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那个房间。某种程度上，它变成我曾经住过的每一个房间，之后我住的每一个房间都会让我想起乔瓦尼的房间。其实我并没有在那里住很久——我们在春天之前相遇，我在夏天的时候离开他——但还是让我觉得自己已在那里住了一辈子。如我所说，在那房间里的生活好像存在于海底，而我肯定在那里经历了一场海洋的变迁。

首先，那个房间太小，不足以容纳两个人。从房间看出去是一个中庭。“看出去”只不过表示那个房间有两扇窗，中庭不怀好意地压迫着其中的一扇，一天一天地侵入，好像它以为自己是个丛林。我们，或说是乔瓦尼，总是关着那扇窗；他从来没有买过窗帘，当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买；为了维护隐私，乔瓦尼在玻璃上涂了一层厚厚的白色磨光清洁剂。有时候我们听到小孩子在窗户外面嬉闹，有时候有奇怪的侧影靠在上面。在那时刻，乔瓦尼可能正在整修房间，或是躺在床上，他会像只猎犬一样立刻僵硬起来，保持安静，直到威胁我们安全的东西走开为止。

他一直都有整修房间的伟大计划，我抵达以前他就已经开始了。其中的一面墙很脏，壁纸被他撕掉的地方有白色的条纹。对面的墙则永远不会显露，这面墙上一位穿着蓬蓬裙的女士和一位着及膝马裤的男子永恒地一同步行，边缘有玫瑰装饰。壁纸一卷卷或一张张躺在地上，满是灰尘。地上也有我们的脏衣服、乔瓦尼的工具、油漆刷子、一罐罐的油和松香油。我们的行李箱不甚稳固地放置在什么东西上面，我们因此很不情愿打开它们，有时好几天都不换洗次要的必需品，比如说干净的袜子。

从来没有人来探望我们，除了雅克以外，他也不常来。我们离市中心很远，也没有电话。

我记得我在那里醒来的第一个下午，乔瓦尼在我身边睡得很熟，就像一颗掉落的岩石。筛进房间的阳光那么微弱，以至于我无法确知到底是什么时候了。我悄悄点起一根烟，因为我不想吵醒乔瓦尼。我还不知道我该如何面对他的眼眸。我环顾四周，在出租车上乔瓦尼跟我说过他的房间很脏。“肯定没错。”我淡淡地说，转向另一边，看窗户外面。然后我们一直都没有讲话。当我在他的房间醒来之后，我记得那沉默中带有紧张和痛苦，直到被乔瓦尼害羞苦涩的微笑打破：“我应该形容得诗意一点。”

然后他在空中张开他粗壮的手指，好像隐喻是可以被抓住的。我看着他。

“你看看这个城市里的垃圾，”他终于说，手指向飞逝而过的街道，“这个城市所有的垃圾，他们拿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他们拿去哪里，但很有可能就是我的房间。”

“我觉得更有可能，”我说，“被倒进塞纳河里。”

起床之后我环顾四周，我才理解到他的比喻里所蕴含的怯懦和大胆。这些不是巴黎的垃圾，巴黎的垃圾是无名的。这些是乔瓦尼生命的反刍。

我的前后以及整个房间，堆了天花板高的纸箱和皮箱，有些用绳子绑起来，有些锁着，有些快满溢出来，在我面前最高的箱子里掉出几张小提琴乐谱。房间里有一把小提琴，躺在一个变形裂开的盒子里——无法判断它到底是昨天才被放在那里，还是在那里已经有一百年之久。桌上压着发黄的报纸和空酒瓶，还有一个连芽眼都烂掉的棕色马铃薯。红酒打翻在地上，已经干了，房间里的空气甜而凝重。但房间的失序状态不是最让人害怕的地方；而是当你试图找寻解决这个失序状态的钥匙，你发现在任何有可能的地方都找不到。因为造成这个状态的，不是习惯或情境或个性，而是惩罚和忏悔。我不明白我是怎么知道的，但我一眼就看出来；也许我知道是因为我还想活下去。我看着这个房间，用同样紧张的感官算计着，用全力计量，那是当一个人面对无可避免的道德危机时，所能尽的全力：沉默的墙上那对遥远而古老的爱人，被镶在无止境的玫瑰花园，两扇瞪着你的窗户，像一对火与冰的双眼，天花板像是一片低云，恶魔在里面窃窃私语，吊在房顶中央的黄色光线也不能使那种恶意温柔一点，反倒渲染出一种病态又难以界定的情色氛围。在这个钝了的箭头之下，散落的光放出恐惧，包围了乔瓦尼的灵魂。我明白为什么乔瓦尼要我，而且带我到他最后的避难所。我来是为了摧毁这个房间，带给乔瓦尼一个新的更美好的生命。这个生命必须是属于我的，为了改变乔瓦尼的生命，我首先必须成为乔瓦尼房间的一部分。

