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利马赫伦从未发生过如此骇人听闻的事情，人们从未如此震惊。与别处的居民一样，他们也拥有属于自己的苦难与悲伤，也不乏奇闻逸事，抑或从遥远的过去流传下来的故事。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位船长夫人和一个驼背小贩私奔了。一七九八年，起义军在德利马赫伦和郊区山间展开了抵抗斗争。北爱纷争期间，一个本地人被黑棕部队在田野里处死。然而，没有哪个故事或是哪段记忆，比得上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清晨降临的那一场惨剧。
清晨，麦克多德一家照常在农舍里醒来。麦克多德穿上衬衣裤子，从厨房门边的挂钩上取下黑色外套。他抽出衣服口袋里的绳子当作腰带系上，又从胶鞋里掏出袜子。他带着两条牧羊犬出了门，把奶牛赶回牛棚挤奶。妻子洗漱完毕，把水壶放在炉子上，随后敲响女儿的房门。“莫琳！”她说，“起床了，莫琳！”
莫琳没有应声，麦克多德太太并不意外。她回到房间穿好衣服。“该起床了，莫琳！”她喊道，一边猛敲女儿的房门，但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你是不是病了？”她略带疑惑地问。平时这个时候，莫琳要么打着呵欠，要么会应一句。“莫琳！”她又喊了一声，推开房门。
麦克多德把牛赶进棚。穿过院子的时候，他隐约感到有什么不对劲，但清早的倦意让他的脑子有些迟钝。妻子隔着田地朝他大喊，他听不清她在喊什么，但不止一次听见了女儿的名字。他忽然意识到院子里到底哪里不对劲：莫琳的自行车没有靠在厨房的窗外。“莫琳昨晚没回家，”当他走近时，妻子反复说，“她不在床上。”
他们给牛挤了奶，因为无论莫琳出于什么原因没回家，奶总是要挤的。早饭也端上了桌，不吃早饭对谁都没好处。麦克多德一言不发地吃着，胃口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而妻子吃得比平时少些。“我们开车过去看看。”饭后他说，声音里充满了火气。
她点了点头。当她第一眼看见那张整洁的床，她就知道他们必须做点什么。他们不能坐等着一封信或者电报送上门，或是女儿计划的别的什么。他们要开车去兰西·巴特勒家——他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昨晚莫琳就是骑车去了他家。夫妻俩嘴上虽然没说，心里担心的却是同一件事：女儿竟然擅作主张，和兰西·巴特勒那个娇生惯养的窝囊废私奔了。
麦克多德今年六十二岁，瘦高个儿，面部肌肉深陷，一头参差的花白头发。妻子比他小两岁，身材同样瘦削，面容粗糙，长着一双干了一辈子农活的手。他们之间很少说话，婚后一直如此，但他们也不争吵。农场上的事鲜有争执，因为他们认为争执毫无价值，只是自然而然地靠天吃饭。夫妻俩生养了五个孩子，莫琳是最小的，也是唯一留在家里的。上个月她刚度过二十五岁生日，但他们并没有庆祝——麦克多德家没有这种习惯。
“穿条体面的裤子，”麦克多德太太提醒道，“你不能就这么去。”
“这样挺好。”
她知道劝不动他，也就不再坚持，转身回房换了双鞋。至少他不会穿着那件用绳子当腰带的外套——他只有冷天早晨赶牛时才穿。早饭前他已经把那件衣服脱了，应该不会再穿上。她在自己的旧裙子和针织衫外面套上一件防水外衣。
“小婊子。”他在车里说。她没有吭声。
两人此刻是同样的心情：不安，恼火，依然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女儿居然不知羞耻地欺骗了他们——在去往巴特勒家的四英里路上，这个念头萦绕在两人的脑海里。他们下了柏油公路，拐上巴特勒家的田间小路，这时传来一阵狗叫。副驾驶那一侧的车窗一个月前就关不严了，尖厉的狗叫声盖过了引擎的轰鸣。
看来果真如此，他们听见狗叫声想。莫琳和兰西昨晚私奔了，巴特勒太太一个人吆喝不了一群奶牛。难怪那条老狗像疯了一样叫唤。麦克多德在心里又狠狠地骂了一句“小婊子”。兰西·巴特勒，他想，天啊！兰西·巴特勒会牵着她的手走进婚礼的舞池，然后带她走上一条不归路，最终流落在某个鬼地方的阴沟里。他警告过她上千遍：兰西·巴特勒是个无可救药的白痴。
“他的父亲是个本分人，”最终他打破了沉默，“从没沾过一滴酒。”
“那个老女人毁了他。”
