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不期而至的电报。来度周末吧，休伯特在电报里说。我依然记得那时的兴奋之情，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没钱买火车票，只得求助于父亲。“大家手头都不宽裕。”父亲说。他只给了我一点可怜的零花钱，我最终借助拉米纸牌游戏从法院书记员麦卡迪那儿又赚了些钱——他对这种游戏非常痴迷。
那是一九四六年的夏天，暑日漫长绵延，看不到尽头。车窗外乡野的绿色已然褪去，但还未转为枯黄。旅途的最后几英里经过海边，阳光在海浪上闪烁、跳跃。
“有个叫帕梅拉的姑娘，”休伯特接站时没有欢迎的动作，只是淡淡地说，“我之前大概没提过她。”
我们从坦普尔迈尔特火车站出发，渐渐远离海边，步入城郊蜿蜒的街巷。路旁随处可见供游客短租的房屋，休伯特说它们比海滨旅馆更便宜。博彩公司的员工家属就住在这里——“无忧”旅馆、“弗雷斯利亚之家”、科伊斯·纳法雷吉旅馆。我们爬上山丘，穿过铁门，门内是坐落在另一座山丘上的花园。我们沿着假山间的小径拾级而上。我抬起头，透过蜀葵和灌木丛可以看见休伯特家的玻璃阳台。
“帕梅拉是谁？”
“她每个夏天都来。我的表妹。”
我们一进屋就听见一个声音说：“休伯特，我想见见你的朋友。”
“好吧。”休伯特嘟囔着。他把我领进一间小屋，焦褐色的百叶窗半掩着，把阳光挡在外面。一位老妇人坐在钢琴前，闻声转过身来。她身着老式的黑色长衫，显得很严肃；花白的头发往上梳起，团成一个整洁的发髻。可以看出她曾经很漂亮，脸上疲惫的皱纹里依然藏着一双年轻的眼睛。
“欢迎你，”她说，“休伯特很少请朋友来。”
“非常感谢，普朗克特太太。”
琴凳又转了回去。琴键上响起施特劳斯的华尔兹音符。我提起行李，跟着休伯特出来。回到大厅，他抬起眼睛，一言不发。我们在沉默中登上台阶。刚踏上二楼的地板，楼下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休伯特，别告诉我你忘了买蜂巢。”
“哦，上帝！”休伯特不耐烦地嘟囔，“放下箱子，我们得回去取那个鬼东西。”
我们走进一个小房间，我把行李箱放在床上。房间里的摆设是为男人准备的。出来之前，休伯特说：
“祖父最近中风了。你不用理他。他从不下楼。”
大厅的桌子上放着一只深色相框，里面嵌着祖父年轻时的照片：严肃、瘦削如刀片的脸，中分的头发整齐地梳到两鬓，夹鼻眼镜，一条表链斜挎过黑色背心的前胸。休伯特在学校里经常提起祖父。
“刚才问蜂巢的人叫莉莉，”休伯特在假山间的小径上说，“算是个女佣。他们快把她这把老骨头累瘫了。”
我们出了花园，走上来时的路。休伯特聊起男校的同学，尤其是奥西·里奇帕特里克、盖尔和弗尼。他知道那三个人的近况：奥西·里奇帕特里克去了医学院，盖尔加入了英国陆军，弗尼在做手帕生意。
“都柏林手帕公司，”休伯特说，“他用公司信笺给我写了封信。”
“他自己做手帕吗？我可没法想象。”
“他只卖手帕。”
奥西·里奇帕特里克、盖尔和弗尼是去年夏天毕业的，而休伯特和我几周前刚刚毕业。现在是八月，等到十月我也会和奥西·里奇帕特里克一样，成为一名大学生，但不是在医学院。休伯特还没决定自己的前途。
“到了。”他说。我们穿过两扇高大的木门，里面似乎是一个泥瓦匠的院子。地上堆着砖，还有一束用绳子捆着的水管，工棚里放着圆锯。“这个女人卖蜂蜜。”休伯特说。
