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天左对我说，瓜皮都软了，瓜瓤是馊的。她强迫我吃了一块，她好像吃不出来。
我说她对人还真热情。
肖天左说，也很会说话，我干活的时候，她一个劲儿地提醒我小心。
我问肖天左怎么不回来吃饭。肖天左说，哪里回得来，她把活排成队等着我，干了这个干那个。我说我饿了，她说干完再吃，就像我是她们家的长工一样。你也不过去喊我一声，你若招呼一下，我也就顺坡下驴跑回来了。
我说，笨。她不让你回来你就不回来？
肖天左说，我不想去，是你非让我去。
我说，她夸你手巧。她可是轻易不夸人。
肖天左说，她怎么混成这样，她不该混成这样啊。她有强迫症，可她不是一个坏人。
“是个可怜人，我们能帮就帮她一把。”我对肖天左说。
b六/b
曹翠芬一连许多天都没来上班。单位的同事都跟我打听她的去向，我明明不知道，还是做出了秘而不宣的样子。我这种心理自己也奇怪，好像不自觉中就与曹翠芬成了同盟一样。周易馆长还特意把我找了去，嘱咐我跟她做邻居小心点，那个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这里要生孩子，她的孩子刚刚被人杀死，她能不嫉妒？我的冷痱子一下就冒了出来。可我说曹翠芬一点也不嫉妒，她还请我吃哈密瓜呢。周易吃惊地说，你还敢吃她的东西？我说这有什么不敢的，她的东西又不会下毒。周易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她能有什么好东西，她买袋奶粉也要买过期的，不过期的她不要。
曹翠芬告诉我，她在办大事呢。她每天都跑公检法司，一是要求判铁二秀死刑，他要杀人偿命。二是要求把铁二秀的房子判给自己。曹翠芬说，曹小梨之所以被杀，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房子。铁二秀既然当了杀人犯，那他的房子也就没用了。她的话说得很简约，我理解的她的意思是，为了自己以后的安全，她需要有一套房子。而这套房子的出处，就是铁二秀的宅院，因为他用不着了。曹翠芬的一只手支着门框，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与我攀谈。与她做了几年同事，我从没见她这么心平气和地说过话。她的胸腔里总是揣着枪弹，见了谁都想给谁一梭子。也许就是因为从没有人好好地与她说过话，就像肖天左说的，她也是会说话的人，只是没有人给她机会。
我认真地说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铁二秀判死刑是没有问题的，他那样残忍，不判死刑天理难容。至于那所宅院，我就不知道法律在这方面有什么规定了。铁二秀肯定是回不来了，可他还有别的亲属，现在城市的土地寸土寸金，那样大的一所宅院，谁不眼红？曹翠芬的心情我理解，甚至，我也希望曹翠芬心想事成。可愿望终归是愿望，与实现愿望之间有着很长的路要走，或者，它们之间根本没路。
我的意思是，曹翠芬可以往最好的方向努力，可也要做最坏的打算。而且我的语气也尽可能亲和，我很想曹翠芬能把我当朋友。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朋友，她是个凄惶的人。曹翠芬却没能理解我的苦心，她把我的话想歪了。她凌厉地说，照你这么说，我不该要那套房？他杀了我女儿，我怎么就不该要那套房？
我们不欢而散。曹翠芬根本不容我说什么，扭着屁股走了。她的身影有些萧索，敦实的身材原本与萧索无缘，可我留意到她收紧了肩。她的台阶上蹲着一只猫。她狠狠踢了那猫一脚。猫嘶鸣着起身一跃逃走了，曹翠芬走进了自己的家门，白脸在门缝间一闪，房门“咣当”关上了。
因为久不与人沟通，她听懂别人的话已经困难了。我这样对自己解释。
连续两个早晨，我都看见一个又瘦又高的黑皮肤老人在门口转。见我注意他，他便佯装看街景，举着花白的脑袋这里观观那里瞧瞧。我断定他瞧不出名堂。我们的院门外就是两堵墙，都是砖头垒砌的，彼此之间宽不过四尺，有一棵臭椿树从前边的院子里探出了头，姑且就算风景吧。老人就站在椿树下，穿着黑西服，更把人衬得条儿一样。我从他身边走过时，他往前迈了半步，明显想和我打招呼。我放缓了脚步，给了他足够的时间说话，可他没有说。
