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娜说她就是那头鲸鱼，而我——吉尔德——是那位用化学品制造咸水的女性探险者。鲸鱼处于危险中时，简和我想尽各种办法让它回到至关重要的咸水里，试图拯救它。我们站在她这一边，努力让她好起来。
我问起她梦中最后的那一部分，就是简从营救的最后阶段抽身离开，一反常态地画起了涂鸦（她在现实中非常遵纪守法），等到鲸鱼获救后反而很伤心。当鲸鱼——也就是艾伦娜——得救以后，她为什么想自杀呢？也许如今艾伦娜学着表达自己的需求对她们的关系构成了威胁？艾伦娜对此予以否认（我将这一观点搁在一旁，留待之后思考）。
大约一个月后，艾伦娜雀跃地走进来说：“嗯，你肯定不会相信，我恋爱了——和新来的实习生，或者至少是被勾起了欲望。”
“恋爱？”我不解地说道。艾伦娜此前受制于迟滞性发展，一直是无性恋，就像一个尚未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如今她长大了，希望体验初恋，这自然合情合理。可是简怎么办？
我默默地坐着，艾伦娜说：“我还以为你会为我高兴呢。”我指出为她高兴或难过并非我的职责所在。我不过是想搞清楚原委。“我达到高潮，还叫了出来，她也一样。我没有隔离自己的情绪，我是说，我没有很僵硬，而是让自己沉浸其中。我们晚了三个小时才回到办公室，她因此惹了不少麻烦，不过从来没有人数落我。我觉得他们不知道我和她在一起，因为她在其他楼层工作。”
她继续说起当天的情形以及高潮的感觉，说自己总算理解为什么好莱坞要拍那么多浪漫爱情片了。我对她突然之间展现的变化和她讨论这些内容时的直率态度感到吃惊。就好像艾伦娜已经消失，我眼前出现的是一个类似于麦当娜的人。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听见楼梯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艾伦娜走进来，扑通一声坐到椅子上。她有点儿蓬头垢面，看起来疲惫不堪。“你知道我为什么和简结婚吗？”她开口说道，“我需要她。我需要一个母亲和一个父亲，而她能同时扮演这两个角色。就许多角度而言，这都是个很有吸引力的选择。但我如今想要一个真正的女人，而简依然需要刮胡子，还需要电解脱毛。她对自己的女性形象从来都不满意，永远觉得有地方需要改善。”艾伦娜重申她依然爱简的善良特质，但她已经不再受到简的吸引。“我现在想找乐子，想要狂野的性爱和跳舞，而她不是那种类型的人。”
我为忠诚又坚毅的简感到难过，这种矛盾的心情想必全都写在了脸上。“我知道，我知道，”艾伦娜说，“简很聪明，是个优秀的教授，而且她关心他人，头脑也很正常。她只是被困在了错误的身体里。她的性转换手术效果一直都不太理想，只有站在远处看时才算过关。”
“你告诉她了吗？”我问道。
她没有回答。
“你对实习生是认真的吗？”
“她不重要。我想要体验生活，去派对、去旅游。”艾伦娜指出简身体不好，不适合出门旅游，而且简比她年长二十岁。我们沉默地坐着。艾伦娜的脸色忽然黯淡下来，她最后说：“吉尔德，你是不是觉得我利用了简，现在想要像扔掉用过的纸巾一样把她甩掉？”
我解释说，人们成长过程中的需求会不断变化。艾伦娜不再像以往那样需要家长的关爱，她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爱人。就情感上而言，她正踏入青春期，最看重的就是性和乐趣。“我很高兴你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之后第一次体验到性的乐趣。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体验。”
“是啊，谁会想得到？”艾伦娜在离开我办公室的时候兴高采烈地举起双手。她的举止和谈吐都很不寻常，与平日里矜持寡言的她相比，更像是个闹腾的青少年。不过，由于我家里就有三个十几岁的孩子，所以这些举动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
我应该对艾伦娜的这些性格变化更加上心才对。我太专注于她的迅速成长，对她行为变得如此反常多少有所疏忽。当那个周末简打电话到我家里时，一切都变了。艾伦娜被送进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她服用了大剂量的泰诺和酒精，然后躲在地下室里的火炉背后失去了知觉。简在外地开完会提前回到家后，看见猫咪方特在地下室门口发出特别异样的叫声，这才发现艾伦娜。她差点儿死掉。
这个消息犹如一道闪电般击中了我。我上一次见到艾伦娜时，她表现得像个笑呵呵的青少年。她说她梦见简想自杀，然而现实之中，想要自杀的人却是艾伦娜自己。我立即开车赶去医院，心里盼着她能挺过来，满脑子想着她害怕离开自己深爱的简，可是她又必须离开简才能获得成长。她为此感到无法呼吸，感到恐慌。不过，等到我匆匆将车停到停车场后，想到的却是自己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当艾伦娜问我是否认为她会“像扔掉用过的纸巾一样把简甩掉”时，我本应该意识到她有多么内疚和自我厌恶。
我开始认识到——在今后的案例中也多次遇到——当一个境遇坎坷的人有所改善，会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选择时感到巨大压力。艾伦娜此前就像一只被关在小笼子里的老虎。尽管生活犹如地狱，但她对自己的每一寸空间都了如指掌。老虎被释放后，不仅对丛林感到恐惧，对丛林中的生活也一无所知。我猜想，她经历各个发展阶段的速度太快，这导致她难以在心理上真正领会需要掌握的内容。
我在医院门口遇到了正在抽烟的简。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她很迷人，只不过她比艾伦娜年长很多。简穿着昂贵的鞋子、丝绸衬衫以及与之相搭配的围巾和长裤。她的及肩长发造型精致，深金色的发色中点缀着几绺浅金色的头发。她的妆容完美无瑕，就像刚从香奈儿专柜走出来似的。她走上前说艾伦娜癫痫发作，目前还在重症监护室里，而且她的肝脏出现损伤，但应该能挺过来。我们沿着走廊朝病房走去，简告诉我，在那个星期里，“艾伦娜一直吵着要离婚，坚称她不爱我，而且从来都没有爱过我”。她说艾伦娜一反常态，尖声说着各种她不忍心重复的残酷话语，还提到自己曾经做过的可怕事情。
