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椅子边缘，发际线上冒出了汗珠，“吉尔迪纳医生，请不要说我英俊，我认为这不关你的事，而且这么说让我感到很不自在。”
“丹尼，我很抱歉说了这样的话。我不希望让你在心理治疗中有这样的感觉。我再也不会说了。”
他笑着说：“唉，原来是一句话就能化解的事情。真不敢相信我会因为这个中断会面。现在我明白了，是过去遭受的虐待让我害怕到颤抖。”（这是丹尼第一次使用“虐待”一词并承认其存在。）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我说，“你都有权提出要求。你无须忍受你所说的‘颤抖’。”
我把这次回顾形容为“英俊事件”后，他佯装不可置信地摇了摇头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找得到词来形容。”
丹尼此前对性虐待的遭遇仅略有提及，但当我们解决了“汤头”和“英俊事件”后，他似乎更强大了。他开始明确自己的情感，意识到什么是自己的错、什么不是。他现在已经做好深入讨论性虐待经历的准备。
后来，等到丹尼诉说完长期遭受虐待的可怕细节后，他显得不再那么困扰。这一事件最痛苦的地方在于，施虐者是一个真正帮助过他、喜欢过他的神父。这位神父带他去四健会俱乐部，俨然是个父亲般的人物。神父对丹尼说了很多关爱的话，还说丹尼很英俊，并把他抱在腿上搂着。这让一个孤独的七岁孩子感到特别开心。可后来，神父在未造成身体伤害的前提下对他施以性虐待（这就是让莉莉安坐在大腿上及我说的“英俊”一词成为触发点的原因）。
来自基督教兄弟会的暴力性虐待对丹尼的伤害要小于善良神父的性虐待。遭遇野蛮的性虐待时，我们清楚“掠夺者”就是敌人，这一点明确无疑。然而对于丹尼来说，一个人既和蔼可亲又施加性虐待，会在情感上给他带来困惑。作为一名孤独的小男孩，他很享受神父的亲密与关爱，可是后来等到他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便对自己的参与感到内疚。他不仅失去了纯真，还遭到亲密朋友的背叛。从情感角度而言，知道敌人是谁对我们来说会更加容易面对。
谈论过性虐待的经历以后，丹尼说他梳理了自己的情感，觉得现在能够把女儿抱在腿上了。对他来说，被拥抱和被抱在怀里，与违背意愿的性挑逗联系在了一起。他对这一切都感到如此不解，因此索性避免与女儿有肢体接触。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性方面的创伤困扰。妻子去世后，他偶尔会有一夜情，但依然害怕真正的亲密关系。
我们谈到如果能与妻子分享感受，他的婚姻会是什么模样。他甚至都无法克服尴尬，自然地搂住她。这种感觉有时是如此强烈，他被压抑得气都透不过来。作为顾家之人，他最喜爱做的就是开车：妻子和女儿坐在一旁，他则把双手放在方向盘上。他觉得这样的距离刚刚好。他还说，不管他出差去哪儿，每天晚上都会给家里打电话。他很珍惜这些通话。同样的，他在这样的距离下也感到很自在。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丹尼来会面时汇报说他去给妻女扫墓了。他试着吐露了一些过去没能说出口的话。“她们在世的时候我还太软弱，说不出那些话。”他说道。
我说他其实很坚强。他对自己发誓永不喝酒，之后便一直信守诺言。五岁的他在寄宿学校用克里语向姐姐问好，继而因为这个“错误”遭到毒打，此后，他便再也没有在学校犯过任何“错误”。在我眼中，丹尼就是个英雄。哪怕是在寄宿学校，他还会通过照料动物和番茄设法改变自己身处的环境。他工作勤奋努力，这一特质也被货运公司老板看在眼里。尽管遭受了种种变故，他不仅想要活下去，而且还想成为最好的自己。没有人能够击垮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丹尼开始更客观地看待自己。他在圣诞节收到一大笔奖金后不再感到困惑，正如他所说的：“嗯，我为公司付出了很多。不过我还是很感激。”
我问他其他人是否也收到了差不多的奖金，他说他既没有过问，也从未告诉任何人他收到了多少。他说：“这不是我的风格。”
我开玩笑道：“这么说你现在有自己的风格啦？”（三年来的第三个笑话。）
丹尼对工作很满意，还将其比作在平原上骑马：他孤身一人——这正是他所喜欢的——一边翻阅地图，一边把北美几乎跑了个遍。他俨然是个自己当家立业的现代游牧民，可以自由地任思绪发散，每次吃饭时还能看书。（他的皮夹克口袋里永远揣着一本破旧的平装书。）此外，他还非常善于探察环境，从没有一个强盗成功截获过他那些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货物。他出色的探察本领不仅源自与生俱来的能力和早年经验，也得益于他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患有ptsd的人始终保持高度警觉——由于见识过太多危险，故而会不断审察周围的环境。这就是ptsd如此令人不堪忍受的一部分原因。
第三年的心理治疗临近尾声，丹尼已经在情感上取得巨大进展。他任由自己去感受萦绕在心头的孤独和遗憾，不仅体会到对妻子的情感，对女儿的感受更是分外强烈。他已经学会如何对自己的周遭环境施加影响，而且，他还逐渐确立了自我价值意识。
如今丹尼已经——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解冻”，我们必须进入心理治疗的全新阶段。我们在这三年里展开的只能说是白人的心理治疗。这既帮助丹尼了解到自己的感受，也让他学会如何向他人表达这些感受，并最终确立个人边界。丹尼将这最后一项比作“在自己想要保护的神圣之物周围架设电栅栏”。我们已经达成目标。
不过，我不希望用白人的心理标准来衡量他的成功或评估他是否痊愈。我知道他还有更多事情要做，我也清楚自己需要得到更多建议才能帮助他。
我在接手这个案例的第一年中咨询过一位原住民疗愈师，他对我说：“印第安人必须成为印第安人，不然就会变得空洞。”三十年后，美国原住民作家汤米·奥兰治在小说《不复原乡》中写道：“他像个印第安人那样打扮、像个印第安人那样跳舞，这至关重要，哪怕只是在表演，哪怕他始终觉得自己像个骗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印第安人的唯一办法就是让自己的外貌和举止都像个印第安人。”