我想他应该是来找曹翠芬的。曹翠芬这些日子总是早出晚归，一天要跑好几家单位。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司法局局长的门槛都被她踢破了。她去了就找一把手，提条件，坐在人家屋里不走。她还用人家的杯子喝水，在人家的办公套房的卫生间里解小便。周易馆长被公检法司各部门挤兑得快上吊了。他派人去接曹翠芬，接不回来。他亲自去，曹翠芬指着他的鼻子说，除非你给我一套房。我如果有房就不会去租房。我如果不去租房女儿就不会被杀死。你赔我女儿！这样的理由和条件，周易哪里能担当。后来他连电话都不敢接，他对馆里的人说，得罪就得罪吧，单位穷，反正这辈子也不会犯事儿，大概也不用和他们打交道。
转天我一开门，那个黑皮肤老人进到院子里来了。他有些惶恐地对我说，同志。我说，您找谁？他说，曹翠芬同志是住在这儿吗？这样规整的说话方式简直是上辈子的事。但我很高兴，终于有人来找曹翠芬了。老人说的是普通话，但听上去很生硬，拿腔拿调。我说曹翠芬一早就出去了，通常晚上才回来。老人朝曹翠芬住的地方望，显然他知道她住在那里。我说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转告吗？老人慌忙摆了摆手，说了声谢谢就往外走。走了两步他又转过身来，说麻烦你。我说什么事？老人从兜里摸出个蓝色塑料皮的本子，然后又摸出一支黑色的钢笔。翻开本子的某页，在上面写了三个字。然后小心地撕下来，双手举着递到了我面前。那上面是三个繁体字：孫慶東。多亏我还认得。我说是您的名字？他哈了哈腰，说麻烦您转给她并代我问候她。我问他还有没有别的事，他说您忙，您忙。走得很慌张。
这个类似名片的纸条我给她放在了窗台上，上面压了一个小石子。我想不管方式如何，我把纸条转给曹翠芬就是了。两个小时以后，我又把纸条收了回来。我还是想当面交给她，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曹翠芬很晚才回来，脸色很不好，她给自己煮了一包面，摔摔打打地弄出了很大的声响。我在她的窗外站了会儿，她没有发现我。我喊了声曹老师。她把门拉开，门神一样堵在门口，说你有事吗？我把纸条给了她。她嘴唇动了动，没有念出来。她问，人呢？我说，还是早晨来的呢。她又去看纸条，忽然说，你连个电话也不让他留，我怎么与他联系？
我说，是他没留电话，不是我不让他留。
曹翠芬说，也许他根本就没有电话。
这话说得够气人。我转身就走，她又问，他变成什么样了？
说得我有点愣，我想了想才弄明白她指的是那个人。我说他穿了黑西服，人又高又瘦。迟疑了一下，我说，又黑。曹翠芬马上说，他过去一点也不黑。曹翠芬的眼神有些痴，目光打到远处，不知想起了什么。我托着肚子往回走，曹翠芬说，李红，你怀的也是女儿。
我没理她。她的话让我想起了曹小梨，因为她用了“也”字。
就是这个“也”字，让我很生气。
曹翠芬忽然有了好心情，她买来了毛线，要织毛衣。毛线是铁灰色的，羊羊羊牌。她买来后，先提到了我的屋里，看上去心情舒畅得不得了。我意识到她可能在谈恋爱了，如果是那样，真就谢天谢地，虽然我知道哪个男士跟她也混不长，不过只要有恋爱谈，总是好的。她把毛线摆开了让我看，看成色，看质地，脸上激动得冒红光。我忽然意识到她是会过的人，买袋奶粉也买处理的。买这样好的毛线，在她可能是第一次。我终于没有忍住好奇心，问她给谁织毛衣。她说，你不用管。对我笑了一下，又说，告诉你你也不认识。她问我有没有织毛衣的书，我给她找了三本。她又让我帮她选图案，其实是她自己在选，她看哪个图案都好看，翻来翻去都爱不释手。我说，你总得定下一个吧？她选了一个菱形块上凸出个葫芦花，问我好不好看。我心说好没眼力，嘴里却紧着说好看好看。她说你把书借我用用，我忙说，送给你吧，反正我也用不着。
她说，你是不是想让我快一点走。
我脸一红，说你误会我了。
曹翠芬说，是误会就好，没有事我根本不会上你的门。
曹翠芬每天还是一大早出门儿，晚上回来就织毛衣，有时候甚至连晚饭都顾不得做。曹翠芬的家早没了整齐干净的样子，到处盆碗朝天，垃圾就堆在院子的南墙根下，招来了数不清的绿头苍蝇。她织毛衣的时候嘴里总是唱着歌，是那曲《一条大河》。说真的，她的嗓子不错，可我不想听，我都要烦死了。我央求肖天左去让她闭嘴好不好，或者，让她小一点声。肖天左凡事都听我的，这件事他却一点也不通融。肖天左说，难得她有几天好心情，你就忍一忍吧。再说我们还能和她一起住多久呢？我嚷，你说还要住多久？两个月？三个月？肖天左说，你小点声。三个月，顶多三个月。我说我连三天都难忍了，我要疯了！肖天左和风细雨地说，能帮就帮她一把，这话不是你说的？况且她还没需要你帮什么，这就忍不了了？
我哑口无言。