简告诉我，艾伦娜在这段时期的表现极为反常，因为她向来不会做出激烈举动，也从不大喊大叫。我们都知道她十分内敛，喜怒不形于色。简还说，每当她们需要进行牵涉到感情的对话时，艾伦娜就会喝得大醉，这种情况大约每个月会发生一次，平时的她则滴酒不沾。她们从那时起便建立了一套系统：艾伦娜可以在电子邮件中写下感受，简看完再答复她。这一策略效果相当不错，能避免艾伦娜喝醉并搞得二人都精疲力竭。艾伦娜无法忍受一对一的亲密交谈，但可以用文字优美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艾伦娜会喝酒。我开始意识到，经过三年的心理治疗，我对她依然了解甚少。我是否一直在治疗艾伦娜为我打造的虚构人物，就像她在阿特面前展现的虚假自我一样？有两件事情我很清楚：这个案例超出了我的预期，而且，如果她恢复——并且等到她恢复之后，我们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走进病房，看见床上躺着的仿佛是个蓝鲸宝宝，就像艾伦娜描述的梦境中的那副模样。她的皮肤浅灰，嘴唇则是一抹灰蓝色。她依然昏昏沉沉不省人事，身上的每个孔洞都插着管子。简握住艾伦娜的手，艾伦娜却将手从她手里挣脱开。我看得出，简因此感到很伤心。
简的困惑在情理之中。她很纳闷，艾伦娜明明有所好转，为什么却忽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取得进展需要花很多工夫。”我说，“艾伦娜在心理治疗中的投入我们都有目共睹。她不得不将那些从长远来看对她不再有帮助的防备通通卸下，但这样的改变同时也让她变得很脆弱。简，我想我能说的只有这些。”
简捏了捏我的手，说她完全理解。在我与她打交道的短暂时间里，她显得如此善良又从容，而且她非常在乎艾伦娜，给予了她无条件的爱。简与艾伦娜在一起度过了十多年美好的时光。
艾伦娜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一星期后转入普通病房，一直待到她的肝脏基本恢复为止。简告诉我，艾伦娜因为她“打扰”身在家中的我而生她的气。艾伦娜还留下严格的指示，要求我别再去看望她，还说会为错过的会面付款，并且等到能够继续来参加会面时会和我联系。艾伦娜很难接受帮助或任何关心的举措，哪怕是在自杀未遂以后。我尊重她的边界，因此没有再去过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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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娜在医院待了九天之后出院，随即消失了三天。简十分焦急，于是打电话告诉了我。
接到那通电话的两天以后，我在经过等候室时看见艾伦娜懒洋洋地坐在那里，看起来愁眉苦脸的。我说：“哦，你好呀，陌生人。”（后来我才知道这句问候是有多讽刺。）
她耸了耸肩，就好像我是只跳蚤或是个电话推销员。接着，她和我并肩沿着走廊朝前走，但奇怪的是，她经过我的办公室后并没有进去。我不得不叫她回来。她走进来后瘫坐在椅子上说：“开始吧？”当我问起自杀未遂时，她吼道：“要不然我他×的要怎么摆脱这段乏味的关系？钱都给你赚去了，所以你来告诉我啊！”
她异乎寻常的粗鲁态度把我吓了一跳。我说起在医院见到了简，她说：“你去我待的医院干什么？重症监护室是让亲属去的。你不是我的母亲。”我静静地坐着，想知道她的大脑是否因为药物过量而受损，还是说，她一直在喝酒。她前所未有的尖锐嗓音在音调、语气和口音上都与以往迥然不同。
我最后还是开了口，问她：“你到哪儿去了？”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发现自己站在哈特楼的台阶上。”她指的是大学一个街区之外的一处休闲场所，“于是我晃过来想喝杯茶，结果发现根本没有人给我端茶。”我于是给她泡了杯茶。她喝茶的时候，我提起简很担心她。“每一件事都他×的和简有关。”她气愤地说，“她不愿意放弃这种束缚。她在生理上受到的破坏和我情感上的一样多。我才三十多岁，我可不想跟一个半男半女的废物待在一起。我想要一个有大奶子的年轻姑娘，×的。”
我惊呆了，这可不是艾伦娜。尖锐的语气、愤怒的情绪以及粗俗的字眼，所有这一切都不对劲。她开始踱步——她此前从未这么做过——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为什么所有的事都跟简有关呢？简、简、简个不停。我告诉她我们结束了，结果她想去死。她说自己活不下去，不如死掉算了。你想要死对吗？简。我让你看看什么叫死。于是我吞下药片。这样行了吧？不行。她让我透不过气来。难怪我需要氧气面罩。我对她和她的善良圣洁都厌恶透顶。我必须做个了断。”艾伦娜以一种青少年似的愤怒语气说着，“她甚至都不愿意开完会之后再回来，非得提前回家来找我。医生说如果再晚几个小时，我就走了。”
“她甚至不愿让你死去。真是自私啊。”我面无表情地说。
“是啊，控制欲太他×的强了。萨特说，我们生活中唯一拥有的真正选择就是生或死。”
为了继续追踪心理上的这条线索，我决定无视哲学问题，而是追问是否还有其他人惦记她。她说她的雇主打来过电话，“我让他们和那些不择手段打诉讼官司的律师都去死。”我想起病房内摆着她工作的律所送来的一大束花，但我没有开口。
艾伦娜不分青红皂白的愤怒接着转向了我可悲的工作不力。“还有啊，我想说说你等候室里摆着的那些杂志。你不觉得放一些《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和《哈珀斯》之类的刊物很不礼貌吗？里面的文章都特别长，谁能在等候期间看完啊？你放在那里只是为了在病人面前显摆自己很聪明。哼，这不管用。”（我后来发现，《大西洋月刊》中有一篇文章被粗暴地撕掉了。）
“你今天很愤怒吗？”
“没有啊。”
显而易见，她现在就是一个青少年。只有十几岁的人才会用如此直白的否定来否认自己的愤怒。我没有作声。她最后说：“看，这有什么用呢？”随即怒气冲冲地走了。
那天晚上回家之前，我在她的档案里写下了以下这些笔记：
我意识到今天和我交谈的并非艾伦娜。她走路的方式不同，说话的声音不同，性格也不同。她咄咄逼人，缺乏礼貌。这是另一个艾伦娜，另一种人格。她在走廊上似乎并不知道我的办公室在哪里，走的时候也没有付钱。她以往总是会留下一张支票然后轻轻离开，以免打扰到其他来访者。今天这个人却踩着重重的脚步摔门而去。她没有预约直接出现也很奇怪。我本应该把这些都当面告诉艾伦娜，问她叫什么名字，告诉她我不相信此刻和我说话的是我认识的艾伦娜。