一开始，因为将我领到乔瓦尼的房间的动机是那么的混沌，跟他的希望和欲望没有太大关系，而大部分是出于我自己的绝望，当乔瓦尼上班以后我为自己发明了扮演家庭主妇的乐趣。我把报纸、瓶子、难以想象的大量垃圾丢掉，我检查为数庞大的纸箱和皮箱里的内容物，然后丢弃。但我不是家庭主妇——男人永远无法成为家庭主妇。那个乐趣从来不够真实也不够深切，虽然乔瓦尼总是带着谦卑感激的笑容，用各种方法告诉我，我在那里让他有多快乐，我和我的爱与巧思，站在他和黑暗之间。每一天他让我看到他如何改变，爱如何改变了他，他努力工作，唱歌给我听，爱护我。我陷在深深的困惑当中。有时候我会想，但这就是你的生活。不要再抗拒了。不要再抗拒了。或者我会想，但我很快乐。而且他是爱我的。我很安全。有时候，当他不在我身边，我想，我永远不会再让他碰我，然后，当他碰我的时候，我想那没有关系，那不过是身体，很快就过去了。当一切结束的时候我躺在黑暗里听着他的呼吸声，梦想手的碰触，乔瓦尼的手在我身上，或是任何人的手，可以压碎我也可以让我完整的手。

有时候我在我们吃午后早餐时离开他，香烟烧出来的蓝色烟雾在他的头上盘绕，我前往位于歌剧院区美国运通公司的办公室，如果我有信的话，可以在那里拿到。有时候，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乔瓦尼会跟我一起去；他说他没办法处在那么多美国人旁边。他说他们看起来都一样——对他而言我相信是这样没错。但他们在我看来都不同。我相信他们有共同点，所以他们才都是美国人，但我没办法指出那到底是什么。我知道不管这个相同的特质是什么，在我身上也找得到。我也知道乔瓦尼被我吸引有部分的原因也正是如此。乔瓦尼想让我知道他对我生气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美国人”，相反，当他高兴的时候他说我根本就不像美国人；两种时候他都深深地刺痛了我，他自己则毫无感应，我很恨这点：我恨自己被叫做美国人（也恨自己这么想），因为除此之外我好像什么都不是，不管那代表了什么；我也恨自己不被认为是一个美国人，因为我好像变得什么都不是。

然而，一个阳光刺眼的仲夏午后，当我走进美国运通公司办公室，我被迫承认这群活跃而不甘寂寞的人看起来像一个整体。在老家的时候，我可以辨认出一些模式、习惯、说话的口音——完全不费吹灰之力；现在，除非我很努力地听，否则每个人听起来都好像是从内布拉斯加来的。在老家我可以辨认出他们穿的衣服，但在这里我只看到行李、照相机、皮带和帽子，全部都来自同一家百货公司。在老家我可以感觉到每个女人身上不同的女人味，但在这里，即使是那些最野心勃勃的女性，也似乎陷入了某种对性的滑稽模仿中，要么过于冰冷，要么彻底干涸，甚至连年纪最大的女人好像也从未与人有过肌肤之亲。男人跟她们不同的地方是男人好像无法显现出他们的年纪；他们闻起来是肥皂味的，确切而言，他们以之来抵御其他更亲密的气味所带来的紧迫危险；六十岁的男人还像当年被打点好的小男孩，从未被玷污、被接触过，完全没有改变，他们安排着行程，身边站着微笑的妻子，要去罗马游览。他的妻子倒比较像他的母亲，逼他大口吞下燕麦粥，罗马就好像她答应要带他去看的电影。但我也怀疑我所看到的只是事实的一部分，甚至还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在那些脸、衣服、口音和鲁莽的态度背后，是力量和悲哀，它们没有被承认也没有被了解，那是发明者的力量，也是脱离者的悲哀。