曹翠芬这样勤谨地织毛线，可我从没看到她有进度。某个晚上她拿着毛活来找我，我发现她刚织了底边。毛线卷曲得厉害，底边织得像泡泡纱一样。我清楚这是她织了拆、拆了织的结果，我说毛线应该洗洗了，这样很难织平整。曹翠芬说，毛线是新的，为什么要洗？她看不懂书上花的针法，来向我讨教。我尽可能说得通俗易懂，可她就是不明白。我只得一针一针地教她。我发现她织毛活的手法一点都不对，线在食指上缠了好几圈，每绕一下，右手都要离了竹签跑出去，样子别提多可笑。我说你这样织毛衣还不得织到驴年马月。曹翠芬说，我这辈子织不完还有下辈子，要你操的什么心。我说，不要我操心你为什么来找我。曹翠芬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不会吗。我硬着头皮教了她两种针法，其实都很简单，可因为她连平针都织不好，最简单的花对于她来说也很困难。
我就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织毛衣，她的毛衣织给谁。
一连几个晚上，曹翠芬都来我家坐到很晚。她织得很用心，额上经常冒出豆大的汗珠，害得我忍不住想给她打扇子。我听肖天左的话，再不耐烦也忍着。可这种忍耐是煎熬，她织错了就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说是我让她那样织的。我已经没脾气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催促肖天左快快把房子弄好，快快搬家。这天曹翠芬刚在我家床沿上坐下，崔凯英忽然来了。抛开我们俩的情谊不说，此刻就是来个狐狸精我都欢欣不已，狐狸精都比曹翠芬可爱。我故意没给她们介绍彼此，我想，曹翠芬没有理由再留在这里了。或者，我就跟崔凯英出去说话，正好可以甩掉肖天左。我们俩的某些话，没必要让男人听见。可我忽略了她们见过面。曹翠芬在铁二秀家住了两年，与崔家只隔着矮矮的墙头，崔凯英节假日经常回家来，她们怎么可能不见面呢。曹翠芬和崔凯英，一个屋里一个屋外，刚对上眼，就开始交火。曹翠芬首先发难，她叫着我的名字说，李红，这个人怎么来了，她是杀人犯！我赶忙说她是我的同学。曹翠芬尖着嗓子说，什么同学，她就是杀人犯！他们全家都是杀人犯！她妈总挑唆铁二秀往外轰我们，我全知道！否则铁二秀就不会杀人！
想起崔妈妈历数曹翠芬的种种罪恶，我恍然明白她们曾经闹僵过。只是崔妈妈没有对我说起过，可能她还是顾忌我与曹翠芬是同事。她说起曹翠芬永远是第三人称，就像写文章一样，与自己全无关系。
崔凯英很冷静，完全是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那种冷静让我非常佩服。她微微皱着眉头，上下打量曹翠芬，每一眼都是不屑，都是轻蔑。她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做了个手势，含蓄地说，没办法，住一起了。崔凯英说，早知道她在这儿，我就不来了。崔凯英一字一顿，吐字很清晰，说得旁若无人。曹翠芬猛熊一样往前扑去，中间隔着我，我把她的大半个身子挡住了，曹翠芬便用手去推崔凯英，嘴里嚷，你走，你走，我不想看见杀人犯！
崔凯英嘲讽地说，疯子！
曹翠芬说，你妈才是疯子，你们一家都是疯子！
我把崔凯英拉到了一边，把门口让了出来。我实在忍无可忍。我说，曹老师，这是我的家，你走。
曹翠芬好像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愣怔地看着我。
我气呼呼地说，你走！
曹翠芬抱起自己的毛活往外撞，线团儿像小兔子一样蹦到了地上。她明明看见了肖天左正低着头朝这边走来，还是木桩一样撞在了他身上。
那个线团儿一直在她身后跟着她。
b七/b
转眼就到了伏天儿。创作组的办公室在顶楼，只有薄薄的一层水泥板，屋里闷热得像烤箱一样。顶棚上的电扇有一搭没一搭地转，转出的风也是热的。我从没感觉到夏天那么难熬过，吸进去的空气都像火苗一样。周易馆长给创作组布置了任务，为了迎接市里的小品年会，让我们每人写一个小品。我们创作组一共三个人，三个人写三个，然后取其中的一个去市里参加比赛，如果弄好了，说不定能上中央电视台。我当即表示不写，我七个月的身孕，看上去比别人九个月的都大，人家都说我河鲜吃多了，吃出了一个超大婴儿。我待着都难受，怎么干活呢？甲是位先生，他也说写不了，犯脚气呢，奇痒无比，百爪挠心，不可能集中精力。乙是位老大姐，快要退休了，她说自己正在更年期，总盗汗，心脏还有杂音，坐不住。乙大姐后来对我说，写小品可不像写文章，写完拉倒。小品还要找演员，馆里根本没有经费排。周易馆长经常干这种“三秃子”事，开始操持得热闹，过后不了了之。