他们不会私奔太久的，两人各自心想。兰西·巴特勒或许会娶她，或许会临阵脱逃。无论哪种情况，她都会在半年内——最长一年内——回家。那时候她也许已经有了身孕。
他们把车开进院子，两人都没有第一时间发现躺在水泵旁的女儿。他们的注意力仍旧被狂吠的狗所吸引——那是一条黑白条纹的牧羊犬，和他们家里那两条一样。下车时，车轮扬起的灰尘依然弥漫在他们的眼前。狗在院子的角落里疯狂地转圈，一刻也不停歇。那条狗疯了，麦克多德太太想，估计被什么吓着了。然后她看见水泵旁边女儿的尸体。她的自行车倒在一米之外，仿佛她刚从车上跌落。自行车旁还有两只死兔子。
“上帝啊。”麦克多德说。妻子从他的声音里能听出，他还没有看见女儿，而是发现了别的什么。他去了狗的那边。他只是本能地过去，想让狗安静下来。
她跪在地上对着莫琳低语，心里默念着：女儿只是刚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然而莫琳的脸像石头一样冰冷，身体也僵硬了。麦克多德太太一声哀嚎。下一刻她发现自己倒在地上，紧紧抱住莫琳的尸身。没多久她听见丈夫也泣不成声。他跪在地上，双手抓住女儿的身躯。
麦克多德太太记不得自己是如何站起来的，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也不知为何要站起来。“别过去。”她听见丈夫说。他正用外衣袖子拭泪。当她朝狗走去时，他并没有阻拦她，而是跪在女儿面前，抽泣着呼喊她的名字，哀求她不要死去。
狗趴在门前，不再叫唤。一米之外巴特勒太太躺在地上，一条腿蜷在身下，地上的血是褐色的，中间一摊依然殷红。望着她的尸身，麦克多德太太猛然醒悟：莫琳并非从自行车上跌落。她回到女儿的尸身前。在水泵旁的两只铁桶后面，她看见了兰西·巴特勒的尸体。地上不远处有一把猎枪，正是那把枪打烂了巴特勒太太的脸。
警长奥凯利迅速得出结论。和麦克多德夫妇一样，巴特勒太太也极力反对儿子与莫琳的婚事。但她的反对比麦克多德夫妇还多出一层原因：她极度依恋自己的儿子，坚信任何女人都不配将他夺走——这一点无人不知。兰西是她唯一的孩子，也是多次流产之后仅存的硕果。兰西的父亲在他两岁那年就过世了，留下孤儿寡母生活在偏远的农场。奥凯利听说巴特勒太太脑子本就有点不正常，在兰西的事上更容易因妒生恨。一定是她为了避免儿子被恋人抢走，盛怒之下枪杀了莫琳。兰西试图夺下猎枪，没想到猎枪走火打中了她。兰西这个软弱的年轻人，在自杀与面对现实之间选择了前者。这个基于凶案现场的推理让奥凯利警长很满意，德利马赫伦的居民们也纷纷赞同。“悲剧早已注定，”麦克多德在葬礼上说，“从可怜的莫琳和兰西·巴特勒开始约会的那一天起，悲剧就已经注定。”
德利马赫伦是一个普通的乡，除了名为“德利马赫伦路口”的十字路口外，再没有其他地标。村子由中等大小的农场组成，每个农场三十英亩上下，分散在沼泽之间。农场彼此相距几英里，正如麦克多德家和巴特勒家。村民们去附近的吉尔莫纳村参加弥撒或向萨林斯神父忏悔。农场的孩子们去蒙特克罗镇上学，每天早晨一辆黄色校车在各个农场的路口接上他们，下午放学再原路送回。乳品厂的卡车每天沿同样的路线去各家收牛奶。村里可以买到面包和杂货，但要买鲜肉的话就要去蒙特克罗。男人们会在村里杂货铺的小吧台前喝上几杯，但真要买醉也得去蒙特克罗。蒙特克罗还有五金店、服装店，以及一间名为“安比”的电影院——直到六十年代兴起的电视将其淘汰。德利马赫伦、吉尔莫纳和蒙特克罗构成了德利马赫伦村民日常生活的一方天地。他们极少外出，除非去大城市找工作或者永久地离开。
麦克多德家的孩子们属于远走高飞的那一群，他们得知噩耗后纷纷赶回来。葬礼上四个孩子都到齐了：两个带着丈夫，一个带着妻子，还有一个单身的女儿。麦克多德家前几次的团聚还是他们各自的婚礼，两场在吉尔莫纳，一场在遥远的斯基贝林——一年前麦克多德的儿子在未婚妻的家乡成婚。在莫琳的葬礼上，去年那次婚礼依然历历在目：开着大众汽车的长途旅行，在提耶尼酒店度过的一晚，次日的依依惜别。谁也想不到下一次团聚竟是因为如此的悲剧。
葬礼之后一家人回到农场。几个孩子早就知道莫琳与兰西·巴特勒的关系，也知道双方家长的极力反对。他们从小就了解巴特勒太太对儿子近乎病态的爱，也听说过这位古怪母亲的各种轶事，并亲眼见识过兰西在孩提时代受到的溺爱。“哦，别着急，兰西，晚点再做。”类似的话她一个小时可以说上十几遍，似乎所有农活儿都无关紧要。“啊，没关系，今天不用上学。”兰西小时候她曾这么说，起因只是兰西抱怨乘法表或是马丁兄弟高中二十个周末拼写作业太难了。德利马赫伦村民不知道最终倒霉的是农场还是兰西自己。