我头一次觉得自己面对的可能是个多重人格的案例。我决定将整个案例仔细审查一遍。艾伦娜的问题在于，她自小就被训练得从不表达真实感受。她展现的大多是“la belle indifférence”，这个法语术语描述的是来访者展现出与悲惨处境毫不相称的无动于衷的态度。这种掩饰对我来说是种挑战。如果艾伦娜曾经暗示自己拥有多重人格，那也极其隐晦，导致我无从察觉。如今一个全新的愤怒人格已经出现，她说话、走路都和艾伦娜不一样，而且不记得我的办公室在哪里，我需要考虑她存在多重人格的可能性。
我为自己设定了三项重点任务。首先，我要尽可能地了解关于多重人格障碍的全部内容。其次，我会仔细梳理三年来的笔记，设法理解艾伦娜在字里行间试图表达的意思。最后，准备充分后，我要直面艾伦娜，问她那天来我办公室的人到底是谁。
我阅读了所有的资料，还向英国与美国得州的专家咨询。我告诉他们艾伦娜遭受了十多年的性创伤以及来自家庭成员的精神虐待与身体虐待。他们一致认为这足以表明她患有多重人格障碍。一位专家还问我她是否聪明、坚强且富有创造力。当我给出肯定的回答后，他说他在执业中发现，这些人格特征是引发多重人格障碍至关重要的因素。
多重人格障碍在1994年得到重新界定，更名为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简称did），以便更好地体现学界对这一障碍的了解。“多重人格”的意思是一个人发展出几种不同人格，而“分离性身份”指的是主人格产生了分裂。由于主人格依然缺乏某些生活技能——比如说，表达愤怒、性欲或自信的能力——新的人格由此分裂而出，成为这些缺失特征的化身。
在电影《三面夏娃》和《心魔劫》中，好莱坞将多重人格障碍表现得既夸张耸动又过分简化。在我看来，这一障碍是如此费解又显得特别离奇，导致人们很难接受其真实存在。
多重人格障碍相当复杂。我在阅读了相关文献、观看了录像带并咨询过专家之后得出结论，需要有若干现象同时发生才会导致该障碍的出现。来访者需患有复杂的ptsd——就像丹尼那样——这意味着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经受着严重的情感、性甚或身体上的虐待。来访者还必须表现出与生俱来的顽强毅力与恢复力，从而能防止完全失去理智。这一障碍还与良好的记忆力、创造力和相对较高的智商有关。这种不同寻常的变量组合并不多见，这也是该障碍如此罕见的原因之一。这是人们忍受难以忍受之事的巧妙方式，让人能够保护自己的思想，并将一部分自我——也就是最重要的那部分——保护起来。
完成研究以后，我重新阅读所有的会面记录，看看自己遗漏了什么内容。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狄更斯时代的抄写员，夜复一夜地趴在书桌前，桌上围绕着我的文件几乎有两英尺高，快把我埋进去了。最后，我找到艾伦娜以前发来的一封邮件，这封长达六页、单倍行距写就的信表面上是在解释她的大脑会如何像电脑一样运作。艾伦娜给所有的来信都起了标题，这一封名叫《关在笼子里》。信件的口吻十分活泼，可当我在搜寻线索期间再次阅读时，却发现这为她的心理状况埋下了略显阴郁的伏笔。这对我来说其实是种警告，一种当时的我尚未察觉的警告。
她在信件结尾不经意间提到自己看过《心魔劫》便是暗藏着的线索。这部电影根据真实精神病例改编而成，主人公西比尔无论是在身体、情感还是性方面都遭到母亲虐待，因此患上多重人格障碍。艾伦娜被这部电影迷住了，还立即买来原作书籍一口气读完。她写到自己对西比尔拥有多重人格感到惊讶，因为在她看来，“西比尔并没有受到多少创伤”。（这部电影实际上极为恐怖，许多人都表示看不下去。）字词间埋藏着的乃至专业术语掩盖着的，其实是艾伦娜对西比尔的多重人格障碍的恐惧。她最害怕的就是西比尔无法掌控自己的多重人格这一点，实际上，她受制于这些人格的掌控。艾伦娜承认自己也拥有不同的人格，但这些人格都在她的脑海里，而且处在她的控制之下。她将自己的思维比作计算机的中央操作系统，可以同时运行多个程序，区别在于，她脑海中的程序就是不同的人格。（她将这些人格称为仆从。）举例而言，如果她不想代表公司出庭，便会派出不同的人格——一个更加果断的仆从——去与律师对峙并拒绝出庭。她说没有人注意到那不是真正的艾伦娜。她说西比尔的程序似乎“失去了控制”。艾伦娜在邮件中还委婉地承认，她担心自己最近出现了一些“疏忽”。我重读这段文字时才意识到艾伦娜想要表达的意思：她和西比尔一样，无法继续掌控自己的所有人格。
现在我找到了证据，是时候让艾伦娜面对这个诊断了。我在工作时给她打去电话，她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哦，嗨，吉尔德，我正打算给你打电话呢。好久不见啊，我们还是照常周二见对吗？”这是艾伦娜平时的声音，轻声细语，彬彬有礼。
我必须仔细思考要如何准备即将到来的会面。艾伦娜是否真的拥有多重人格——或者更确切地说，did？如若果真如此，我就要告诉她上次她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办公室里时，嗓音与个性都迥然不同，连走路的方式也不一样，她像个旧时西部片里穿着皮套裤的牛仔那样弓着腿撇着脚走路。不过，还是有几个理由可以驳斥这个诊断。第一，另一种人格在三年内只出现过一次，这本身就很奇怪。如果一个人在心理治疗师面前只表现出一次某种障碍的症状，贸然为其贴上该障碍的标签实属冒险。第二，这一切似乎都太牵强，我从业二十五年来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必须谨慎行事。文献中出现过大量争论，其论点不仅在于诊断的合理性，还有一些提到了治疗师可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来访者脑海中植入多重人格的概念。
艾伦娜在周二出现时，我能从她的表情看出，她又变回了以往的自己。她说雇主对她休假十三天表示担心，她于是告诉他们自己肝脏的慢性病忽然发作了。“我不想说谎，至少这一点是真的。”
为了避免在不经意间引导她，我只是问了一句：“出院后的那四天里你都在做什么？”
