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生存的社会丛林中，没有同一感就不会有活着的感觉。
——爱利克·埃里克森《同一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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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是克里族人。这一民族有着狩猎与诱捕的传统，过去的原住民在森林中过着游牧生活，每年与哈德孙湾公司进行毛皮交易。他的家人来自北部遥远的马尼托巴省，与加拿大其他地区都相隔甚远。亲身经历过如此举足轻重的北美历史的人竟然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我感到特别惊讶。丹尼和我同龄，当他和家人在林中诱捕猎物时，我却一直在电视上看好莱坞经典西部片“牛仔与印第安人”。
对我来说，这一案例在许多方面都颇具开创性。它迫使我意识到心理治疗对丹尼而言有着如此巨大的文化隔阂，简直难以起到应有的帮助。我也就此明白瑞士著名精神病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在1925年与一位原住民相处后的感受——荣格说，他意识到自己“被囚禁在白人男性的文化思想之中”。
和欧洲其他所有心理治疗的创始人一样，弗洛伊德对原住民文化几乎一无所知。我也是如此。但正如我父亲曾经说的那样：“智慧就是知道自己有所不知。”于是，我联系原住民疗愈师，托他们花大量时间为我介绍原住民的各种风俗习惯。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肯定会举步维艰。
这个案例就时间而言比书中的其他几个都更具时代特色。那时尚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寄宿学校的种种恐怖事迹依然不为众多北美白人所知，要等到后来才得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证实。当时的术语如今也早已过时：丹尼称自己为“印第安人”和“土著”，两者都是八十年代的常用语。
1988年，丹尼在我过去的来访者引荐之下来到我的办公室，那位来访者拥有一家大型货运公司，经常会通过人力资源部门将寻求帮助的人介绍给我。丹尼是他手下的长途货运司机之一。由于公司老板亲自给我打来电话，我因此知道，这位员工一定很特殊。
这位老板一上来便说丹尼是他那儿最棒的司机。我问他这话具体是什么意思，他以一贯简短有力且抑扬顿挫的语调说了起来，语气听起来就像马戏团里招揽观众的人。“把昂贵的货物从一边的海岸运送到另一边的海岸是份特别危险的工作。”他说，“需要忠诚、勇敢又强壮的人。假设有一个装满劳力士手表的集装箱通过海运从瑞士送到这里由码头工人卸载，而这些港口装卸工也许与窃贼团伙有勾结，会通风报信，说有一卡车货物会从哈利法克斯运送到温哥华。于是，强盗们便会开着卡车跟着我的货车穿越加拿大，等到无人看管时——哪怕只有几分钟——把货劫走。”他还补充说，要是他的公司采用司机接力的方式将货物从一个司机转运至另一个司机那里，就不会有人对这起盗窃案负责了。“司机们都会相互指责。”老板说，“所以我要做的就是花一大笔钱确保只让一个人来运送那些劳力士，并且按时交货。那个人就是丹尼·莫里森。他不得不睡在驾驶室里，到哪儿都不能离开货车。
“让我给你举个丹尼工作的例子。”他接着说道，“他当时载着一车工业铂金在全国各地跑，当他在梅迪辛哈特的一家餐厅用餐时，三个小偷闯进了驾驶室。”
丹尼等候餐点时一直看着窗外。“他拽住小偷扔出车外，三个人都进了医院，其中一个住了一个多月。据说，他们在救护车里时就像沙丁鱼那样挤在一起躺着。”丹尼仅仅扭伤了手腕。他从不抱怨也不找人帮忙，只是继续朝温哥华开去。“这就是我要说的。”老板总结说，“我欠他一个大人情。”
我问及丹尼的主要问题时，他首先说，丹尼已经四十多岁，是个有着宽阔肩膀的大块头，身高六英尺四半。“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手掌。码头上的家伙们叫他‘起重机’，就是‘叉车起重机’的简称。”丹尼并不健谈，实际上，他特别沉默寡言，而且避免与人有目光接触。不过他很聪明。“他把所有的地图和里程费用都记在了脑子里，从来没算错过一分钱。”
接着，电话里一阵沉默。终于，老板深吸一口气说了下去：“大约两个月以前，我们接到一通电话，说丹尼的妻子和唯一的孩子——一个四岁的女孩——在401公路的车祸中去世了。”
“他应对得如何？”我问道。
“奇怪就奇怪在这里。他似乎一点也不伤心。可是他确实是个顾家的人，他肯定多多少少会难过吧。我问他想不想带薪休假，他只是摇了摇头，葬礼结束后第二天就来上班了。”
老板提议出钱让丹尼接受心理治疗，可是他显得有点儿迟疑。“我于是告诉他我以前也在你这里接受治疗，对我帮助非常大。”老板说。
“丹尼是否对此感到惊讶？”
“即便丹尼确实感到惊讶，你也永远看不出来。”
几星期后，丹尼答应尝试心理治疗。
等候室里的那位男子有着深色皮肤，长长的黑发梳成了两根辫子。他身穿法兰绒衬衫、皮夹克、蓝色牛仔裤，脚蹬一双灰色尖头鲨鱼皮靴。
我向他做自我介绍。他点了点头，看也没看我。在我请他坐下之前他就一直站在门口，面孔上丝毫看不出情绪。为了打破沉默，我说他的老板对他评价非常高。他只是低头看着地板。我打量起他的脸，发现他其实很英俊。他的身高、身板、完美的身形，加上敏锐的黑眼睛和无瑕的肌肤，不可否认，他十分俊秀。
我对他的妻女去世表示哀悼。我有种感觉，他希望我和他之间能保持一定距离。我于是告诉他最好先从出身背景与家谱开始说起。我问起他的父母，问他们是否在这样的艰难时期给予他帮助。他说他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和弟弟们住在马尼托巴湖西北部的一个保留地里，对他的近况并不清楚。当我问他是否愿意分享失去至亲的感受时，他摇了摇头。第一次来访的剩余时间乃至接下来三个月的所有会面期间，他一直默默地坐在那里。
我们之间的静默并没有抑郁症的那种胶着沉默感，就好像他只是想独自待着。可是，他依然每周都来。丹尼身上有着某种令人难以抗拒的特质，我发现自己愿意就这样陪他默默坐着。这对我来说很新鲜。