他敲了敲虚掩的门，没多久一个女人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蜂巢。“我看见你进来，”她说，“还好吗，休伯特？”
“我很好。您好吗，汉拉恩太太？”
“我很好，休伯特。”
她用好奇的眼神打量着我，但休伯特没有费工夫介绍我。他把钱递给她，接过蜂巢。
“我专门挑的蜂巢。里面是上好的蜂蜜。”
“一看就知道。”
“你祖母的身体怎么样？普朗克特先生的病情还稳定吧？”
“他还那样，汉拉恩太太。没有变得更糟。”
女人把肩膀靠在门框上。你看得出她还想多聊几句，假如我不在场的话休伯特或许会多待一会儿。走出院子时他说：“她对汉拉恩干的那些坏事一无所知。汉拉恩死了一段时间了。”
休伯特没再解释汉拉恩到底干了什么坏事。他提议去海边转转。他带着我走进一条散落着细沙的小巷，巷道在民居的屋后花园之间蜿蜒，一直通向海边的沙丘。他握着蜂巢一侧的木框。换作平时，风会把沙子吹到蜂巢上，但今天的海边很平静，午后的阳光照亮辽远的天空。我们在海边漫步，几乎见不着人影。
“你表妹人怎么样？”
“你很快就知道了。”
休伯特天生一张略带忧郁的脸，每当他开怀大笑或是微笑时，瘦削的脸庞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每一道皱纹间都洋溢着笑意，双眼如蓝宝石般闪闪发光。他的小麦色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乱。“他以为自己是个花花公子，对吗？”刻薄的希腊文兼拉丁文老师曾说。
“我在考虑去非洲。”我们准备回家的时候他告诉我。
休伯特的父母在英国的一次车祸中丧生。“那是‘二战’前发生的最后一件事。”休伯特向我们复述这桩悲剧时曾戏谑地说。那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日，星期六，他们开车离开弗吉尼亚湖边的公路旅馆，不幸与巡回动物园的大卡车迎面相撞。卡车后面装了满满一笼猩猩，车祸之后它们四下逃窜。那时休伯特十岁，在牛津郡郊区上小学。他说那天校长把他叫出来，先铺垫了一番“勇气”和“刚毅”，才把噩耗告诉他。校长的话并没能让他为听到父母的死讯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他原以为自己因为再次拖欠学费被退学了。彼时英国已向德国宣战，学校把学生集合起来听了电台广播。“你的人生不会再有更黑暗的日子了，休伯特，”校长在告知他个人的噩耗前说，“至少你可以从中汲取力量。”
我们把蜂巢送进厨房。“莉莉，”休伯特对桌前揉面包的干瘦妇人说，同时也算向我介绍她，“汉拉恩太太说这是上好的蜂蜜。”
她点了点头，又朝我点了点头。她问我旅途是否顺利，我说马马虎虎，她说自己一向不喜欢坐火车。“每次休伯特返校的时候，”她说，“我总会这么说。我一坐火车就难受。”
“你有烟吗，莉莉？”休伯特问。她朝橱柜的方向歪了歪头，上面放着一包玩家牌香烟。“以后再给你钱，”他许诺道，“我拿两根。”
“别忘了你已经从厨房拿了七根烟了。我可不要你的钱。晚饭后买一包回来。”
“我正想问你，莉莉，可以借我一英镑吗？”话没说完，他已经打开了烟盒旁边的绿色钱包，“星期二还你。”
“你每次都说星期二还。你以为厨房是银行吗？”
“假如莉莉年轻几岁的话，”休伯特转头对我说，“我明天就娶她。”
他从钱包里取出一张一英镑钞票，在橱柜表面展平，端详了片刻钞票上拉威利夫人的美丽容颜，举到唇边吻了一下，才小心地插进上衣内侧的口袋。“今晚我们要去跳舞，”他说，“你去过‘四省’舞厅吗，莉莉？”