我感到丹尼需要与他的文化重新建立联系，体会弗洛伊德式心理治疗中从未存在过的灵性疗愈。（我常常想，如果弗洛伊德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维也纳犹太人，接待的来访者也并非以犹太人为主，那么他的理论是否依然会被广泛采纳。如果弗洛伊德在咨询室里遇到的是原住民，他的精神分析过程会有多不一样？）
在与丹尼展开心理治疗的四年多时间里，我多次求助于原住民疗愈师和精神病学家。这些疗愈师既慷慨又耐心，我因此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如此热忱地给予我帮助——考虑到白人社会对摧毁原住民文化所做的一切——着实令我感到惊叹不已。我心里清楚，如果没有采取综合疗法，我便无法成功治愈丹尼。
我对这最后一段历程的成功持审慎乐观态度是有原因的。白人花了数百年时间千方百计消灭原住民文化却未果。丹尼就是这段历史的化身。他留着长长的辫子——这是他对自己原住民身份做出的显而易见的公开声明。他在白人学校念书及至后来为白人工作，那么多年以来，他依然会有原住民式的梦境，在梦中，动物会对他说话。在那个灵性世界，他得到过狼的帮助，还在森林中从一只得了白化病的潜鸟那里收到一颗硕大的鸟蛋。（在此后的二十年间，我遇到的其他原住民来访者也拥有相似的灵性动物之梦，其与白人的梦境有着显著区别。）
显然，丹尼应该考虑重新找回他所说的“印第安人身份”。可是，他自诩是个独来独往的人，对揭开旧伤疤也持有无可非议的谨慎态度。他即将踏上的这条道路并不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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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与他的传统建立联系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家庭成员。我认为，他在家人的帮助之下可以接触到更广袤的文化传统。丹尼说起打算加班多少时间的时候，讨论这一问题的机会出现了。我问他既然已经积累了那么多加班费和奖金，为什么还要加班。“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他说，“而且我不介意。”
“你从来不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吗？”
“我难得会跟其他司机一起出去。但他们只是去酒吧喝酒。”
“他们之中有没有原住民？”
“没有。”
“你会和原住民打交道吗？”
“我要是去温尼伯，就经常去一些酒吧寻找姐姐。但说实话，那里不适合我。”
“什么不适合？当一个原住民？”
丹尼看透了我的心思，轻轻地说：“我想那是寄宿学校害的。你知道吗？以前我们在学校里告解的时候，我要是没有罪过可提，便会忏悔说自己是个印第安人。”
临近圣诞节的一天，丹尼说他为了挣双倍工资载着一车货物穿越落基山脉。
“你开车送货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顺便去你家所在的保留地看看？”我问道。
“顺便？”他略显鄙夷地看着我，“开车到不了那里。我得先坐飞机北上，然后搭乘越野飞机，接下来还要花半天时间乘全地形车穿过冰面。”
“我敢肯定，你要是向公司老板提出，他会帮你出钱的。”
“我有这个钱。我就是不想去。”
随后，我问起他父亲与弟弟们的具体情况。丹尼估计他的父亲已经六十多岁。至于那两个弟弟，他几乎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出生时他已经去寄宿学校了。
“那罗丝呢？”
“我还是会去温尼伯打听她的下落。她现在应该四十五岁了，可能已经死了——遭人谋杀。我已经跑了三趟警察局。”
“警察不关心吗？”我问道。
“这世上没人关心。”
“你会关心。”
他点了点头。我第一次见他眼眶湿润。之后，我们默默地坐了好长一段时间。
圣诞假期前不久，我再次提出去探望家人的主意。可丹尼依然很抗拒。“我感觉自己有所好转，不想冒再次失去自我或遭冻结的风险。”他说，“北面那么冷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说得有道理：他的根基还没有打稳，也许，应该等到状态更加稳定之后再回保留地。他比我更清楚这一点。
一月的第一个星期。丹尼走进我的办公室坐下之后说道：“嗯，我去看老头子和弟弟了。”
丹尼向来知道如何挑选时机。尽管反对我的建议，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回了一次老家。他描述自己如何坐直升机抵达，然后搭乘当地治安官的便车回家——后者当时刚好去一家诊所取药。“他是印第安人，问我在保留地的家人叫什么。我报出父亲和弟弟的名字后他并没有说什么‘哦，对，他是捕猎老手之一，现在年纪大了，他还会说克里语’——完全没有，”他停顿了一下，“这不是个好兆头。”汽车驶出几公里路，四十二岁的丹尼回想起来，自从参加母亲的葬礼后，他差不多有二十年没见过父亲了。“我记忆中的他依然是二十多岁，整天都在捕猎，然而现在，他已经是个老头子了。”
丹尼说这个定居点十分贫瘠，中央有一座砖砌的现代式学校，周围则是一些弱不禁风的木隔板搭成的房屋。治安官直接把他送到了家门口。他家的屋子外墙斑驳，门上没有把手，空着的把手洞眼里塞着报纸防寒。“我不知道是该敲门，还是拿出当儿子的样子直接走进去。”他回忆道。
敲门之后他内心感到迟疑，担心这次回家探望是个糟糕的主意。丹尼进门后，只见父亲躺在一张破旧的沙发上。
“他看起来特别苍老，显得比实际年龄还要大。他的脸又肿又黄，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还布满了痤疮印子。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有任何皮肤问题。”丹尼说，“他以前是个高大瘦削的捕兽人，身形和我很像，但现在身高缩了一截，还挺着个巨大的肚子，看起来像是一张被横着撑开了的兽皮。”父亲一开始没有认出丹尼，接着他又看了两眼才说：“谁叫你回来的？看来我的病已经没药救了。”
