提的来访者——确实动用了一切可用的手段，她保持理智的其中一些方式是如此巧妙，简直堪称艺术。

艾伦娜受到过极其残忍的严重虐待。不过，尽管她的经历十分可怕，我却逐渐意识到，她遭受的种种恶行依然难以掩盖她人格的闪耀光辉。这名年轻女子凭借坚强性格、智慧和母性本能经受住了创伤。艾伦娜比我遇到过的任何人都更能证明，人的心智能够经受住巨大的考验并依然保持完整。

将艾伦娜介绍给我的是一位专注于性别问题的心理治疗师同事。这位同事首先讲述了她是如何得知艾伦娜的。

同事在若干年前接收过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的来访者，并在心理治疗期间见证了克里斯托弗转换成简的过程。克里斯托弗是一名语言学教授，他在孩子们上大学以后与妻子离婚，开始经历漫长又艰辛的从男性到女性的转换。接受心理治疗的跨性别人士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但在当时（四十年前）克里斯托弗转换性别的时候却极为罕见，不仅公众对此不太能接受，性转换的激素治疗与手术也比现在落后很多。我的同事帮助他度过了其中最痛苦的那个阶段：切除器官，接受会对身体产生巨大影响的雌激素治疗。那时，这依然是医学界一个小小的全新细分领域，而且性别转换往往要耗时数年。不过，简的性格特立独行，历经艰险之后，她最终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恢复良好。

1996年10月，我的同事接到了简的电话，简询问她是否能为自己的伴侣艾伦娜进行心理治疗。这对情侣都对计算机语言感兴趣，二人是在大学图书馆的计算机区域认识的，已经幸福地在一起生活了十一年。

通常而言，一名心理治疗师不适合对同一家庭中的不同成员进行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师对来访者的忠诚度可能会混淆——因此她将艾伦娜介绍给我。当我问起问题的性质时，她回答说，曾经的来访者简只说了这样一句话：“难以用语言形容。”一名语言学家说出这样的话，足以说明问题。

我答应见艾伦娜。她当时三十五岁，比简小了将近二十岁。对我来说，这一案例在很多方面都前所未有。而且，这些“第一次”从我走进等候室去见艾伦娜时便接踵而至。一般来说，来访者会坐着等待。艾伦娜却像个全神贯注的士兵一样背对着唯一的那扇窗户站着面对我，眼睛睁得大大的，眼里充满恐惧。

她骨架很小，有一头自然卷的粉金色短发，皮肤白皙，略带雀斑的脸上没有化妆，美得像精灵一样。她身穿灰色t恤，外面罩着一件敞开着的法兰绒格子衬衫，下身是一条卡其色工装裤和一双黑色高帮跑鞋。（在我与她会面的那些年里，她的行头都大同小异。）

为了帮助她平静下来，我提议给她端杯茶。接着，我带她进入我的办公室，她坐在椅子的边沿，随时准备溜走。茶端来之后，我问起能为她做些什么。“也许什么也做不了。”她说道。与其说她是心怀抵触，不如说是单纯在陈述事实。我问她有什么烦心事，她低下头笑了，还挠起自己的手来。她的双手鲜红，像是被浸在了甜菜汁里似的。“我想我很紧张。”她说。这时，她的呼吸变得短而急促，听起来就像是绘本《小火车头做到了》里的小火车头在爬山。她的脸色如此苍白，连雀斑都褪了色。我担心她晕倒，于是劝她赶紧喝口茶。

我问起艾伦娜的家庭生活，她说她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鲁珀特王子港长大。艾伦娜快满三岁时，她的母亲由于被儿童保护协会判定失职而离开了她。此后，她和妹妹格雷琴由酗酒吸毒的父亲抚养长大。艾伦娜接着解释说，是父亲把海洛因放在母亲口袋里栽赃给她并报了警。警察赶来后，艾伦娜的父亲指出自己的妻子十几岁时曾在卡尔加里当妓女。艾伦娜对此表示自己“出身并不光荣”。她的母亲当时只有二十二岁，为了保住孩子们还在法庭上奋力抗争，可是法庭却判定艾伦娜的父亲是更加尽责的家长，因为他被贴上“天才”的标签，而且在一家大型计算机公司担任程序员，有着一份令人钦佩的工作。多年以后他才因为吸毒、酗酒及各种匪夷所思的行为遭公司解雇。

我希望她举个例子。艾伦娜说，他杀死了住在公司仓库里的那只名叫“活线”的猫。“他把猫电死是为了取乐，还在猫的脖子上挂了块牌子，上面写着‘活线不活’。他被解雇时才意识到其他人并不觉得这有多好玩。”

虐待狂——即通过施加痛苦或羞辱获得快感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让别人多么反感。他们最终会像艾伦娜的父亲那样，开始与同样拥有反常癖好的其他虐待狂来往。

我又问了一些关于艾伦娜父亲的问题。她告诉我，这么称呼他让她感到难过。（她的父亲也对此感到不快，因此要求两个女儿都直呼其名：阿特。）她要求我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都不要再用“父亲”称呼他，而是叫他阿特。

第一次会面结束时，我试图搞明白为什么艾伦娜置身我的办公室会如此不安。她坦白说：“我担心你要是知道我脑袋里在想些什么，会把我关起来。”

对于心理治疗师来说，这样的恐惧往往非常棘手，因为如果艾伦娜对自身或他人构成威胁，就必须入院治疗。由于艾伦娜的母亲曾被错误地指认为伤风败俗、吸毒成瘾且无法胜任家长一职，她想必害怕会遭受类似的干预。我并不想吓到她，于是没有追问下去，而是询问她是否可以描述其中的一种症状。“你可以告诉我一种不会危及生命的症状，我们下周可以就此展开聊聊。”我提议道。

“有些事物会让我感到恶心，还会干呕。如果我不马上远离，就会难以控制地喷射性呕吐。”

显然，收集完整病史可能超出了艾伦娜的承受范围。无论是双手充血、换气过度还是瞳孔放大，种种身体反应都是她内心极度动荡的外在迹象。我们要谨慎地向前推进。

艾伦娜在下一次的会面中带来一份清单，上面列着导致她恶心、干呕或呕吐的各种触发点。我问她这些症状对工作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她说她在律所工作已有数年时间，每当她感到不适都可以随时离开房间，没有人会过问。

我问起艾伦娜的律师资质，她说她只在大学待了不到一年时间，二十出头时在这家公司的计算机部门找了份工作后便一路往上爬。如今，她主要为庭审准备案情摘要。她话语间透露自己正为城内最好的律所之一处理一件金额涉及数百万加元的案子。可是，由于她并非律师，因此工资从未达到律师标准。艾伦娜有着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和极高的智商，能同时处理好几个案子并把所有细节都记在脑子里。尽管她最喜欢的领域是家庭法——她对自己童年的案例做过研究——律所最看重的还是她在专利法领域的知识。他们离不开艾伦娜。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我救过他们好几百次燃眉之急。他们知道我很古怪，因此不会打扰我。”艾伦娜在公司来去自由，“不过，他们要是有大案子要开庭，我可以面不改色地连续熬好几个通宵。”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既然她如此擅长，为什么不亲自去当律师？但我忍住没问——在这个紧要关头，她最不需要的就是任何形式的对立。

谈到这里，艾伦娜显得更像是在谈工作，还拿出那张写着触发点的纸：“导致我喷射性呕吐的原因清单上的第一项，”她开始说了起来，“是鱼的气味。我没法去美食广场，因为我担心自己会喷吐到某张桌子上。”我问起原因后，她平静地透露阿特在她四岁到十四岁期间一直会侵害她。阿特还说，如果艾伦娜不从，他就去隔壁格雷琴的房间。年幼的艾伦娜根本不知道要如何在实际遭受伤害与羞辱的时刻表现出享受的样子。“我一直很喜欢算术，于是我会数墙纸上的花，然后在他侵犯我的时候用花来编排数学题。”她说，“我痛恨自己这么做，也痛恨他，但我拯救了我的妹妹。他一直逼迫我，直到我闻起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像鱼一样’。正因为此，我闻到鱼就会感到恶心。”