我的态度明显伤了周易，他不看甲也不看乙，棱着眼睛对我说，我看你越来越像曹翠芬了！这话就像奇耻大辱，一棍子就把我打闷了。我感到眼前发黑，从头发根往外飕飕冒凉气。我当即站了起来，质问周易我哪里像曹翠芬。周易说，你现在就像。你小小年纪说话就这么冲，将来单位还搁得下你！我气得不知怎么好，我想此时如果我是曹翠芬，周易哪里敢这样说话，曹翠芬早就上去抓他了。我想了想我该怎么办，我没办法。我不是曹翠芬，不能上去抓他，不能把手里的水杯摔在地上，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忽然觉出一阵眩晕，头顶上的吊扇像是在朝下骤旋，仿佛下一刻就能落到我头上。我的身体忽然像被抽掉了所有的筋骨，一下子瘫软了。
我能感觉到办公室里拥进了很多人，他们吵吵嚷嚷地说要拨打120，要给肖天左打电话。可没有谁知道肖天左的电话号码。还有人在我的身下垫椅子，椅子铺成了床的模样。我的意识很清楚，就是身体绵软，没有力气，想用手摸摸我的儿子，居然举不上去。有人问我这是怎么啦，旁边有人说，跟馆长吵架了。就听周易无辜地说，我没说什么呀，我就说她像曹翠芬，她跟曹翠芬不是挺好吗？我终于哭了出来，像是在梦魇里，哭得抽抽搭搭。我确实不想像曹翠芬，我怎么可以像曹翠芬呢？我特别委屈。办公室里忽然很安静，只有吊扇在呱嗒呱嗒响。我意识到了我眼下像是躺在案板上，不单我，还有我的儿子。没有比这更丢人的。我挣扎着想坐起身，不知怎样一翻动，就从椅子上掉了下来。
整个下午的时间很漫长。太阳像灯笼一样挂在天上，许久都不动一动。我躲在办公室的角落里，那颗张扬的心一下子就蜷缩了。我不愿意见人，连姚小桃也不愿意见。她让我跟她出去办点事，我拒绝了。她走了以后，很多人都到了我们办公室，探讨锅炉的事。煤烧没了，因为财力紧张，锅炉准备停掉了，也就是说，以后大家就没热水喝了。大家七嘴八舌，说对这件事的看法，当然都不愿意停掉锅炉，上班也没什么事，如果连个热水都喝不上，还算个单位吗？也有人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什么也不想说，忽然觉得心很灰，忽然觉得单位的人和事都和我没什么关系。我在桌子上趴着，昏昏欲睡。
这个时候刘金刚进来了，他一进来就宣布了一个重要消息。他满脸严肃地说，我宣布一个重要消息。这个时候大家的注意力都还在锅炉上，还没在他的消息上。他提了“曹翠芬”这三个字，马上就把所有的人吸引了。我也不禁抬起了头，见刘金刚像从澡堂子里刚出来一样，整个人都热气蒸腾，脸红得像熨斗熨过似的，胳膊像煮熟的蟹钳。他说你们谁都不知道曹翠芬办成了什么事。大家说你别卖关子了，快说。刘金刚说，两句话，你们都靠着墙点，别吓倒了。接下来刘金刚的话果然让大家吃了一惊，原来法院把铁二秀的那所宅院判给了曹翠芬。曹翠芬用多半天的时间办齐了所有的手续，转手又把那所宅院卖掉了。短短的几天时间，曹翠芬净得六十八万！她居然办得了这么漂亮的事！这太让人吃惊了！所有的人都像鱼一样把嘴张大了，都有些不敢相信。刘金刚说，不信你们就问李红，李红准知道！
我赶紧把头埋了起来。我知道不知道都不想多说话，我没心情。人们继续听刘金刚发布消息。他说那所宅院如果不是凶宅，最少也值一百万，买宅子的那个人其实捡了个大便宜。乙大姐终于缓出了一口气，说这么多钱啊，她怎么花？甲先生说，她不花，曹翠芬的钱都在肋骨上串着，下小崽儿。接着他们就开起了刘金刚的玩笑，说曹翠芬现在是富婆了，你没想法？刘金刚说，咋没想法，乍一听这个消息，我都迈不动腿了。六十八万，我得塑多少金刚啊。大家哈哈哈地笑，刘金刚却不笑，他一本正经地问大家现在他该怎么办，有人说，娶曹翠芬做二奶，让她给你养一个小金刚。乙大姐说，曹翠芬过日子抠搜，可对你好，那时候总给你买这买那，她对父母都没这么好。看上去刘金刚真有点走心，仰脸望着屋顶，半天没有说话。后来他沉痛地说，早知道她卖六十八万，我就该把宅子买到手，就是不知道曹翠芬会不会卖给我。
大家哗地笑了，都说刘金刚你认真了。