“我好像不记得了。”她沉默良久，随后改变话题，“我离开了简，现在住在离这儿几个街区的新公寓里。我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我不记得的事情太多了，最后只好打电话给简——我其实不敢联系她。”我问起简的近况时，她说简特别伤心，都没有办法去上班。我表示离开和简生活多年的家一定很不容易。
“老实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我其实不想伤害任何人，除非是阿特，可即便是他，我也宁愿选择无视。我想我有时也挺残忍的，因为简就是这么说我的。”
“这听起来很不像你。”
“我必须离开那里。”
“我明白。你需要向前行。简是个家长；跨性别的身份意味着她能同时扮演母亲和父亲的角色，这是个十分讨巧的选择。但随着你逐渐改善，你不再需要当她的孩子。你希望成为青少年，然后是成年人，需要和同龄人谈恋爱。”艾伦娜看起来十分不解。我接着说道：“你在情感上获得了成长，想要约会并远离父母是青少年至关重要的发展阶段。”
我问她为什么告诉简她想要离开如此困难。
“因为这么做很残忍，而我拒绝残忍。我小时候就下定主意不能变得像阿特那样残忍。”她回答说，“简待我一直很好，我不能够对她如此无情，而且我还曾经向她承诺会永远爱她。就某种角度来说，我确实爱她，以后也依然如此。她那么了不起。但我知道自己并没有钟情于她。”
我希望艾伦娜能明白她拥有情感权利，而且行使这些权利并不意味着残忍。我问她：“近50%的人都会离婚，这些人都和阿特一样残忍吗？”（当时的离婚率略高于45%，此后不断下降。）“50%的人都曾经相爱，但后来其中一方或双方都变了心，婚姻关系也就此破裂。这种情况很常见。除了那些和初恋对象顺利成婚的人，大家都有过和别人分手的经历。你听过《分手很难》这首歌吗？”
“谢谢，尼尔·赛达卡。”她说，“我想我懂了。每个人都曾在人生中的某个时刻和他人分手。”
我指出心理治疗会帮助人成长，这种成长有时也会造成某些间接伤害，其中就包括结识新的伴侣和朋友，脱离原有的那些人际关系。艾伦娜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她迫切想要摆脱这段关系，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坚持立场实现这一目标。她因此感到寸步难行。
“我试过自杀，结果却活了下来。真是倒霉。这下我实在是被逼到无路可退了。”
“你被逼到无路可退后会发生什么？”
“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哦，我倒是记得。上个星期没有预约就径直跑到这里来的那个姑娘可不是艾伦娜。”
她显得十分困惑：“我上个星期没来这里。”当我再三肯定来的人是她后，她说着“哦，不好”，然后走到外套前，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大西洋月刊》的杂志页面。我说起她上次对杂志发表了一番愤怒言辞，她将胳膊肘放到膝盖上，双手抱头，脸色变得十分苍白，呼吸也像开动后的火车头一样急促。是时候进入正题了。
“那上星期来这里的人是谁？那不是你。”
终于，她坐直身子开口了：“不好意思，听起来像是克洛伊，‘伊’要念重音。如果你发音不对，她就会特别生气。”
艾伦娜呆坐了好几分钟，然后直视着我的双眼，这种情况十分少见。她说阿特的“录音带”整天都在她的脑袋里反复播放，她必须采取行动。“跟阿特打交道特别费劲，我需要帮助。我在很多年前便发明了一种办法，让其他人来处理那些‘录音带’，这样我才能正常生活。”（艾伦娜后来说，她以为每个人的脑袋里都有其他人格，只不过大家不会公开讨论：不然要如何应对这个世界呢？）
“交替人格？”我问道。
“我想是吧。你用的是那个术语，在我看来，这叫作程序。”我请她展开说说，她于是描述起克洛伊来：“她凶巴巴的，像是一只刻薄的臭鼬。她会对着阿特大喊大叫让他滚蛋。”
我进一步询问克洛伊是不是唯一一个出现在阿特面前与他对抗的人时，艾伦娜透露还有另一个人格的存在，一个名叫罗杰的坏脾气小子。“罗杰会朝阿特投去鄙夷的目光，就好像他是个不堪入目的讨厌鬼。”她说，“你要是不理睬阿特，他会特别反感，罗杰在这方面很有一套。”我再次追问是否还有其他人格存在。她笑着说起一个名叫阿摩司的人格：“他是个乡巴佬，是个心地还算善良的乡下人。阿特要是冲我大喊大叫说脏话，阿摩司就会取笑他。”
这时，艾伦娜在三年的心理治疗中第一次真正捧腹大笑，并且开始用一种乡村特有的拖腔语调缓缓说话，像是正面对着阿特：“嘿，你这个黏糊糊的小树蛙，别叫了。”我不像艾伦娜那样觉得阿摩司有多好笑，但她说阿摩司是她遇到过的最美好的人：阿摩司的笑声能夺走阿特的威力，让他露出“狡猾懦夫”的真实面目。
我问她这些人格什么时候会冒出来。艾伦娜坚称他们从未出现，并且完全处在她的掌控之中。“克洛伊、罗杰和阿摩司都只是我想要运行时才会打开的程序。”她说。
“那为什么克洛伊会摆脱你的控制？”我问道，指的是她上次来这里的时候。
我感到艾伦娜的处境依然危险，她可能会再次自杀。我不再相信她伪装出来的平静神态，必须迅速又果断地采取行动。“思考一下吧。”我慢条斯理地说。
大约五分钟以后，她开始回忆，将最近的一连串事件拼凑在一起。与简分手不可避免，对双方而言都极为痛苦。“她一直说我们在一起很幸福，可以共渡难关。”艾伦娜回忆说，“我试图承担所有的责任，说是我的错，是我无药可救不适合恋爱，但她就是不肯分手。我感到寸步难行，于是让克洛伊出来应付。我任由她对简说出无比残忍的话，而我自己则喝得大醉，不再听她说下去。嗯，我其实依然听得见。我就像身在一口深井的底部，能听见井口传来的声音。”
她接着总结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解释试图自杀的理由。“我就是觉得不再有人需要我了。阿特远在千里之外，而我妹妹也有了丈夫和两个可爱的孩子，她没有我也能过得很好。当时的我对唯一一个付出全部来帮助并爱我的人做出如此残忍的举动。我心想：‘阿特说得对，我真是太邪恶了。’于是，我吞下了药片。”
艾伦娜不记得前一周来过我的办公室，她新租的公寓就更不用说了。那天她最后回到了工作岗位，可是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去的。这一切似乎都是克洛伊的所作所为。
“你确定那是她第一次出现吗？”
“据我所知是第一次。”她承认，“大学里我以为教诗歌的教授在取笑我，因此跑出了教室。之后我失去了一个星期的记忆。我以为是紧张症发作了，我以前也发作过。我猜想。”