我没有表现出对如此骇人的残忍行径感受到的震惊。我通过其他有过极端遭遇的来访者了解到，如果我表达任何超出常规的情绪，他们便会感到害怕，变得沉默不语。艾伦娜对他人表达同情或同理心并不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她认为同情既虚假古怪又让人感到疏远。她后来这样解释自己对同理心的感受：“如果有一天我回到家后发现阿特开始像和颜悦色的幼儿园老师那样说话，我会被吓坏的，或者至少感觉不对劲。你看，这就是我对他人展现同理心时的感觉。”

艾伦娜的症状清单上的第二项是轻触，因为阿特就是这样靠近她的。轻触会让她干呕。第三项是咀嚼的声音，或者用她的话来说，“咂嘴。”这还是跟阿特令人发指的行径有关：如果她不显露快感，他就会咬她的私处。

第四项是浴室。她不管去什么样的浴室都要屏住呼吸。我问起原因时，她跑出我的办公室在洗手间里呕吐了起来。在艾伦娜与我展开心理治疗的这些年里，她从未透露阿特在浴室里对她做过什么。她说如果讲出来的话就会变成现实，这样一来，她可能无法“回到这个世界”。

艾伦娜对这一问题的回避让我感到很矛盾。在任何弗洛伊德式或以无意识为主导的心理治疗中，目标都是将来访者脑海中无意识的部分引入意识的领域，这样他们就不必再按照自己强大但无意识的需求行事。只有将创伤性事件说出来，来访者才能在会面中回顾那些时刻，并在治疗师的帮助下克服焦虑、羞耻或内疚的情绪。不过，当时的我执业已经很长时间，我知道并不存在什么正统的做法，每个来访者也都各不相同。艾伦娜让我意识到，有些经历真的很难再次回首。

她称之为“呕吐清单”的列表上全是频繁遭到侵害导致的触发点。她表示，最让她感到恶心的就是阿特逼迫她假装高潮使她看似成了同谋。她说：“这些身体上的折磨其实可以忍受。更加严酷的伤害，或者说是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都会收到的‘礼物’，是不断闪现的假装与阿特都很享受高潮的回忆。那幅画面让我的心隐隐作痛，每次回想起时的羞耻感都让我无法呼吸——就好像我的胸膛被一把老虎钳紧紧夹住了一样。”

我点点头。从长远来看，羞耻感存在的时间往往比身体上的痛苦更长久。“不管是谁，只要想起一段屈辱的记忆，都仿佛重新经历一遍那样历历在目。”我说。

尽管艾伦娜有过可怕的遭遇，但她依然极为风趣，黑色幽默更是手到擒来。比如说，她第一次观看电影《当哈利遇到莎莉》，当主演梅格·瑞恩在餐厅假装高潮的著名场面出现时，她说自己在五岁就学会了。她后来终于琢磨出要怎么做才能让自己在夜晚剩下的时间里不受到阿特的打扰。艾伦娜说：“阿特不仅是个强奸犯，还是个自大狂。他需要相信自己是个优秀的情人。”

阿特还会强迫艾伦娜和他的朋友上床，还会向他们收费。阿特非常喜爱电影《出租车司机》，对朱迪·福斯特扮演的雏妓更是情有独钟。这位女演员与艾伦娜同年同月出生，而且长得也有点儿像——尤其是在她们十二岁的时候。阿特买来朱迪·福斯特在电影中穿的同款粉色短裤和花衬衫，让艾伦娜换上这套衣服，还希望艾伦娜用朱迪·福斯特在电影中与罗伯特·德尼罗对话时用的俚语和他说话。

更糟糕的是，艾伦娜还被强制喝酒吸毒：从大麻、可卡因到致幻剂，什么都有。在大约六岁到十四岁期间，艾伦娜差不多每周会服用一次迷幻药。令人惊讶的是，她并没有出现药物诱发的精神错乱或任何闪回。（服用大量毒品的人经常会出现闪回，产生幻觉、被害妄想和精神错乱，即便在多年以后也依然如此。）

艾伦娜说自己从未受到男性吸引，并且往往喜欢传统而言男性感兴趣的事物，比如组装电脑，参加空手道、柔道、自由搏击或是玩很暴力的电子游戏。艾伦娜并没有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作为问题来关注，因此我也没有。

我询问她现在与简的亲密关系状况，她说自己没有任何生理欲望。“我有很多身体和心理上的伤痕，简也是。我们两个都不太关注性。对我来说，‘美好’和‘性’这两个词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她与简饱经世事，能过上安静体面的平凡生活就已知足。用艾伦娜的话来说就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比如让自己保持理智。”由于她并不认为这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也将注意力放在更加紧迫的事情上。

我问起阿特犯下的身体暴力，她说她很少遇到。她的反应往往先于阿特，知道什么时候该消失，什么时候又该安抚他。然而艾伦娜母亲以前却经常会遭到阿特殴打。

艾伦娜童年时遭遇的最可怕的事件之一发生在她大约六岁、格雷琴三岁的时候。她们和阿特一起乘坐自制的木筏沿河顺流而下。阿特当时嗑了迷幻药。“他忽然暴跳如雷，把我和妹妹推下木筏独自回到岸上。”她回忆道。他大喊着说她们是“女妖”，让她们别再像小宝宝一样，要学会游泳。“格雷琴开始溺水，我试图让她浮出水面，也因此溺水。”

阿特的朋友蒂姆曾因性犯罪入狱，他一直在岸上嘲笑阿特的怪诞举动。“他后来总算意识到我们真的溺水了，格雷琴都已经沉下去了。”蒂姆游过去救她们上岸。等到他们都气喘吁吁地上了岸，又惊魂未定地给格雷琴做心肺复苏。蒂姆一拳打在阿特嘴上，告诉他这么做太过火了。阿特说：“我想你说得对。我差点儿把下金蛋的鹅给弄死了。”

艾伦娜说那天的情形像慢动作播放的电影一样历历在目。格雷琴再也不是从前的她了，还患上了恐惧症。艾伦娜意识到阿特根本不在乎她们的死活。“不过最不可思议的是，真正让我保持理智的竟然是蒂姆说阿特是‘变态混账’。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阿特有问题。我原本还以为有问题的是母亲和我。阿特经常大吼，说我像我母亲一样是个‘冷漠的婊子’。我不太清楚那是什么意思，但我听得出来，那不是什么好话。”

“儿时的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遭到侵害，只知道自己不愿合作、十分‘冷漠’，不管这意味着什么。”我总结说。

出于好奇，我问蒂姆后来是否再次帮助过她们。她说蒂姆救她们的唯一原因是不希望自己成为凶杀的同谋。他和阿特不同，他蹲过监狱，不想再回到里头。他虽然会与阿特激烈争执，却始终是朋友。阿特与蒂姆是在泰德·邦迪粉丝俱乐部认识的。臭名昭著的美国连环杀手泰德·邦迪终于在1989年被执行死刑。他两次越狱，每次都会继续展开疯狂杀戮。邦迪和阿特一样非常聪明，他曾就读法学院，还为自己辩护。阿特就曾模仿邦迪，在判定妻子有失母职的审判中担任自己的律师。邦迪身材高大，黝黑英俊。阿特则个子矮小，长着雀斑和一头红发，但他幻想自己和泰德·邦迪一样既邪恶又极为英俊。可惜他的这种看法只对了前面的一半，后半句大错特错。艾伦娜讲述以下事迹时，仿佛在说阿特是当地扶轮社成员一般稀松平常：“他和他的病态同伙们会在每年的十一月二十四日唱生日歌并向邦迪祝酒庆生，还会定期举办泰德·邦迪粉丝俱乐部聚会。”