不过，我意识到我在这个案例中需要帮助：说到底，我收费可不是为了一声不响坐着的。于是我在图书馆黄页中搜寻原住民精神科医生，结果一无所获。1988年时，我对疗愈圈及原住民其他各种习俗及仪式一无所知。我接着尝试去联系各个第一民族办公室以及当时被称为联邦印第安事务部的部门，可是没有人回我电话。多伦多接收原住民患者最多的那家医院的精神科收治人员告诉我：“印第安人不太习惯接受心理治疗。他们中的大多数案例都与酗酒有关，所以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匿名戒酒协会小组。他们有时会出席，有时则不。”
我扩大搜索范围，最后找到克莱尔·布兰特博士（dr. clare brant），一位哈佛毕业的原住民精神病学家。他碰巧也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参与战斗的著名酋长约瑟夫·布兰特的直系后裔。我给他写去长信讲述这个案例，描述了我与丹尼沟通时遇到的困难。布兰特博士的答复让我感到很欣慰：他说他理解我不得其所的心情，因此在信中附上了他写的有关考察原住民世界观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十分引人入胜，简直应该当作所有加拿大人的必读文章。我对他真是感激不尽。后来我又跟他通过信件沟通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段经历真是弥足珍贵。
按照布兰特博士的说法，在关系紧密的小型社群中——尤其是在严酷的北方环境里——人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个体之间的冲突。为了在极为亲密的生活中保护个人隐私，避免相互干涉至关重要。这就意味着某些社会行为中的规范会就此确立：比如“干涉”的意思是向别人提出问题、给予建议以及社交中过于不拘礼节。
我意识到，丹尼可能觉得心理治疗很粗暴。我一直锲而不舍地窥探他的心灵，结果“干涉”到了他。我越想跟他交流，他就越是拒不开口。可是，我要是试着保持安静，这样的情况就可能无限延续下去。在这样的局面下，我很难找到对策。
于是我决定还是跟丹尼简单解释一下我的沮丧心情。我说我知道他可能会如何看待我的角色，但我无法做出大幅度的改变——这是我的文化，白人的心理治疗就是这么进行的。我向他寻求帮助，想知道我能做点什么。我说心理治疗起作用对我来说很重要，而且我明白自己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丹尼头一次发问，不过，他还是没有直视我：“为什么这对你来说那么重要？”
“这是我的工作，我想要做好。”
“我还以为你会说一些不真实的话，比如说你很关心我。”
“我还没有和你熟悉到会关心你的程度。”我接着说，“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你有共鸣，而且希望帮助你摆脱痛苦。”
“我不痛苦。”他一如既往地以单调的语调说。
“好的，这是你告诉我的第一件有关你自己的事。”我说，“所以对你来说，让我觉得你不痛苦一定很重要。”
“你说是就是。”
“我确实这么说了。”我决定在这一点上坚持我的立场，“为什么这对你来说很重要？你是不是认为只要感觉不到痛苦，我就无法伤害你？”
他在那儿坐了大约有十分钟——也许更久——接着说道：“是的。”那次会面的最后二十分钟里，他再也没说过话。
终于，我在四个月之后取得了一些进展。丹尼承认——或者说，按我的理解——他是在保护自己免受痛苦。我下决心慢慢来。如果慢慢来意味着一周只有一次互动，那也行。因为如果我追问太急，便会注意到他又变得沉默不语。
一周接着一周，他慢慢开了口。我尽量只充当见证，决定不过问他的妻子与孩子，也不问他为何不哀伤——如果他从来没有意识到痛苦，那么不哀伤也不足为奇。
不过在某一时刻，我确实说了这样的话：“感觉不到痛苦的人也无法感受到快乐。”
他前所未有地与我有了眼神接触，他说：“我没有快乐也能活。”
“你觉得内心没有痛苦吗，还是说，你把痛苦都锁了起来？”我试探着说道。
他没有再说什么。但过了一个星期，他走进房间坐下来后，仿佛我们依然在进行之前的对话。他说：“是锁了起来。”
我说：“要是你能通过心理治疗把痛苦一点一点倒出来，之后就不再痛苦了呢？那样的话，快乐就能触及之前痛苦曾经存在的地方。”
“快乐？”他嘲弄地说着，就好像我在暗示某种可笑的五旬节派体验似的。
我换了个说法：“就算不快乐，也可以感到满足。”
“我挺好的。”他向我保证。
我让他跟我说说童年，并解释说可以对痛苦和快乐略过不提。接下来的故事是他在我们第一年的会面中逐渐讲述出来的。我小心翼翼地不示以任何同情或安慰，不然的话他就会沉默不语。我单纯充当见证。
丹尼来自马尼托巴省西北端——远在林木线以北——的一个捕兽家族。他们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独自在森林中过日子，但在每个捕猎季临近结束之际，当他们要将毛皮卖给哈德孙湾公司时，便会搬到一个小小的交易站定居地。
丹尼有个年长他三岁的姐姐，名叫罗丝。他们在年纪还小的时候会帮助父亲解开陷阱线。罗丝帮母亲晒兽皮，丹尼则会喂狗。
丹尼最初的记忆都与陷阱线有关。一天，父亲警告丹尼和罗丝不要和他一起沿着陷阱线走——暴风雪造成的积雪改变了地形，使这一带变得很危险——可他们还是跟着他进入了森林。父亲相信，既然他已经告诫过孩子，那他们再跟过来就得自担风险。由于平日里的标记都被埋在了雪里，丹尼的姐姐找不到这些陷阱的位置。跑在前头的她被一个巨大的捕兽器夹住了脚，脚踝处的伤口深到见骨。她不得不依靠狗拉雪橇耗费数日回到最近的定居地。由于伤口没有养好，自那时起，丹尼的姐姐便一直拖着一条腿走路。丹尼在那天学到了一课：捕猎时要小心谨慎。
丹尼的父亲在孩子们没有听从警告后并未执意阻止或进行干预，这一点十分值得玩味。这是白人和原住民育儿方式有别的一个例证。按照布兰特博士的说法，原住民以身作则但不干预，而白人则主张积极主动的教导与塑造。后来，这种育儿方式上的差异会再度给丹尼带来困扰。
我从丹尼几乎难以察觉的微笑中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喜欢回忆自己在陷阱线上的日子。他开始说起在森林生活的更多细节。有一次他甚至摇着头说道：“好家伙，我已经好几年没想起过这些了。”丹尼的回忆让我着迷，他也对我如此喜欢关于捕猎的细节感到惊讶。我有时还会打断他，询问为什么要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做事。比如说，为什么他的父亲要用狗拉雪橇而不是开雪地摩托？丹尼解释说，如果雪地摩托在森林深处抛锚，人就死定了。但要是有一队狗，最坏的情况就是失去一只狗或者扯断一根可以修补的挽带。此外，雪地摩托的汽油费也会占去原本就已微薄的利润。
