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目中，《使女的故事》《羚羊与秧鸡》和《洪水之年》都体现了科幻的特点之一，即运用想象力从当前的趋势和事件外推至某种一半像预测，一半像讽刺的近未来。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不希望她的作品被称作科幻。在她最近出版的一本优秀的文集《移动靶》（movingtargets）中，她说自己小说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可能的，甚至可能已然发生，因此它们不可能是科幻，而科幻意味着“讲述那些现在不可能发生的事”。这种独断的限制性定义，似乎是为了保护她的小说免于被归入一种依然会被墨守成规的读者、评论家和文学奖评委回避的类型。她不希望文学界的偏执分子把她排挤到文学贫民区。
谁能怪她呢？我觉得自己必须尊重她的意愿，尽管这也迫使我陷入一种错误的境地。我本可以更自由、更真实地谈论她的新书，如果我可以将它当作科幻来谈论，可以使用属于现代科幻评论的生动术语，可以给予它应有的称赞，将它视作一部不同寻常的警世想象和讽喻之作。但事实上，我必须用那些适用于现实主义小说的术语和期待来限制自己，即便这会迫使我采用一种自己不那么喜欢的立场。
好吧，总之，这部小说开始于纪元二十五年，洪水之年，没有解释这是哪一个纪元的第二十五年，并且有一阵子也没有解释“洪水”这个词。稍后我们将会从一些只言片语中推断出，这是一场“无水的洪水”（dryflood），而这个词显然是指，除了极少数幸存者之外，人类物种因为一种无名的流行病而彻底灭绝。书中没有描述这种疾病的本质和症状，只提到咳嗽。描述是不必要的，因为类似这样的事件本就是历史或者读者亲身经历的一部分；只要提一下黑死病或者猪流感就已足够。但在本书中，作者没有描述这种疾病的本质和它危害最严重的那些日子，使得流行病成为一种抽象元素，在小说中无足轻重。或许正是基于阿特伍德的原则，即她小说中的一切都是可能的，或许已经发生，已经被读者熟知，所以作者提供的有用信息极为零星。有时我觉得自己正在经受一场测试，测试自己是否足够聪明，可以根据暗示进行猜测，可以读出字里行间的意思，可以辨认出那些暗中指向上一部小说的线索，但我没能做到。
《洪水之年》是《羚羊与秧鸡》中故事的延续，但并非后者的续集。《羚羊与秧鸡》中的一些人物，以及“上帝的园丁”和“公司”这样的机构都出现在《洪水之年》中。“园丁”是一个生态宗教小团体，他们在屋顶上种植作物，共同抵御街道上的帮派和掠夺者。作者以兼具讽刺和同情的笔调呈现园丁们如何在文明崩溃的过程中寻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之道，这份巧思令人难忘。这里的“公司”不是我们今天熟悉的那种以多少有点鬼鬼祟祟的方式控制着我们的政府的公司，因为在这部小说中，似乎并没有正常运作的国家政府。故事背景可能是美国西北部地区或加拿大，却没有提供与地理或历史有关的信息。这些公司，尤其是它们的安全部门“公司警”，彻底掌控着一切。就像在《羚羊与秧鸡》中一样，所有科学技术都属于公司，服务于进一步的资本主义增长，确保普通民众安于现状，同时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破坏地球的资源和生态平衡。基因工程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或无用或有害的怪物，譬如绿兔、浣鼬和拥有一定理性能力的猪。
你会发现，纪元二十五年的世界并没有比另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一九八四》中的世界有所改善。前者甚至有可能比后者更压抑，大多数人类已经死了，少数幸存者艰难求生，显然看不到任何希望。即使是贝克特也无法写出这样横跨几百页的凄凉场景。小说大部分内容都是倒叙，一直上溯到纪元五年，那个时候情况很糟糕，但还没有那么糟糕。同时故事因为其中的人物而生动，我们通过这些人物的眼睛看到那些凄凉的场景。也许一年后，我对这本书的记忆将不是那些可怕的事件，而是那两个女人，托比和瑞恩。
