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蒂的骄傲’不成吗？”我说。
“也没准儿。”不过我们两个都把注押在了“夏季的雨”上，赔率是1赔9。没想到这匹马居然赢了。“喝一杯吧。”休伯特说。他没问我便径直去吧台点了黑啤。
接着我们又押对了“莎拉的小屋”，但在“莫哈汗小子”和“世界之王”上输了钱。我们又点了几瓶黑啤。“可以试试‘快乐女孩’。”吧台前的一个男人建议。我们听从了他的建议，又赢了一把。现在我们已经净赚了十七英镑。我们兴奋地关注着最后一场比赛，手里紧握着啤酒杯，高声为一匹名叫“马里诺”的马加油。我们并没有在它身上下注。事实上，这一次我们没为任何一匹马下注，因为休伯特预感到好运气已经用尽了。“马里诺”没有赢。
“我们去吃点东西，然后看电影。”休伯特说。
草地上散落着观众丢弃的马票和宣传单。博彩的庄家正忙着拆除展台。落日的余晖斜斜地落在移动的人群上，人声如潮水般退去。我的脑子里满是仍在坦普尔迈尔特的帕梅拉。此刻普朗克特太太会在餐厅里再次念起祷文，楼上的老头子感觉到我们又缺席了晚餐。
“《月亮和六便士》怎么样？”休伯特看着报纸说。离开赛马场之后，他买了一份《先驱晚报》，“乔治·桑德斯演的。”
我们在电影院的餐馆里点了两份烧烤，配上茶和蛋糕。我们各自买了烟。《月亮和六便士》散场之后我们去了冰激凌店，随后搭周六的夜班车回到坦普尔迈尔特。我们步行完最后一段路，休伯特又提起了非洲。在进入镇子之前，他说：
“他和我父亲断绝了父子关系，你知道吗？在我父亲决定和我母亲结婚的时候。我母亲是个酒吧侍女，你明白吗？”
我点了点头。这件事我之前就听过。休伯特说：
“直到我父母的葬礼过后我才知道自己有个爷爷。他连葬礼也没参加。”
父母同时过世一定是个巨大的打击，这句话我没说出口。在学校里我们常这么想，也会在休伯特的背后这么说。我们都认为这件事对他的影响至深，或许直接导致了他我行我素的性格。
“假如你在他还能说话的时候见过他就好了。他总是骂我，因为他觉得我就是父亲的翻版。他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我的父亲全靠耍小聪明过日子。他就是个骗子，你明白吗？”
休伯特常给我们讲他父亲的事。他的父亲曾当过赛马代理，也做过夜店经理，还在银行干过，但每一份工作都不长久，而且都是被解雇的。要么是工作太差劲，要么是手脚不干净。休伯特在学校里从不讳言父亲的劣迹或是母亲的出身。他反而对父亲的死津津乐道，认为那种死法对得起他早年在学校的名声。惨剧发生后，那一群猩猩从马戏团笼子里跑出来，兴奋地在车祸现场上蹿下跳。父亲看到这个场景会很欣慰，他说。
一轮浅浅的弯月在通往坦普尔迈尔特的路上洒下微光，星星在天幕上闪烁。路上没有车，但即便身后有车灯亮起，我们也不会伸手。我们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依然沉醉在赌徒的狂喜中。经过这样的一个下午，休伯特自然应当想起他的父母，因为他们都曾是赛马场的常客。
“不用说，出车祸的时候他俩都喝醉了。”
这其实不难想象，但大声附和似乎有些不妥。我微微点头，问：
“你是在英国出生的？”
“我相信我是在电影院的最后一排出生的。”
这件事他没有讲过，但休伯特从不撒谎，使我无从怀疑。大厅里那张照片上祖父的长相和他平时描述的分毫不差，比如几乎连成一线的眉毛，或是衬衫的赛璐珞硬领。
“散场时她已经站不起来了。电影院的人帮忙找来一个大夫。在救护车赶到之前，她已经像母鸡下蛋一样把我生出来了。”
我们悄无声息地进了客厅，然后默默回到各自的房间。我原本希望帕梅拉还没睡，因为我们回来得比昨晚要早些。我甚至预想好了见面时的场景：我们掩上大门，帕梅拉出现在客厅里，她邀我们去厨房里喝茶，休伯特拒绝，而我礼貌地接受了。