接下来，大家又探讨曹翠芬是如何把铁二秀的房子弄到手的。现在办点事多难啊，曹翠芬怎么就一路绿灯。这件事如果换成别人，两年也不见得要来说法，还别说见到白花花的银子。电影上的秋菊，不就是这样？大家的一致意见是，曹翠芬是个可怕的人，别人都怕她。鬼都怕恶人，公检法司更怕。这年头想办事，没有曹翠芬的精神是不行的。倘若有了她的精神，再难的事也不在话下。话说完了，人们都跟着刘金刚走了。办公室的赵玉芳着急了，说正经事还没说，你们咋都走了？原来他们有约，来商量锅炉的事，还有医药费，还有劳保，还有加班、误餐、年终奖金等等，都想向馆领导要个说法。馆里总推说没钱，一年比一年发得少。可馆里养了两部车，周易一年去两次欧洲，眼下却连个烧锅炉的钱都没有。说来讲去，就是越来越不把人当人了。今年要不是曹翠芬，防暑费也拿不到手。赵玉芳追到楼道里喊人，可谁都装听不见，一个人也没喊回来。会计小齐本来要到楼上办事，看见赵玉芳，人就拐弯溜了。赵玉芳气得骂，说群艺馆的人各个都是奸坏，越来越没素质。乙大姐说，反正我快要退休了，没什么可怕的。事业单位总闹着要减员，谁肚子里都敲小鼓。赵玉芳说，那个姚小桃，人小却比猴都精，我让她到楼上来，人没站住脚就走了吧？我说，她出去办事了。赵玉芳说，糊弄鬼。她早不办，晚不办，非得这个时候办。乙大姐说，那是个阴人，不像我们李红，什么事都放到面上，这个时候就想起曹翠芬的好儿了。赵玉芳说，咱们馆里要多几个曹翠芬，周易就不敢那么胡作非为了。
甲先生呵呵地笑，说你们不都希望铁二秀杀了她吗？
我和曹翠芬好多天不说话了。每天都碰头打脸，可我们谁都不看谁一眼。有时候我还偷着溜她一眼，她的脸总是嘟噜着，见了我则连眼皮都不抬。可她对肖天左总是有话说，害得肖天左见了她都动不了脚——她的话总是拉不断扯不断。有一次她竟然谈到了女儿的出国事宜，说曹小梨准备去新加坡，那里可以讲母语。曹翠芬解释说，华人适宜到讲母语的地方生存，但不能留在国内，国内的环境太差，人太坏。曹翠芬无论说什么，肖天左从不插话，只是点头。这次肖天左却顾不得点头了，他疑心曹翠芬在说疯话。曹小梨明明死了，怎么又要出国呢。
肖天左回来对我说，我一下子就恍然大捂。曹翠芬一直那样克己，原来是在攒钱，将来好送女儿出国。她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但她想改变女儿的命运。曹小梨那样小，她就想到了这步棋，而且在一步一步地努力实施，可谓用心良苦。传说她又馋又懒，凡事都让曹小梨做，焉知她不是在锤炼女儿，从小磨炼女儿的意志？我的心里忽然有了柔软，觉得曹翠芬应该是这样的人，她只是不对别人表达，所以谁都不知道她心里想些什么。就像铁二秀的房子，这样大的事曹翠芬连一点儿口风也没有，在脸上也读不出半点儿表情。那天肖天左主动问起，曹翠芬证实了刘金刚的话，她说，她不愿意再住那里，她伤心，所以把房子卖了。
她不忌讳提那六十八万块钱，说铁二秀罪该万死。
我心里的柔软在看见曹翠芬的同时会消失。我逐渐怕看她，看见她我心里就不舒服，会堵得慌，会上气不接下气。我心里的那种难受说不清楚，而且不好说清楚。看见肖天左跟曹翠芬在一起瞎聊，我也长火，我总嘲讽他，曹翠芬是不是看上你了？她的大眼睛是不是暗送秋波了？肖天左不理我。我说你有话还给曹翠芬留着呢，当然不理我。肖天左气得恨不得给我一拳，他真生气了。我也知道自己在无事生非，可我控制不住。每天下班走进院子就像走进雷区一样，惶恐不安。我怕看见曹翠芬，如果恰好曹翠芬在院子里，我甚至会在门外候几分钟。
这天夜里，我被一阵呻吟声吵醒了。起初我还以为是肖天左，用手摸了摸他，他在磨牙酣睡。呻吟声是从门逢钻进来的，已经被挤压得变了形。我意识到这是曹翠芬的呻吟声，一声长一声短，一声紧一声慢。我像听咏叹调一样听得全无感觉。我就那样听着，仿佛只是在听蝉鸣或蛙声。我这样说一点儿也不夸张。窗外的星星很亮，月牙像一弯木梳，轻柔地梳理着我的思绪，我许久没有这种安宁的心境了，这种心境很幸福，很享受。我还想到了这种心境对肚子里的儿子有好处。我这一段烦躁肯定让他受了苦，我时常能感受到他在练少林拳表示抗议。
我在这种幸福和享受的心境中似乎要入睡，突然，肖天左坐起了身。
他穿衣下床，拉开门扇往外跑。他与曹翠芬有几句对话，声音很大。他说曹老师你怎么啦？曹翠芬说自己疼得要死。肖天左的声音很慌，说你能忍吗？我去叫大夫。曹翠芬哭着说120，120！120很快就来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像是踩在了我的胸上，我的心这个时候才开始怦怦乱跳。我听到曹翠芬是被抬走的，因为不断有人说，担架放平，担架放平！院子里又重归寂静，我等着肖天左，肖天左却没回来，他跟着去医院了。
肖天左天大亮了才回来，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起床。肖天左说，你睡得真死，曹翠芬夜里折腾得去医院了你都不知道。我说我是不知道。肖天左说，她心梗了，多亏痛得知道叫，医生说，再晚送几分钟人就没命了。我说她命好，遇到了你。肖天左不耐烦地说，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我说什么样？肖天左说，我不过是送她去医院了，值得你这么尖酸刻薄？