如果要将“通俗”小说与“文学”小说区分开，那么其中一个特征应该是小说中角色的性格。在现实主义小说中，我们期待看到一些复杂的个体个性；而在西部、悬疑、浪漫爱情或间谍等类型小说中，我们则会接受或者说欢迎那些套路化的，甚至是刻板化的人物类型，譬如牛仔、好胜的女英雄、黑暗忧郁的领主。当然，在任何一种情况中，我们都可能遇到与预期相反的情况。现实主义小说的角色往往可能会套路化，而类型小说的角色往往可能很复杂，因此这种假定的区别几乎没什么意义。但的确有一类小说，其中复杂且不可预测的个体非常罕见。这就是讽刺小说，而讽刺正是阿特伍德最强大的写作脉络之一。
《羚羊与秧鸡》中人物的性格和情感很少引起人们的兴趣，他们都是为一出道德剧服务的人物形象。《洪水之年》的语调没有那么讽刺，不那么像某种智力练习，也不那么尖刻，但却更痛苦。整本书绝大部分是通过女性的眼睛来呈现的，弱小的女性，她们每个人的个性、气质和情感都生动有力，令人难忘。其中霍加斯式的讽刺较少，而戈雅式的人物刻画较多。
我不记得《羚羊与秧鸡》中是否有任何饱含情感的人物关系，但在《洪水之年》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爱和忠诚，角色之间的情感关系令人难忘。这种忠诚尽管困难重重，但毫无疑问是被肯定的，它就像托比、瑞恩、阿曼达和园丁们做的那些事一样，终将伴随所有人类意图的残酷失败而消逝，然而，这些忠诚就像三月的嫩芽一样不断冒出来。在这架末日的天平上，这一星半点轻如鸿毛的绿色中，我们不断看到巨大的、非理性的希望。我想，正是在这里，在这种非理性的对于忠诚的肯定中，隐藏着这部小说的核心。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书中那些每隔三章都会与园丁“亚当第一”的布道词一起出现的《上帝园丁口传赞美诗集》，可以被解读为对嬉皮士神秘主义、绿色组织和天真的宗教狂热的善意嘲讽，但同时也可以被严肃看待。这些赞美诗的韵律和布莱克式的隐晦，与诗中的感伤相一致，但却并不像初看之下那么简单。
唯独人类寻仇报复，
将抽象律法刻入石碑；
定立虚假的公义，
折磨五体，压碎骨骼。
这岂是上帝的形象？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噢，假如复仇取代了爱，
推动星辰运行，星辰将黯淡无光。
在本书最后的尾注中，阿特伍德邀请我们去该书网站上聆听那些谱曲演唱的园丁赞美诗，并欢迎大家“出于非专业信仰或者环保目的”使用这些赞美诗。这似乎意味着她想表达的就是诗中所说的意思。
然而，为了捍卫这份肯定，作者会召唤出铁丝网、燃烧的剑和红眼猎犬来组成警戒线。故事中充满暴力和残忍。没有一个男性角色是足够立体的；他们扮演各自的角色，仅此而已。女性角色都很真实，却令人心碎。瑞恩的章节是关于一颗温柔的心灵遭受无尽折磨却保持无尽耐心的陈旧故事。托比的性格更坚强，但也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也许这本书根本就不是要肯定什么，而是一声悲叹，一声对于人类那一点点好东西——那些被我们傲慢的愚蠢、猴子般的小聪明和疯狂的仇恨碾碎的爱意、忠诚、耐心和勇气的悲叹。
故事中的基因实验设计出用于取代人类的人形生物，这无法带来任何安慰。谁会希望被那些发情时就会变蓝的人种，那些一直挂着巨大的蓝色生殖器的男人取代呢？（谁会相信包含这样情节的故事不是科幻小说呢？）
全书最后几句话出乎我的意料，不是看似不可避免的残酷结局或死亡，也不是机械降神式的救赎，而是一种惊喜、一种神秘。那些举着火把唱着歌走来的人是谁呢？在无水的洪水之年，只有园丁们唱过歌。可园丁们不是都死了吗？也许我又漏掉了什么线索。你必须去读这本非凡的小说，然后得出自己的答案。
2009年7月发表于《卫报》
译文引自陈晓菲译《洪水之年》，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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