“别烦我。”
我们在休伯特的房里抽了烟。他的房间很整洁，两扇窗之间的墙上贴着达·芬奇的《天使报喜》。休伯特打开唱机，躺在床上。我坐在房间里唯一的椅子上。弗兰克·辛纳屈的歌声飘了起来。
“他们想在非洲种植地豆，”休伯特说，“我觉得自己会感兴趣。”
“地豆是什么？”
“一种他们想移植到非洲的坚果。他们应该会替我付路费。”
他没说去非洲的哪个国家，当我追问时，他含糊地说那无关紧要。他听说还有一个安装电话亭的项目，以及一个向优秀非洲学生讲授基础水利工程的项目。“当然，你自己得先上一门课，”休伯特解释说，“我个人更倾向于种坚果。”
他把唱片翻了个面。辛纳屈唱起《开始跳比根舞》。
休伯特说：“我们可以赶七点半的火车去，之后搭便车回来。吃晚饭时别磨蹭。”
在学校里，大家都觉得休伯特很“野”，在某种程度上也拜他父亲所赐——后者二十五年前在同一所学校里留下了相同的名声。休伯特的“野”不仅在于屡犯校规，更因为他总是恣意行事。缺零用钱，他就卖掉自己的衣服。在周末外出或是周日傍晚参加弥撒时，我们会穿素色西装，再配一条学校或学院的领带——他把那套衣服拿到都柏林的旧衣店卖掉了。他自己从不在周末外出，弥撒时会穿平时的黑色毛料校服充数。他把自行车以十一先令的价钱卖给了奥西·里奇帕特里克，又把行李箱卖了八便士。“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在课堂上他总是心直口快，敢于说出我们没有勇气说出的话。他不在乎暴露自己的无知，不在乎和牧师争论神的存在，也不在乎餐厅里学长的呵斥——有时候一顿饭他一口也不动。然而，休伯特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动辄就会讲起自己与祖父的故事，而两人间的关系远不算融洽。他反复描述普朗克特先生的外貌与严苛的性格——一个爱穿硬翻领衬衫的暴躁老人，总是一本正经，固守着上个世纪的基督教道德观念。普朗克特先生在餐前必念一遍祈祷文，和学校里一样，只是他的祷文更为冗长；他常常吹嘘自己在健力士啤酒厂勤恳一生后攀上的高位。“他一辈子滴酒未沾，你们明白吗？他七岁就决定终生禁酒。小小年纪就活得像个修士。”休伯特很少提到普朗克特太太，对莉莉更是只字未提，让人感觉祖父的家庭生活似乎并不幸福，而是冷冰冰的。每次开学他总是第一个返校，有一次甚至提前了一礼拜，尽管他自己声称看错了开学日期。
“好吧，我们下楼去。”晚餐铃声响起时，他对我说。休伯特一马当先，我们连蹦带跳地下了楼。我看见一扇门打开，一个女孩的身影一闪而过。进了餐厅，休伯特顺手又打了一下铃。
“没必要再打了，”祖母和蔼地责备道，“我们都到齐了。”
女孩朝我微笑，害羞的表情让我也脸红起来。丈夫不在，普朗克特太太念起了祈祷文。我们各自站在桌前，双手搭着椅背。“今天真热闹，”落座时她温和地说，“帕梅拉，把沙拉递给客人。”
“好。”
帕梅拉一开口脸就红了，眼神飞快地朝我这边扫了一下。休伯特在我身旁一言不发，显然很享受帕梅拉的尴尬。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老夫人以为我们三个已经认识了，其实并非如此。
“我希望你爱吃沙拉，”普朗克特太太对我微笑，“休伯特就不太爱吃沙拉。我不明白为什么。”
“因为休伯特不喜欢沙拉的味道，”休伯特接话道，“生菜对他来说寡淡无味；西红柿皮会粘在喉咙眼里；韭葱的味道让口气变得难闻；萝卜是些恶心的小玩意儿；其他蔬菜也好不到哪儿去。”