丹尼说他之前在温尼伯，因此决定北上跑一趟。“他只是疑惑地看着我，接着说，‘真没想到你还留着辫子。’我没理他，因为我知道他其实想说我是个‘苹果’——外面红、里面白。”这似乎很不公平。丹尼的父亲肯定知道，在那个年代留着长辫要融入白人社会有多么困难。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丹尼注意到屋子里乱糟糟的，地上还有威士忌酒瓶。父亲说：“听说你去温尼伯找罗丝了。”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我一直没有找到她。”
“没有人找到过。”
父亲英语水平有限，但还是勉强能沟通。丹尼问起弟弟们时，父亲扬起手，指了指四周的啤酒箱。“他们在这里找不到工作。”他说，“你要是不属于部落政府的一员，就没人会开后门给你介绍一份在学校看门的工作，没有什么可做的。不过他们还是和我住在一块儿。”丹尼感到父亲是在暗示弟弟们始终非常忠诚，丹尼则不。父亲见他注意到屋子里的凌乱模样后说：“得靠你母亲打理。”说完便打开了电视。
“我们在屋里坐了大约一小时。”丹尼回忆说，“我看得出他希望我离开，这样他就能去喝酒了。但我没地方可去，我在那里谁也不认识。最后我跑出去买烟，回来发现他已经喝上了。”丹尼的弟弟们回来后也开始喝酒。“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就是开着雪地摩托车在保留地四处收集空酒瓶，然后送去回收站——尽管这块保留地按理说禁止饮酒。”
“你的弟弟们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长得像你吗？”我问道。
“他们把头发给剃了，眼睛与我母亲的相似。他们长得有点儿像因纽特人，但有着克里人的身形。罗丝和我长得更像父亲。他们和我握了握手，接着就开始喝啤酒、看电视。他们看到我一点也不惊讶，而且也没有显得特别好奇。”
“真的吗？这可是没见过几面的亲哥哥啊。”
“我并不介意。原住民就是这样，不会大惊小怪或者多管闲事。”
丹尼一反常态，站起身开始踱步。他最后说道：“我在那间屋子里感受到了愤怒。他们喝得越多，怒气就越重。喝醉后，他们的朋友也来了，于是他们开始向朋友说我的坏话。他们说这是在‘开涮’，说我是匹独狼，从来没上过床——诸如此类。他们还说我跑回家纯粹是想要看着父亲去死，然而我像白人一样来早了。所有人听了那个笑话都哈哈大笑。”
“你父亲病得很重吗？”
“嗯，把我从越野飞机那里送回家的治安官跟我交代了基本情况。父亲患有胰腺炎、肝硬化，还有肝癌之类的毛病。反正他早晚会把自己喝死。”
“你家里人没有说起过这件事情？”
“他们只是开玩笑说我来早了。”
我并没有忘记这次灾难性的旅行是我提的建议。
“我父亲就躺在沙发上喝酒，他们奚落我的时候，他就在一旁跟着笑。我看得出来，弟弟们因为想要得到他的称许而开始变本加厉。我感觉要出事情。”丹尼严肃地说。他最后决定离开，于是给当地警察打了电话，后者让他搭车去小机场过夜。
“我知道他们认为我选择离开显得特别像个白人。我没有留下来用破啤酒瓶跟他们干架：在他们看来，那样才算是真正的印第安人。我觉得他们还做着毒品贩卖的勾当，因为不断会有人上门找我弟弟去卧室谈话，随后没多久便又离开。令人难过的是……”丹尼顿了顿，“嗯，我猜难过的事情还不少。”他沉默了好久之后继续说道，“我的弟弟们觉得酗酒打架才是印第安人。我注意到他们剃光了的头上布满疤痕，看起来就像贴满售价标签的公海象。”
“更令人难过的是，你的父亲其实心里很清楚，他知道真正的印第安人并非如此。你觉得他对你的探访作何感想？我是说，深埋在所有这些酒精与痛苦之下的想法？”
“他是不是还记得我和罗丝还有母亲在森林里的幸福日子？我不知道。他现在住的地方乱糟糟的。但我还记得他在营地生活时一切都井井有条。他把每一把刀都磨得特别锋利，还会按照大小排列整齐。那里有剥皮晒皮的区域，有放置狗粮和挽具的区域，每一样东西都会归置妥当。他没日没夜地干活，只有在定居点卖出兽皮时才会喝酒，一年半载来上一次，而且都是一个晚上就结束了的。”
“他是不是觉得让你看到他现在的模样很丢脸？”我问道。
“我觉得他已经喝得稀里糊涂的了。”他犹豫了一下，“嗯，也许在内心深处，他只是不希望我当面对他‘评头论足’。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丹尼踌躇地看向窗外，“事实也确实如此。他失去了土地、失去了生计，又失去了妻子，孩子之中也有两个再也没有回家，他的尊严一去不复返。他认为现在再做改变已经太迟。我觉得他已经喝得脑子都不清楚了。”
丹尼拖着身子走到我的办公室门口，他走路时双腿僵硬，脚上的靴子仿佛无比沉重。他把手搭在门把手上说：“他们想把他变成白人，但没有成功。不过，他们还是夺走了他的印第安人身份。他现在只是个把脑子都喝傻了的黄胖子。他们击垮了他。”我听着丹尼缓缓地走下楼，靴子与台阶摩擦着发出的声音听起来特别苍老。
丹尼描述的情况其实就是代际创伤（intergenerational trauma）。几十年后，随着寄宿学校的幸存者不断发声讲述各自的故事，这个术语也变得越来越为人所知。这一创伤在莫里森家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丹尼和罗丝被带去寄宿学校，远离了自己的家庭与文化，之后又在心理与生理上遭受创伤，甚至遭到性虐待。而他们父母这一辈人则因为孩子遭绑架而悲痛欲绝。他们既失去了土地与生计又失去了孩子，因此开始酗酒，成为会出口伤人的酒鬼。丹尼的两个弟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成人，他们不仅同样染上酒瘾，而且对将来如何好好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无所知。
在接下来的那次会面中，丹尼头一次表达了自己的抑郁情绪。“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让我能够重新体会到自己的情感，我几乎都忘了当初为什么要摆脱它们。”他说，“那些感受太痛苦了。过去这一周，我不断遭到回忆的轮番轰炸。”他用那双操作起重机的手抹去脸上的泪水，“我既没有故乡也没有身份，既不是印第安人也不是白人，既不是父亲也不是丈夫。我的弟弟们至少还有彼此和父亲——或者说，父亲的躯壳。他们知道自己是原住民。我有时觉得活下去根本没有意义。”他说这番话时情绪如此激烈，向来内敛的丹尼·莫里森是在以此呼救。我担心他会产生自杀的念头。