丹尼告诉我，他的工作是用冻鱼喂狗。在他四五岁的时候，当他父亲要把海狸从捕兽夹里捞出来时，他会很自豪地扛起凿冰用的斧子。他的父亲话不多，但丹尼说，即便在他那么小的年纪，他们工作起来就已经如左右手般配合流畅了。此外，他也懂得不去抱怨寒冷：每个人都知道捕猎季短暂，而他们的生计全系于此。
丹尼对于每次跟随父亲——顺便提一下，他的父亲当时只有二十多岁——外出好几个月感到兴高采烈。捕猎季结束时，他们会走几百千米的路，去一个不到三百人居住的交易站出售兽皮。丹尼在那儿见识过其他男孩一起玩耍，他也好奇，要是在姐姐之外还有一个玩伴会是什么感觉。
他们家里既没有电视、音乐、电力，也没有抽水马桶。然而在丹尼四岁时，有一天，哈德孙湾的商人——丹尼很羡慕对方拥有一间办公室和一张桌子——送了一本书给他。丹尼当时还不识字，于是一边翻书一边编故事。（主人公们永远是调皮的海狸。）丹尼很喜欢这本书，每天晚上都会“读”，还常常“读”给罗丝听；罗丝也听得非常入迷。他告诉我，他一生对阅读的热爱都归功于这本书，那是他拥有的第一样东西。他依然记得母亲会用克里语中的所有格称呼这本书：丹尼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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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丹尼全家都待在温暖的小屋里，消磨从布设陷阱到收集毛皮所需的数星期时光。丹尼正和父亲坐在桌旁削木头，忽然，他听见母亲的哭喊，“就像一只被郊狼包围的动物”。之前他从来没听见过轻声细语的母亲抬高声音。
她在门口和两个白人争吵。这两个人明显不是猎人，“却不知怎么透着危险”。丹尼记得他们穿着奇怪的皮鞋；在厚厚的雪地里穿这样的鞋子特别古怪，因为不穿海豹皮靴（一种又高又软的靴子，一般由海豹皮制成，内衬毛皮）脚会冻住。二人走进屋里，宣布他们要把丹尼和罗丝送到一千多公里外的寄宿学校。由于这是法律规定，父母如果不立即交出孩子，就会被关进监狱。
这两个人操着英语，家里没有人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最后，他们大致听懂了：这两个政府派来的白人要偷走他们的孩子。“我不确定我的父母是否意识到那意味着永远。”丹尼说道。
“母亲去卧室收拾我们的东西，那些人追上去喊道不需要任何东西。父母看起来就像被箭射中了心脏，却依然站着。”
1988年时，我对寄宿学校尚一无所知。我原本以为那是为住在森林深处无法上学的原住民设立的寄宿学校。其实不然。这属于蓄意抹杀原住民文化的一部分政策。加拿大第一任总理约翰·a. 麦克唐纳将第一民族称为“野蛮人”。此后，联邦官员在1920年明确目标：文化灭绝。当年，负责印第安人事务的副主管在下议院宣布，他的目标是继续开办寄宿学校，直到“加拿大所有印第安人都成为国民的一部分，再也没有印第安人的问题，也没有印第安人的部门”。
丹尼和姐姐被塞进车里，眼见着数百英里的冻原在身后消失不见。许多个小时后，他们被塞进一辆挤满其他原住民儿童的火车。没有人有任何行李。他们乘了好几天火车，车厢里一片可怕的沉寂。丹尼对大片的牛群感到十分困惑：他从未见过动物在啃草却无人狩猎，也不知道牧场或农场是什么。不管是棉白杨树还是参差不齐的山峰都让丹尼和罗丝惊讶不已。丹尼感觉自己即将进入一个惊心动魄的世界，里头充满斑斓的色彩。最终，他们在一个小镇上被接往乡下。随后，“在一片平坦的荒芜之地”，他们来到一栋窗户上装着栅栏的红砖大楼前。
抵达之后发生的第一件事情是：丹尼和姐姐被分开了。他眼见着姐姐一边喊着他的名字，一边被两个穿着长袍的神父——“他们看起来就像黑熊”——拽到另一栋楼去。
第二件事让他极为震惊：他的长发被剪掉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众多原住民都将头发视为灵性生命在现实世界的延伸。许多部族的人们会在家人离世时剪去头发。有些人则认为头发与神经系统相连，是处理社会信息的必备部分，类似于猫的胡须。丹尼的族人认为剪去头发是为自己犯下的过错羞辱自己，或是因为过失的判罚当众进行羞辱。但丹尼对自己犯了什么罪过一无所知。
所有儿童都被分配到制服与编号。丹尼在十八岁前一直被称为“78号”。没有人相信他只有五六岁——就那个年龄而言，他个子挺高的——因此被安置到八至九岁的那群孩子中。丹尼以为父母过几天就会来接他，因此一直偷偷朝窗外张望。“有好几次，我真的认为自己看到拿着烟斗的父亲。”他说，“但我猜那是我想象出来的。”
开学第一天，他们被告知身为“印第安人”或“土著”（这两个词语被交替使用）是不好的，等到他们离开学校时就不再是印第安人了。他们将成为会说英语的加拿大人。丹尼那时不会说英语，但他明白了“土著是坏人”这一点，不过他没有听懂“再也不能说克里语”的那部分。
开学第二个星期，丹尼在课间休息时参加了一场神父组织的踢球游戏，他凝视着长长的场地，看到了栅栏后面的姐姐。“我高兴得浑身发抖，于是一边向她跑去，一边喊‘塔恩塞’，那是克里语里的‘你好’。”丹尼说道，这是他第一次在会面中流露情感，“神父抓住我的胳膊制止了我，而我则奋力挣扎。他当着其他男孩的面用鞭子抽我，那种鞭子是用旧的马缰绳做的，上面还有金属接扣。他说我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都不能再说印第安语了。”
丹尼的姐姐无助地站在大门旁哭了起来。“我还是在叫喊，‘尼米斯’，那是‘姐姐’的意思。”（在克里语中，亲戚的称谓取决于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关系。）神父认为丹尼是在公然违抗，因此狠狠地抽了他一顿，使他在医务室里好几天都下不了床。“我很难过。姐姐从栅栏的另一侧眼见我被抽得皮开肉绽，伤心极了。”他顿了顿，“我在那里的十二年间再也没有说过一句克里语。到最后，我都不记得怎么讲了。我再也没法跟父母交流了。”
我想到了自己当时七岁的双胞胎儿子，试着想象他们从我身边被带走，然后被告知英语是一种野蛮的语言，而且他们是坏人，得抛弃自己的文化并被改造成另一个民族。要是他们试图用英语和九岁的哥哥打招呼，结果因此被打得鼻青脸肿怎么办？光是想想就可怕到令人心碎。
经过整整一年的心理治疗，我才与丹尼建立起些许信任。考虑到丹尼与白人之间的过往，现在回想起来，光是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
在情感上帮助他坚持下来的事情之一是他五岁前受到的良好教育。无论之后遭遇了什么，至少他的根基很扎实。可是，绑架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残酷行径——失去双亲、语言乃至自己的文化——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创伤，他的情感也就此冻结。这虽然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却阻碍了他为妻子和女儿的离世像样地哀悼。