我由此好奇，艾伦娜的其他人格是否在她离开大学时便已出现。我还想到，和我说起与实习生“午间幽会”的她，是否有可能也是克洛伊。当时她话语间同样会一反常态地用到粗俗露骨的字眼。
心理学家也许会就艾伦娜是否患有多重人格障碍或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产生争论。她分裂出来的其他人格都是自身人格特征中重要但缺失的那些部分的化身。正如我此前所说，我认为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对艾伦娜的症状来说是更为确切的诊断，尤其是在我“见过”住在她脑袋里的人以后。艾伦娜无法表达愤怒，而克洛伊则充满愤怒；艾伦娜不敢在阿特面前造次，也无法对他无动于衷，于是这就成了罗杰的职责；而身穿背带牛仔裤的阿摩司则有能力贬损自大的阿特，以此维护艾伦娜。从来没有人会为了艾伦娜反抗阿特，难怪她如此喜爱阿摩司。我认为这些角色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不同人格，而是艾伦娜保护自己不受阿特“录音带”伤害所需要的人格化身。
由于我对这种障碍有了更多了解，我的下一步举措就是要找到帮助艾伦娜的最佳办法。办法之一是将克洛伊、罗杰及阿摩司的人格与她的主要人格相融合，借此摆脱这些人格。举例而言，如果艾伦娜学会如何表达愤怒，她就不再需要克洛伊了。如果她确立了自己的边界，就不需要其他人格了。另一种办法没那么彻底，但也许更加现实：让艾伦娜在脑袋里保留克洛伊、罗杰和阿摩司的人格，让这些人格与反复出现的阿特的“录音带”相抗衡。我们可以加强她的自我意识，这样她就不会失去对其他人格的控制，杜绝分裂的情况出现。或者用艾伦娜的话来说：“我绝不能让克洛伊、罗杰和阿摩司这些程序出现异常。”
最理想的解决办法自然是摆脱掉她脑袋里的“录音带”，但我不确定这是否具有可能性。艾伦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忍受着虐待与剥夺，遭受过这种程度创伤的人往往都会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害，变得偏执、失语或出现精神异常，最终被关进精神病院。我必须接受损伤会继续存在的现实。婴儿如果在挨饿后获得食物，他们的骨骼依然会留下缺乏食物的痕迹。严重的虐待也是如此。我们的大脑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适应现实，但永远都不会恢复正常——不管“正常”的定义到底为何。（我的一个儿子就经常说，“正常”不过是洗衣机上的一种设定罢了。）我需要为我们的治疗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这样才能让艾伦娜和我都能获得成就感。
我决定，最佳的解决办法是假设艾伦娜需要其他三种人格来对抗阿特的“录音带”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强化她的自我意识，这样一来，其他人格就不用在外部世界为她抗争了。我们可以研究各种应对策略，比如设立边界，学习如何更加果断地表达自我，了解自己的感受并据此行动。这样一来，等到下次危机来临时，艾伦娜就不至于束手无策了。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的距离似乎变得更近了。自从艾伦娜自杀未遂以来，她精致可爱的面庞变得苍白黯淡，雀斑也近乎透明。她清澈的眼眸看起来一片空洞，就像瓷质雕像在经年累月的磨损后颜料逐渐剥落的双眼。“老实说，我感觉很苍老。”她有一天说道，声音轻得几乎像是耳语，“我已经抗争了那么长的时间。”绕开黑色幽默与讽刺的遮掩、坦然承认生活有多艰难，这对艾伦娜而言非比寻常。她是下定决心要面对真实的自我。
我将这一举动看作是她向前迈出的一步，因此打算抓住这个不设防的时刻表达我的共鸣。“你自从出生起就为了保持理智、为了生活而斗争——而且我知道，是主动地交战——这肯定像是置身十足的地狱般充满煎熬。”我说，“你会对战斗感到疲惫完全在情理之中，毕竟，你斗争的时间比任何战争英雄都要久。”
她看着地板点了点头，说她最喜欢的歌曲之一是唐·麦克林的《星月夜》。“是关于文森特·凡·高的。我在脑海里反复吟唱的是他说他为自己的理智不断抗争的那一句。”
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我们都知道接下来的那句歌词写的是没有人真正倾听凡·高精神上的痛苦。我于是说：“我希望你知道，我会倾听。”
“我知道。”她笑着对我说。如此美好的交心一刻，我们默默地坐了很久。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收到了艾伦娜的医院报告，上面提到了她濒临死亡的经历，以及她不仅拒绝与回访的精神科医生合作，还不肯服用开具的抗抑郁药物。报告称：“患者不遵医嘱自行出院。”
我在艾伦娜的下一次会面中和她谈起这份报告。她模仿那位精神科医生，用老年白人男子的口吻说：“‘你好啊，朋友。你可是惹出了不少乱子。’他想要我怎么样啊？道歉吗？我于是翻了个身面对着墙，一直等到他离开。”她对“朋友”的说法也感到不快，说那个医生都懒得花工夫翻阅病历看看她叫什么名字。（我后来致电医院询问艾伦娜的后续情况时，那位精神科医生已经不记得她了，必须翻阅她的病历才答得上来。）
我指出医生觉得艾伦娜需要抗抑郁药物时，她说：“是啊，企图自杀的人当然会感到不快乐啦。这些人可不会因为这种诊断获得诺贝尔奖。”她说她从小被迫服用过多药物，现在绝不会考虑再次服药。“我会努力接受心理治疗，还会练习自由搏击和柔道，但我绝不会采取服药的方式。而且说实话，我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
我心软了，但我要她保证，如果再有自杀的念头，一定要告诉我。