蒂姆和阿特都视邦迪为偶像，也想受到崇拜，就像邦迪的粉丝“崇拜”邦迪一样。艾伦娜直到十几岁时才发现，泰德·邦迪根本就算不上英雄。

我省略了这一案例中大部分的恐怖细节，因为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些描述都太过可怕。我向精神科医生咨询艾伦娜是否可以接受药物治疗时曾介绍过她的病史，就连这位医生也不忍听下去。她眼里噙着泪水，问我为何能对这么恐怖的遭遇如此坦然。

我思考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可能和我自己的童年有关。我主要由父亲抚养长大。四岁到十三岁期间，我和他一起在家里开的药房工作，给人送药。我在那段时间里目睹了各种可怕的境遇：贫穷、卖淫、人们独自死去、女性遭到殴打，还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疾病。然而我父亲指出，我的工作并非为路上的每个客户提供服务；如果有人需要帮助，我应该主动打电话联系警察或救护车；我的职责是不断前进，把所有的药都送到他人手中。如果我执着于其中一位需要帮助的人，就会被情绪左右，无法完成工作。司机和我常常到天黑后才收工。简而言之，我在很小的年纪就已学会如何把个人情绪分隔（com#footnote-8-123"type="noteref">，但我以为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祖母家让她大开眼界，她见识到了另外一个——可怕又狂热的——现实世界。艾伦娜说：“我们会去教堂，教堂里提供早餐，人们在里头交谈，还用火焰和硫黄作为警告，提醒人远离道德沦丧的泥沼。”

艾伦娜刚搬进祖父母家时并不清楚“性取向”是什么意思，她也不知道阿特与她发生的是“性行为”。然而去教堂参加礼拜后，她隐约察觉这样的行为极为可憎。长辈们在教堂里连番斥责性的罪恶。艾伦娜知道阿特违反了一项禁忌，而她自己也做出了令人憎恶的行为。想象一下，小小的女孩忽然明白过来，阿特强迫她做的事情是如此令人发指，以至于她可能永远被“天国”拒之门外。她说：“我当时不知道上帝是谁，反正他听起来比阿特和奶奶要善良得多。不过话说回来，谁不会这样想呢？我很高兴上帝在天国会接纳所有人。可是，当我意识到自己做了那些事情以后连他也不会接纳我，我心都碎了。”

她正是在那段时间第一次经历身体变形的幻觉。祖母坚持让她每天穿上熨烫过的棉布裙子。艾伦娜开始觉得自己长着巨大的生殖器，而且所有人都看得到。她说生殖器硕大发紫，因为血液的流动而不断搏动，生殖器悬挂在她的裙子底下，几乎垂到地上。在此期间，她简直得了紧张症（catatonic）（紧张症是一种伴随精神麻木的静止状态，非常像是动物的冬眠），整天坐在椅子上不愿起身，害怕人们看到她走路时摇晃着的巨大器官。她拒绝上学，当然也没有人会强迫她去学校。

我希望能从无尽的痛苦中找到她体验过的微小善意，于是问她在祖父母家生活时有没有发生过美好的事情。她想了很久。“有一次，除了上教堂之外从不离开椅子的爷爷——他看也没有看我——默默地把星期天报纸上的漫画那版递给了我。”她眼里噙着泪水，哽咽地说，“我依然记得头版登着名为《吉格斯与玛吉》的四格漫画，”她闭起眼睛笑了笑，接着说，“还有报纸的油墨味。我直到今天仍能画出每个格子里的画面、写出对话泡泡里的文字。”我告诉她那部漫画的名字其实是叫《想起老爹》，她摇了摇头说：“这个标题真是讽刺，毕竟我多年来一直‘想着老爹’。”她指的始终伴随她左右的“呕吐清单”。

祖母逼迫她睡在屋外的车库里，到了冬天就给她一个睡袋。即便是在很小的年纪，艾伦娜也宁愿在妹妹打扫屋子时一个人待在车库里摆弄那里的工具。到了晚上，她冷得只好用烧烤架的防尘罩和汽车的地垫当毯子盖。

阿特从来没有探望过她们。不过，他后来被加拿大皇家骑警赶出柯克兰莱克，护送到了城市边界，还被告知再也不准回来。之后他便去接女儿回家，并再次侵害了艾伦娜。

艾伦娜就是在那个时候决定自杀的。第二天，她拖着沉重的身躯来到斯基纳河边躺到一块石头上，希望自己能被冻死。她记得自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累得连胳膊也抬不起来。这样的折磨她一天也无法忍受。当时年纪渐长的她——已经八岁了——不仅感受到了一直以来的困惑、痛苦、无望与孤独，和祖母一起生活之后，这股复杂情绪之中还多了内疚与羞耻。她在岩石上躺了一晚上，醒来以后双腿动不了了：这是失温症的先兆。她松了一口气，自己终于快要死了。

暂停一下对这一幕进行思考对我来说很有帮助。我相信那是艾伦娜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她在选择到底要不要继续活下去。无论是从字面意义还是象征意义上而言，许多人在一生中都经历过这样的转折点。难怪哈姆雷特的独白会成为西方文学史上的经典段落：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

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

通过斗争把它们扫个干净。

任何想要自杀的人都得在“生存还是毁灭”之间做出选择。然而就某种程度来说，每个人在生活中不是都需要做出类似的种种选择吗？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在继续或改变之间做出选择。我们是甘愿成为安稳又平淡的日常生活的奴隶，还是打破常规、按照想象中的方式重塑生活？真正的改变很可能会带来风险与痛苦，可能还有焦虑与繁重的付出，但这正是“生存”与苟活之间的区别。我们在各自的故事中都曾是懦夫或英雄——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处境与做出的选择。在岩石上的这一幕中，艾伦娜就像哈姆雷特一样，必须决定是否要与“命运暴虐的毒箭”做斗争。

维克多·弗兰克尔在《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中写到自己在纳粹集中营里面临的困境也与此相同。他描述囚犯面对可怕处境会表现出三个阶段的心理反应：首先是惊恐，其次是冷漠，第三则是人格解体与道德出轨。弗兰克尔的观点是，只有那些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人才能好好活下来。他指出，即使处于最可怕的煎熬之中，我们也依然拥有选择的自由。对弗兰克尔而言，爱就是人类终极追求的最高目标。他努力为他人付出，盼着再次与妻子相见。他的希望与善意是连纳粹也夺不走的东西。

艾伦娜曾经过着“命运暴虐”的生活，而且经受着无比锋利的“毒箭”，可即便如此，她依然拥有选择。就像弗兰克尔说的那样，我们必须从痛苦中寻找意义。他引用尼采的话，后者以另一种形式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八岁的艾伦娜躺在岩石上冻得半死，她虽然从未听说过弗兰克尔或尼采，但她经历的危机完全符合他们的描述。艾伦娜想到如果格雷琴失去姐姐会承受怎样的煎熬——格雷琴在服用阿特给的药物时比艾伦娜更加痛苦，而且她天性特别温顺。艾伦娜知道自己对格雷琴来说就像母亲一样，是她与阿特之间唯一的缓冲。阿特在夜里将艾伦娜当作伴侣，到了白天则视她如死敌。如果她死了，格雷琴就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艾伦娜拿定主意，自杀太自私了。为了妹妹，她必须活下去。

艾伦娜试图起身回家，但她双腿发软，难以站直身子。她一直坐到中午太阳直射到身上才站起来。起初她不得不爬行——她的双臂比双腿先恢复过来。最后，根本没有人问起过她的去向。

