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托 波拉尼奥:《佩恩先生》 Roberto Bolaño: Monsieur Pain

我躺在床上,读着由克里斯·安德鲁斯新近翻译的罗伯托·波拉尼奥的长篇小说《佩恩先生》,突然间感到一阵不安,不安中夹杂着对某物或者某人(我不能确定是什么或是谁)的巨大同情。这种感觉可能与台灯持续却几乎无法察觉的闪烁有关——又或者那只是外面的天光,在某部老电影中街景的灰色光泽与某个多云的十二月周二的平常天色之间诡异震荡?更令人不安的是,我有一种找不到具体原因的感觉,似乎我曾经有许多次,在许多地方,读过某些与这本书很像的内容,但却想不起究竟是什么。我是不是在电影院看过?是不是在皇家路上的电影院里,当时有两个戴着宽檐帽的西班牙人径直来到我身后,匆匆跟着我,在我沿着黑暗的过道寻找座位时紧紧贴着我,终于我看到一个空座位,连忙溜进去,我的心怦怦直跳,眼前一片模糊,是这样吗?从头到尾,他们一直坐在我背后抽烟,闪闪发光的烟头就像遥不可及的星星。电影中的男主角追寻着某些语焉不详的目标,穿过曲折的小巷和走廊,最终奇怪地来到一间病房里,这里无菌的白色和完美分隔的空间,似乎只是为了反衬出那个黑色的剪影,现在我知道(尽管并不想知道为什么),他将会在门口,或者在我读书的床边现形……

超现实主义叙事是一种左右互搏的文学形式;超现实主义的首要策略就是切断联系,而故事则是一种创造联系的过程,不管这些联系有多么令人出乎意料。接受现代艺术中那些自我消解元素的读者们,可能会发现《佩恩先生》中的超现实主义手法比连贯的叙述更吸引人。我则觉得这些手法太过老旧,太过电影化,并且太接近于自我戏仿。但这本早期的波拉尼奥小说有一种强烈的道德和政治紧迫感,迫使我接受它黑色电影式的陈词滥调。它以曲折的方式接近不可说之事,从而揭示邪恶的真面目,而不是像通俗文学和电影常做的那样浓墨重彩地展现邪恶。通过迂回曲折,它避免了沆瀣一气。

用简明直白的语言进行内容概括会歪曲这本书,因为我们知道的“发生了什么”全都是叙述者告诉我们的,而他并没有区分现实和幻觉。他是佩恩先生,一位法国绅士,他在“一战”期间肺部受了伤,在1930年代中期的巴黎做催眠师以维持生计。他爱一个女人,却因为太害羞而无法得到她。她带他去了医院,她的朋友巴列霍因为一种神秘的疾病濒临死亡,他的打嗝总是治不好。阿拉戈医院的白色走廊迂回曲折,宛如噩梦。两个西班牙人不断尾随佩恩先生,并且贿赂他,让他不要治疗巴列霍。他接受了贿赂。之后他回到医院,却被迫离开那里,进入一个(迂回曲折、宛如噩梦的)仓库,遭受生命威胁。他尾随一个西班牙人进入一座电影院,观看了一部超现实主义电影,从其中一个镜头段落中认出一个朋友,一位多年前死去的物理学家;另一个他的旧相识也加入西班牙人一伙,坚持要重新认识佩恩先生,他带佩恩出去喝一杯,微笑着告诉他,他正在为西班牙法西斯分子“治疗”那些共和党囚犯。佩恩朝他脸上泼了一杯酒。他徒劳地寻找巴列霍,最终找到一条路,回到医院梦一般的走廊中;他躲在一个空房间里,目睹了一场显然极为重要的对话,但却无法透过窗户听到对话内容。不久之后,他所爱的女人和她的新丈夫回到巴黎;她告诉佩恩,巴列霍已经死了,他是个诗人。在这些叙述之后,是一组简短的讣告,暗示故事中一些人物的死亡。

塞萨尔·巴列霍,被一些人视作最伟大的南美洲诗人。他是一位活跃的共产主义者,被他的祖国秘鲁政府迫害,后半生一直流亡海外;1938年,他在巴黎死于一种未能确诊的疾病。他的妻子为了救他的命,曾带来一些“另类”的医师。

罗伯托·波拉尼奥,现如今常常被称作博尔赫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继任者。他在独裁者皮诺切特掌权后离开了祖国智利,在流亡中度过余生。他于1983年,自己三十岁的时候写了《佩恩先生》,于2003年去世。

想象的藤蔓从事实的种子里生长出来,蜿蜒纠缠,投下阴影,结出时甜时苦的果实。

2011年1月发表于《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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