在第一年的心理治疗中，丹尼对我说过的最重要的话是他“没有快乐也能活”。我的工作就是让他重新获得感受快乐的能力，哪怕知道悲伤也会随之而来。由于他已经有太多悲伤的体验，因此修复工作必须以他可承受的速度展开。对丹尼来说，心理治疗就是从冷冻状态缓慢解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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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的心理治疗进入第二年，我已经学会如何更有效地与他交流。马尼图林岛上的一位令人难忘的原住民疗愈师曾经告诉我：“不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是跟他聊聊。”我发现与丹尼开展心理治疗的最佳方式是提出一些无伤大雅的问题，他要是愿意，便可以借此进入更深层次的心理领域。如果我直接问他心理方面的问题，他就会变得默不作声，有时整个会面都是如此。丹尼后来对此是这样说的：“印第安人有自己的方式和节奏。”
我在一次会面中问起了丹尼的校园生活。他说他“像白人一样”上学，并且竭尽全力当个白人。他接受了别人灌输给他的想法：印第安人是坏人。用他的话来说：“不然为什么修女、神父和其他白人要这样对我们呢？我们是天主教家庭。我信任修女和神父。”他接着说，“学校里凡是有点儿职权的人都认为印第安人是坏人。”
五岁的他是学校里最年幼的孩子之一，可是既没有人帮助他也没有人安慰他。“所有人都必须安分守己，大家也都是这么做的。有一天，我醒来时发现我旁边的孩子死了。我不敢告诉大人，害怕他们认为是我杀了他。等到他没来吃早餐——我依然记得他的编号是122——他们才发现他死了。不到一个小时，他就被抬走了。大家对此只字未提。”
我对寄宿学校做了些调查之后发现，《蒙特利尔每日星报》上刊登过一篇1907年的报告，其中提到全国就读于寄宿学校的原住民儿童死亡率为24%（如果算上那些因病被送回家后不久死亡的儿童，死亡率为42%）。这些孩子死于肺结核、饥饿或是单纯因为疏于照管。许多孩子就这样消失了，他们的父母从未收到任何音信。2015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公布大约有四千到六千名儿童死亡。由于很多孩子其实下落不明，实际的数字可能要高得多。超过十五万名儿童在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丧生。由于死亡率太高，寄宿学校就此不再进行统计。
丹尼在学校表现很好，从不惹麻烦。“我为那些无法遵循白人方式做事的男孩感到难过，他们的生活简直是人间地狱。”他说如果他们没掌握乘法口诀表就会被扔到寒风中，全身上下没有外套，只有一个带着切口可以伸出手臂的垃圾袋。丹尼因为在若干领域成绩优异脱颖而出，但他感到很难堪，甚至觉得是种耻辱。
原住民的民族精神中包含这样一条：不与他人竞争或炫耀自己的功绩，这样就不会让他人感觉那么糟糕。加入冰球队没什么，但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就显得不顾他人的感受，因为这样可能会让另一方的球队感到不快。布兰特博士在《原住民伦理与行事规范》一文中写道：“这种不重竞争的特点在工作中也有所体现，尽管事实上其往往被非原住民雇主视为缺乏积极性和抱负的表现。”丹尼并没有陶醉于学业上的成功，反而觉得这些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毕竟，那些称赞他“成就”的人正是让他挨饿的人（学年结束时，他虽然长高了，体重却掉了一半）、折磨他的人、将他从父母身边夺走并关进监狱的人。
说到这里，丹尼问我：“这并不光荣，你明白吗？”我很高兴他在接受心理治疗一年多后开始询问我的意见，而且还会在沟通中关心我是否理解。当时我已经很清楚丹尼对假话惊人地敏锐，我得实话实说才行。我于是说：“我确实明白。但我想知道，他们的称赞中是否有任何让你感到自豪的地方？”
他一脸失望，我接着说道：“我的意思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是不是有点儿认同白人的奖励体系了呢？毕竟那是当年的你所拥有的一切？”
丹尼说他从来都不想待在那个学校，“我知道自己是囚犯，因此希望保持这种状态。我不想成为他们的一员。”他静静地坐了大约十五分钟，接着说，“并不完全是这样。我喜欢饲养动物，给它们喂食，让它们杂交。我和我养的猪被送去参加四健会的比赛，赢得一条荣誉绶带后我还感到很骄傲，尤其是因为这跟学校没什么关联。”丹尼对动物很有一套，十几岁便成了学校的养殖负责人。“我还喜欢耕地、种庄稼。我有一些种地的秘诀。”
“比如说？”
“春天时，我会把装着水的垃圾桶放在太阳底下晒，然后用这些温热的水浇灌温室里的番茄。这些番茄往往会最先成熟。”
我问丹尼是从哪里学到这些窍门时，他犹豫了。“有个神父教会了我各种事情。”接下来的三十分钟里丹尼一言不发。他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盯着窗外，就连眨眼的频率都慢了下来。
一周后再次出现时，他坐下来说道：“那个教给我很多东西的神父干涉了我。”
“什么样的干涉？”
“性方面的。在谷仓里，一次又一次。他告诉我他有多喜欢我，我真是感到恶心；我的意思是，这不单单是心理上的感受。”丹尼说，“我就此意识到，其实他并不认为我擅长那些农活。他只是想对我做那种事情，而且持续了好几年。”
我想他从我的脸上看出了我有多么震惊。当时关于神父的性虐待行径尚未被世人知晓，而寄宿学校的种种虐待行为也并未被公之于世。要等到丹尼向我讲述可怕往事的三十年后，政府才向原住民公开道歉并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丹尼停顿了一会儿，之后接着说：“我从八九岁起便经历这些，直到我十一二岁时才能与他们抗争。十二岁时，我因为发高烧躺在医务室里，那里的医生——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干涉了我。我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直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他看着我，希望我能给出答案。我说：“这些男人都很变态。这可能就是他们一开始被派到那里的原因。我怀疑天主教会知道这些神父有问题，但教会非但没有解除这些人的职务，反而把他们送到林木线以北，认为到那里就不会有人举报他们的所作所为。”