她同意了。“我在目力可及的将来都没有干掉自己的打算，吉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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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来访者与心理治疗师对会面期间发生的事情会持有不同观点。不过在以来访者为中心的会面中，设定议程的通常是来访者。其根本原因在于，唯一知道对来访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的人，就是来访者自己。正如我在前几章里提到的那样，我也向来遵循这种方式，不过在艾伦娜的案例中，我的做法有所不同。艾伦娜不希望谈论自杀未遂事件，而且她现在和简分开了，她感觉已经过了紧要关头。我倒不这样认为。我质疑说她需要为将来的情感危机做好准备。建立各种应对策略就是我们展开治疗的最后一个阶段。如果她被逼到无路可退，就需要有大量可用资源来抗争。不然的话，她就会再次寻求克洛伊的帮助，但谁都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至于自杀，我说，如果她在抗争中占据上风之际选择放弃，那真是挺遗憾的。
“占据上风？”她问道。
我说她已经成功地长大成人，而且不再需要简，因为她早已不再是个需要父母照顾的受伤的儿童。成年生活危机四伏，世界也并非由黑白分明的界限构建而成。“你有时不得不用一把钝铁锹凿开岩石，架起围墙，搭建属于自己的后院。”我说。无论是爱情、性关系还是长大成人，实现起来都是需要时间的，“这就是为什么青少年的生活如此艰难。因为他们要设法搞清楚人生中的各种事情，一路上会犯下无数错误，但话说回来，这就是试错法嘛。在此期间势必会遭遇情感上的泥石流——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
“希望我能早日进入那个世界，永无乡真是要了我的命。”艾伦娜苦笑着说道，看起来十分疲倦。
我们练习的第一项强化自我意识的技巧是确立边界。残忍的父母会让人难以建立健康的个人边界。艾伦娜必须学会说“不”，哪怕是面对她所爱的人。她需要告诉简：“我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我变了，不想再继续这段关系了。”我反复强调，诚实表达自身情感和欲望并非残忍。“这就是生活的棘手之处。”我说。
和简分手几个月后，艾伦娜依然感到迷茫，想知道自己能够如何以不同方式应对这种局面。我因此尽可能具体地把现实情况罗列出来：“你小时候从来没有机会确立自己的边界。我的意思是，你没有机会说：‘不，阿特，我不会和你上床。不，奶奶，你不能对我施加性虐待。不，妈妈，我不想穿上褶边裙子假装我是《绿山墙的安妮》里的安妮。对不起，格雷琴，七岁的我不想在服用迷幻药并且被侵犯之后扮演母亲的角色。’”
她点了点头，但似乎依然有点儿不确定，我于是将正常的叛逆青少年拿来做例子。不管父母有多优秀，青少年都不一定会言听计从。他们有时会自行确立个人边界。如果父母不准女儿去见某个男孩，女儿未必会听话，而是可能完全不把父母的话放在心上，照样偷偷溜出去和男孩见面。这就是孩子脱离父母的方式。他们开始反抗，变得更加独立、更有主见。“这其实就是成长。”我告诉她，她遇到的所有人都曾在生活中至少违抗过父母一次。
艾伦娜震惊地朝后靠向椅背。她以为确立个人边界是种自私的表现，可她有所不知的是，她难以确立边界的原因是阿特的残忍与自恋。她也根本不知道，就算简是个好人，她也依然拥有分手的权利。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和艾伦娜通过角色扮演来帮助她学习如何确立边界。我们运用格式塔疗法中的“此时此地”原则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她必须在当下而非过去的场景中进行演练。我们面对的问题与阿伦娜目前在多伦多的家庭生活有关。她住在距离格雷琴（她和丈夫及两个学龄前儿童一起生活）家一个街区的地方，二人不仅经常见面，还会一起去拜访母亲。十二年前，母亲获悉阿特被捕并意识到自己和孩子不再受制于他后，立即从英国搬了回来，希望住得离两个女儿近一些。她带着自己的长期伴侣佩吉一起来到了多伦多。现在母亲和佩吉住在距离艾伦娜和格雷琴不到五分钟的地方，经常会互相串门。
在角色扮演期间，艾伦娜想要戳破母亲的幻想，指出她并没有将她们抚养长大。母亲指点格雷琴如何照顾孩子的时候，艾伦娜便觉得很不自在。“她会说，‘你看，我也是个母亲，知道吧。’我听了特别生气。她要是说，‘你们小的时候，我也做过这个或者那个。’我就想说：‘这不是真的，快住嘴吧，我可不想活在你的这些幻想里。’”但艾伦娜觉得母亲受过很多罪，已经不堪一击到听不了任何批评的话。
有一天，艾伦娜、格雷琴与母亲及佩吉聚在一起时，机会出现了。格雷琴的小孩哭闹了起来，艾伦娜的母亲便说：“别去理他，我以前就是这么做的。”艾伦娜想说：“是啊，你就是这样不理不睬了十五年。”不过她忍住没说出口，相反，她重现了我们在我办公室里排练的内容。她说母亲并非一位活跃在孩子生活中的家长，而且她知道这并非母亲的过错，因此无意责备，但与此同时，她也表示自己并不认同母亲营造的好家长的幻想。艾伦娜的母亲哭了起来，说她可没必要留在这里听这些“蠢话”，随后便离开了。
不过，佩吉留了下来。“我知道你的意思，艾伦娜。”她说，“我也注意到她会说这样的话，是挺烦人的。你才是真正的家长，我不怪你。你再给她一点时间吧。”艾伦娜表示，佩吉的这番话对她来说意义非同寻常。那个星期的晚些时候，母亲打来电话时并没有提到吵架的事，而是和她聊起天来，商量之后聚会的安排。
我问艾伦娜对母亲的那通电话作何感想。“大吃一惊。”她说，“我以为她要么会崩溃，要么就再也不理我了。我敢肯定，佩吉帮了大忙。”
我让她界定愤怒与残忍之间的区别，她说两者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等级。我于是告诉她，学会表达愤怒是她的生存工具箱里需要的另一种技巧。
正如我在前一章里与丹尼解释的那样，愤怒声名狼藉。它是一种谈判手段，能帮助我们维护自我并有效地表达：“离开我的地盘，你踩到了我的自我意识。不要再闯进我的后院了。”接下来，就交由对方来应对我们的愤怒，任他们决定这一问题是否合理并需要改变他或她的行为。“你的母亲很伤心，然后她进行了反思，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起‘为人母的幻想’。”我说完，又强调愤怒是一种信号，能表明我们希望得到不一样的对待，这一诉求本身很健康；而“残忍”不同，其旨在故意对他人造成伤害。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举了个例子：“残忍的做法就是对母亲说：‘听着，妈妈，你根本不在乎我们。你就是个愚蠢的雏妓，嫁给了一个虐待狂，而且生一个孩子还不够，非要生两个，最后自己想方设法逃走了，留下我来面对那个变态。’”