在取信的队伍中，我排在两个女孩后面，她们决定要留在欧洲，希望在德国的美国政府机构里找份工作。其中一个人爱上了一个瑞士男孩；这是我从她们小声而热切不安的对话里听到的，她正跟她的朋友诉说。她的朋友力劝她慧剑斩情丝——我不知道她是根据什么原则，陷入情网的女孩频频点头，更多是因为迷惑而不是因为同意她朋友的看法。她看起来像是有话要说却不知该如何说出口。“你不能那么傻，”那个朋友说，“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女孩说。你会觉得她虽然不想当个傻子，但她已经不知道傻子的某种定义是什么，或许也将永远找不到它的另一种定义。

我有两封信，一封是我父亲寄来的，另一封是赫拉寄的。赫拉已经有好一阵子只寄明信片。我怕她的信里有重要的事情，我不想读。我先打开我父亲的信。我读着，刚好站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在不停转动的双重门旁边。

“亲爱的老弟，”我父亲说，“你到底会不会回来？虽然是我自私的想法，但我真的很想见见你。我觉得你已经离开够久了，天知道我完全不知道你在那里做什么，你来信不够勤，我也无从猜测起。但我猜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自己待在那里，沉迷于自我，时间就这样过去了。那边没有你要的东西。你就像豆子炖猪肉一样属于美国，虽然你不愿再这样想。也许你不介意我这么说，毕竟你的年纪已经不适合再读书，如果你是在读书的话。你快要三十了。我也越来越老，我只剩下你了。我很想见你。

“你一直叫我把你的钱寄过去，我没寄，你一定觉得我是个混账。我不是想饿死你，你知道如果你真的有需要，我一定会第一个帮你，但我真的不觉得让你把剩下的一点点钱花掉是在帮你的忙，等你回来就一无所有了。你到底在做什么？让你老爸知道你的秘密，可以吗？你可能不相信，但我也年轻过。”

然后他说了一大堆关于我继母的事，说她很想见我，还有我的朋友们在做什么。很显然，我的缺席开始让他害怕。他不知道那代表了什么。但他显然活在一片怀疑之中，每一天都变得更黑暗、更模糊——就算他敢尝试，他也不知道要怎么用言语表达。他想问的问题不在信里面，他提的邀请也不在其中：是因为女人吗，大卫？带她回来吧。我不管她是什么人。带她回来，我会帮你打点一切。他不能冒险问这个问题，因为如果得到否定的答案，他将无法忍受。否定的答案将揭露我们已成为陌生人的事实。我把信折起来放进后面的口袋，向阳光照耀着的宽阔异国街道看了一会儿。

有一个水手，全身着白色，以一种水手特有的奇特的摇晃姿态从对街走过来，他的身边有一股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许多事情的气息，一种充满希望而坚决的气息。我不由自主地盯着他，但愿我就是他。他好像——不知为何——比我生命中任何阶段都年轻，他的男性气概有如他的皮肤一般肯定地展现出来。他让我想起家——也许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不可更改的状态。我知道他是怎么喝酒的，在朋友身边的应对进退，以及痛苦和女人如何地令他感到受挫。不知道我父亲是否曾经像他一样，如果我自己曾经像他一样——还是很难想象，眼前这个像光一般穿过大街的男孩，竟会有前人的榜样可循，竟还找得出连带关系。我们靠得很近，仿佛在眼里看到泄露秘密的恐慌，他对我轻侮而猥亵地投了一个表示理解的眼神；同样的眼神几个小时前他才丢给穿着讲究的女色情狂，或是想说服他自己还是良家妇女的娼妇。假如我们的接触再多一秒钟，我可以肯定话语会从他那光明和美丽的一方浮现，多半是类似“听着宝贝，我知道你们这种人”的残酷话语。我觉得我的脸烧了起来，心脏麻木，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我在发抖，故作镇定地看着他的后方。他的出现让我吓了一跳，因为我没有想他，我想的是后面口袋的信，还有赫拉和乔瓦尼。我走到对街，不敢回头看，不知道他在我身上到底看到了什么，才会引发他这么立即的轻蔑。我已经老到不会去猜测到底是因为我走路的样子，或我手的动作，还是我的声音——反正他也没有听到。是有别的原因，而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永远都不敢面对。就好像用肉眼看太阳。我疾步快走，不敢看人行道上和我擦身而过的任何人，男人或女人，我知道那个水手在我没有防备的眼里看到的是忌妒和欲望；在雅克的眼里我常常看到，我对他的反应就像那个水手的反应。但如果我还有领受感情的能力，如果他在我眼里能够看得出来，也不会有帮助，因为感情对这些我注定要注视的男孩来说，比欲望还来得吓人。