在我与丹尼展开心理治疗期间，按当时《加拿大百科全书》的数据，加拿大原住民的自杀率是全国平均自杀率的六倍。（在北方的某些地区，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全国平均自杀率的二十五倍；而因纽特青年的自杀率则高达四十倍。）我很清楚，这并非空洞的威胁。
治疗人格解体——即一个人失去所有同一性的情况——的一大风险，是当这个人重新找到自我认同感之后发生的事情。其虽然重新体会到自己的真实感受，但同时也会重新感觉被困在了当初带来剧烈痛苦的煎熬环境之中。对丹尼来说，“冻结”的感觉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防御机制。他确实无法感到悲伤或快乐，但他生活一切正常，并没有因为失去妻女而沉沦。在货运公司工作的几十年里，他从未请过一天假，而且还是位优秀员工；他存有积蓄，没有对任何东西成瘾，也并没有察觉到任何抑郁情绪。我是不是不应该打破这种平衡？
我在执业期间犯过不少错误，可是，我并不认为建议丹尼回老家是其中之一——不管到头来是多么令人难过。丹尼必须面对他家人的遭遇，一如他必须面对自身的问题。他一直回避父亲，而回避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好处。无论过程有多么悲伤，他至少能因此拥有一段和父亲有关的回忆。
丹尼的前路确实崎岖不平。他后来抑郁得卧床不起，甚至都没有打电话给公司请病假，也没有在和我约定的会面中出现。他的老板也打电话给我，说他的出勤率变得很不稳定，向来一丝不苟的他看起来失魂落魄。当老板询问丹尼是否向我寻求帮助时，他阴沉地笑了笑。我听了十分担心，因此致电丹尼的家庭医生，请他为丹尼开抗抑郁药。（心理治疗师虽然拥有博士学位，但并非医学博士，所以无法开具处方。）货运公司老板则前去丹尼的住处，建议他当着自己的面服药。两星期以后，我忧心忡忡地催促丹尼的老板，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亲自把他带来。
最后，丹尼凭借自己的力量前来会面。抗抑郁药物开始起作用，现在他至少可以四处走动了。他无精打采地靠在椅子上，只说了一件事：“我从来没有直面过任何事情。”
“真的吗？”我说，“你患有情况复杂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我把精神科医生朱迪思·赫尔曼（judith herman）的书作《创伤与复原》（it/iir/iia/iiu/iim/iia/ii /iia/iin/iid/ii /iir/iie/iic/iio/iiv/iie/iir/iiy/i）拿给他，接着举起手指列举书中提到的每一条特点：
1. 在缺乏照管与庇护的环境中长大。
“你在寄宿学校长大，没有人爱你，也没有人照顾你。你受冻挨饿，周围的孩子则接连去世。”
2. 存在无力感与无助感。
“没有人能帮助你，你也找不到人求助。等你回到家，母亲却说那些神父——也就是对你施加性虐待的人——是好人。”
3. 在社会、心理与法律层面处于从属地位。
“白人依照法律将你从父母身边带走，你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被锁在寄宿学校。当你向父母求助时，他们却说你站在了敌人的那一边。”
4. 受到种族歧视。
“你因为用克里语‘塔恩塞’向姐姐问好而遭毒打，至今依然拥有生理与心理上的伤痕。你被告知原住民是坏人，还被分配到一个号码而非名字。你的人格被剥夺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你在告解时为自己的原住民身份忏悔。”
5. 无家可归，极度贫困。
“你不得不在学校工作，即便如此也依然只能维持生计。而在家里，你父母靠救济金生活。他们虽然没有足够的钱购买北方极其昂贵的食物，却有钱去买酒喝。”
6. 在生活中不断遭受人际侵害（interpersonal victimization），其中包括儿童时期遭受的虐待以及其他身体暴力。
“那个对你关爱有加的人在你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性骚扰你。而那些没那么友善的人则以极其暴力的方式对你施以性虐待。你酗酒的父母不仅说你是投奔白人的叛徒，还嘲笑你获得的四健会奖牌。”
我把书往桌上一扔。“这份清单上甚至都还没提到你妻女的去世。你说你从未直面过任何事情？你明明极其英勇地直面自己的心魔并获得了胜利。诚然，你曾经封闭了一部分情感，而我们已经凿开这座冰山，让你的心灵逐渐解冻。与此同时，让我们来看看你没有做的是哪些事情。酒精是罹患这种疾病的人首选的成瘾物品。它能消除痛苦，麻木人的神经，让人毕生遭受打骂与虐待所郁积的愤怒得到些许释放。可是，你从未沾过一滴酒。”
我继续说道：“你说你永远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经历你目睹自己父亲喝醉时的感受。可悲的是，许多遭受过性虐待的寄宿学校受害者后来都成了生活中性虐待与暴力的施虐者，因为他们对此之外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你在学校里也是这么被‘养育成人’的，可是，你却从未做过那些事情。你生怕自己犯下错误，甚至都不让女儿坐在你的腿上。”
接着，我提到了丹尼的姐姐。“你从未像其他人那样放弃寻找她。你唯一一次与人起争执——遇到卡车劫匪之外——就是因为对方诽谤你姐姐。
“你有一份工作，之后还成了公司里最优秀的司机。你存得下钱，还跟一位心地善良的女人结婚并用心经营婚姻。你从未对她动手或做过任何你所遭受的事情。你亲身经历了一场未遂的文化灭绝，却拒绝将恐惧传给下一代人。你如此坚强勇敢，无论遭遇什么，你都坚持了下来。
“战场上的英雄经受的都没你多。他们凭借某一天的一桩英勇之举获得荣誉勋章。而你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各条战线上抗争，还都取得了胜利！所以永远不要说什么‘我从未直面过任何事情’！”
我知道自己脾气不好，还常常把这归结于我的爱尔兰天主教徒血统。我说完这一大通抨击之辞后才意识到自己不仅抬高了声音还忘记了时间，做了一件我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我说得太久，超时了。不过我确实感到无比愤慨：丹尼明明是一位心理意义上的英雄，他自己却对此毫无头绪。
丹尼看上去很惊讶。“那好吧。”他简短地说完之后便退出我的办公室，轻轻地关上了门。