艾伦娜告诉我她的决定时，提到了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她读到过宙斯想要对普罗米修斯施以永恒的惩罚，不仅用锁链将他缚在悬崖上，还派一只鹰去啄食他的肝脏。由于普罗米修斯永生不死，他的肝脏每天晚上都会重新长出来。艾伦娜说她非常了解普罗米修斯的感受。她那天在斯基纳河畔决心活下去，这也象征着她的身体将被“掠食者”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吞食。大多数英勇壮举都发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但艾伦娜就像普罗米修斯那样选择日复一日经受折磨，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之举。

艾伦娜无私的母性本能帮助她从岩石上爬了起来。“那是我的低谷期。”她告诉我，“我觉得自己真是卑鄙，竟然想要抛下妹妹，而且离开图灵我会很伤心的。”图灵是她心爱的猫，也是她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常驻角色之一。猫与艾伦娜的名字都来自被誉为计算机之父的英国人艾伦·图灵。讽刺的是，图灵——阿特的偶像——同样遭受了折磨。在图灵那个时代，同性恋行为在英国依然被视为犯罪，因此当他受到“严重猥亵罪”的指控时，法庭迫使他在坐牢与化学阉割之间做出选择。他最终在1954年自杀，去世时年仅四十一岁。

我试图说服艾伦娜这并没有什么好羞愧的，而且恰恰相反：“你是个英雄。你在整个童年时代都成了战俘，但你每天早上都坚持起床并保持理智。你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妹妹免受你遭遇的痛苦。你比我遇到的任何人都更加勇敢。”像她这样的孩子应该得到一枚奖章才对。我对此的感受如此强烈，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因为情绪激动而变得极为高亢。

艾伦娜第二次在心理治疗中展露真情实感。她的眼睛湿润了，问我是不是真的这样认为。

“真的。我还想为你这样勇敢的人们写一本书呢。”我回答说，“在我看来，勇敢并非一次性的行为，而是直面难以战胜的困难，每天起床反复经历相同的煎熬。”我不禁说出了肺腑之言。然而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叫作“重构”的治疗方法，我在劳拉的案例中也用过。艾伦娜不应将自己视为寻死的懦夫，而是应该看成在忍受折磨的同时还能保持理智的勇敢的人。我相信，重构比我用过的其他任何方法都更能帮助到她。我了解她的过去，可以借此为她重构那些事件与格局。

我们第一年的心理治疗就这样结束了。我逐渐意识到，艾伦娜是我经手过的来访者中遭受虐待最严重的一位。虽然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倾听，但我能够见证她经历的残酷往事，并将其重构为属于她的力量。

一个人的自尊或自负——即自我意识——往往经由父母的帮助，在童年早期就开始发展。自我意识在我们的本能与现实世界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艾伦娜的自我意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脆弱。她从未获得过构建自我的机会。每当她试图巩固对现实、对自我的认知，或是搞清楚如何在这个世界前行，她的父亲或祖母就会将其撕成碎片。我担心自我意识薄弱的人有时会失去对现实的控制，因此，我想与艾伦娜放慢脚步，先巩固她的自我意识，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展开。

随着我们的心理治疗进入第二年，我注意到艾伦娜似乎对自己的聪明才智不以为意。她如果在工作中获得成功，就会说自己之所以能够解决问题完全是因为其他人“都是有头无脑的笨蛋”。我的猜想则是她比那些傻瓜都更加聪明。她记忆力拔群，擅长作诗，晚上则会阅读数学和物理书籍。她除了爱好跆拳道和空手道，还精通各种暴力的电子游戏，因此获得了参加全国锦标赛的资格。她甚至向游戏公司寄去改进产品的建议，结果其中一家公司发来编程工作的邀约。我为此称赞她，她却说：“玩这些游戏的都是些脑袋空空的怪人，所以游戏公司老板发现玩家竟然有点儿头脑时，肯定会很震惊。”

此外，艾伦娜也否认自己具有聪明才智，理由是不希望从阿特那里继承任何特点。她和阿特不仅外貌上很像——相同的苍白皮肤、雀斑、泛着红色的金发与单薄的身躯——头脑也一样灵光。父女二人在编程乃至包括文字游戏在内的各种头脑体操中都表现得一样出色。“记住，他是个变态的浑蛋，”艾伦娜对我说，“所以我为什么想要成为他那样的人呢？跟他相似让我感到恶心。”因此，她一如无视自己的精致外表那样——比如说，用指甲刀剪头发——无视自己聪明的脑袋，否定自己的智慧。

不仅如此，艾伦娜对于阿特说她愚笨也笃信不疑。假话听过上千遍多少会让我们信以为真。艾伦娜说她很擅长蒙骗他人（我当时应该对这样的坦白更加留心才对），但她强调，狡猾并不意味着聪明。于是，有一天她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用韦氏成人智力量表——也就是wais iq测试——对她进行突击测试。我并没有给她任何预警，因为我知道这会使她焦虑不安。我觉得这样做有助于消除她认为自己不聪明的谬见。

艾伦娜的测试结果是我见过的最高分——她的分数比99.2%的人都要高。她沮丧地说道：“唉，完了。这就是奶奶说过的阿特的智商水平。”我指出阿特智商虽高，但他还是虐待狂和性变态者，这三者不可混为一谈。“泰德·邦迪不仅是法律专业的学生，还是谋杀犯，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律师都是谋杀犯。成千上万的人都希望拥有你这样的智商。”我说她应该对自己继承的是优点感到庆幸。她既聪明又漂亮，虽然智慧与美貌并非美好生活的保障，但可以让人生更加顺遂。后来，艾伦娜在接受心理治疗的那些年里也确实开始重视自己的智力，在自我价值感方面也有所进步。

智商测试一个月后，艾伦娜在我的建议下向律师事务所要求加薪。从未拥有过个人权利的人会在一开始维护自己的权益时感到非常困难，这一举措也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焦虑。我们于是为面谈进行了多次排练。

艾伦娜事后告诉我，当她向这间拥有四百名员工的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提出加薪后，对方不仅嘲笑她，还提议说既然她连法律助理都算不上，就应该对自己享有“空前的自由”而知足。艾伦娜觉得受到轻视，行将崩溃，不过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吉尔德，”她用她给我起的昵称叫我，“我像凤凰一样涅槃重生，我假装自己是你，用你的思路武装自己，开始炮轰那个合伙人。我让他找其他人去加快处理他们的重大专利申请、阅读所有相似的专利，并找出一些工程设备与另一些的不同之处，然后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这些不同之处写一份三十页的报告。他清楚得很，寻找部件差异最拿手的人就是我。”

专利部门和其他部门的人都替艾伦娜说话，因为他们都依赖她的才能，到头来要靠她完成的工作才能赚钱——同时频繁抢走她的功劳。艾伦娜的工资就此翻倍，第二年还获得一笔高额奖金。

尽管艾伦娜在生活中不断向前发展并取得了进步（这正是心理治疗的意义所在），但那段时期对她来说压力很大。我还略微鞭策了她一下，让她去申请法学院或攻读高等数学学位。她拒绝了，说自己无法集中注意力。我问起原因时，她敞开心扉开始诉说。经过一年多的心理治疗，艾伦娜终于准备好要告诉我她脑袋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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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娜曾说阿特一直阴魂不散。他喋喋不休说个不停，声音像是被保存在录音带上似的在她脑海中循环播放。每当她踏出舒适区就压力倍增，“录音带”的声音也变得越加响亮。

我让她详细说说都会播放些什么。“嗯，昨天我在阅读一份关于井温计的文件，我需要证明它与其他井温计不同，并说明为什么这款井温计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利。”她开口道，“‘录音带’里的阿特便说，‘你干不了这个。你连加法都不会。你对工程学一窍不通。’接着，他变得玩世不恭，还说我是个‘烂婊子’。就这样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我必须努力摆脱在我脑海中萦绕着的大喊声，坚持思考。”

