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田用认真的眼神，笔直地盯着我的脸看了几秒钟，纤细的鼻梁微微一动，然后一字一顿地问我道：“您说的就是，子易先生的幽体——化作人形的、他的幽灵——和m君，在子易先生死后是不是也在某处见面，像生前一样继续沟通、交流。是这样吗？”

我点头。

“是呀，这恐怕也是有可能的。”添田稍作思考后说道，“我觉得完全有可能。”

此后一连四天，“黄色潜水艇少年”没在图书馆露面。少了他的身影，图书馆阅览室似乎失去了平素的平静。不过，说不定失去平静的其实是我自己。那四天，我基本上都是独自一人躲在四方形的半地下室里闭门不出，望着少年描画的小城地图，沉浸在漫无边际的梦里度过的。

地图让我想起了自己在那边的世界里目睹的一幕幕情景，鲜明得令人惊异。那张地图仿佛是一个特殊的幻视装置，激活了我的记忆，将细节都精密地、立体地挖掘了出来。连吸入的空气的质感，其中飘浮的微弱气味，我都能够鲜明地回想出来，仿佛此刻它们当真就在我眼前一般。

那是画得十分简单的一张地图，但那张地图里仿佛蕴藏着一种特殊的力量。我在那四天中，独自一人守着房间足不出户，面对着地图彷徨在并非此界的世界里。我深深地——深得渐渐茫然不知自己究竟属于哪一边的世界了——陷入了那个幻视装置（似的东西）里。就像为了追求纯粹的幻想而常常服用鸦片的十八世纪的唯美派诗人。虽然我手里拿着的，只不过是用类似圆珠笔的东西画在一张薄薄的a4纸上的简单的地图。

“黄色潜水艇少年”到底为什么要制作这张地图，把它送到我的手里来呢？他的目的何在？还是他并无什么目的，只是纯粹的为行为而行为呢（对了，就如同询问别人出生年月日，把星期几告诉那人一样）？

假定子易先生和少年之间存在着某种思想交流，两人通力合作的话，那么在这份地图的制作过程中，子易先生是否有所参与？将地图送到我的手里这一行为里，是否包含着子易先生的意图？倘若如此的话，那么其意图到底又是什么呢？

疑问太多，找不到确切的答案。桩桩件件，意义都难以捉摸。众多诡秘的门排列在眼前，而我却找不到与锁孔相配的钥匙。我好歹总算搞明白了的（或者说依稀觉察到了的），只有那张地图中似乎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特殊力量在起着作用这一点而已。这，不单单是我曾经逗留过一段时间的地方的地图，还作为示意图，发挥着暗示注定到来的世界地势的作用——望着地图，我不可遏制地从中感受到了某种个人性的寄托。

我用图书馆配置的复印机制作了地图的复印件，在复印件上用铅笔将我发现的几处错误做了订正。图书馆的位置离广场太近，深潭近前河流的弯曲过缓，独角兽们居住的地区要更大一些……诸如此类，一共七处。都是比较细微的差错，并不关涉小城的主要结构，恐怕也并无敦促订正的必要（而且就连我自己的记忆，又有多少是完全正确的呢？），不过我有一种预感，那就是少年最尊崇的是细节的准确，不管是什么程度的。何况还有个一般性的原则，叫作“任何一种表达行为都需要批评”。再加上我需要以某种形式与少年取得联系。既然球发过来了，就必须把那个球打回去，这就是规则。

我把订正过的地图放入信封，封缄后交给了添田。我故意没有附上信。信封里只放了一张地图——跟少年交给我时一样。

“如果那位少年露面了，请把这个交给他。”

添田拿过信封，检查似的望了一会儿。信封的表面背面都没写一个字。“有什么附言没有？”

“没有特别的附言。”我说道，“只要告诉他，是我让你转交给他的就行。”

“晓得了，那我就这么转告他。我猜他也该恢复了，快要来露面了。根据之前的先例来判断的话。”

两天之后，添田出现在我的房间里。

“今天早上m君来了，我把您那个信封交给他了。”她说，“他什么话也没说，接过信就放进背囊里去了。”

“没有开封吗？”

“是的，没开封就收起来了。后来好像也没有把信封从背囊里拿出来，就坐在老位子上照老样子专心地看书。”

“谢谢。”我道了谢，“那么，他现在看的是什么书？”

“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书信集。”添田当即答道。

“一本快乐的书。”

添田对此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稍微皱了皱眉。她是一位少用语言而多用表情和动作说话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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