我为什么会如此一反常态地长篇大论呢？我是不是害怕他想自杀？我也不太清楚。我希望丹尼会把我的担忧视作对他的关心。我感到自己被这个从未遭遇过的挑战打败了：一个人在自己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年纪被人灌输，认为一种文化野蛮又败坏，要如何才能使其重新对这种文化产生认同呢？连克里语都成了丹尼的触发点。
丹尼和我的这段为期五年的心理治疗旅程已经过了一大半。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丹尼还表示，他跟我说的话比他这辈子跟其他人说的都要多。
我认为自己是在帮助他。不过，我也深知他在某个非常特殊的问题上帮助了我。
我在有关劳拉的第一章里描述过反移情作用：即心理治疗师对病人的感觉。一开始见到丹尼时，他的外貌——即原住民的长相和辫子——实际上成了我的触发点；我在精神病院工作时曾经因为遭到一名梳着辫子的克里族病人殴打而住院，从那以后，每当遇到与袭击者外貌相似的人我都会害怕得心跳加快、透不过气来。
我与丹尼展开心理治疗的第四年，在一个下着雨夹雪的漆黑冬夜，我下班回家，正转入位于多伦多市中心住处的人行道上，只见一名梳着辫子的原住民男子坐在我家昏暗的门廊台阶上。（我们的屋子离加拿大原住民中心只有几条街的距离。）他询问是否可以向我们借雪铲。“我想靠铲雪赚点儿钱，但我没有铲子。”他说，“我看见你的门廊上有一把，于是按了门铃，可是家里没有人。我明天早上会还过来。”我答应之后便没有再惦记这件事。第二天早上，铲子已经回到了门廊上。
我回到家后才意识到，我没有产生任何生理或心理上的恐惧反应。梳着辫子的原住民不再是我的触发点。我对丹尼的反移情变得越来越积极，这也为我的ptsd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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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度过了一段重度抑郁的时期。他对妻女、对姐姐、对父母乃至对自己童年的哀悼终于在多年后一下子喷涌而出。他如今总算能够体会真实感受，并且意识到自己童年时代最糟糕的部分不是性虐待、身体虐待，也不是挨饿受冻，而是绝望至极的孤独。
为了确保不再复发，他又继续服用了两年抗抑郁药物。有一个星期，我让他多加休息并记得服药，因为我会带他在下一次会面中踏上一条全新的道路。“好极了。”他一如既往不动声色地说道。我当时已经明白，这是他表达幽默的方式。
拥有不同文化的人们表达自己的神情和语气也各不相同。第一次见到丹尼时，我感觉他的声音特别平淡。但等到我和他交谈了将近两百个小时以后，我发现他的说话方式中包含着表示幽默、痛苦、沮丧和其他各种感受的着重强调及语调变化。现在我更了解他了，这才意识到自己在最初几年里错过了不少他说话时难以察觉的弦外之音。
我感觉丹尼太内敛，而丹尼却觉得我说话又响亮又坚决。（说老实话，大多数白人都是如此。）有一天，丹尼进来后说起他在加拿大广播电台的节目中听到我的谈话，说他很喜欢。他以前从未称赞过我，我于是问他具体喜欢什么。他说：“听广播时能把你的音量调低。”
在接下来的那次会面中，丹尼先发制人地对我此前提到的“新方向”表示反对。“我知道你打算说什么，我还没准备好。”他声明道。
“哦，我可不知道你除了会开卡车之外还会读心术。你哪儿来的那么多时间学这些？快跟我说说。”
“你希望我去接触女性。”
“真的吗？我其实没打算那么说。不过，你以为我要说那方面的事情这一点值得玩味。这很能说明问题。”
“哦，不好。”丹尼意识到自己的心思被我看穿，这对他来说很不寻常。他摇了摇头，表示不打算继续谈论下去。我猜想他已经遇到什么人或者希望如此，不过，我决定之后再聊这件事。
我其实想讨论的是寻求原住民疗愈的想法。我说我这些年来一直在自学这方面的内容，并且觉得他需要这样的帮助。“有一件事我很清楚，我对你的引导终归有限。”我说道。他的眼睛微微眯起，我知道这意味着恐惧，或者至少是顾虑。“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治疗已经结束。只要你需要我，我一直都会在这里。”接着，我又加了句自嘲的话，“毕竟，是我把你从麻木的状态带入深深的抑郁之中。”
“是啊，真是要谢谢你。”他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真心认为你需要原住民的疗愈方式。你梦见的都是陷阱里的动物，或是变成半人半兽的动物。你的内心在苦苦寻求这方面的引导。”我恳切地告诉他。接着，我说我认为他的治疗中需要更多灵性层面的帮助——西方世界的欧洲文化关注的是心智、身体和情感，而原住民的世界观则更加浑然一体。根据我的观察以及原住民疗愈师的教导，我发现他们的疗愈仪式更侧重心灵的满足以及与宇宙合一的感受。我补充说，不同文化对健康的心灵有着各自不同的界定。
我提议丹尼尝试集体疗愈，并请他耐心听我说完。
“集体。天啊，不行。”他的表情特别惊骇。
“丹尼，集体性的创伤需要集体性的疗愈。”我感慨道，“只有同为原住民的人们才能理解自己的族人数百年来受到的创伤所造成的影响。”
这在我看来显而易见。那么多原住民都经历了相同的创伤——失去土地与生计，在寄宿学校遭到性虐待与身体虐待——而且对于原住民的身份都持有相同的自我厌恶。此外，这也是一种在好几代人之间不断延续的创伤：许多被送去寄宿学校的孩子都受到过恶劣的对待，这导致他们在成年后对于如何抚养自己的孩子一无所知。“这几代人需要倾听彼此的痛苦，然后以自身的文化传统作为基础共同疗愈。”我说。
丹尼摇头表示拒绝。我于是做最后一次尝试：“这与匿名戒酒会有点儿相似；你们都被困在了同一张网中，需要向彼此展示自己是如何设法爬出来的。你们可以当彼此的榜样。”我告诉他，我接纳酗酒人士进行心理治疗的前提条件，就是他们首先要同意在六十天内参加六十次匿名戒酒会的活动。“听别人讲述各自克服困难的经历会让人受到鼓舞。”
丹尼再次摇了摇头，依然没有被说服。“我住在城市里，我要去哪里参加呢？在商场里敲鼓吗？我可不要回保留地去。”
“我完全理解。”我说。我知道他家里的情况，也知道他家所在的保留地是全国最混乱的地区之一。我提醒他，如今生活在保留地之外的原住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而且很多人都住在多伦多。