我比预想中走得还远，那个水手有可能还在看我，我不敢停下来，靠近河的地方，在金字塔街，我在咖啡店的桌前坐下，打开赫拉的信。

“我亲爱的，”她写道，“西班牙是我最喜欢的国家，但我还是认为巴黎是我最喜爱的城市。我渴望回到那些傻子的身边，赶地铁，跳下公车，跟着摩托车跑，塞车，在荒谬的公园里瞻仰那些疯狂的雕像。我为那些在协和广场卖鱼的女士们哭泣。西班牙完全不一样。不管西班牙是什么，它绝对不是轻浮的，我觉得，我可能可以待在西班牙一辈子——假如我没去过巴黎的话。西班牙非常美丽，有许多石头，天气很好，非常寂寞。但最后你还是开始受不了橄榄油和鱼、响板和手鼓——反正我是这样，我想回家，回到巴黎。很好笑，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那里才是家。

“我没发生什么事情——你听了应该会高兴，我承认自己很高兴。西班牙人很和善，但大部分人都很穷，不穷的人则无法沟通，我不喜欢观光客，大部分是英国和美国酒鬼，他们的家人出钱让他们离开（但愿我也有家人）。我现在在马略卡岛，如果可以把所有有钱的寡妇丢到海里，禁止喝马蒂尼，这里会是很美丽的地方。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这些老太婆大吃大喝，盯着所有穿裤子的人，尤其是十八岁左右的——我告诉自己，赫拉，我的女孩，看清楚一点。你看到的可能是你的未来。问题是我太爱自己了。我决定要让两个人一起试试看，让两个人来爱我，我是说，看看会怎么样（我做了决定之后感觉很好，我希望你也觉得不错，我亲爱的穿着金贝尔盔甲的武士）。

“我现在被困在前往塞维利亚的旅途中，与我在巴塞罗那遇到的一个英国家庭同行。他们很喜爱西班牙，想带我去看斗牛——你知道吗，我在这里晃了这么久还没有看过。他们其实是很好的人，丈夫是在英国国家广播电台工作的诗人，太太是得力而崇拜他的助手。其实人真的很好。他们有一个无可救药的愚蠢的儿子，他想象自己疯狂地爱上了我，但他太像英国人而且也太年轻了。从明天开始我将离开十天。然后他们要回英国，而我——将回到你身边！”

我把信折起来，现在我知道我日日夜夜期待着这封信，服务生过来问我要不要点饮料，我本来要点一杯开胃酒，但不知哪里冒出来的怪诞想法，我有着想要庆祝的心情，点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这杯酒从来没有如此美国，我一边喝一边看着荒谬的巴黎，在炙人的阳光下，跟我心里一样杂乱无章。

我说不上是受到惊吓，或应该说是我没有感到任何恐惧——我听说中弹的人会有一阵子没有任何痛感。我感到某种解脱。好像做决定的必要性已经从我手中被拿走。我告诉自己我们两人一直都知道——乔瓦尼跟我——我们的田园诗会有写完的一天。我并没有对他不诚实——他知道赫拉的事情。他知道总有一天她会回巴黎。现在她要回来了，我跟乔瓦尼的生活也可以结束了。这可能发生在很多男人的身上。我付了酒钱，起来走过河到蒙帕纳斯区。