“可为什么是我？并非所有人都会在不同场合遇到这种事情。”（在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寄宿学校中儿童遭受性虐待的比例如此之高。）
“我猜想，这是因为你又高大又英俊。我怀疑他们并不在乎你是否聪明。他们总得选一个人，为什么不选长得最好看的呢？说到底，他们都是‘掠食者’。”
接着，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丹尼在会面进行到一半时起身离开了。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接下来的那次会面他没有来，再下一次也没有来。我慢慢反应过来，他已经放弃了心理治疗。我不想打电话“干涉”他，因此没有打搅。通常而言，当来访者忽然中断心理治疗时，我会写便条或者打电话，说希望能有一次告别会面，借此讨论终止治疗的事宜。我会解释说，化解冲突很重要。不过，从来没有人在会面中途离开过。
显然，我在某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犯了错。我猜想自己犯了一些只有白人才会犯的错误，而且对此毫无头绪。我觉得丹尼再也不会来了，并且在这个时候意识到，与他展开的心理治疗对我来说变得有多重要。无论是文化差异还是政府试图实施文化灭绝的惨剧都深深触动了我。最重要的是，丹尼作为一名个体而言具有某种可敬又可叹的品质。我认识到自己对他有多钦佩：他承受住了大多数人都难以承受的痛苦。
再没有什么比失败更能让人开阔眼界的了。这促使我前去拜访更多原住民社群的疗愈师和药师。我听得更加认真，还在全省各地参加各种烟熏净化仪式。我敢肯定，心理治疗之于丹尼就像烟熏净化仪式之于我一样陌生。但我正是在那段时间里开始明白，原住民的世界观与心理上的优先级和以欧洲为中心的白人社会截然不同。
大多数白人接受心理治疗是为了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或者用一位原住民疗愈师的话来说：“为了灵活应对生活。”与之相反，原住民的疗愈指的是以一种意义深远的方式与灵性世界建立连接并实现和谐。传统的心理治疗以人与自然对抗的范式作为基础，而原住民的疗愈则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过了几个星期，丹尼回来了。他若无其事地开始说话后，我打断了他，说我强烈认为我们需要好好讨论一下他在会面进行到一半时离开的原因。他只说了句：“印第安人从不争辩。”
最终，我打破随后出现的沉默：“丹尼，你中途离开了心理治疗，我想知道原因。我这么问可能违背了原住民的传统，但我是一名白人心理治疗师，我也必须遵循自己的一些传统。”他什么也没有说。接着，我出于愤怒说了这样一些话：“丹尼，你有没有想过，并不是所有原住民的传统都是好的，就好比不是所有的白人传统都是坏的一样？也许我们可以相互学习。如果你愿意试试，我也会这么做。”
“你心里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他喃喃地说道。
我感到很困惑。他站起身，像一只在笼子里来回踱步的老虎一样巡视房间。终于，他将自己庞大的身躯朝门上撞去，说：“你就像神父一样，奉承我，说我英俊。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这下惊呆了，于是看着他说道：“我很感激你让我知道，我不仅越了界，还让你感到不自在。我对此很抱歉。”我解释说，我说他高大英俊并在学生中脱颖而出，是想告诉他，狐狸会从鸡棚里挑选最大最肥美的鸡。“我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你，你并没有做任何故意引诱那些神父的事情。这单纯是因为你的长相，你对此无法控制。”我说我现在明白他是如何误解了我说的话，因为他遭受的虐待始于谄媚的恭维。“我说的‘英俊’其实不是恭维，而是种描述。也许在你看来像是调情，但我向你保证并非如此。”
丹尼前所未有地指责说：“我永远不会说你漂亮。”我情不自禁地笑了。我说没有说我漂亮的男人可多了，他可以排在他们后面。他听完也笑了起来。
说丹尼英俊成了他的触发点。其他多次遭受性虐待的来访者也有着非常强烈的触发点。我告诉他，大多数性虐待受害者都有触发点，我就触发了一个。
他轻轻地说：“性虐待受害者？”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或者是从没想到这个名称适用于他。在当时，有关性虐待的讨论并不多见，大家生活在一种不为人知的耻辱中，觉得必须向他人隐瞒这些事。我告诉丹尼，性虐待受害者会出现许多症状，其中就包括情感麻木。我随后提示说，他在妻女去世后便出现了这一症状。
他点了点头，好像刚刚悟到了什么。我注意到丹尼消化信息的模式之一是先承认其中的一些，然后他会根据自己的节奏，过后再来面对或谈论。他会在几个月后绕回之前的一个话题，就好像我们上一次会面刚刚讨论过一样。就这次的情况而言，他说他会在准备好以后讨论遭受虐待的事情。这对我来说很难。我喜欢趁热打铁，以线性的方式处理问题。但这并非丹尼的应对方式。我想我应该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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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丹尼尚未准备好直面在寄宿学校受到的虐待，我便问起他分隔两地的家人境况。有一次，我在他描述父亲传授的追踪猎物技巧时指出，他在后来的回忆中都没有提起过父亲，这让我感到很奇怪。“你向我讲述了理想家庭的具体模样，然后政府把你带走了。之后就是一片空白。我知道你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依然健在。除此之外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你大致都知道。父亲依然在北方。”丹尼沉默的时间变短了。两年之后，我可以从他平淡的语调中捕捉到细微的情绪变化。