我想到，艾伦娜能够正常工作完全有赖于她的高智商。哪怕她经常分心也依然表现出色。

当艾伦娜置身高压环境时，脑海中声音的干扰就会加剧。“这就是我避免承担过多责任的原因。”她说，“当我取得了某些成就，阿特就会大喊‘你这个该死的骗子’，声音大得让我的心都怦怦直跳。”艾伦娜在讲述这些事情时明显变得焦虑。我问起阿特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常常喊叫，她说，“很少。他有其他拿手的控制手段，他喜欢斗智。”我指出，与一个害怕又依赖于他的孩子斗智并不公平。实际上，这是懦夫的游戏。

她讲述了一个体现阿特恶形恶状的例子。“我小时候喜欢玩数字游戏；我会玩骰子，将它们按照数字从小到大叠在一起。然而上学之后我特别害怕，我以为老师在骗我。”我表示不解，她于是告诉我，阿特故意教了她错误的算术，“他说二加二等于四，但是二加三等于六。他说我以为答案是五真是笨。”艾伦娜面对如此困惑的局面感到非常头疼恶心，“最后我一点加法也做不了了。我上学时会把空白的作业本交上去，这样至少比被嘲笑要好。”没有一个老师联系过她的家长。

艾伦娜喜爱读书，她说阿特会撕毁她从图书馆借来的书。“这样一来，我非常钦佩的图书管理员就会没收我的借书卡。”

艾伦娜说到这里低下了头，看起来很沮丧。我略作询问，她指着我那盆杂乱的一品红说圣诞节快到了——阿特一直会做一些让别人以为他很正常的事情，比如在家里摆一棵圣诞树。可是树下往往没有礼物。有一年阿特问她想要什么，她说她在这世上最想要的东西就是一张书桌。阿特给她买了个洋娃娃，而想要洋娃娃的格雷琴则得到了一张书桌。“我当时九岁，已经过了玩洋娃娃的年纪，而且我从来都不喜欢这个。我要是坐在妹妹的书桌前，他就会惩罚我。我因此懂得永远都不能告诉他我喜欢什么或者想要什么，不然就会被他夺走或取笑。他还一直挑拨我和格雷琴的关系。不过这招从未奏效。”她说道。

“说明你赢了这场战斗。”我表示。

随后，艾伦娜讲述了一件有关她们心爱的猫图灵的可怕事件。有一次，阿特夜里开卡车载着艾伦娜和妹妹去兜风，说他想去山的那边看月亮。“于是，图灵、格雷琴和我在半夜挤到他的小货车前座。阿特一边开车一边把图灵拎到窗外，在驶出城后把它扔向路过的第一个停车标志。图灵跌下去后立即死了，阿特则继续朝前开。我知道如果我表现出痛心或难过的话，下一个就会是我。我和妹妹都直视前方，强忍住眼里的泪水。”

“所以你只好假装不喜欢对你来说重要的东西，而且也吸取了没有假装享受上床的教训。”

“正是如此。他无须大喊，也不用动手。”

阿特玩的心理游戏让我想起1944年的电影《煤气灯》。影片中，一名男子设法蒙骗妻子让她以为自己疯了，从而使她真正失去理智。我播放这部电影给艾伦娜看时，她冷冷地说那名丈夫是个外行，写剧本的人应该找阿特咨询意见。她接着说自己无法像电影中英格丽·鲍曼扮演的妻子那样迅速恢复过来。实际上，她说：“我不得不离开大学就是因为被他搞得快要精神错乱了。”

对于心理治疗师来说，治疗来访者的过程就像是在破解谜团。艾伦娜描述她突然退学时，我便错过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尽管当时我已处于职业生涯中期，但我依然没有掌握“不能一直信赖来访者对事件的描述”这个道理。就像读者会在文学作品中遇到不可靠的叙述者一样，心理治疗师也会在办公室里遇到类似的情况。

首先，我对于艾伦娜其实上过大学感到十分惊讶。她告诉我她凭借一篇名为《如何改变世界》的文章——主题由扶轮社拟定——获得了扶轮社的全额奖学金。“搞得好像我知道如何改变世界一样。我像是在写‘只要没有阿特和他的朋友，这个世界很快会振作起来’。我能得到奖学金的原因可能是鲁珀特王子港没什么人申请吧。”她还告诉我阿特认为她能得奖学金是因为镇上其他人都太笨了。我指出她并不需要阿特的“录音带”，她早已将他的批评内化到这种地步，自己也能想出差不多的说法。

艾伦娜避开所有阿特擅长的学科领域，转而攻读文学专业研究起诗歌来。她的一位教授是个受人尊敬的诗人，他让学生提交自己写的诗歌，并在之后那堂课上说自己特别喜欢其中的一组诗。他随后叫出艾伦娜的名字，让她大声朗读一首。艾伦娜羞愧万分。“我以为他和阿特一样是在嘲笑我的作业，于是我跑出教室，再也没有回过学校。”那次事件之后，艾伦娜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她认为是紧张症的状态里。她唯一确定的是，她对那段时间的记忆一片模糊，什么也不记得了。

回想起来，我本应该追问那段被艾伦娜遗忘了的时期，但我没有问，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她对教授的表扬做出的反应上。“你如今是不是明白了呢，他并不会像阿特那样诋毁你。”她看起来十分不解，我因此换了种说法，“现在回想当时，你有没有意识到他是真的很欣赏你的诗歌呢？”

她停顿了很久之后说：“算有，也算没有。我一方面知道自己的想法很疯狂，但另一方面，我纯粹是不想再上当了。我害怕被逼到崩溃。那个时候，我完全以为他是又一个阿特。”

我为此提醒艾伦娜，她当时既没有朋友，也没有其他成年人引导她了解这个世界，她有的只是阿特。那位教授是第一个对她表达善意的人。“所以那时你认为他在取笑你。如今你虽然理智上知道他没有像阿特那样玩弄你，但就情感上来说，你却依然难以确定，对吗？”

“对，即便后来教授还给我写了一年的信，让我务必联系他。阿特如此聪明狡猾，仿佛是用疯狂的线缠绕着我结了一个茧。这些细线如同游丝，我虽然能够像透过薄膜一样看到外面，但就是走不出这个茧。”

我很疑惑，于是要求她举例说说这种笼罩着她的影响。“我们下国际象棋的时候，如果我占上风，他就会编造规则。比如说，如果我将某颗棋子挪到某一格，就必须在接下来的三步棋中拿走我的后。”她回忆说，“我离开家后跟别人下棋才知道他撒了谎。不再处于劣势的感觉好极了，但我赢棋的时候却觉得自己在作弊，因为这些并非我所熟悉的规则，也就是那些对我不利的规则。”她接着告诉我阿特会如何用错综复杂的方式改动规则，让她一直没法赢棋。就这样，阿特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年复一年地破坏她对现实世界原本就摇摇欲坠的理解。

我之前写到过父母的地位有多特殊，每天能对孩子施加数百次正强化或负强化。他们向我们投来的每一个眼神都诉说着我们是谁、在这个世界的等级秩序中又处在什么位置。换句话来说，他们无意识中构建了我们。然而，艾伦娜被构建的过程完完全全是被洗脑的过程。

她依然听得到“录音带”，而且，她越是想要摆脱阿特口中愚蠢可悲的自己，那个声音就越是响亮。“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尝试新鲜事物时，‘录音带’里的声音就大喊大叫。”我解释说，“每当你试图在这个世界取得进步、摆脱阿特编造的愚蠢的失败者形象，‘录音带’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响。”