丹尼只是“嗯”了一声，接着，在沉默了二十分钟以后，他用夹杂着嘲笑与惶恐的语气问我：“他们在市中心组织灵性疗愈的活动时会做点什么呢？”
“蒸汗小屋、鼓圈、谈话圈、集体捕猎，各种活动都有。并非所有活动都在多伦多举办。你知道吗，安大略也有片森林。”我说，“何不从这些开始了解，报名参加一些克里语的课程呢？”
“纳莫亚。”他说道。大概是克里语的“不”。
我执着起来就像看到骨头的狗一样不依不饶。“这种语言听起来十分迷人，尤其是其中具有的文化与习俗，体现出亲缘关系对克里人来说非常重要。”
“克里语？你没开玩笑吧？那我得从头学起了。我在北方的时候，就连听到我父亲说克里语心都会怦怦直跳。我小时候被揍得都没法说这门语言了。”他说完，像是在跟我示威一样接着说，“想要用你的词汇来形容吗？好吧：克里语是我的触发点。”
我不以为意，而是说他记得的词汇比他认为的更多。“从出生到五岁的这段时间足以让人掌握一门语言，再加上你有几个夏天还回过家。我们可不能被修女和神父打败了。该忏悔的是他们，不是你。”
他试图以工作要求为由来回避。“别再为公司加班了，你要为自己投入更多精力。”我劝他，“你要像保护货物那样保护你的心灵。”他又眯起了眼睛，这意味着他要么很焦虑，要么想要开溜。“接纳原住民的身份让你感到害怕吗？要是我曾经被揍到那种程度，也会感到害怕。”
“我还留着辫子。”
“是的。这很能说明问题。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原住民的人。”
“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白的人。”
我们都笑了——我皮肤确实很白，头上还有白发。“我为‘苍白的脸’赋予了全新的定义。”我说。
我没有再提起尝试原住民疗愈的事。丹尼会按照自己的节奏行事。他的节奏和我的节奏相去甚远。
几个月后，就在圣诞节前夕，丹尼想给邀请他参加圣诞晚宴的秘书买一份礼物。那位秘书领养的原住民女儿一直被视为“麻烦”，但如果换作是现在，她会被诊断为患有胎儿酒精综合征。身为白人的秘书坦然告诉丹尼，之所以邀请他是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见一见别的原住民。丹尼因此想要准备一份见面礼，我于是提议买一件原住民风格的工艺品。
“去哪里买？我可不想要什么批发来的捕梦网。”
“两个街区之外的加拿大原住民中心里有一家商店。”
丹尼在接下来那个星期来的时候对我说：“塔恩塞。”我记得这是“你好”的意思，因此也回以相同的问候。
“你推荐我去原住民中心是不是因为你知道那里每周有两堂克里语的课程？”
“我不知道。真的，我发誓。”我予以否定，丹尼则显得半信半疑，“我只知道原住民中心隔壁的图书馆。我经常去那里，每周六还会带孩子去参加‘故事一小时’的活动，我发现那里有着全市最丰富的原住民著作与磁带收藏。”
丹尼说他去原住民中心挑选礼物，结果看见隔壁图书馆挂着的指示牌上写着“马西纳伊卡尼卡米克”。他说，那在克里语中是“存放书的小屋或场所”。
“你竟然还记得？”我惊讶地问道。
“我想是吧。我报了克里语的课程。”
结果，克里语的课程乃至与原住民中心建立联系为丹尼带来了莫大的助益。住在城市里的原住民会在中心聚会，保持与自身文化的联系，而丹尼也在我们展开心理治疗的第五年——也是最后一年——设法重新找回自己的原住民身份。
丹尼迈出的第一步是踏入户外生活。他意识到自己多年来一直在模拟狩猎（“开着卡车追踪猎物”），而现在，他决定动真格了。首先，他开始在加拿大森林中徒步旅行。（我也爱好徒步，当我们在等候室看见对方穿着一模一样的山地装备消费者合作社的夹克衫时不约而同地笑了，彼此的距离也更近了一些。）他独自一人在安大略省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各种森林里生活，还徒步行走了数百英里。接着，他开始去萨斯喀彻温省北部独自狩猎驼鹿，对此非常享受。
有一个星期，丹尼来会面时告诉我，他在马尼托巴省遇到一个来自他家保留地的人，说他的父亲已经在八个月前去世。丹尼家里没有人联系过他。但他看起来并不难过，还说对他而言父亲在他五岁时就死了——他用的词语是“被消灭了”。他也无意联络弟弟们，称与他们已经“失去联系”。不过，他倒是有兴趣结识一些想要追寻自己文化根脉的原住民。
大约在同一时期，丹尼还扩充了自己的行头：他依然会穿黑色牛仔裤和皮夹克，但他把黑色t恤衫和法兰绒衬衫换成了熨烫过的棉质衬衫。他同时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在与我会面之后步行前往原住民中心学克里语。
心理治疗师照理说不应该开来访者的玩笑，但如今丹尼和我已经非常熟悉，因此我忍不住对他说：“为什么你以前来我办公室的时候从不好好打扮，但现在要去原住民中心就忽然打扮起来了？”
“你在说什么呀？”他嘟哝道。
“学克里语通常并不意味着去干洗店送洗。”
“我猜别的学克里语的人都是这么告诉你的。”
“‘我不过是说说而已’。”丹尼这句低调的口头禅已经被我模仿得惟妙惟肖。
他笑了。“好吧，好吧。她名叫萨希纳，是奥吉布威族人。她在原住民中心负责图书交流的工作。”
“跟我说说她吧。”
“没什么好说的。”
为什么我一点也不惊讶呢？终于，丹尼告诉我她长得很漂亮，比他小八岁，而且和他一样想要寻根。她的父亲上过寄宿学校，后来开始酗酒。她和她的兄弟则被卷入了“六十年代掏空运动”，和许多原住民儿童一样被白人家庭收养。二人被来自滑铁卢的德裔加拿大夫妇收养，成了他们仅有的孩子。“她说父母尽管为人很好，却从未提起过他们的原住民身份。她后来与白人男性结婚，一年之后便离了婚。”丹尼透露，“后来大约在十年前，她和她的兄弟开始追寻自己的文化血脉。她还会组织各种各样有关印第安人的活动。”
“她是原住民文化中心的正式员工吗？”
“不。她是儿童医院的社工。”
“那么，你们约会过吗？”我说完，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我们一起参加过一些印第安人聚会。我也跟着她出席了一些奥吉布威族的活动。她和她兄弟关系很好，还在东区买了房子一起生活。”
“你约她出去过吗？”
“没有。我因为她才对中心的一些活动产生了兴趣。我以前只会在休息室里坐着，从图书交流处借书看。她介绍我认识了她的兄弟和其他一些人啊什么的。”
“她为人怎么样？”
他思考了几分钟。“应该说挺平静的。最好的一点是——她喜欢话不多的男人。”
“哦，那她可找对人了。”
他点了点头，我忍不住笑了。
“所以说，你和她在一起时不觉得有压力。”
“我可以单纯当一个原住民，无须多费口舌。”他说着，向后靠在椅子上。