“她到底看上了他什么？”麦克多德太太在餐桌前伤心地回想，“有谁知道她到底看上了他什么？”
他们都摇了摇头。葬礼上的泪痕还挂在每个人脸上。没有人说话。
“这件事我们永远也忘不了。”父亲凝重地说。这是他们唯一能说的话，也是唯一确定的事。麦克多德夫妇将终老于此，在那之前，这件惨绝人寰的悲剧将令他们寝食难安。他们知道，假如莫琳骑车时被一辆汽车撞倒，她的死会更容易接受，或是死于疾病，某种无法治愈的绝症。巴特勒家的院子、来回疯跑的咆哮的狗、三具僵硬的尸体——这些画面将长久地印在他们的记忆里，像刀子一样剜他们的心。一条生命就这样白白浪费，如此残忍的命运为何会落在莫琳身上，为何要让一个纯真美丽的少女枯萎在一对怪异的母子之间？村里还有别的姑娘——卑贱、放荡的姑娘——她们看上去和巴特勒一家更配，所有人都会这么说。
“开车去我家住几天吧，”一个女儿邀请道，“好吗？”
父亲盯着桌面一言不发。大家都明白，只有婚礼或是葬礼才值得出一趟远门。或许莫琳活着的时候还能商量——她可以留下来照管农场；如今莫琳不在了，这个话题压根没必要提起。麦克多德太太想挤出一个微笑，表示对女儿的谢意，但她的嘴角纹丝未动。
离奇的死亡自然会吸引猎奇的目光。这件事登上了本地报纸，在广播和电视上均有报道。之后德利马赫伦和附近的村镇渐渐恢复了平静。人们给麦克多德夫妇写信表达同情。还有人亲自上门探望，但也待不了太久。“假如需要我的话，”萨林斯神父说，“来吉尔莫纳村23号。你们可以托人带话，也可以直接去教堂。”
麦克多德夫妇从没去找他。夏季在眼前流过，他们在六月的晴天里割好过冬的草料，照料着地里的土豆和即将成熟的大麦。秋天的雨水比往年多，他们开始担心大麦的收成。
“您好，”十月的一天下午，一个男子走进院子，“您是麦克多德先生吗？”
麦克多德点点头，吆喝几条牧羊犬安静下来。这个陌生人大概是接替退休的老多诺格的肥料推销员。然后他想到多诺格从不在这个时节到访。
“可以和您说句话吗，麦克多德先生？”
麦克多德瘦脸上的皱纹渐渐聚拢，眉头也皱了起来。他抬手挠了挠花白蓬乱的头发，下意识地掩饰心中的困惑。作为一个多疑的乡下人，他总是不愿外人知晓或是猜出他脑子里的想法。
“说句话？”他说。
“可以进屋谈吗，先生？”
麦克多德找不到任何让这个人进屋的理由。陌生人长了一张红润的脸，穿着黑色灯芯绒裤子和工装外衣，显得很邋遢。他的头发又黑又长，耷拉到脸颊两侧形成刷子一样的鬓角。他一副城里人的口音，不难猜测，他一定来自都柏林。
“你想和我谈什么？”
“我听说了您女儿的事，我很抱歉，麦克多德先生。真是太不幸了。”
“那件事已经过去了。”
“是的，先生。已经过去了。”
一辆红色轿车缓缓驶进院子，引擎的声音低得让人难以察觉。它让麦克多德联想到某种警觉、迟缓的爬行动物。轿车在牛棚边停下，没有人下车，但麦克多德看见方向盘后面坐着一个戴墨镜的人影。那是一个女人，也是黑头发，嘴里叼着烟。
“或许能给您带来好处，麦克多德先生。”
“能有什么好处？那是你的车吗？”
“我们专程开车来见您，先生。那位女士是我的同事，海蒂·福琼。”
女人下了车。她比男人高一些，长着一张阴沉的脸，穿着蓝色衬衣和同色的裤子。她把烟头扔到地上，小心地用鞋跟踩灭。她像开车时那样不紧不慢地穿过院子，来到两人面前。狗冲着她狂吠，但她不为所动。“我叫海蒂·福琼。”她用英国口音说。
“我还没告诉您我的名字，麦克多德先生，”那个男人说，“我叫耶利米·泰勒。”
“我希望耶利米已经向您表达了我们的慰唁，麦克多德先生。我希望您和太太能接受我们最深切的同情。”
“你想要什么？”
“我们去过巴特勒农场了，麦克多德先生。我们在那儿待了很久。我们和一些人聊过。我们可以也和您聊一聊吗？”
“你们是报社的？”
“在某种意义上，是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代表媒体。我可以肯定，”女人补充道，“您已经见过不少记者。您会发现我们很不一样，麦克多德先生。”
“我和我老婆对记者没什么可说的。当时我们没说，之后也不会说。我还有农活儿要干。”
“麦克多德先生，能给我们五分钟吗？在您的厨房里聊五分钟，与您和太太。给我们一个解释的机会，可以吗？”
麦克多德太太闻声走出来。她站在门内，比丈夫更警觉地打量着两个陌生人。陌生女人迎上前，她只好默默地握住了对方伸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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