“帕姆，想打网球吗？”
休伯特说出这样的话，她和我同样惊讶。她的脸上闪过几分困惑，回答的时候甚至有点结巴。
“我们三个？”她说。
“我们教你三个人怎么打。”
我们刚吃完周日的午餐，整顿饭都很沉闷，因为休伯特和我在普朗克特太太心里的印象已经大打折扣。她用忠实信使的语气告诉我们，她的丈夫对我们很失望，因为我们没有陪帕梅拉和她去教堂。我忙不迭地道歉，休伯特却无动于衷。“我们赌马赢了一大笔钱。”他说。无论老头子在场与否，这句话都是火上浇油。
“我很想打网球。”帕梅拉说。
她说去换衣服。休伯特说他可以借我一双网球鞋。
他似乎一眨眼间就换了个人，我不知是否是午餐时的尴尬和祖父的不满让他良心发现。随后我意识到，星期天下午无聊极了，还不如和帕梅拉打网球。我明白他为什么说三个人也能打：他的网球水平高出我不止一个档次，在学校奥西·里奇帕特里克和我联手也打不过他。一想到帕梅拉和我会站在球网的同一侧，我就欣喜不已。
休伯特的网球鞋不太合脚，但我还是把脚塞了进去。帕梅拉换衣服的时候，我和休伯特没打算换。休伯特拿出几把球拍让我选，然后我们来到屋后的球场。我们架起球网，调好高度，开始热身。
“可能不行了。”帕梅拉说。
她穿着白裙子和网球鞋，还有同样崭新的袜子。她系了一条白色发带，戴着墨镜，但手里没拿球拍。
“什么不行？”休伯特把球击过网，“什么不行，帕姆？”
“我们不能打网球。”
“谁说的？你的‘不能’是什么意思？”
“外祖母说的。”
“为什么不让打？”
“因为是星期天，而且你们没去教堂。”
“嗨，别傻了。”
“他问她我们在干什么。她必须如实告诉他。”
“白痴老太太。”
“我不想打球了，休伯特。”
休伯特转身就走。我把球网摇下来，暗自庆幸他没有坚持和我打。
“别生气。”我略带歉意地说。除此之外我不知还能说什么。
“他不会闹的。”她安慰我。事实上，他确实没闹。屋里并未传来我想象中休伯特与祖母的高声争吵。帕梅拉换回原来的衣服。我脱下休伯特的球鞋。下午茶时间，普朗克特太太在客厅里说：
“休伯特又在生闷气，是吗？”
“要我去叫他吗？”帕梅拉问。
“休伯特知道几点喝下午茶，亲爱的。”
莉莉又端来一壶热水。她的嘴唇紧闭，心情似乎也不佳。但看样子她对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
“这么好的天气，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真是可惜。”普朗克特太太说。
客厅陷入越发凝重的沉默，直到普朗克特太太起身离开。钢琴上响起施特劳斯的乐曲，穿过墙壁隐隐传来。莉莉进来收拾餐具。
“或许我们可以出去走走。”帕梅拉说。
我们走下假山间的陡坡，经过汉拉恩屋前的院子，最后拐进通往沙丘的小巷，来到沙滩。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只字未提。
“你还在上学吗？”我问。
“我七月毕业了。”
“你接下来准备做什么？”
“我想学植物学。”
她比我想象的还要羞怯。她说到植物学时欲言又止，似乎这个小小的愿望也过于野心勃勃。
“你准备干什么？”
我告诉了她。我说自己很羡慕休伯特的非洲计划。我强迫自己不停地讲话，以免她觉得我是个无趣的人。我说起休伯特的“地豆”计划。
“非洲？”她说。我走出两步才发觉她停下了脚步，不得不往回走。太晚了，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在无意间吐露了休伯特的秘密。
“那只是他的一个想法。”
我试图转移话题，但她似乎没有听见，或是不感兴趣。我看着她用鞋尖在沙滩上画着某种图案。她抬起脚，以比先前更慢的步伐往前走。
