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来临》是以理查德·皮尔森的口吻叙述的，他是一位广告人，刚刚失去工作和父亲。据说他的父亲是一起随机枪杀事件的受害者，枪击发生在布鲁克兰的一个大型购物中心，位于威布里奇和沃金之间。皮尔森去那里终止公寓合约，同时尝试对他所知甚少的父亲多一点了解。一路上，他遇到一系列种族骚乱的迹象，尽管布鲁克兰被描述为“一处宜人的地方，舒适的住宅、时尚的办公楼和商业区，是每个广告人心中二十一世纪英国的代表形象”，但在那里，他却发现父亲的死因暧昧不明，发现小镇是种族偏见和流氓帮派的温床，帮派首领身穿印有象征英格兰的圣乔治十字图案的衬衫。在这个宜人的地方，一切都不怎么宜人。
然而，皮尔森的叙述完全不可靠，这让他的故事很难理解，有时甚至前后不一致到了自相矛盾的地步。考虑到他的职业，这一点并不奇怪，但对于读者来说却未必是好事。很多时候，我们都只能把他的判断和描述解读为歇斯底里或偏执狂的症状，尽管他的写作常常看似辞藻华美，譬如他描述一位出现在大屏幕上的评论员，“他的微笑在弧光灯的光晕中消失，他的虚伪中流露出真诚”。他遇到的每个人说话方式都和他差不多；譬如一位中年律师这样描述布鲁克兰，这个他成长的地方：“没有人去教堂。何苦呢？他们在‘新世纪中心’找到精神上的满足，汉堡吧过去左手边第一家。我们曾经有很多社团和俱乐部——音乐、业余戏剧、考古，但很早之前都关闭了。慈善机构、政党？无人问津。圣诞节的时候，‘地铁中心’会雇用一支圣诞老人机动车队。他们在街上巡游，高声播放迪士尼的圣诞颂歌。收银台女孩打扮成《彼得·潘》中的小叮当，露出大腿。装甲部队上演最可爱的表演。”对此，皮尔森回答道：“跟英国其他地方差不多。那又怎么样呢？”
这种充满仇恨和蔑视的夸张描述，加上感情冷漠的反应，正是整部书的典型基调。皮尔森似乎与那些杂乱扩张的城区中的居民们站在一起，共同反对死气沉沉的伦敦，那些居民是他的广告所针对的消费者：“真正的英格兰人”。然而他对这些人却充满冷酷的不屑一顾的判断：“他们喜欢谎言和气氛音乐”，希思罗郊区是“一座充满精神变态者的动物园”。这一点很能体现一位广告人的双重性思维，然而当他反复表达对于伦敦人和那些高速公路沿线城镇居民的看法时，这种歇斯底里的语调始终徘徊不去，在他看来，二者是同样堕落的两个物种，彼此相互憎恶和蔑视。
在他眼中，在布鲁克兰这个消费主义的天堂，人们除了消费无事可做，这种消费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以至于让人们感到无聊：他们坐立不安，渴望暴力，甚至渴望疯狂，渴望一切能带来刺激的东西。正是因为这样，那些身穿圣乔治十字图案的流氓帮派才会大行其道。这些面目不明的乌合之众，生活中只有购物和观看体育比赛，他们正是孕育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这让我想到了若泽·萨拉马戈的《洞穴》，后者也展现了一座巨大的超级商场，一个消费主义的典范，但却比地铁中心更邪恶，因为至少后者摧毁的一部分人看上去还有人类的样子。他们尽一切可能，保持着艰苦的日常生活和牢固的情感纽带，并通过这种纽带走向精神世界。萨拉马戈在题记中引用了柏拉图的话：“你描述的场景多么奇怪，那些囚犯多么奇怪。他们就像我们一样。”
j.g.巴拉德创作《天国来临》的动机，可能和萨拉马戈创作《洞穴》的动机差不多，但巴拉德的叙述者却不太合格：他自己并没有去做任何值得做的工作，也没有去寻求除了性之外的任何羁绊；他是一个彻底异化的人。他眼中的布鲁克兰人只是对他自己的戏仿。工作和家庭对于他或者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他一遍又一遍告诉我们，消费主义就是他们的宗教。地铁中心的穹顶成为他们的圣殿，人们在那里参拜巨大的泰迪熊。这一幕既让人同情又让人信以为真，但在语气上却如此夸张，以至于颠覆了它的喜剧潜力。
在一部小说中，尤其是在一部科幻小说中，如果你期待世界末日，很可能会如愿以偿。在一场小型革命中，一场充满非理性、暴力和扭曲的宗教狂热的人为制造的地方冲突中，理查德·皮尔森与这些人沆瀣一气。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在地铁中心的巨大穹顶下，用几千名倒霉的购物者作为人质，把自己围在中间，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政府多少有些敷衍地试图控制他们，或等他们弹尽粮绝之后束手就擒，但他们扛住了。这本书最后一部分充满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超现实场景。随着围困持续，随着肉店和蔬菜店里的食物腐烂，随着空调被关闭，水被耗尽，巨大穹顶内逐渐衰败的生存境况被描绘得活灵活现。当一切都开始死亡时，叙述者却变得生气勃勃。毫无疑问，这就是他一直在等待的场景。
当围困结束，当暴力和种族主义攻击逐渐平息，当电视节目的内容又回到居家小窍门和读书会讨论，皮尔森告诉我们：“一旦人们开始认真讨论这部小说，自由的希望就破灭了。”然而下一页，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却是：“假以时日，除非理智的人觉醒过来，团结起来，一个更加自由的理想国才会打开大门，通往诱人天国的旋转门才会开始转动。”在这里，“自由”“理智”和“理想国”三个词的含义是如此无力，以至于毫无意义。对于这位叙述者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有意义，没有什么东西是其所是。但让一位公关专家来讲述你的故事，其问题在于，读者有可能向叙事者提出那个他自己问过的问题：“那又怎么样呢？”
2006年7月发表于《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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