艾伦娜纠正我：“不单单是失败者，还是个笨拙的骗子和荡妇。我要是有一份需要告诉别人去做什么并要求他们尊重我的职位，‘录音带’就会阻挠我正常工作。”我指出她为多伦多最优秀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做了不少出色的脑力工作，而且那些律师需要靠她搜集论据才能顺利出庭。她解释说，当她独自待在办公室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不要去打扰她。他们会把工作发送给她，等她写下答复。有时别人也会径直走进去向她提问，她则会回答。偶尔有人请她出庭时，她会拒绝，因为她既不希望和其他人待在一起，也从来不想当谁的主管。“我不知道我的大脑什么时候会不辞而别，或者用我的话来说，‘阿特而别’，所以我需要拥有快速离开的可能。”

我让她具体说说除了“录音带”之外，还有哪些“脑袋里的问题”，可她却答不上来。她说有时脑子里会一片空白，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恢复正常。她说这是一种植物人般的状态，类似于紧张症，她不希望被其他人看到。艾伦娜无法承担在法庭上发作的风险，因此需要待在房间里静静地工作，这样如果她失去控制，就可以立即离开。

艾伦娜在几星期内两次提到这种她含糊地形容为“紧张症”的情况。我本应该更仔细地探究下去，可是，我当时更专注于了解阿特的心理游戏，而非她对其做出的反应。

那天艾伦娜离开后，我在整理笔记时意识到，她虽然大部分时候看起来镇定自若，但她精心打磨的举止其实是为了在阿特面前保护自己。只要她表现出任何脆弱之处，阿特就会扑上去攻击她，夺走对她而言非常宝贵的东西。这也难怪她会比看上去要脆弱得多。回想到我们治疗的后半段发生的悲剧事件，我应该在那个时候就看清她的沉着只是一种伪装。

心理治疗师有时应该问自己为什么要将来访者朝某个特定的方向推动。我希望艾伦娜从事一份与她的天赋相匹配的事业，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比她更想实现这一点。我简直能够想象到我父母会说些什么，比如要我别低估自己，说我需要一份事业。这对他们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最终对我来说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一直在把自身的需求投射到艾伦娜身上。我被她幽默冷静的举止和频繁闪现的锐气给迷惑住了。我现在才知道她受的伤有多深，因此，我决定放慢步伐。

在一年半的心理治疗中，艾伦娜除了说起母亲在她三岁前消失之外，再也没有提到过她。终于，我在临近母亲节的一次会面中问起她的母亲在失去孩子以后的生活。艾伦娜用平淡的语气说她搬去了英国——母亲担心阿特接下来还会陷害她，而且知道自己无论是头脑还是威胁手段都敌不过他。她将自己仅有的那点儿积蓄用来在法庭上争取探视权，最后在艾伦娜九岁、格雷琴六岁时获得法定许可，每年有一星期的时间可以让两个女儿去英国见她。

艾伦娜一开始说起母亲时赞不绝口：她是世上最好的母亲；没有了孩子，她的生活犹如地狱。孩提时代的艾伦娜肯定把母亲理想化了，尽管对她的记忆早已稀薄，却渴望和她待在一起。她对母亲最清晰的记忆是当阿特在屋子里横冲直撞地寻找她们时，她们和母亲一起躲在卡车里的情形。

几个星期后，艾伦娜坦言自己更喜欢梦中理想化的母亲，而非重新见到的真实的她。她对母亲的幻想在与妹妹展开每年为期一周的伦敦之旅时破灭了。母亲为她们买了同款的连衣裙和同款的娃娃，对真实的艾伦娜仿佛视若无睹。公平地说，艾伦娜呈现在母亲面前的很可能是个从容镇定又彬彬有礼的小孩前来做客的完美形象。她们参观白金汉宫，乘坐巴士去古老的豪宅见识老家具，还一起逛街。当我问起这段关系中的情感质量时，艾伦娜说：“我几乎不认识她了。我三岁之后就没有再见到过她。我当时九岁或者十岁吧，还为了她穿上傻乎乎的连衣裙、白色的褶边短袜和玛丽珍皮鞋。”

“但这依然无法说明你们相处时的情感基调。”

她用一段生动的对话作为对我的回答。母亲问起女儿为何如此瘦削时，艾伦娜说是因为阿特不怎么给她们吃饭。“母亲哭着说她希望这不是真的。‘艾伦娜，你在撒谎对不对？’她说着，投来恳切的目光。她当然明白这是真的，她和阿特一起生活过，知道他是个变态。她只是难以接受现实罢了。”于是艾伦娜让步了，说这不是真的，她的妹妹因此感到很困惑，“我们要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穿着上了浆的裙子在伦敦街头蹦蹦跳跳地径直向前走，真的特别难。”

我指出她作为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不得不扮演相互矛盾的角色。她必须假意放纵，好让阿特觉得她是个出色的情人，然而到了母亲面前，她又不得不扮演一个在海外生活的天真女孩。真实的艾伦娜根本没有存在的空间。

艾伦娜茫然地看着我，依然想要维护母亲。“我不怪她。”她说，“阿特狡猾极了。母亲在与他的斗争中落败，不得不把年幼的女儿们交给一个恋童癖，她肯定因此痛苦万分。”她讲述了母亲是如何通过法律手段与阿特斗争多年，直到花光所有的积蓄，“但她从来没有忘记我们”。

她的母亲最后无计可施，只好把孩子拱手让给恋童癖，我想象不出世上还有什么磨难比这更加痛苦。然而，我希望真实的艾伦娜能对母亲做出真实的情感回应。无论这位母亲是多么努力地设法夺回女儿们，就情感上而言，艾伦娜依然是个遭到遗弃的孩子。“否定自己承受的痛苦想必非常困难，而且你不仅挨饿，还被下药并反复遭到性虐待。”我说，“可是，你的母亲却明确表示她不敢听下去。”

艾伦娜反驳说母亲已经尽力，如果她对她们的糟糕生活无能为力，听她们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她还说母亲在寄养系统中长大，被重新安置过多次，年少时因为被殴打不得不离家出走，十四岁又因为卖淫被警方记录在案。艾伦娜之后还费心地解释母亲为何会选择阿特：因为她早已习惯被虐待，对此感到稀松平常。在法庭上，母亲面对受过良好教育的阿特根本不是对手，况且，当时的阿特过着像样的生活，有一份可靠的工作，可以假装是个体面人。

我怀疑艾伦娜在无意识中对母亲的愤怒比她愿意承认的要多。儿童被遗弃后的心理感受并不会遵循逻辑。即便父母去世，孩子依然会因为遭到遗弃而愤怒。尽管父母没有过错，但这并不能让他们感觉好受一些。

第二天，艾伦娜发来她记录的梦境，题目是《蜘蛛和水》，描述的是她与我讨论过母亲之后的生活与心理状态：

梦中的艾伦娜回到鲁珀特王子港，她沿着熟悉的马路向前走着，四周的房屋全都被水淹没，里面的人们——大部分是婴儿——都被淹死了，漂浮在窗户前。终于，艾伦娜找到自己从前的屋子，那里没有受到水淹，房子遭弃置后有点儿肮脏。她来到自己从前的房间，发现有个女孩躺在她过去的床上。艾伦娜抬起头，看见几十只小型贵宾犬大小的毛茸茸的蜘蛛。床上的女孩似乎并不惊慌，而是坚持要喂蜘蛛。于是艾伦娜拿起碗去喂它们。接着，她从窗户爬出去，来到一个交易站，那里的天花板如此低矮，她不得不弯着腰行走。交易站里有个女人，身穿小丑模样的衣服（缀有硕大红色圆点的宽松衬衫和紧身裤），看起来疯疯癫癫的。女人怀里抱着的婴儿哭得惊天动地。疯女人把婴儿塞到艾伦娜手里之后便赶忙离开。接过宝宝的艾伦娜试着来回踱步，但弯着腰这么走十分困难。这个梦在艾伦娜试图安抚婴儿时结束了。