“其实，”我说，“我们原本可以游泳的。”
她没有回答。沙滩上孩子们迎着海浪奔跑、嬉戏。两个男人在划冲浪板，裤子挽到了膝盖上。一个女孩趴在漂浮的气垫床上晒日光浴，双手伸到气垫外对抗着潮水。
“我的游泳衣在房间里，”帕梅拉沉默了一会儿说，“如果你想游泳的话，我可以回去取泳衣。”
“你想游吗？”
她耸了耸肩。不太想，她说。我不知道她是否觉得游泳和网球一样，也是星期日的禁忌。
“我觉得，”她说，“休伯特不会去非洲。”
莉莉来到我坐的帆布躺椅旁，手里握着一小把新摘的薄荷。休伯特依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无所事事的我在花园里游荡，最终在草地的角落找到这张躺椅。“我准备看会儿书。”散步回来帕梅拉对我说。
“他们一直很疼爱帕梅拉，这不难理解，”莉莉说，“她的母亲是个理智的人，和休伯特的父亲不一样。”
她多半看出了我的困惑，才说出这些话。休伯特对待表妹的态度让我震惊。在和帕梅拉从海滩回来的路上，我忍不住想，自己是否被休伯特当作了孤立帕梅拉的工具。当时我觉得有点自作多情，现在又不确定了。
“休伯特对她不好，这也可以理解。你稍微想想就明白了。”
莉莉说完走开了，她指间捻碎的薄荷香气依然徘徊在我面前。“他用拐杖打我。”休伯特在学校里告诉我们。从莉莉的话里，我能隐约感到老人的忧虑：儿子业已走上邪路，孙子绝不能重蹈覆辙。忧心忡忡的祖母自然站在祖父那一边。
“我到处找你，”休伯特走过来，坐在我身边的草地上，“我们去镇上的酒店吧。”
我看着他瘦削的脸，想起帕梅拉用脚尖在沙滩上画画的一幕，她的沉默透露出对休伯特的关切。他是什么时候感觉到她对他的爱意的？一个眼神，还是一句温柔的话？我无从知晓。
休伯特撑着草地站起身。我们出了门，不紧不慢地溜达到火车站旁的酒店。我们坐在吧台前，休伯特径直点了橙汁杜松子酒。网球的话题没有再被提及，我也没有透露与帕梅拉的海边漫步。
“别走了，”休伯特说，“再待几天。”
“我告诉家里人明天回去。”
“给他们发个电报。”
“我不能再待了，休伯特。太打扰你的祖母了。”
“那个姑娘待了三个月。”
我从没喝过杜松子酒。酒里透着橙汁的甜，回味也不算苦，比黑啤好喝。
“这是我父亲的最爱，”休伯特说，“我母亲喜欢‘吉姆雷特’，”他说，“那是加了酸橙的杜松子酒。他们喝酒跟喝水似的。”
他说自己准备偷偷去英格兰。他对莉莉软磨硬泡，希望能借到一百英镑。他知道她有这笔钱，因为她平时一分钱也舍不得花。一百英镑够他花很长时间，足以做好去非洲的准备。
“我会还她的。一定会还。”
“那是当然。”
“总比都柏林手帕公司强。想想，到了五十岁还在都柏林手帕公司上班！一辈子都在伺候别人擤鼻涕！”
我们坐在吧台前回忆学校的往事：菲茨赫伯特搞来一身女装，把自己打扮成想象中妓女的模样，找到高年级的外语老师法基请求做个采访；金斯米尔兄弟在宴会主桌的汤里悄悄下了泻药；普朗蒂和塔切特趁来访的橄榄球队洗澡的时候偷走了他们的衣服。记得入学的第一天，我和休伯特被分到同一间新生宿舍，宿管范宁小姐觉得我们一定很想家，对我们格外照顾。
“来一杯‘大路’。”休伯特用法语说。
他告诉酒吧侍者自己曾在别的酒吧喝过这种酒，还告诉他杜松子酒和橙汁的配比。酒杯边缘应该沾上冰镇的糖霜，他说，非常可口。侍者无动于衷地看着他。
“我今晚就跟莉莉说，”休伯特在回家路上说，“如果她拿不出一百英镑，五十也行。”
我们穿过假山时依然聊得兴高采烈，步入大厅仍兴致不减。普朗克特太太和帕梅拉显然已在餐厅端坐了一段时间。我们进去之后，老人没提我们迟到的事，只是站起身，重复了一遍之前必已念过的祈祷文。她的声音在餐厅里回荡，疲惫的神情凝固在休伯特的脸上。
“我们刚去了酒店，”老人的声音落下时，他说，“喝了橙汁杜松子酒。你去过那间酒店吗，帕姆？”