我说肖天左，我是你儿子的妈，你听不懂我的话了。
b八/b
曹翠芬却没有再回来。第三天，医生说她已经基本脱离危险了，心梗却引发了并发症，曹翠芬死了。
曹翠芬真的死了。那样一个鲜活的人，说没就没了。
我狠狠哭了一场，对着镜子哭，廉价的眼泪流进嘴里，比水还淡，连一点味道也没有。我在镜子里不认识我自己，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一个陌生人。不叫李红，也不认识曹翠芬。可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我什么都改变不了。
我哭得整张脸都是麻木的，肌肉突突乱跳。肖天左很担心，他问我，你真的那样伤心？
我不会告诉他，曹翠芬本来可以早些去医院，只要我把肖天左叫醒，其余什么都不用做。可我把曹翠芬的呻吟听成了蝉鸣或蛙声，我在蛙声和蝉鸣中很幸福，很享受。我不知那一夜怎么了，我对曹翠芬的痛苦半点感觉也没有。我拼命说服自己，曹翠芬即便早去医院也是这个结局，这是命。
可万一呢？
这笔账就这样在我心里写下了。我不告诉肖天左，我谁也不会告诉。这样的事，怎么可能说与别人呢？它就藏在我心房的一个隐秘的角落，平时是睡着的，只要我想起曹翠芬，它就蠢蠢欲动。
我很后悔。肠子都快悔青了。
曹翠芬的哥哥来给她收拾东西，我过去帮了帮忙。她哥哥是一个闷嘴葫芦，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问。他是来接受结局的，结局什么样，他都会装在口袋里。曹翠芬一直与家里人没什么来往，单位的人说她这点也可恶，她妈去世她都不回去奔丧。
她哥哥在床角与墙壁的夹缝间发现了那件织了半截的毛衣。一共没有三寸长，除了底边，那个菱形块里的葫芦刚织了一半，很多针法都是错的。毛衣很显然是给男人织的。她哥哥问我知道不知道曹翠芬给谁织的毛衣，我说不知道。
她哥哥乞求地看着我，让我使劲想想。
我忽然想起了那几个繁体字，我问，你认识孙庆东吗？
他哥哥吃惊地说，他出来了？
我不知道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未置可否。
她哥哥的脸上逐渐有了愤怒，说，毛衣是给那个人织的？
我想了想，坚决摇了摇头。
毛衣被那双粗糙的手搓揉了一下，签子掉了出来。她哥哥机械地在那里抻扯毛线，曹翠芬的千辛万苦，瞬间就付诸东流。她哥哥红着脸说，人都死了，也没啥怕羞的了。那个孙庆东，是翠芬的老师，因为欺负翠芬和别的孩子被判了二十年，翠芬那年才十七岁。
哦哦。我赶紧说，我知道。
其实我不知道，我是见不得他连耳根都红了的窘相。
曹翠芬的哥哥又说，怪只怪家里穷，也怪翠芬太想上学了。要是知道她念书出来成了这个样子，哪如在山里种庄稼。
我说，她和家里来往不多。
她哥哥说，从小家里就不想让她上学，我们兄妹九个，谁都没上过学。她主意正，自己跑到学校去缠老师。从小到大家里没为她上学花过钱，都是她自己想辙。家里实在是穷，因为这个她恨家里人，恨父母。到了初中，孙庆东供了她几年，她吃得好，穿得好，我们只当遇到了好心人，没承想他们之间有丑事，孙庆东把翠芬糟蹋了。那年孙庆东都五十多了，他不是人。
他不是人。我说。
曹翠芬的哥哥又说，怪也怪翠芬自己，如果她不是那样想上学，就不会有那样的事。她是把自己送上门去让人糟蹋的，要说也怨不得别人。孙庆东的家也散了，他老婆吃了药，他妈上吊了。翠芬读了初中不够，还要读高中，读大学。她读那样多的书也没多明事理，又没带来啥好处。我们都是一家人，就她连个男人都找不着。她要是有个男人，孩子就不会被人杀死。
我不说话了，无话可说。我在想那天曹翠芬看纸条的样子，她分明不恨他，她还想联系他。也许，她已经联系上了他，毛衣就是为他织的。我试着想了想曹翠芬的十七岁，她遭蹂躏的那几年，也许是她生命中仅有的温馨日子。我知道这样想很罪恶，但是没办法，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我记得很清楚，她是在看到纸条之后突然买回毛线的，她笨拙织毛衣的样子，她一心想把毛衣织好的样子，就是对生活充满希望的样子。那么，这希望是谁给的？
只是这种推测我不能对曹翠芬的哥哥说。我对他说了另一种推测，另一种推测有些言不由衷。我说，毛衣也许是给你织的。
她哥哥立时跌坐在地上，牛哞一样哭了。哭了三声，他只掉了一颗大大的泪珠，然后站起了身，把那些毛线团起来塞进了塑料袋，那些曲曲弯弯的毛线让塑料袋蓬了起来。她哥哥说，我知道你这是在说好听的话，大妹子。我说句不中听的，你都可能给我织件毛衣，曹翠芬不能。