表妹笑了起来。她是个漂亮的姑娘，深色短发、蓝眼睛。那晚我没有留下更多的印象，只记得她穿着浅粉色裙子，前面缀着一排白色扣子。她微笑的时候更美，脸颊上浮现出一个酒窝，鼻翼两侧褶皱微起，令她的面容分外迷人。
“嗯，非常有趣。”当休伯特停止抱怨，普朗克特太太淡淡地说。
除了沙拉，晚餐还有腌牛肉。休伯特抓起了两片黑面包，抹上黄油，自制了一个牛肉三明治。祖母全程都盯着他。她的表情很奇怪，似乎是出于责任感勉强为之。我能看出她的不情愿。我忽然意识到，这是她的丈夫会做的事，她只是在忠实地遵从躺在楼上的丈夫的意愿。休伯特在腌牛肉上抹了芥末，又撒上黑胡椒。普朗克特太太一句话也没说。休伯特执刀的缓慢动作，以及他低声哼唱的弗兰克·辛纳屈的歌，让表妹和我备觉尴尬。帕梅拉不慎把盐罐里的小银勺碰了出来，她的脸唰地红了。
“你可不是在酒吧里，休伯特，”普朗克特太太看见他抓起三明治往嘴里塞的时候忍不住说，“帕梅拉，帮我们倒杯茶。”
休伯特充耳不闻。“别磨蹭，”他提醒我，“如果错过七点半的火车，我们就只能搭便车了，那可不知道要等多久。”
帕梅拉倒了茶。普朗克特太太把自己盘子里的生菜切成精致的细丝。她加上沙拉酱，一丝不苟地把沙拉搅匀。最终她说：
“你们要去都柏林吗？”
“我们去跳舞，”休伯特说，“哈考特街的‘四省’舞厅。今晚是肯恩·麦金托什。”
“我没听说过这位麦金托什先生。”
“很有名的，墨点乐队。”
“墨点？”
“他们是唱歌的。”
普朗克特太太的身边放着一只大号的圆形面包板，上面摆了几种面包，她用一把很钝的面包刀缓慢地将面包切片。桌上排着梅子酱、树莓酱，以及我们从汉拉恩太太那里买来的蜂巢。此外还有水果蛋糕、咖啡蛋糕、松饼和黄油酥饼。我们吃完腌牛肉之后，莉莉又端来一盘手指泡芙。她收走了用过的盘子，普朗克特太太对她道谢。
“汉拉恩太太说这是她专门为你挑选的蜂巢。”休伯特说。
“她真是个好人。”
“自从汉拉恩死后，她就孤单得要命。她一见到人就说个不停。”
“可怜的女人。当个泥瓦匠的寡妇不容易啊，”普朗克特太太向我解释说，尽管我已经知晓，“他六周前从房顶上摔了下来。”
“事实上，”休伯特说，“没了他，她过得更好。”
“这是什么意思，休伯特？”
“汉拉恩总是勾引商店里的姑娘。谁都知道。”
“别说这么粗鲁的话，休伯特。”
“我的话吓着帕梅拉了吗？你被吓着了吗，帕梅拉？”
“不，不，完全没有。”在外祖母替她回答之前，帕梅拉慌忙张口。她的脸再次变得绯红，不过局促不安并没有令她失色，反而更显可爱。
“汉拉恩先生是个正派人，”普朗克特太太斩钉截铁地说，“你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休伯特。”
“有一个宾奇店里的姑娘，还有一个爱德华兹蛋糕店的。汉拉恩把她们两个都带去了沙丘。你记得汉拉恩吗，帕姆？”
她摇了摇头。
“他来给水管刷过漆。”
“你们快点儿吃，要不赶不上火车了。”普朗克特太太说。她挽起袖口，看了一眼藏在里面的腕表。她点了点头，确认自己刚说的话。她转头对外孙女说：
“吃不完没关系。”
帕梅拉有些困惑地朝外祖母笑了笑。她动了动嘴唇，又把话咽了下去，只是微微摇头。
“帕梅拉也去都柏林吗？”休伯特说，“你要去看电影吗，帕梅拉？”
“你们不带她一起去？你不想和男孩们跳舞吗，帕梅拉？”
“不想，不想。”她使劲摇着头。她说自己要洗头。
“但你想去跳舞吧，帕梅拉？”
休伯特站起来，手里还拿着半块黄油酥饼。他朝我摆了摆头，暗示我抓紧时间。帕梅拉又说了一遍自己要去洗头。