“是啊，不过说实话，我有时确实这么想。”
“谁都会有这样的时候。但大家不会照实说出来，因为这只会造成伤害，并不会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艾伦娜面对情感冲突时越来越从容不迫。她对母亲设立了边界，还与简会面签署抵押贷款文件。由于她们每周都要见面来回递送猫咪方特，后来还作为朋友见面，一起喝咖啡。克洛伊、罗杰和阿摩司依然存在于艾伦娜的脑袋里，帮助她应对阿特的“录音带”，不过他们再也没有威胁要再次出现。
我们第三年的心理治疗结束了。我意识到，我们经历了一次危险跌宕的过山车之旅。我依然会对自己未能察觉她想要自杀的念头而深感困扰，我应该更加警觉才对。艾伦娜曾经在十几岁时试图自杀——据研究表明，一个人一旦尝试过自杀，就更有可能再次尝试。
我有一次问艾伦娜，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想要自杀。她说她感到自己对简的所作所为太过恶劣，我会因此厌恶她。她自我感觉极度糟糕，根本想不到我会在乎她。我说：“这是阿特的思路，对不对？他说我并非真正关心你，我看似关心无非是因为你付钱来参加心理治疗。就像他说你能得到全额奖学金完全是因为鲁珀特王子港的其他人都很愚蠢一样。”我说我为她在痛苦中如此孤独感到十分难过，并为没有意识到她绝望的程度之深而道歉。
心理治疗师需要从经验中学习，我自然也从这次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我从那时起便会与临床心理学学生讲起这样的案例，来访者往往会在情况明显好转之际出现自杀的企图。病情好转不仅意味着卸下往日的防备，导致压力倍增，而且长期缺乏自我意识又备受忽视的来访者在危机中也常常不知道要如何寻求帮助。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应当获得额外的照顾，自身的绝望也因此不为人所知。
另一个令我不安的问题是，我没能注意到艾伦娜可能患有did的种种迹象。我应该对她不再上大学后出现的“紧张症”以及说起与律所同事上床时声音与举止的变化更警觉才对。她忽然出现在我办公室的时候，我也应该有所察觉并询问跟我说话的人到底是谁。当然，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实际上，我在艾伦娜之前也好之后也好，都没有遇到过多重人格障碍的患者，也因此没有想到她会患有这一障碍。
确定诊断是一种优秀的职业素养，但它同时也只是指导方针，而非硬性规定。心理治疗师不应拘泥于流程。万事万物都具有不同的层次，人们有时只会显现出一部分迹象，而非疾病或障碍的全部症状。而且，我也从未确定艾伦娜是否真正患有did，因为她的其他人格只在面临极端压力时才出现过若干次。很明显，尽管她处在did的谱系上，却从来都不是一个清晰无疑的案例。
艾伦娜在不断取得进步：她不仅更加懂得如何降低阿特“录音带”的音量，还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她遇到不喜欢的人时不再感到被对方困住，还有能力选择朋友并与其他人不相往来。
她很快度过了“狂野女孩”的阶段，对性关系的兴趣也开始减弱。在她所谓的“午间幽会”的一年后，她发现自己要是不喝酒便很难与人发生关系，因为她担心对方会看到她身体上的累累疤痕。她说这会引发不好的回忆或是触发点。她还觉得禁欲有益于心理健康，而且由于疤痕组织太多，性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愉悦。艾伦娜称自己在两年之内从“可怕的两岁”进入青春期，随后直奔更年期。
我们笑了。我说她终于赶上我了。
有一个小插曲让我意识到，我们的治疗已临近尾声。1999年，我写的童年回忆录《离瀑布太近》出版了。艾伦娜迷上了这本书，对某些篇章更是烂熟于心。我作为心理治疗师从不谈论自己，因此她很高兴能像我了解她那样，从书中了解我的生活。（她读到我小时候也是个古怪的孩子感到特别高兴。）她还发现，父母都很善良的幸福童年故事读起来十分有趣，因为她以前一直以为别人说的快乐童年都是幻想。在艾伦娜看来，我的回忆录就像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童话故事。她最喜欢的段落是我每天晚上和母亲一起走去餐厅，我们抬头遥望星座，假装自己是骑着骆驼的探险家。我写到母亲一直会倾听六岁的我讲述科学与社会现象，就好像我说的是一些特别引人入胜的故事。
艾伦娜说起我书中的那部分内容时，眼泪顺着两颊流了下来。这是她唯一一次当着我的面大哭。最后，她哽咽着说：“阿特有一次对我特别好，我读了你的书后才想起来。他在夜里叫醒我，要我和他一起去看北极光。他说北极光正在上演一场壮观的灯光秀。”她回忆起紫色、绿色和血红色的光辉是如何在天空中游弋飘荡，“阿特告诉我北极光形成的科学原理，还有世界各地不同的部落中流传的北极光神话。伊特鲁里亚人称之为‘风之光’，中国人则将其称为‘烛龙’。反正那天晚上我们躺在地上看了很久的北极光，然后我就回床上睡觉了。”
接着，艾伦娜看着我，脸上带着淡淡的神秘笑容说：“吉尔德，你不会相信我两天前做了什么。”她停顿了很长时间，“我打电话给阿特了。我查到他的电话号码，随即打了过去。”
我感到难以置信。她讲述那通电话的时候，我惊讶得都说不出话来。“我说‘是我’，他说：‘乖乖，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好吗？’他听起来十分快活。他要是心情好或者嗑的药正好上头，就会变成这副模样。我说我打电话给他是因为读到一本书，书里的内容让我回忆起他带我去看北极光的那个晚上。他倒是记得很清楚，还跟我聊了起来。而且，我玩的那款电脑游戏他也在玩，于是我们讨论起升级的问题。他并没有问起格雷琴或者其他人。他说：‘嘿，你干吗不找个时间来看看我呢。’我说我很忙。他说：‘酷，谢谢你打来电话。祝你好运。’随后我们就挂断了。”
“喔。”我最后终于挤出了一个字，“你有没有考虑过去见他？”
“一百万年内都不会。我跟格雷琴说起这通电话时，她捂住耳朵说：‘停！你吓死我了。’于是我就住口了。”
我问艾伦娜现在对此作何感想，她说她很高兴自己这么做了。