我问为什么不能。
曹翠芬的哥哥马上变得怒气冲冲，他说，她把那么多的钱都送给了别人，她会给我织件毛衣？
曹翠芬在弥留之际留下了遗嘱，这一点，让许多人始料未及。曹翠芬是个特殊的人，她的遗嘱也很特殊。曹翠芬说，她死以后所有的器官都无偿捐献，给谁都行，她的所有存款就作为那些人的手术费用。这份特殊的遗嘱被媒体广泛宣传，因为曹翠芬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器官捐献第一人，她的大幅照片以最快的速度被制作成了灯箱广告，在城市的最高建筑上闪烁。她遗骨未寒，门外等着她捐献的人就已经排成了队。我们单位的同事也对这件事做了广泛的讨论，他们知道曹翠芬为什么要捐器官，他们的看法与媒体不一样。他们觉得曹翠芬是想继续活下去，她刚得了那么多钱，她不甘心死。她想延续自己的生命，除了捐献器官，她暂时没有找到更好的路。那些存款用于手术移植，其实也是用于她自己。我们单位的人都持这个看法，都对曹翠芬的遗嘱不屑一顾，都用那种口气说，还不知道她？他们都自信很了解曹翠芬，曹翠芬一撅屁股，他们就知道她要拉啥屎。曹翠芬从来就没做过利他的事，如果不是为自己打算，曹翠芬连一滴血都不会给别人，更别提在她身上剜块肉，她活着死了都是这样。他们想听我对曹翠芬遗嘱的看法，我说没看法。我有看法也不会说，涉及曹翠芬，我变得谨小慎微。刘金刚追在我的后面打听情况，问我有没有去医院，有没有见曹翠芬最后一面，我赌气地说，没有。我说我为什么要去医院？为什么要见她最后一面呢？她又不是我的亲人。刘金刚说，你小小年纪就能跟她做邻居，你是个有涵养的人。我说她又不是老虎。刘金刚说，她要是老虎就好了，老虎还有国家管，谁管她？死了也让人一刀一刀割，她还不如她女儿。
我说，刘老师，你不懂什么叫境界。
刘金刚吃惊地说，你的意思是——曹翠芬有境界？
我说，假如我哪天死了，我就不会捐献器官，因为我怕疼。
刘金刚说，我也不捐。我都死了，为什么还要让别人好过？
曹翠芬的葬礼由红十字会和几家电视台联合筹办，也挂了群艺馆的名。周易在会上通知了大家吊唁的时间，说谁愿意去谁去，单位就不组织了。殡仪馆离城市有十公里，周易其实也是变相告诉大家，甭去，去还得租车花钱。我想去。我想去看看曹翠芬。我的那种心理很矛盾，我挺怕见到她。所以我不能一个人去，我想找个伴。我如果找肖天左，他是会陪我去的。可我不愿意与他一起去。这又是一层心理。我不愿意与肖天左共同出现在曹翠芬面前，那样曹翠芬可能理都不理我。
我还当她活着。
我让姚小桃陪我去。我知道她不会想去，所以我不问她去不去。我说我想去看看曹翠芬，你陪陪我。姚小桃说，看她干吗？我说我就是想看看她。姚小桃摸了摸我的肚子，说你都要生儿子了，不能再到处乱跑了。我说你陪陪我。姚小桃说，我不是不陪你，全馆的人都不去，我们去算怎么回事？
我最终还是一个人去的，自己租了辆车。我原想曹翠芬的葬礼会很豪华，会很热闹。因为有媒体介入，因为曹翠芬贡献了自己所有的器官，葬礼应该还像个样子。到了那里才知道，世界上最凄凉的葬礼也不过如此。只有一条挽幛，上面写着“曹翠芬女士千古”，在空荡的灵棚里显得很寒酸，而且我注意到，那条挽幛是旧的，不定用过多少次了。零落的几个花圈，零落的几个人，破录音机里放着断断续续的哀乐，看不到秩序和程序。我见到了曹翠芬的哥哥，来给她收拾东西的那一个，在门边立着，显得手足无措。看见我，他就像看见了老熟人，离老远就笑。他说老家也没来人，地里正忙着。今年雨水多，庄稼要被草吃了。曹翠芬还有一个哥哥也在城里工作，可眼下人在外地，回不来。他有些抱歉的样子，脸上都是忠厚和谦和。他与曹翠芬不一样，长得不一样，神态语气没有一处一样。
我在门边跟他说话，眼睛一直也没有朝曹翠芬看。我不看，就像那里没有曹翠芬。那里没有曹翠芬就好了。可我总归要过去的，看她。曹翠芬躺在黄绸子铺的纸棺内，人显得很小，很瘦，像画一样单薄。她的衣服颜色艳丽，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打扮得像个戏里的死人。我想问她一句话，只一句。如果能够早一些去医院，你还会死吗？我问了，只是不知道她有没有听见。在我不经意间，录音机里的哀乐忽然变了，变成了《一条大河》的前奏曲。紧接着，郭兰英柔婉的声音在偌大的灵棚里铺天盖地响了起来：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看见了那个人，那个叫孙庆东的人，又瘦又高又黑，穿着黑西服，捧着一大束红玫瑰出现在曹翠芬的遗体前。这一大束红玫瑰，一下子就把灵棚点亮了。录音机里的磁带无疑是他调换的。曹翠芬的哥哥跑了过来，质问他跟死人捣什么乱。曹翠芬的哥哥很生气，他觉得人死了只能放哀乐，他生气时的神态与曹翠芬很相像。我用力把他扯住了，我说你等等。他信服我，变得安静了，只是眼睛里有疑虑。他说，这歌像我妹唱的，当年她就是唱着这首歌考上大学的。我也静下心来听，居然也听出了曹翠芬的声音，我有点疑惑，莫非这首歌是曹翠芬录的？我听了差不多一段，到底还是听出了这不是曹翠芬的歌声。我感觉很奇怪，曹翠芬的声音与郭兰英的声音居然这么像，可惜她没有登过台。我问曹翠芬的哥哥认不认识这个人，他居然说不认识。他问我认识不认识，我说我见过这个人，但不知道是谁。