她摇了摇头，眼睛紧盯着自己盘子里的鸡腿。休伯特说酒店里有个很带劲的小酒吧——换作是我，大概不会用“带劲”这个词。懂行的人都去那儿，他说，虽然那儿的杜松子酒和橙汁的比例偶尔调不准。他假装醉得很厉害。
“多德酒店，龌龊的地方。”普朗克特太太打断他。那必然是她丈夫的看法。
“汉拉恩以前常去那儿，”休伯特说，“我好几次看见他和女人坐在角落里。你好像说你记得去世的汉拉恩，帕姆？”
她说不记得。普朗克特太太端起茶杯和茶碟，帕梅拉为她加了茶。
“汉拉恩来家里漆过水管，”休伯特说，“你还记得吗，帕姆？”
她摇了摇头。我想让他住口。我想提醒他，他已经问过表妹是否记得汉拉恩；我想告诉他，她并非不愉快的周日下午的罪魁祸首；我还想告诉他，她并非我们站在这里聆听冗长祷文的原因。
“你不记得了，这还真让我惊讶，”休伯特说，“我真的很惊讶，帕姆。”
普朗克特太太听不懂他们的对话。她和蔼地朝我微笑，简单地介绍了晚餐的菜式。然后她叉起一块冷盘鸡肉放进嘴里。
“有一次他在多德酒店里提起了你。”休伯特说。他笑了起来，眼睛里闪着得意的光。“他还问你过得怎么样。很随和的男人。”
帕梅拉转开头去，但她无法逃避这个话题，也无从控制自己的情绪。她的脸颊已经热得发烫。她哽咽起来，推开椅子，跑出了餐厅。
“你对她说什么了？”普朗克特太太一脸惊讶地问。
那天夜里我辗转难眠。我不住地想到帕梅拉，想象她在房间里悄然落泪的样子，以及休伯特此刻同样孤独的身影。我想象着休伯特的父亲和帕梅拉的母亲在这栋房子里度过的少年时代，一个坏儿子，一个乖女儿。休伯特曾说过，父亲常因为在学校里的小偷小摸受到责罚，这件事一定给家里每个人的心里蒙上阴影。儿时的劣迹被淡忘，生活翻开新的一页，直到一个替人讨债的恶棍找上门来。家里收到他从英国写来的信，他在信里解释自己遭遇的种种不幸。我闭上眼睛，在半梦半醒间看见哭泣的普朗克特太太，就像帕梅拉那样落泪。她抽泣着，担心着这些信；一两天之后，她好不容易暂时把忧虑抛到脑后，下一封信便到了。“我会写张支票。”那个我未曾谋面的老人面无表情地说。他从口袋里掏出支票本，在早餐桌上刷刷地填好。
我睁开眼睛，低声念着帕梅拉的名字。“帕梅拉。”在我的反复呼唤中，她的脸庞越发地清晰。其实散步时我可以告诉她，休伯特在学校里是女生最倾心的男生，因为他与众不同，因为他独特的魅力。我或许应该对她说，等到她不再爱他的时候，希望她不要因爱生恨。
我坠入梦乡。我们打起网球，休伯特轻松打败了我们俩。一辆车侧翻在路旁，头灯照亮一只破损的笼子，猩猩争先恐后地往外爬。路边血迹斑斑的草地上躺着两张仍在微笑的脸。“你的人生不会再有更黑暗的日子了。”校长的声音承诺道。
早餐过后，我收拾好行李，休伯特默默地抽烟。我去厨房向莉莉道别，然后是普朗克特太太。穿过大厅时我们遇到了帕梅拉。
“再见。”她说。早餐时她似乎已经恢复了平静。此刻她朝我微笑，说很遗憾我要走了。
“再见，帕梅拉。”
休伯特站在敞开的门边，盯着阳光下的花园，对帕梅拉毫不理睬。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又聊起学校的往事。他还说起我们送回家的那两个护士，还有赛马场上的好运气。“可惜没时间再喝一杯橙汁杜松子酒。”经过酒店的时候他说。
火车慢悠悠地靠近大海，又驶入炙热阳光下日渐枯黄的平原。我知道自己此生不会再见休伯特。友谊已经走到了尽头——过不了多久，他会为这段记忆感到羞耻，因为他知道我不会轻易忘记他如何让表妹成为他与祖父冷战里的炮灰。这种尴尬和休伯特在家的样子，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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