我高兴万分——然而当我沿着拉斯帕伊大道前往蒙帕纳斯区的咖啡店时，我无法不想起我跟赫拉曾经一起走过，我跟乔瓦尼也一起走过。每走一步，在我面前不断出现的是他的脸，而不是她的。我开始想象他知道这个消息的反应。我不觉得他会跟我吵架，但我害怕看到他脸上的表情，这还不是我真正的恐惧。我真正的恐惧深藏起来，让我一步步走向蒙帕纳斯区。我想找一个女孩，任何人都好。

露天咖啡座很奇怪地没什么人。我慢慢地走，看着路两旁的座位。看不到半个认识的人。我一直走到丁香园，自己喝了一杯酒。我又把信读了一次。我想过去找乔瓦尼，告诉他我要离开他，但我知道现在酒吧还没开，他现在可能在巴黎的任何地方。我慢慢地走回大道上。我看到两个女孩，巴黎妓女，但她们不太好看。我告诉自己我可以找到比她们更好的。我走到菁英咖啡馆然后坐下。我看着人们经过，我喝我的饮料。过了好久都没有我认识的人经过。

出现的这个人，我和她不是很熟，是个叫做苏的女孩，金发，微胖，虽然她不漂亮，但还是有种可以被选为莱茵戈尔德啤酒小姐的特质。她金色的鬈发剪得很短，她有小胸部大屁股，而且，无疑是为了向世界证明她非常不在乎自己的外表穿着，每回我看到她，她几乎都穿着紧身蓝色牛仔裤。我记得她好像是费城来的，家里很有钱。有时她喝醉了，就辱骂她的家人，而有时她换一种方式喝醉，她会赞扬他们节俭和忠贞的美德，我看到她感到既气馁又解脱。在她出现的瞬间，我开始在心里把她的衣服脱光。

“坐下，”我说，“喝一杯吧。”

“真高兴见到你，”她大叫，一边坐下，一边找服务生，“你简直就消失了。你到哪里去了？”她不再找服务生，而是向我投过来友善的一笑。

“我很好，”我告诉她，“你呢？”

“哦，我啊！没有什么变化。”她的嘴角下垂，既带有掠夺性又脆弱，表示了她既是在开玩笑，也不是在开玩笑。“强壮得好像一面石墙。”我们都笑了。她盯着我。“他们说你住到了巴黎的尽头，快要到动物园。”

“我找到一个女佣的房间，很便宜。”

“你自己住吗？”

我不晓得她知不知道乔瓦尼。我觉得我的额头好像在冒汗。“算是。”我说。

“算是？那到底他妈的什么意思？你跟一只猴子一起住，还是怎样？”

我笑了。“不是。我认识一个法国人，他跟他的情人住在一起，但他们常常吵架，而且那其实是b他/b的房间，如果他的情人把他赶出来，他就跟我住个几天。”

“啊，”她叹气，“不愉快的恋情！”

“他过得很好，”我说，“他喜欢那样。”我看着她。“你不会吗？”

“石墙，”她说，“是不可穿透的。”

服务生来了。“难道不是，”我大胆地说，“要看是用什么武器吗？”

“你要请我喝什么？”她问。

“你要什么？”我们都在笑。服务生站在我们旁边，表现出一副傲慢的享受生活的态度。

“我想我要，”她眨了眨她明亮的蓝眼睛，“一杯茴香酒，还要很多冰块。”

“两杯茴香酒，”我跟服务生说，“多加冰块。”

“好，先生。”我敢肯定他鄙视我们。我想到乔瓦尼，以及他一个晚上要从嘴里说几次“好，先生”，这个稍纵即逝的念头带来另一个稍纵即逝的念头：乔瓦尼给我的新的印象，他的私生活，他的痛楚，当夜里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那所有像洪水一样从他身上流出来的东西。

“你继续。”我说。

“继续？”她把眼睛张得很大很空洞，“我们刚刚在说什么？”她想表现一副卖弄风情的样子，又想装得冷静，我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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