我让他说说夏天回家时的情形。丹尼说，他第一年回家时，父母听到他和罗丝用英语交谈非常震惊。他忘记了大部分的克里语，他被打得都记不得了。我猜想，他是因为过于焦虑而开始遗忘，这门语言本身已经成了情感上的触发点。
丹尼的父母则认为这意味着他对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我和他们越来越疏远的同时，他们也和我越来越疏远。”他说，“他们就是这样在经历种种变故后活下来的。罗丝比我更善于找回自己的印第安人身份。”他说，这可能是因为她在被带走时年纪更大，而且她天生健谈，不喜欢受到冷落。“我记得她告诉父母她在栅栏另一边看到神父打我。我的母亲——一名天主教徒——让她不要再说神父的坏话。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意识到，我永远也不能透露在寄宿学校发生的任何事情。”
我问起丹尼与父母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推移是否有所好转，他说父母在他之后又生了两个儿子，而他们的生活则因为政府的新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的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森林度过。布置陷阱需要时间，在收集猎物以前还要等待更长时间。他们将毛皮卖给哈德孙湾公司时，在贸易站附近几十个人生活的小小定居点里确实有一个临时的歇脚点。”丹尼如此描述自己早年与父母在一起的生活。不过，他和罗丝所在的班级是寄宿学校的最后几届。丹尼在学校的那些年里，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原住民必须搬到有学校的定居点。“这意味着我的父母不得不放弃捕猎，而且，政府还用某种带有欺骗性的条约夺走了他们大部分的狩猎地，建了一些弱不禁风的小房子给这些捕兽人住，然后给他们发放保障金。这些人都挤在孩子们的学校附近生活，政府将这样的地区称为保留地。”
“你的父母平时做些什么呢？”
“他们无事可做。由于住得离森林太远，他们无法再设陷阱。而当地天气又太冷，不能种植任何东西，也没法饲养动物。”他回忆道，“我和罗丝每年回家都发现屋子变得越发凌乱，父亲还一直喝酒。我问罗丝，母亲的牙齿是不是因为嚼兽皮嚼坏的，结果她说是被父亲打掉的。”父母看到丹尼和罗丝回家似乎不再那么高兴，而且连母亲也开始喝起酒来。“喝醉之后，挨打就没那么痛了。”丹尼说，“我第一次看到母亲挨揍是因为她让父亲收拾一下准备去教堂——他以前挺喜欢去教堂的。我当场就下决心这辈子都不会喝酒。我永远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体会到我在那一刻对我父亲的感受。”
接着，丹尼十分少见地动情诉说起父母在他年幼时会如何整日忙碌。他们的营地一尘不染，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他们把家里的碗碟都洗得很干净，还会利用空余时间制作手工艺品当作圣诞礼物。“除了睡觉的时间，我从没见过他们躺下来休息，他们天一亮就会起床。”而如今，他说，他们空洞的生活里充满了酒精、争执和困倦。
丹尼一边描述他们的落魄生活一边揉搓着双手，仿佛是要磨去不愉快的回忆。他还会如同直视太阳一般眯起双眼，像是要遮住他脑海里浮现的画面。
沉默了许久后他继续说道：“我曾经犯过一个错误，我把白人文化和印第安人文化搞混了。这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在白人社会待得太久了。”十三岁左右的时候，他把自己在省级四健会比赛中获得的那些奖牌拿给父亲看。丹尼放低声音，“他嘲笑我。”他的声音轻得像是耳语，“他醉醺醺地戏弄我，发出牛一样的哞哞声，还问我的玉米秆是不是都排成了一排。我的母亲哈哈大笑，罗丝则一脸茫然。那是我与家人分享的最后一件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第一民族的布兰特博士公开批评原住民的唯一方面，针对的就是他们抑制愤怒的习惯。他说原住民不会用愤怒来教导孩子，而是通过戏弄、羞辱和奚落等非对抗性的方式使愤怒一点一点流露出来。他在一篇学术文章中写道：“羞辱和戏弄成了所失去的特权的替代品，而父母的愤怒则会侵蚀孩子的自尊心，使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遇到类似情况时便会产生强烈的耻辱感。”他说，那是因为受到欺负的孩子难以搞清楚规则及如何应对戏弄和嘲笑。孩子可能会退避，在社交中变得害羞，还会感到羞耻甚或恐惧。
我对丹尼说：“看看你，既获得了数学奖、科学奖、优秀学生奖，还凭借自己的畜牧技能获得省级四健会奖牌。然而，你却遭到家人的贬低，难怪你无法感受或表现出任何情绪。当你在生活的每个领域都面临攻击，自然会变得疏离。这是你仅有的应对方式。”
他朝我扬了扬手，示意我说下去，但我没有开口。他最后说：“你就直说吧。”我们都笑了。就像我能察觉他有心事一样，他也察觉得到我什么时候缺乏耐心。
我让他想象，要是他父亲没有喝醉、没有嘲笑或羞辱他并且能直抒胸臆的话，会说些什么。“你就当作是你的父亲，跟我说说看吧。”我恳求他，“我真的很想知道他为什么会那样回答。”
丹尼出人意料地做到了。他装作是自己的父亲，声音更低沉，语速也更慢：“内括西斯，他们把你从我们身边带走，说我们是野蛮人，还说‘只有死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可你依然喜欢他们的小玩意儿，还说是‘奖赏’。这些仇敌让我们如此痛苦，你却把他们奉为神明？他们把你从我们身边偷走了啊。”丹尼停顿了一下，我点了点头，他继续说，“务农？那算什么？把动物关在谷仓里，再一排一排地种蔬菜。这不是技能，而是买卖。诱捕需要全心投入，每时每刻都要动脑子。你必须知道你要捕捉的猎物在想些什么，而不是把它们关起来养大了再吃掉。而且你对打猎毫无兴趣，认为那是野蛮人才会做的事情。你觉得我们脚下的泥地和没有自来水的生活配不上你。”
我再次点点头，终于有所了解。丹尼接着说了下去，情绪很激动，“你看不起我喝酒、没有工作，连只老鼠都捉不住。你的弟弟们不会把我看作是个骄傲的猎手，不知道我收集来的毛皮比定居点里的其他人都要多。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独自在桌前打牌的醉汉，一个沦落到打好老婆的男人。白人夺走了我的生计、孩子和尊严，你却觉得他们的牧牛奖牌了不起？”
我眨着眼睛不让眼泪落下。他的独白完美地刻画出他的父亲乃至家庭经历的钝重痛苦。不幸的是，当父亲用醉酒后的话语刺痛他的内心时，他还太小，无法理解父亲为什么这么说。