艾伦娜来参加下一次会面时，我请她对这个梦展开自由联想。她说洪水是阿特的诡计，他让那里看起来似乎只有他们家没有被水淹，以此引诱艾伦娜进入。蜘蛛同样代表阿特，因为他在那个屋子里无处不在，非常可怕。而且，当他发现艾伦娜对蜘蛛极其恐惧之后，便会假装自己是蜘蛛。“他还经常把蜘蛛带回家放在我的床上吓唬我，然后大笑着说‘骗到你了吧’。床上的另一个女孩就是我。从窗户逃走的那个人也是我。而床上的女孩——另一个我——知道自己无处可逃，并且需要为此付出代价。我必须做饭喂饱屋子里所有象征阿特的毛茸茸的蜘蛛。这种恐惧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做早餐时的感受。”

艾伦娜不知道那个身穿红色圆点衬衫的疯女人是谁。但当我问起她是否认识谁有这样的衬衫时，她扬了扬眉毛，仿佛洞悉了什么秘密：她的母亲在圣诞节时买过一件这样的衣服。

很明显，将婴儿交给她的疯女人就是母亲，而那个宝宝是格雷琴。那间屋子很小，天花板很低（艾伦娜曾经开玩笑说阿特笃信低开销），艾伦娜需要弯着腰才能在里头行走，照顾起孩子来也特别困难。尽管如此，艾伦娜还是做到了。就像她说的那样：“现实中渺小的是我，而不是那间屋子。我根本不知道要如何照顾婴儿，抱都抱不动她。梦里的我还被迫弯着腰。”她坐着沉思了一会儿，“上周聊起母亲之后，我发现自己有很多原本没有意识到的怨恨。她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是疯女人，那为什么在我的梦里会成为疯女人呢？”

我解释说，梦境需要呈现画面，也就是具有情感内容的具体形象，好比神话会通过画面——其具有普世性的原型——来诠释人类心灵一样，梦境在个人层面上也具有同样的功能，能为做梦者提供个人无意识思维的画面。在艾伦娜的梦境里，那件衬衫就是线索，衬衫上波尔卡式样的红色小圆点成了小丑装上的硕大圆点。艾伦娜的母亲不知道要如何应付阿特，结果被诬陷成疯子与不合格的家长（在梦里就变成了小丑般的可笑形象）。艾伦娜承接了母亲的角色，但这对她来说十分艰巨。“这个梦是你第一次意识到，身为学龄前儿童当母亲非常艰难。你不管在字面意思上还是象征意义上都被迫弯腰屈从。”我说。

艾伦娜的手越来越红，我安慰她说，生母亲的气并不代表对母亲不忠。这只是属于她的感受，任何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孩子们如果在很小的年纪就被赋予成年人的责任，他们以后便一直会担心要如何恰当地履行自己的责任；他们似乎从来都无法接受自己太过年幼而无法完成任务这一事实，而是将未能完成的失败深深记在心里。第一章里的劳拉年幼时被留在森林里，她便专注于自己所谓的未能好好抚养弟妹的失败，很少提及自己也遭到遗弃的事实。艾伦娜的情况也差不多，她并没有为自己从三岁起就开始照顾格雷琴感到骄傲，而是担心因为上学而疏于照看妹妹。

遭到虐待的儿童由于认为自己每时每刻都处于危险之中而常常高度警惕。他们早已学会如何感知威胁，因为他们的生命往往取决于此。有一个星期，艾伦娜说起一件在律所发生的惊恐事件。一位心怀不满的男子出现在接待处，要求见某位律师。后来大家才知道他是在离婚案中失去孩子监护权的一方。他怒气冲冲，打算杀死妻子的律师。可在当时，除了艾伦娜，没人注意到他有多疯狂。艾伦娜在拥挤的等候室里注意到他，随即叫来保安和警察。当他们朝这名男子围上去时，后者拔出了枪。办公楼里二十一层整个楼面的人都被疏散，这名男子也被制服并带走了。

艾伦娜说她对存在暴力倾向的疯子有第六感。“所有受虐儿童都像猎犬一样。”她说，“他们必须扫描环境，寻找可能出错的地方。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就是死路一条。要我说，这就是‘温室花朵’的对立面。”

她与第三章里能察觉到公路强盗的货车司机丹尼一样，对危险极为敏感。他们都曾与“掠食者”一起生活。艾伦娜说，阿特喝酒嗑药之后经常掏出枪指着她和格雷琴，告诉她们最好靠墙并排站着再对他说几句好听的。“我们身后的墙上布满了弹孔。等到他昏睡过去，我们便给他盖上毯子，然后把枪收起来。”

“你有没有想过要拿起来朝他开枪？我是说，在你十几岁的时候。”我问道。

“当然有过。我以前玩电子游戏时一直会幻想朝他开枪，现在也是。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擅长玩游戏。”她说，“但我认为他不值得我被终身监禁，那只会让我变得和他一样不正常。”

“你在为保持理智而斗争。”我摇着头说道，“那种幻想肯定充满诱惑。”

很久以后，艾伦娜告诉我，那一刻是她在心理治疗中的转折点。她从我脸上的表情和我眯起眼睛的神态中看得出，那是我的肺腑之言。在那以前，她一直认为同理心很虚伪，对我来说只是工作的一部分。但当我暗示她有充分理由杀死阿特时，她终于确信我是站在她这一边的。

询问艾伦娜为什么没有杀死阿特显然不是我最专业的时刻。但这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牢固。这是我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我不仅理解她的无能为力与困顿，还理解她的愤怒——那种永远不见天日的愤怒。她看到了我眼睛里映照出的属于她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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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艾伦娜幻想过杀死阿特，但她最终没有动用暴力就成功逃脱。与她故事中童话般的荒诞情节一脉相承的是，策划这次营救的是鲁珀特王子港的其他人。为了更好地讲述这次救援，让我们先来看看小镇这个外部世界与她的家庭之间的关系。

艾伦娜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后，阿特给了她一些教育方面的建议：学校是个烂地方，所以最好保持低调，不然她就会被送走并且再也见不到妹妹。这一建议加上阿特故意教错算术带来的困惑，以及她对格雷琴独自在家与阿特共处一室的恐惧，导致她在学校变得十分孤僻。她在家大量阅读，在课堂提交的作业却空白一片。艾伦娜后来才知道，阿特并没有猥亵格雷琴，而是兀自出门会友，把她留在家里无人照管。艾伦娜一回到家格雷琴就会紧紧抱住她。格雷琴很少哭，但她会用手指紧紧攥住艾伦娜的手不肯松开。

令人震惊的是，据艾伦娜所知，整整十二年里从来没有人打电话到阿特家里或要求对她进行心理评估，也没有训导员调查过她频繁缺勤的原因。当艾伦娜多年来都身穿相同的脏衣服上学，当阿特一如既往拒绝为她的实地考察表格签字，或者当她从不带午餐或牛奶钱时，没有一个校方人员对此进行过调查。她八岁时为她开具避孕药的医生也好，十几岁时为她受损的阴道出现感染看诊的医生也好，都没有联系过任何人。

在艾伦娜成为我的来访者很久以后，有一次，我在鲁珀特王子港附近的迪格比岛机场度过了一个雾蒙蒙的夜晚。等待被飞机接走的另一名乘客是当地的重要官员，我曾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中多次看到过他。他说起鲁珀特王子港的社会服务事业接收了大量拨款。于是我忍不住告诉他，我以前有位遭受虐待的来访者在小镇住了十八年，从未得到过任何人的任何帮助。他回答说，鲁珀特王子港失业率很高，渔业和林业都被摧毁，罐头厂也被大火夷为平地，当地40%的人口还是原住民，这些情况导致了种种社会问题。所以说，如果一名白人女孩有房住、有家长，还会去上学，遭到遗漏在他看来实属意料之中。