“上帝！”休伯特在客厅里嘟囔，然后低声笑了笑。“我敢肯定，”穿过花园时他说，“她记得汉拉恩。那家伙还跟她调过情。”
在火车上我问他帕梅拉是谁，他说是姑姑的女儿。“她家住在罗斯康芒郡的小地方，每个夏天她都来过暑假。”他对我的其他问题都含糊其词，或是不耐烦地皱皱眉。“帕姆无聊透了。”他简短地总结。
“她看起来没那么无聊。”
“老头子把她当成掌上明珠。当年他也是这么宠她妈的。”
我们在“四省”舞厅遇到的姑娘与休伯特的表妹截然不同。休伯特说她们来自贫民窟，但那显然不是事实，因为她们打扮入时，还有钱买软饮和香烟。她们的腿上涂着当时流行的液体丝袜，唇上涂着鲜艳的口红，眼皮上粘着假睫毛。但所有和我跳舞的姑娘要么消瘦，要么臃肿。我想起帕梅拉纤细的身材和美丽的脸庞。她温润的嘴唇犹在眼前。
我们伴着《时光流逝》《秋叶》和《爱上爱情》起舞。唱歌的是墨点乐队。一个舞伴说：“你的朋友真英俊，不是吗？”
舞会结束时，休伯特挑了两个姑娘，由我们送她们回家。
肯恩·麦金托什和乐队开始收拾乐器。我们沿着哈考特街走了一段路，然后搭上11路公交车。两个姑娘是护士。我身边的这个很活泼健谈，她问我外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还问我有没有离开的打算。我把上医学院的计划告诉了她。她说：“等你来上学的时候没准我还能遇见你。”但她的声音里并没有太多期待。虽然还是八月，她已经穿上了一件厚厚的绿色羊绒衫。她的脸扁平、苍白，涂着艳俗的口红。她说为了准时赶到医院，清早五点就得起床。护士长是个脾气暴躁的人。
我们来到姑娘们的公寓前，休伯特问是否可以进去喝杯茶，但她们不让我们踏进公寓半步。“我还以为得手了。”他闷闷不乐地嘟囔。换作他的父亲，一定能进去，他说。她们会为他的父亲做一顿饭，并满足他的任何要求。我们走到路口，希望能搭上回坦普尔迈尔特的车。我们足足等了两个小时才有一个货车司机让我们上车。
第二天是周六，休伯特和我去菲尼克斯公园看赛马。我们没吃早饭，又为了赶时间错过了午饭，到达公园的时候第一场赛马已经结束了。“老头子肯定暴跳如雷，”休伯特说，“你知道他对这件事会怎么看吗？”普朗克特太太和帕梅拉会端坐在餐厅里等我们，他说，然后她会叫帕梅拉上楼看看我们是否还在睡觉，之后再亲自上楼查看。“直到她们去问莉莉，她会说我们出门看赛马了。”他的话里多少透着几分得意，脸上却没有一丝笑容。我们离开前，他又向莉莉借了两英镑。
“他会暴跳如雷，因为他觉得我们应该带上帕姆。”
“你为什么不喜欢帕梅拉？”
休伯特没有回答。他说：“要是当时汉拉恩向她求婚就有意思了。”
如果这话是在学校里说的，听起来会很不一样。好色的泥瓦匠勾引休伯特表妹的故事会引得我们哄堂大笑，我可能笑得比谁都大声。故事发生在他的老古板祖父家里，更添了几分喜剧色彩。我们能够想象汉拉恩说“亲一下又何妨”，以及休伯特表妹的尴尬表情。我们能够想象老头子始终被蒙在鼓里，因为休伯特的表妹肯定羞于启齿——这也会成为我们的笑料。休伯特总能把故事讲得绘声绘色。
“说不定，”我说，“他并没有勾引她。”
“兄弟，他那种人不会错过任何机会。我准备押‘夏季的雨’。”
我们挤在人群中，手里攥着参赛马匹的清单。广播里大声宣布入场马匹的名字，周围的人全部陷入热烈的讨论。男人穿着衬衫，女人和小姑娘穿着夏天的裙子。又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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