那天丹尼离开的时候，我感觉我们的心理治疗已经建立了一定的信任。他非但没有紧锁自己的各种感受，还能够想象父亲的痛苦、感同身受并与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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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疗进入第三年，丹尼显得轻松了一点。他依然会在办公室前来回踱步半个小时，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但他的脚步听起来不再如此沉重。在他从父亲的立场发表那番假想中的真实感言的一星期后，他不经意地说道：“我这星期给父亲打电话了。”
我非常惊讶。丹尼一如既往地在按照自己的方式与节奏行事。
“你上一次和他说话是什么时候？”我问道，依然感到很震惊。
“十八年前，在我母亲的葬礼上。”
“你打给他时，他说了什么？”
“我告诉他我失去了妻女。他说，‘不容易啊，是不是？’接着他问我有没有罗丝的消息。”
丹尼告诉我，他的姐姐罗丝在温尼伯失踪已经有十多年了。
当时，大量原住民女性失踪或遭谋杀的报道尚未见诸报端，要等到四十年以后，我们才会了解到警方在这些失踪案件中的不作为。（加拿大统计局在2017年表示，原住民女性成为暴力犯罪受害者的可能性几乎是其他女性的三倍。）
“那个对你关心备至又无比开朗的可爱姑娘后来发生了什么？”
“罗丝一直往家里跑，希望那两个酒鬼会疼爱她。”丹尼说，指的是他们的父母，“她始终没有放弃，我则早早断了那个念头。她被他们带坏了，变得跟他们一样。她和两个弟弟后来也加入了酗酒的行列。母亲去世后，罗丝便和父亲一起生活。自从她跑去温尼伯，我就再也没见过她。”
“我想，你来多伦多是件好事。”
“我不知道，至少她还算得上是个印第安人。”
“你不是吗？”我看着这个编着长辫子的男子。
“我不是白人。这我知道。”接着，他沉默了一会儿，“我的妻子是白人。”
终于，在我们开展心理治疗的第三年，丹尼提到了去世的妻子。我虽然想立即追问下去，但还是克制住自己，从一数到了一百。
“她来自挪威。”
挪威。没开玩笑吧？我真好奇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她是重症监护室的护士。我在温尼伯的一间酒吧跟人打架，最后住进了她当班的病房。我把那儿的酒吧都跑了个遍，想要找到姐姐。有个家伙说了罗丝的坏话，我就跟他吵了起来。他用刀划破了我的肚子。”丹尼说，“我包扎好伤口回到安大略省，第二天就回去工作了，可后来我的伤口受到感染，于是在多伦多的重症监护室待了一段时间。”护士名叫贝莉特，三十五岁左右，和丹尼一样都喜欢悬疑小说。“她说她不喜欢话多的人，我说那你是找对人了。她怀孕后想要结婚，我答应了。之后我们便有了女儿莉莉安。”
“你爱贝莉特吗？”
“我不知道。”（十五分钟的沉默。）“她是个好女人，从不撒谎也不会出轨，工作特别努力。”（又是一阵沉默。）“之后我们慢慢有了隔阂。她想要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我给不了。”
“比如亲密感？”
他点点头。“我和她的亲密程度一直都跟在医院里认识那会儿差不多。她说我们之间隔着一堵砖墙。我其实心里清楚，我什么也感觉不到。后来连跟她共处一室都让我觉得不自在。”
“为什么？”
“既内疚又愤怒吧。我知道她想要什么，也知道这是她应得的。可我就是给不了，于是我开始躲她。”
“那莉莉安呢？”
“她更像我。她长得像我，安静又害羞，喜欢在一旁默默看着别人。日托中心的人很担心，说她不跟其他人一起玩，不过我觉得她不要紧。她在自己房间里玩洋娃娃和玩具时挺高兴的。我有时会跟她一起坐在地板上，我觉得我们……”丹尼犹豫了一下，“我说得上来的就是，共享着一片舒适的空间。”他的脸上再次露出像是在躲避耀眼阳光的那种表情，最后说道，“贝莉特希望我把莉莉安抱到腿上来，但我觉得这么做很不自在，尤其是因为我和她差不多大的时候遭遇了那样的事情。”
“你遭到性虐待，童年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得到过父母的照顾，可大家却期望你知道怎么做。”
“我在森林里无路可走，大家却指望我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
“贝莉特是个好母亲吗？”
丹尼点点头。“从白人的角度而言是的。她总是会教莉莉安各种东西，一刻也不停歇。我希望她不要一直管着孩子。莉莉安和我在车上时可以几个小时都一言不发，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贝莉特在的时候就常常说一些‘牛’啊、‘马’啊、‘车’啊之类的单词，希望莉莉安能记住。在印第安人看来，这就是在瞎管。”
“你只是想模仿或遵循你父母在你小时候的养育方式，让莉莉安根据自己的节奏去了解事物。”
“我在她摔伤的时候没有理会，觉得她会自己爬起来。可贝莉特却表现得像是世界末日一样，认为所有人都会号啕大哭。”
我问他贝莉特是否知道原住民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差异——即他们在管理愤怒、解决冲突与克制情绪方面有不同看法——这意味着他们不会多管他人闲事，哪怕是自己的孩子。
“她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告诉她？”
“我自己当时也不知道。我尽量避免发火，感觉自己像块木头。我现在说起这个才有所察觉。”
“贝莉特有没有见过你的父母？”
他摇摇头。当我问起他的朋友时，他说：“我独来独往。”
我于是问起贝莉特的父母。丹尼告诉我，他们住在挪威的农场上，就在他们儿子家的农场旁边。不过，丹尼和他们只见过一面。他说：“他们都跟她一样，善良热心，脚踏实地，干起活来特别卖命。贝莉特的父母几乎不会说英语，即便他们会说，我也听不明白。”
我问丹尼他们看到女儿带着一个辫子齐腰的原住民男子回家是否惊讶。丹尼说：“我觉得他们认为加拿大人都长这样。”我觉得特别好笑，于是和他都笑了起来。（心理治疗两年多来的第二个笑话。）
接着，我们默默坐了一会儿。后来他说：“我在想，我要是接受了这样的心理治疗，生活里没有贝莉特，莉莉安和我其实可以融洽相处。她像我，安静又认真。我觉得贝莉特认为我是个坏家长。她甚至不希望莉莉安和我单独待在一起。她觉得我没有尽到家长的责任。”
“我知道你并没有察觉到自己对此有什么感受，但被视为不负责任的家长肯定让你无意识中感到委屈又愤怒。这样的看法有点儿侮辱人，毕竟，你们只是育儿方式有别罢了。”丹尼什么也没有说，我于是接着说道，“难怪你们会渐渐产生隔阂。”
