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手做的东西不一定是自己的，用了很久的东西也不一定是自己的，哪怕刻了名字。课桌椅和黑板一起被横七竖八地搬上卡车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哭了，老师一边哭，一边护着桌椅。何小林没有哭。她远远地看着。小操场上学期刚铺了新的草皮，从远处看，绿莹莹一片，像真的一样，但凑近看，就能发现硬硬的塑料草叶已经被踩得蜷曲起来，像礼品盒里填充用的碎纸丝。碎纸丝有各种颜色，按颜色抚平、一束束扎好之后，就变成了凝固的颜料，放在盒子里，随时都可以拿出来，一笔笔拼成画，画的颜色永远鲜艳、透亮，再也不用使劲儿甩那些干掉的水彩笔了。她知道，除了别人给的，只有没人要的东西，才可能是她自己的。

妈妈带她坐了很久的车，去了大城市的另一边。和所有的大城市一样，在宽阔马路和玻璃高楼的空隙里，镶嵌着红砖和灰水泥的老楼，楼房之间还有蓝色顶的矮棚子，晾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和褐色香肠的竹竿从窗口撑出来，和高低错落的黑色电线一起，将停满了自行车和电瓶车的小巷的天空挤得满满当当的，像画画，每一道颜色看起来都没什么特别，但只有仔细地，甚至是忍着无聊地一笔一笔勾勒、填满，真实的图案才会显现出来。小菜场里的摊位上，纸箱里永远堆得冒尖，红的干海椒、黄的小米、紫的蒜头，捆好的红苕粉闪着黑亮的光，像对面发廊海报上焗了油的头发，小饭馆的木桌上也永远摆满了大碗小碗，热腾腾的白气从早到晚地从一米宽的蒸笼里飘出来，鼻子里总是香喷喷的。还有说话声、叫卖声、在大盆里洗竹签子的哗啦声、麻将牌碰撞的砰砰声，耳朵也装得满满的。何小林很喜欢这里。妈妈在晚上睡不着觉，想要关窗户却怎么也关不紧的时候，总是嫌这里太乱、太吵，她不觉得。比起课本上那些她怎么也记不住的公式，或是电视剧里那些干净得没有一道污渍的地方，她觉得这里才是她的。妈妈在下班后总是看那些，常常看得又哭又笑，剧里的人穿着平日里没人会穿的衣服，说着平日里没人会说的话，脸上白得一个毛孔也没有，他们是好看的，但她觉得他们的脸和说的话一样，翻来覆去都差不多，所以不像是真的，而被那么多人喜欢的，更不可能是妈妈的。她不明白妈妈为什么那么着迷。爸爸离开时，她没见妈妈哭过。

妈妈墨绿色的工作服换成了浅绿色的，仍然戴着口罩，露出描得细细的眉毛，但不再扫落叶了。她给别人吸尘、拖地、洗衣服、擦玻璃，身上总带着香皂和清洁剂的香味。有时候妈妈回来得晚，冲凉房停水了，只能用烧饭用的小罐罐气烧水，顶着一头泡沫等水开。妈妈总是对她说，要多学一点儿，不要贪玩，不要像她一样，可何小林想不出别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她的成绩不上不下，对怎么考高中、上大学，以后能干什么、想干什么，都不太清楚。她不想像妈妈一样，驮着装满抹布的编织袋，从一家骑到另一家，更不想回乡下去。她觉得，能待在这里就挺好。学校里，她唯一喜欢的科目是美术课，喜欢线条、色彩、剪纸、粘贴，看薄薄的水彩绕着油画棒勾出的轮廓边缘一点点洇开，或者用美工刀在五颜六色的吹塑纸上刻出图案、刷上水粉，再转印到厚卡纸上。但妈妈不让她报课外班。费用是一方面，更怕影响学习。考不上高中就上职高。职高再考不上就只能去做保洁、做服务员。妈妈说着，她听着，就像在听别人的故事。她想起巷口小饭馆的服务员，都是刚从周边乡下来的大姐姐，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就忙起来，拿着一瓶瓶啤酒在矮竹凳和方木桌间穿梭，等到凌晨十二点过，喝夜啤酒、吃冷淡杯的人散了，才走上阁楼去，挤在矮矮的天花板下睡觉。她们来得快，走得也快，她不知道她们后来都去了哪里，只有老板的妈妈，大家都喊她“婆婆”的，总是在店门口的竹凳子上佝着身子，慢慢地刷着螺蛳、择着豌豆尖。

