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扬·马特尔的长篇小说《葡萄牙的高山》中，所谓“葡萄牙的高山”其实并不是高山，而只是高地草原；而这本书其实也不是一部长篇小说，而是三个故事。这些故事被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但在调性和质感方面都极为不同。前两个故事几乎没怎么展现出作者的叙事技巧，可能更容易诱导读者半途而废，而不是继续读下去。我更喜欢最后一部分，更希望它可以是一个独立故事。
在马特尔的畅销书《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中，故事中的作者告诉我们，他去往印度，本打算写一部以葡萄牙为背景的小说。后来他遇到那个给他讲述pi的故事的印度人，就把葡萄牙抛诸脑后。在本书第一部分中，葡萄牙被重新想起，有时候细致入微：“他沿圣米格尔街进入圣米格尔大道，随后到圣若昂广场街，再穿过耶稣门。”——这一串街道名字或许会让里斯本居民高兴，但对其他人来说，有趣之处只在于，主角托马斯是倒退着行走的，并且一直如此。之后是一段关于倒退行走基本原理的阐述，以及托马斯与一根灯柱之间的滑稽碰撞，这时候我们得知，他之所以行走时“背对世人，背对上帝”，并不是为最近突然连续离世的妻子、孩子和父亲默哀，而是因为“他是在抗议”。
除了街道名称之外，所有这一切，有多少能让读者信服？在读一个故事的时候，我总希望能够悬置怀疑；越多关于作者可信度的问题向我涌来，叙事的说服力就越弱。这是一种略显天真的进入小说的方法，被视作理所当然，但却很难，因为智力、聪明、魅力、机敏、巧思，甚至事实，都无法掩盖不可信的问题。对现实主义小说来说，可信度当然非常重要，但对幻想小说来说或许更为重要，因为如果故事不可信，读者就会被从书中踢出去，掉在没有鸟儿歌唱的冰冷山坡上。
然而，如果一个作家的创作原则是虚构意味着不真实，而读者也接受了这条原则，那么任何事都可以发生。托马斯可以倒着步行穿越里斯本，就像向前走一样轻松。超现实主义很像一厢情愿的想法，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制定规则，只要使用“不知为何”这个魔咒。因此，一个习惯倒退行走的人可以继续担任国立古代艺术博物馆的副馆长。他可以根据一本十七世纪日记中的一段话，发觉在几内亚湾的一个小岛上，有一件雕塑“会把基督教搅得天翻地覆”。尽管他不知道这个雕塑是什么，只对它在哪里有极为模糊的概念，但他马上着手开始追寻它的下落，当然一路上倒着走，直到他的叔叔借给他一辆“全新的十四马力四缸雷诺汽车”。他完全不会开，却开着车上路，经过一系列或多或少有些滑稽可笑的场景，前往葡萄牙的高山，最终在那里找到了他寻找的东西。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发生在大约三十年后，1938年的里斯本（那本为了写少年pi的故事而被放弃的小说，本应该写1939年的里斯本）。这个故事从对宗教的专题探讨开始，转向对一次尸体解剖的令人极度反胃的描述，最后完全进入超现实主义，一个活着的女人，连同一只黑猩猩和一只熊崽，被缝入一个死去男人的身体里。关于宗教、悲恸和动物的这些主题，将这个故事与之前和之后的故事联系起来。
我毫不犹豫地讲述这些事件，因为如果没有因果关系，也就没有情节；如果一切都是惊喜，也就没有惊喜可言。第三个故事，也是本书最后一部分，在一个不一样的、更深刻的层次上展开。尽管故事中同样存在一些极端偶然、极端不可能的东西，但它更照顾读者希望能相信故事中那些事的想法；它更成功地将事件与情感联系起来，将奇迹与纯粹的非理性区分开。叙事不再有那么多洛可可式的繁复；场景不再只是为了制造滑稽或震惊。关于动物的主题，关于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来到最主要的位置，在这个主题上，马特尔是一位原创的、奇怪的、细致入微的思想家。
这是一个很及时的思想主题。我们有幸能看到这些才华横溢的作家们，用小说来思考一个我们迫切需要考虑的悖论——人与动物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和牢不可破的联系，以及我们自我异化于世界的不可能性。凯伦·富勒的长篇小说《我们都发狂了》（入围2015年布克奖短名单）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处理猿类和人类的关系，带有强烈的潜在悲剧感。马特尔则更快乐、更随和，而他半超现实、半荒诞的模式，很适合探索这一悖论。最终，他故事中的道德和精神内涵，具有一种徘徊不去的柔情。
写于2016年，此前未发表
作者“厄休拉·勒古恩”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