我没有对他说实话。
孙庆东把玫瑰放到了曹翠芬的头前，就迅速走了。他走得很匆忙，像那天一样，甚至有些慌张。我追了出去，我不能让他就这样走掉。追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怎么称呼他，我觉得应该叫他一声孙老师，因为曹翠芬哥哥在，我没有叫出口。我说，喂！他一回头，我赶紧说，你的纸片我转给曹翠芬了。他迟疑的工夫，我又说，你没留电话，她联系不上你。他说，我没有电话。他已经走到了大门外，那里是一个上坡，他已经到了坡顶。他在坡顶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又说，我没有电话。我就住在你们前面那个院子，门口朝东，我们不走一条街。我想了想他说的位置，离我们住的院子不过二十米，只是出了门口以后，我们朝西走他朝东走。我问，曹翠芬有没有找到你？他落寞地说，没有。我一直在等她找我。我说你应该再找她一次，找到她。这时我已经走到了他面前，我这才发现他长了张愁苦的脸，很老，皱纹很深。曹翠芬没有见到他。曹翠芬如果见到他，不知会作何感想。他带着明显的情绪说，我怕她不愿意见我。她生活得很好，有什么必要见我呢？
他又说，曹翠芬从小就爱听《一条大河》这首歌，也爱唱，没想到她会死在这条河里。
我问什么叫“死在这条河”里。
孙庆东说，要不是“这条河”，她的女儿就不会被人杀死。女儿不被杀死，她就不会得心梗。你说，是不是“这条河”害了她？
我连连摇头，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看得出，为了曹翠芬他没少花心思，连这首歌的磁带都买了。可有些事情他知道，有些事情，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我没有说她织毛衣的事。
b九/b
我生了一个女儿。
我一直在琢磨我的女儿是怎么回事，她是一直在我的肚子里潜伏着，还是在降生的一刹那，她让自己变了。我一直觉得她是男孩子，这种感觉根深蒂固。而且我在例行检查时做了三次b超，因为找了熟人，她们都告诉我是男孩子。还有，所有见过我怀孕的人，都说我怀的是男孩子。我的儿子，他是什么时候变的呢？
肖天左表现得兴高采烈，他说女儿好，女儿长得像他。他每天忙得像一只停不下来的陀螺，该转的时候转，不该转的时候乱转，转得我头都是晕的。我说，你能不能坐在哪里歇歇脚？肖天左说，我转习惯了，停不下来。我女儿生下三天就会笑，她是听了肖天左的那句话，突然会笑的。
有一天我翻日历，发现那天是曹翠芬的“百日”——她死一百天了。我给她写了封信，告诉她我生了女儿，我还告诉她，她是所有人中唯一说我怀了女儿的，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李红，你怀的也是女儿。
因为这个“也”字，我还生了很大的气。
她有的时候说得也是对的——这是我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我想告诉她。
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走出家门，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看看左右没人，我在马路中间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把写给曹翠芬的信在圆圈里烧了。信装在了一个大信袋里，信袋上写了曹翠芬的名字，为了保险起见，我还贴了一大堆花花绿绿的邮票。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肖天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