“我开着卡车连续奔波数周时便感觉松一口气，那种时候没有人会向我索取我无法给予的东西。”
“你有没有和妻子吵过架？”
“没有。我会直接离开，等到她的愤怒——或者可能只是沮丧——平息之后再回家。”
“她知道寄宿学校的事情吗？”
“嗯，但我只说那是公立寄宿学校。”
“所以说，她对你的遭遇一无所知？”
“嗯。但我之前也不明白。”
“你现在明白了吗？”
“我有点儿缓过来了。我有时会为莉莉安感到难过，甚至都不想看到她的照片。她有一双我这样的悲伤的眼睛。”
“你有没有看见拥有这双眼睛的那个悲伤的男孩呢？”
“孤独的男孩。”
“被遗弃的男孩。”我补充道。
“我的父母并不想遗弃我。”
我说这对于他的无意识来说无关紧要，被遗弃的感受依然会存在于其中。“无意识不会推究原因，它只知道你是个孤零零的五岁小孩，和莉莉安一样大。”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事情发生时我年纪其实特别小。”丹尼说，“我还在十六岁到十八岁期间自愿回到那里念完高中，真是疯了。我当时想，‘宁可跟熟悉的魔鬼打交道’。”
他当时没考虑过上大学，他说那是因为没有钱。“而且，那是给白人念的。我受够了白人的世界。”
由于丹尼和父母的关系不佳，他也没有回到保留地去。他滴酒不沾，这一点在有些人看来很奇怪。
“你坚持不喝酒这点挺耐人寻味的。”我试探着说。
“我很固执。”他回答道，“母亲在我小时候这么形容过我。”
我指出“固执”一词略显贬义。“你为什么不说：‘是的，我坚强又执着，经历了这么多依然没有倒下’？你有过这样的感觉吗？”
“没有。”
“你没有任何感受。为了不让炽热的熔岩在你的脑内爆发，你索性堵住了火山。不然你要么发疯，要么变成酒鬼，你会像你父亲那样靠酗酒发泄内心的愤怒。你经历了这一切，以及大多数原住民遭遇的寄宿学校种族灭绝事件，你必须设法去应对。你之所以选择了一条破坏性最小的道路，是因为你拥有巨大的个人力量。你把感情的水龙头关上了。”
“是啊，但现在开始渗漏了。垫圈漏水了吧，我想。”
我让他展开说一说，他于是描述起自己晚上端详莉莉安照片的情形。“我感觉到了一些东西。虽然不知道那具体是什么，但我感觉到胸膛里心往下沉。我真想挨着她一起坐在沙发上。”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丹尼失去女儿后感到悲伤实属正常，失去孩子的悲痛是最糟糕的一种。之后有一天，丹尼说：“侵入我大脑的不仅仅是悲伤，还有其他感受在暗中潜伏。”他在椅子上坐直身子，身体前倾，双手则放在膝盖上。我从他的肢体语言中看得出来，愤怒也开始渗入他的脑海。他再一次眯起眼睛：“我有件事要一吐为快。有个同事——装卸码头的经理——会叫我‘汤头’，我不喜欢这个称呼。”
他说他不介意大家叫他“起重机”，因为很多人在工作中都有绰号，可“汤头”是“印第安人的蔑称”。
“我同意，这个名字很侮辱人。”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去告诉他你不喜欢被这么称呼呢？”
“没有。他就是个自以为风趣的白人。”
“要知道，愤怒声名狼藉。”我斟词酌句说道，“愤怒是我们用来从无意识中搜寻伤心与痛苦的燃料，也是我们告诉他人自己对他们的行为感到不满的方式。叫你‘汤头’的人对你不敬，他自己却可能对此毫无察觉。等到他下次再叫你‘汤头’时，你直接告诉他：‘不要这么叫我。’除此以外，你无须向他做任何解释。”
“他要是问我为什么呢？”
“就说‘我不喜欢这个名字’。”丹尼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我于是澄清说，“世界上的大多数人知道你不喜欢某件事情的话，都会注意的。”
“真的吗？”他半信半疑。
“你的感情在成长环境中一直遭到忽视甚至扼杀，堪称是一场文化灭绝。政府也好，神父和修女也好，都试图把原住民变成白人。他们无法在达到这个目的的同时兼顾你的感受。他们的职责就是践踏你的感情。”
他点点头。
“丹尼，我们开展心理治疗已经三年多了，我不仅希望能改善你的过去，也希望你当下的生活变得更好。”
“哦，天哪。我有种不好的预感。”他微微笑着说道，“我真希望自己没有提这事。”
他看透了我的心思。“我想让你做一件小事：你去告诉码头经理，说你不希望他再叫你‘汤头’。你友好地跟他讲，有必要的话，再加上一点点恼火的语气。”
他斜睨着眼睛看我。我建议他先排练一遍。他还没来得及反对，我便用带着些许傲慢的口吻说：“嗨，汤头。”
他厉声说：“别这样叫我，伙计。”
“好极了。”
“他要是问我原因怎么办？”丹尼对交流中的这一部分特别纠结，他认为自己没有表露情感的权利。
“就说‘我不喜欢这个名字’。你没必要长篇大论跟他解释原住民与白人之间的关系。”
“要是他再这么叫我呢？”他反问我。
“我认为他不会了。你身高六英尺半，肩膀宽厚，强壮得被大家称为‘起重机’，你不再是那个弱小的五岁孩子了。要是我搞错了，我们可以等事情真的发生了再来讨论如何应对。”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丹尼向我汇报说：“我走进仓库时，果不其然，经理对着麦克风说：‘嗨，汤头。’接着，坐在装卸码头玻璃小屋里的他重又低头看向写字板。我走到窗前对他说，‘不要再用这个名字叫我了。’他抬起头，略显惊讶，随后吸了一口烟说：‘好的。抱歉啊，伙计。你今天开31号车。’然后就结束了。他一整个星期都没再这么叫我。多年以来，我每天都特别讨厌他这样跟我打招呼。”
我为丹尼感到高兴。这是他五岁——用克里语说“你好”（塔恩塞）结果被揍——以来第一次试图直接对自己的环境施加影响。我真想大喊：“大家注意，丹尼·莫里森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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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一旦来访者开始了解无意识如何运作，认识到自己有权拥有个人边界，心理治疗的进展便会加快。出于这种考虑，我请丹尼和我一起回顾心理治疗第一年中发生的一起事件。他显得很迟疑。我说我需要他的许可。他勉强答应了，还喃喃地说：“天哪，我真是讨厌来这里。”我说我想重现那个时刻，而且我希望他——有权掌控自己世界的崭新丹尼——做出回应。他微微一笑说：“啊哦，这下我知道是要干什么了。”
虽然这么做有风险，但我还是继续说了下去：“丹尼，我认为你被频繁选为性虐待对象是因为你高大英俊。”我屏住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