“那一定让你松了口气。”我说，“你的妻子虽然心地善良，可你在她面前依然要整天表现得像个白人一样，一定很辛苦。”
“像是在寄宿学校。”
自从聊起萨希纳（她的名字在奥吉布威语中的意思是“夜莺”），我通过数星期的会面了解到，丹尼非常喜欢她。她和丹尼一样感觉自己被困在了白人的世界，等到她调查身在保留地的亲生父母后则发现，他们已经过于失常，难以建立有意义的联系。可是，她依然非常珍视自己的原住民身份。她在白人社会一直感到格格不入，即便她尊敬甚至爱戴养父母，却还是认识到自己和他们不同。养父母还供她念大学，她也和丹尼一样有着强烈的职业道德感，擅长做“白人的工作”（她兄弟则不然，在学校里成绩并不好）。
心理治疗师需要询问来访者的性生活，但我知道丹尼非常注重隐私。然而，考虑到他曾经遭受性虐待，我也不了解萨希纳的过去，我还是得问一问：“性生活呢？”
“性生活怎么了？”他回答道，就好像我是个疯子似的。
“嗯，这与我们一直以来所探讨的童年问题有关。”
“我至少不用解释为什么我胸口不长毛。”他拐弯抹角地说。
我微笑着点了点头，知道丹尼是在委婉地表示他并不紧张，与他喜欢的原住民女性发生性行为让他感到安慰。
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以近乎耳语的声音说：“有一天吃早餐的时候，我正在喝咖啡，她坐到了我的腿上。”我们都知道这是他的触发点之一，因为天主教神父以前便会让他坐在腿上。丹尼望着窗外说道：“我想到了你，还有我们设法解决‘汤头’问题的过程。我告诉她：‘我不喜欢别人坐在我的腿上。’她立即站了起来，神色窘迫又略显伤心。我于是说：‘这让我想起在寄宿学校时的一段特别糟糕的经历，跟你没有关系。’她似乎明白了过来，不再感到难过。老实说，我特别害怕开口。但我不顾内心的抵触还是照实说了。我必须告诉她，不然就会像以前和妻子那样渐渐疏远。我不想重复过去。”
“亲密关系是一门很难掌握的语言，对曾经遭受过打击的你来说尤其如此。不过你已经学会了。”
“我说得都听不出口音了。”他挖苦道。
我问起丹尼是否和萨希纳住在一起，他笑着说差不多算是，因为她在几个月前的一个周末去他那里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一星期后，丹尼又迈过了一个里程碑。他在那次会面中说他和萨希纳的兄弟一起去参加了一次帕瓦节的庆典。他说活动嘈杂拥挤，“不适合我”。我再次鼓励他去参加一些原住民的疗愈仪式。
他真的去了。他与另外八名男子一起前往多伦多附近的城市汉密尔顿，去体验了蒸汗小屋。仪式期间，他们在圆顶帐篷里坐成一圈，中央是加热过的石头。他了解到，圆锥形的帐篷代表孕育生命的大地之母；而这些石头则被称为“祖辈”，因为它们非常古老，见识广博。石头不断被加热，参与者则一边流汗一边交谈。丹尼说帐篷里热到令人难以置信。石头一共被加热四回，第二回的时候，男人们汗流浃背地一个接一个倾吐内心的感受，就这样持续了一整天。
丹尼告诉我，置身于黑暗中时就像是身处炽热的子宫。他听到其他男子诉说着的“可怕烂事”竟与困扰他多年的那些一模一样。他感觉童年时代摄入的毒素正从体内释放，他通过汗水将毒素排出，然后用毛巾拭去。当他听见有人吐露自己酗酒成瘾让家人失望时，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好奇要是父亲能够分享自己的痛苦，会说些什么呢。
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丹尼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原住民疗愈活动，比如烟斗仪式，他在仪式中试图与大地之母连接，并表达自己的一些希望。他还参加了谈话圈，听大家发言，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一直等到大家都说完，可能要花很长时间”。他最喜欢的仪式是烟熏净化，就是用烟雾净化周遭，既可以让人集中精神，又能消除负能量。他和萨希纳几乎每天都会用烟熏净化自己的家与内心。丹尼之所以会喜欢，是因为这样的仪式迫使他振作精神，去思考每一天要把能量用在哪里，让他每天早上都能走上正确的道路。
会面快结束时，丹尼看着我说：“你知道吗，你说得对。”
“我洗耳恭听。”我回答道。
他摇了摇头：“白人就是喜欢占理。要是他们知道自己在理，肯定会当面唠叨五十遍。”
“我超级白的头发和皮肤都能证明我有多喜欢占理。跟我说说我说了什么有道理的话，让我高兴高兴。”我笑着说。
“白人的心理治疗没有灵魂，就像甜甜圈一样，中间有个洞。”他说，“我因为你了解到自己内心存在痛苦，也学会了如何去体会各种情绪之类的，但这无关灵性，而灵性与痊愈关系最密切，所以我需要原住民疗愈的帮助。”
心理治疗的最后几个月里，丹尼加入狩猎队，在冬天去北方露营，萨希纳的兄弟也在其中。“我们要趴在地上守候驼鹿。”他告诉我，“这种动物易受惊吓，必须离得远远的，伺机行动。要是猎人靠得太近，它们感觉得到。狩猎队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中坚持下来。我于是说我想试试。”
我情不自禁地欢呼：“那些上了年纪的奥吉布威人可比不上你这个经验老到的克里人。”
“你说对了。我在地上趴了好几天，终于逮到了。”
我把所有的客观立场都抛在一边，为他鼓起掌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心理治疗师不应表现出富有情感色彩的一面。不过，由于我们的心理治疗差不多已经完成，我希望为丹尼做的不单单是充当一位弗洛伊德式的心理治疗师。他需要有人支持，一个站在他身旁一心支持不求回报的人——一个希望他能够幸福的人。经历过严重精神创伤的人会变得麻木，一直要等到他们遇见富有同理心的见证者才会慢慢恢复。当他们相信这样的见证者真实可靠，自己也会变得“真实”，并敢于敞开内心。
丹尼说，那场狩猎之旅棒极了。他们设陷阱时，他回想起小时候学过的各种把陷阱埋在雪里的窍门。他还回忆起父亲传授狩猎技巧时有多么慈祥耐心。扑面而来的回忆让他万分高兴，他五岁以来头一次感到神灵与自己同在。他一边向我诉说，一边露出前所未见的灿烂笑容，笑得一口整齐的白牙都露了出来。
看着他那毫无防备的笑容，我知道我们的治疗结束了。我很失落，但依然得告诉他：“丹尼，我们的心理治疗已经完成。我想你也已经感觉到了。”他站起身，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最后一次会面。他不露声色，我也没有做什么表示。接着，他径直站起身离开了。