“我觉得这让我无意识中的他变得不再如此可怕。”她说，“他不过是个潦倒的老酒鬼，说话带着醉意，还像个老烟枪那样一直咳嗽。我挂电话时都没有发抖。我不再是个四岁的孩子，他也不再是那个把我压在身下的醉醺醺的庞然大物了。我现在是个成年人，他无法再控制我了。”
我提醒艾伦娜，她这一生都在与阿特作斗争，当她感到莫大的威胁，无法独自面对阿特的“录音带”时，就会找克洛伊、罗杰和阿摩司一起与他对抗。
“养育一个孩子需举全村之力。”她不无讽刺地说道。
艾伦娜是如何保持理智的呢？我相信，正如维克多·弗兰克尔在《活出生命的意义》中写的那样，艾伦娜也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她需要照顾格雷琴，因此每一天都这样告诉自己。她认为自己遭受的苦难是有意义的，因为这能让他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她为妹妹而摒弃了所有自杀与逃跑的想法。不管有多疲累，她都从未放下手中的剑。
与阿特通话后没过多久，艾伦娜对我说：“吉尔德，你猜怎么着？我的心理治疗差不多该结束了。我想我把能做的都做了，已经到顶了。我以前来这里时想死的心都有，现在却觉得不过是一次约见。”
我也认为我们已经来到终点。我为她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感到欣喜，但与此同时也有点儿失落。我非常喜欢艾伦娜，我会想念她的诚实与智慧，但我最想念的，将会是她的勇气。我希望她能发挥聪明才智，成为一名数学家或者律师，但这可能对她来说压力太大了。这些是我的梦想，并非她的。而且时间不等人，她很快就要四十岁了。她依然在律所工作，每年还能得到一大笔奖金。克洛伊没有再出现过，艾伦娜还说，“录音带”的声音也比以前小了很多。她有时一连好几个小时都听不到那些声音，她不再——用她的话来说——“运行名叫克洛伊与罗杰的程序了”。她对此只简单说了一句：“我不再需要他们了。”不过她也坦言，阿摩司依然存在。她笑着说：“我真是喜欢那个家伙。”
几年以后，我在筹备这本书期间在脸书上找到艾伦娜，给她发去了一条信息。她告诉我她过得不错，不过，她说由于自己正处于“冬眠阶段”，因此无意见面。我们依然会通过电子邮件——她最喜爱的沟通方式——联络，她还在一封邮件中透露了出人意料的消息。艾伦娜和其他数百万人一样，多年以来一直在玩暴力的战争游戏。大家玩游戏时用的都是化名，因此并不知道对手是谁。这款游戏有一个全球范围的成就排名，艾伦娜的名次接近顶端。不过，有个人一直能打赢她。艾伦娜写道：
他狡猾、敏捷又聪明，似乎永远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后来大约在三年前，他不再参与竞争，我因此获得了第一名。（这是我迄今为止最华而不实的成就。）我后来发现，那个家伙是阿特。我们相互争斗，一如在现实生活中那样。他不再打游戏是因为他死了。他去世后过了很久才在我们的老房子里被人发现。
艾伦娜总结生活现状时说：她依然在律所工作，没有谈恋爱，独自与猫咪方特二世一起生活。令我惊讶的是，她和妈妈还有佩吉都住在同一幢公寓大楼里，而且还经常跟她们见面。她与格雷琴以及两个上大学的侄子关系依然十分密切。不幸的是，多年来状态良好的格雷琴如今却更加受到ptsd、毒品造成的闪回及其他与阿特有关的创伤困扰。艾伦娜对此十分难过，她说她希望自己能保护格雷琴免受阿特的伤害。
她把时间花在两个爱好上面：自由搏击和物理。她在弦理论和场论方面的知识也十分渊博，还加入了与物理有关的在线聊天小组。尽管猫咪方特一世已经去世，她与简依然保持着亲密的朋友关系，但没有再陷入长期的恋爱关系。
我问起艾伦娜的心理健康时，她说她已经学会严守自己的边界。她在保持规律生活之余也会“尝试一些有趣的事情”，其中一样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线上课程。可是，当一位教授某天让她把评论发到相关主题论坛上给大家看时，她却回绝了，并说她觉得自己更喜欢待在专业领域的外围。她说她已经认清了自己的局限，然而，无论自己的世界有多小，她都不会“容忍任何荒唐的事情”，而且，她不再需要任何替代或分裂的人格来操劳了。
她只有在非常疲惫或者做一些特别有压力的事情时才会听到阿特的“录音带”。“不过，我现在会播放吉尔德的‘录音带’。”她写道。我惊恐地问起这些“录音带”的内容，她过了几天回复我说：
吉尔德的“录音带”就是将你说过的内容逐字汇编到了一起。我最频繁播放的就是你说我是英雄的那句话。我想象自己是神话中的忒休斯，朝阿特模样的巨大米诺陶洛斯刺去。当阿特在我脑袋里大声咒骂和贬低我时，我就告诉他，不如我强壮的人就会在精神病院深处的病房里穿着尿布度日，而且还以为二加二等于五。接着，我告诉他我没有杀他是他的福气。记得你是怎么说的吗？我听到你的声音在说他是个自恋的懦夫。阿摩司也常常会附和。就这样，我一般都能让阿特闭嘴。
她如此概括自己的生活：“我像垃圾场里的狗那样守卫自己的边界，只要能待在保护着我的垃圾场里，就会感到心满意足。”
我问她，如果说心理治疗起作用的话，那对她来说都有哪些帮助呢？
不得不说，心理治疗让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改善。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奇怪的“癫痫”没有再出现过。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要感谢你锲而不舍地寻找我的“触发点”（这个词语如今常常遭人错用与滥用，我说到时都忍不住要翻白眼），并且不断向我解释其中的原委，直到我明白为止。搞清楚那种情况下我的脑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得以恢复对自己的控制，并且还能在某些事情造成的威胁行将唤醒我不愿重温的那些记忆时，阻止大脑拉动总开关，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所以说，尽管心理治疗分分钟都让我感到厌烦，而且我常常在会面之前呕吐并出疹子，直到最后一年这些状况才有所缓解，但心理治疗依然是我为自己做过的最了不起的事情。
我最后问道，生命中有没有哪些事情她希望重新来过并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我要是当时杀了阿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