天气渐渐凉下来的时候，妈妈带她去了另一座校园。那天妈妈没穿工作服，换了一条藏蓝色的绸布长裙，除了描了眉毛，还涂了口红。黑色的中跟皮鞋好久都没穿过了，她在脚跟上贴了片创可贴。这座校园不大，刚刚带了点儿黄的银杏叶后面，是灰色的飞檐、红色的斗拱，让她想起乡下的祠堂老屋，楼体却极方正、厚重，透过墙面上一排排对称的高大窗户，能看见顶到天花板的书架。一座钟楼矗立在满池碧绿的荷叶和清澈的小河渠间。她还没来得及仔细看檐角和屋脊上蹲着的彩色小怪兽，妈妈就拉着她进了礼堂。一片黑暗中，只有舞台是亮的，她们坐在最后一排，看不清舞台上的人脸，也听不懂。演奏很长，她渐渐困了，睁不开眼睛，乐音似乎变成了跳跃的颜色和形状，她看见深沉、厚重的蓝色和绿色粗线，明亮的黄色细线，夹杂着尖锐的红点，还有永远在背景里的、打着节拍的黑白线段，像有人在黑色画布上挥动巨大的画笔，画出的不再是纸上的图案，而是在空间里无边无际、绵延不绝的光，向四面八方流淌着，又都围绕着她，汇集到她身上。谢幕时，她使劲儿踮起脚，仍看不清任何一张舞台上的脸，但她觉得他们看到了她，就像她能从另一端看到光一样。

妈妈带她去给送她们演出票的刘老师道谢。刘老师的办公室在钟楼西边的大楼里，黑洞洞的门口挂了一块匾，写着“所过者化”，每个字她都认识，可连起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办公室里，挂在窗口的吊兰的枝条上生了许多小吊兰，一串串挂下来，浓绿的叶片把屋子遮得更阴了。妈妈和刘老师说话的时候，何小林东张西望，在摇摇欲坠的书和图册中间，她发现了一只盒子，比鞋盒大一点，枣红色的皮面，四角包了金属，被摸得亮晶晶的。

她忍不住打开了盒子。里面有一个硬壳笔记本，翻开来看，是一本泛黄的手抄歌谱，但那些歌名她从来没有听到过。还有一叠厚厚的稿纸，捻开后，每一张都是半透明的，第一张抬头写着“申诉信”，她不知道什么是有伤风化、拨乱反正，只大概明白是一个当农民的大学生要求重新上学，落款是1977年。她又拿起写着“思想汇报”的第二张，倒是一下就看懂了，“组织安排我劳动改造打扫卫生已经一年多了，自觉思想上有了一些进步。今天工宣队指派我扫厕所，我看到厕所尿槽里有一坨大便……”

稿纸掉在地上。妈妈打了她的手。何小林，你在干什么？快给刘老师道歉！她抬头，妈妈的嘴唇上沾着晶亮的唾沫，鲜红的边缘模糊了。

莫来头，莫来头。这个本来也不是我的。刘老师蹲下来，她能闻见他身上淡淡的消毒水味。妈妈说他一个人住，屋头干净得连一根头发丝都没有，却还要她每周去打扫卫生。

那是谁的？何小林问。盒子表面的皮都磨出了白色的纹路，仔仔细细地上了油，摸起来润润的。稿纸的压痕都被抚平了，薄薄的纸边上一个破口都没有。她想不出来，这么宝贝的东西，主人竟然会不要了，也想不出来有人能这么爱惜别人的东西。

刘老师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有的东西是要买的，只属于买的那个人。还有的东西，买了其实也不是你的。但有的东西，可能本来是一个人的，却能让所有看过、听过、经历过的人都有。就像自己的一样。像今天你听过的那些音乐，可能现在不懂，但以后再听到，就能想起来，它们已经在你的心里了。所以，它们不只是音乐家的，也是你的。

他从她手里轻轻抽走了信纸。越来越深的暮色中，她听见隐约的钟声响起来，很快又淹没在公交车报站声、汽车喇叭声和自行车铃声中。直到回到家，她还在想刘老师说的话。他不知道，她的盒子也满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