我透过窗户看他，看着这个曾经让我害怕、如今却情同手足的男子。他穿着短皮夹克和蛇皮靴子迈着大步离开，辫子在身后来回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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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在丹尼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屈服于精神疾病或药物滥用，他却坚持抗争并打赢了这场生活的恶仗。这是为什么呢？我想，第一个原因在于丹尼的人格特质与基本性格。他的母亲——尽管鲜少在他的叙述中出现——说过一些有关他的关键性评价：他“一直很固执”。换句话说，他不会受人左右。他下定决心不让任何人摧毁自己，并且坚持了下来。他决定不喝酒，然后——用他母亲的话来说就是固执，或者用我的话来说——坚决地坚持了下来。第二点，他一直独来独往，而且从小就是如此。他没有大多数人那样的社交需求。以他姐姐罗丝为例，她留在了父母身边，即便他们越来越落魄潦倒，也依然想要得到他们的关爱，结果自己也不断沉沦。第三点，也是比任何先天素质都更重要的一点：丹尼从出生起到五岁期间从身心健全的父母那里获得了爱与关怀，而这正是儿童性格形成最关键的时期。如果丹尼的父母像许多原住民家长一样，因为被送去寄宿学校而受到伤害，丹尼的境遇便迥然不同，也许会变得更加糟糕。
丹尼采用的是心理学中最强大的防御手段之一：人格解体。他隔绝了自己的全部情感，借此获得了完美的防护装备。这套万无一失的盔甲的唯一问题在于，他几乎无法对任何人敞开心扉，也无法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就像他在心理治疗一开始说的那样：“我没有快乐也能活。”就某种程度而言，他说的没错。是能够体会情感重要，还是保持理智更重要呢？许多年以来，他都选择了后者。
尽管寄宿学校花了十三年时间费尽心思迫使他抛弃原住民的身份，他却倔强地拒绝听从。他在一生中也动摇过几次：小时候在忏悔室里告解时，他将自己的身份视为“罪过”，听到别人说克里语也会感到焦虑。然而，丹尼如勇士一般无所畏惧。他坚持把长发编成辫子，彰显自己的血统。他还参加了五年的心理治疗，把被偷走的身份一寸一寸全都找了回来。
对我来说，丹尼这一案例也非同寻常。首先，我从中学到了不少有关多元文化心理治疗的知识，也由此认清了一个可悲的真相：白人社会的体系与立场摧毁了他一家人的关系，对不止一代人的生活造成影响。我还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令人不安的现实：我就是那个试图同化并消灭原住民文化的团体中的一员。丹尼难以对我产生信任也不足为怪。
其次，这一案例让我明白了心理治疗的局限所在。其在文化灭绝面前显得如此无能为力，布兰特博士在最初就跟我说到过这一问题。我“招募”了一小群原住民疗愈师，为丹尼提供心理治疗难以企及的事情：灵性疗愈。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心理治疗充满了文化特异性，我也必须面对由此产生的种种局限。
在丹尼成为我的来访者的几年以前，我在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报名参加了茅香篮子的编织课程。我把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做出来的小篮子摆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它如此微小，只装得下四枚回形针。丹尼见到这个迷你的篮子觉得很滑稽，还说：“干吗费这个工夫？”
我与丹尼最后一次会面的几星期后，我在等候室里看见一个硕大又美丽的茅香篮子，上面有着别具一格的纹理图案，可谓一件令人惊叹的原住民工艺品，富有收藏价值。看得出来，这件作品已经有点儿年头，而且那些精巧的图案都是用马铃薯染成的。
我特别感动，还把篮子放在了家中门厅的重要位置。十年后，我重新装修房子时，搬家公司的人把我们的东西都打包放进了仓库。等到我打开包裹整理时，才发现唯独那只茅香篮子不见了。保险公司的人说，这只篮子价值数千美元，品质堪比博物馆的藏品。我并不关心篮子的价格，我只想把它找回来。可是，无论是这只篮子还是丹尼，我都没有再见到过。
我后来获悉，丹尼开始为他人的灵性疗愈旅程充当指导，还会参加各种疗愈仪式。据说他对此极为擅长。他还四处奔走参加各种会议，发挥自己的专长。我之所以对此有所了解，是因为丹尼不时会介绍原住民来找我进行心理治疗。他们告诉我：“丹尼说，我在跟随他展开疗愈之前，先得找你翻新调试一下。”丹尼喜爱汽车与各种类型的发动机，我因此将这番话当作赞美。
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丹尼以来已经过去将近三十年。我想告诉他，我把他作为案例研究写了下来。丹尼现在应该七十岁了。
我设法找到丹尼的前雇主，他如今已经年近九十。我问起丹尼的近况后，电话里传来一声叹息，他接着说道：“丹尼在五十出头时因为喉癌去世了。”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前雇主说：“他从不抱怨。后来他体重锐减、一直咳嗽、声音嘶哑，却依然坚持工作，跟他的妻女去世时一样。他倒下之后没过几天就去世了，还要求葬在女儿边上。”
前雇主说他去参加了葬礼，并且惊讶地发现有数百人出席，其中大多数是身穿民族礼服的原住民。一位女子——他猜应该是丹尼的女友——用原住民语言唱了一首歌，男人们则敲起了他们带来的大鼓。
我正要挂断电话的时候，前雇主似乎又想起了什么。“我其实挺纳闷的。他从来没有在工作中接触过石棉或任何会导致喉癌的物质，怎么会得这个呢？我绝不会让员工接触到这些东西。是什么引起的呢？”
我想说，这也许跟他整个童年时代都不得不咽下的所有克里语词句有关。那些未曾诉说的话语一直找不到出口，最终使他得了病。寄宿学校的生活将他折磨得无法再说克里语，那种痛苦真真切切地刺入喉咙，成为他英勇过往的真实见证。
伊阔塞（再见），丹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