我问艾伦娜为何从不向任何人寻求帮助或是致电儿童保护协会，她说这太危险。尽管他们会相信十几岁的艾伦娜，但她不想冒险和格雷琴分开。而且，她们除了寄养家庭无处可去。那是二十五年前的事情了，在当时，人们很少讨论乱伦和家庭虐待问题。如果相关机构不相信她而是听信阿特——就像她母亲的遭遇那样——她就会在提出指控后被迫继续和阿特一起生活。她知道阿特会杀了她或格雷琴，或者是用某种难以想象的方式折磨她俩。赌注太大，她不敢冒险。

不过，艾伦娜在十四岁时终于摆脱了阿特的控制。有一天，她在城乡接合地区路过同学瑞秋的家，瑞秋和她母亲正坐在门廊上，那位母亲随即邀请艾伦娜进屋做客。艾伦娜小心翼翼地在椅子边缘坐下，因疼痛不由得皱了皱眉：阿特的“关注”让她痛苦万分。那位母亲注意到后便开始询问。她见艾伦娜反应如此惊恐，不禁警觉，认为一定是出了大问题。她对阿特有所耳闻，她的丈夫有时会参加阿特的狂野派对，她对此深恶痛绝。于是，她报警举报了阿特。

不到一星期后，警察在阿特“招待宾客”之际上了门，立即带走了艾伦娜和格雷琴，二人自此再也没有见到过阿特。

格雷琴后来被安置在一个开面包房的德裔家庭中。她爱上了那里的生活，还开始学习烘焙。实际上，她后来还以此为业：她最终在多伦多的一所大学教授烘焙与糕点艺术。

由于艾伦娜已经十多岁，社会服务机构在安置她时难度更大。她不想冒险被又一个疯子控制自己的生活，因此不想住进寄养家庭，而是希望去离妹妹不远的集体家庭。“如果有个疯子在集体家庭工作，”她解释说，“那顶多是八个小时一个班次的时间。最坏的情况无非是疏于照管，而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堂。”艾伦娜接下来的三年里确实住进了格雷琴附近的一个集体家庭，直到她到了众所周知的“脱离系统的年纪”。后来，她在大学里一蹶不振后一直住在妹妹附近，等到格雷琴年满十八岁，二人便一起搬到了多伦多。

尽管艾伦娜在地理距离上远离了阿特，但她在情感上却从未真正摆脱过他。阿特的触角早已探入她的大脑，他利用残酷的操纵使艾伦娜怀疑自己的认知，并且导致她在脑海中不断播放自我厌恶的“录音带”。她受到的伤害如此严重，需要不断努力区分现实世界和阿特的邪恶世界。这种挣扎使她在大学时期跌落谷底，不幸的是，她也因此不得不中断学业。

我们结束了第二年的心理治疗，我也开始看清艾伦娜有多脆弱。她开始治疗没多久便向我吐露自己的遭遇，我现在才意识到这对她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就另一方面而言，正如我向艾伦娜指出的，她也开始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比如在工作中坚定立场、要求加薪并得偿所愿。她还开始更现实地看待并谈论母亲，以及年幼时充当格雷琴的家长一职有多困难。

艾伦娜一心盼望在治疗中取得“重大进展”，可是，伴随宏伟计划出现的却是不可预见的影响，并最终引发灾难性的事件。

艾伦娜的康复之旅和所有儿童一样，会经历心理发展的不同阶段。大部分阶段都相当一致，儿童会在其中一个阶段度过一定年限，然后进入下一个。神奇的是，不管是原始时代还是现代，这些阶段在整个人类谱系中都会发生。（而且我们可以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叛逆青少年身上看出各种不同的阶段。以纳尔逊·曼德拉为例，他在自传中描述在自己所属的非洲部落里，所有十三岁的男孩都会被带到一个青少年之家，与家人分开生活，以此确保家中的安宁。）

心理创伤会阻碍情感发展。儿童如果需要耗费精力去应对创伤，就不会有情感成长的余裕。随着艾伦娜在心理治疗中有所好转，她在情感上也逐渐成熟。她开始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经历各个成长阶段——从婴儿期到青春期后段再到成年边缘。我对此略感不安，因为我不确定自己在会面的不同星期看到她发展到哪个阶段。

第三年起，我们开始讨论艾伦娜说起的“像孩子一样乱发脾气”的情况，这近来只有在她与伴侣简相处时才会发生。举例而言，艾伦娜略显尴尬地表示自己有时会为打算吃什么与简起争执，她有时还会把餐点扔进垃圾桶里。（比艾伦娜年长二十岁的简只是摇了摇头，随后便离开房间。）

大约在同一时期，艾伦娜执意购买起各种新衣服来。她花了好几个星期将衣柜里的衣服悉数替换，不过在我这个外行看来，她的新衣服和过去那些法兰绒格子衬衫与工装裤相差无几。艾伦娜倒是觉得这些行头不羁又新奇，每个星期都会炫耀她从马克工作服屋买来的新衣服。尽管如此，她还是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不解。“我就像是我两岁的侄子，”她有一次说道，“要是让他在冬天穿超人紧身衣的时候披上外套，他就会发脾气。”我指出，她的整个童年时期都与阿特一起度过，从来不被允许拥有一件她真正想要的东西，而行使选择权是人格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艾伦娜正处在被称为“可怕的两岁”的典型发展阶段。她实际处于两岁的时候，阿特正设法摆脱她的母亲，因此将她关在了房间里，她没有任何机会发脾气并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这个家庭有阿特在已经够呛，无法再承受另一个被宠坏的婴儿。如今她终于懂得“我的”这个词语的真正含义，即便她在成人之后才经历“可怕的两岁”，我依然为她在发展的阶梯上向上攀升而感到欣喜。

艾伦娜说起自己的新变化时显得十分惊喜。“另外，我还会在办公室里开玩笑，模仿诉讼部门的负责人。他讲话时语调奇怪、遣词造作，从不会好好说话，非要说什么‘请允许我在此插一句话’什么的。而且他在走廊上遇到人时不说‘你好’，而是说‘拜贺’。我不仅能模仿得惟妙惟肖，而且忽然觉得自己特别有趣，真是太新鲜了。我以前从来不希望别人注意到我，现在倒是挺享受的。”她此刻正在进入社交阶段，希望与他人互动而不是把自己藏起来，她想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

进入心理治疗第三年的下半年后，艾伦娜依然会将狂野的梦发给我看，这些梦往往先于她的意识感受踏入无意识的领域。其中一个梦里出现了一头搁浅的鲸鱼，她于是把整个梦境都写了下来：

简和我在一个巨大湖泊岸边的公园里。我们身边有个长得很像吉尔德的女人，她走在我们前头打量四周。简和我发现了一头搁浅的蓝鲸。我们叫住吉尔德，她跑过来和我们一起仔细查看蓝鲸，确认它还活着。我们得把鲸鱼弄回水里。吉尔德拿出一袋可以将湖水变成咸水的化学品倒了进去。我们做了一个精巧的滑轮系统把鲸鱼拖入水中。鲸鱼充满活力地在水里游动、跳跃等等。

我回到车里去找简，但她忽然消失了。原来她在楼梯间里喷绘涂鸦。

我们爬回车里，吉尔德驾驶汽车往家开去。简在路上背诵了一首她年轻时写的诗。那是一首非常痛苦、令人难过的诗。最后，我们坐在家门口的车道上聊天。简的诗让我感到不安，我为她担惊受怕。她好像有自杀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