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收录同一位作者短篇小说的集子都像是大杂烩，但也有一些能够接近或达到某种真正的整体性；这是一种不同于长篇小说的整体性，并且值得关注。故事与故事之间存在裂隙，没有明确的连续性，这让整本书的支撑结构无法由传统的情节来提供。如果这些短篇小说共同讲述了一个故事，那么读者不得不在那些裂隙之间，在吉光片羽之间阅读这个故事——这是一种有风险的开局，但它反而提供了独特的走棋自由和更多可能性。
在这样一幕幕的叙事中，人物、地点，以及/或者主题，取代情节成为将各部分统一起来的元素。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克兰福德》和萨拉·奥恩·朱厄特的《尖枞之乡》，都是围绕一个小镇和一些强有力的人物展开。两本书似乎都开始于那些为报刊写的一两篇“地方色彩”故事，其成功让作者开始进一步探索克兰福德和邓尼特兰丁这两个地方，从而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在创作一部具有相当长度和跨度的作品。这两本美妙的书都摆脱了维多利亚时代长篇小说的情节套路，以一种轻盈和微妙的方式展开对地方性和人物的刻画，这在当时是罕见的，现在依旧罕见。
虽然在我看来，这样一种形式是真实存在的，但它却没有公认的名字，也许因为它是一种例外，而不是一种对号入座的规范。许多假装自己具有某种整体性的短篇合集，仅仅是伪装成这种形式。这类故事的确有一个名字：“小说拼盘”（fix-up）——通过事后加入某些说明性文字，将一些短篇故事黏合在一起结集出版，或者指望仅仅通过某些场所、人物、主题的重复出现或者相似之处，将碎片化的故事拼凑在一起。雷·布拉德伯里的《火星编年史》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各篇故事的光彩掩盖了彼此之间的矛盾和时代错误，但这些故事并没有真正讲述一段连贯的历史，部分比整体更令人难忘。然而，“小说拼盘”这个名字，对《火星编年史》这本美妙的书来说，似乎有些不必要的轻蔑意味，而对《克兰福德》来说，更是完全不合适。我们需要给这类通过多个短篇故事来讲一个故事的书想一个名字。或许我们可以叫它“故事组曲”（storysuite）？
《道德困境》由十一篇小故事组成。它是一部选集，一部小说拼盘，还是一部故事组曲？在我看来，应该是组曲。在这本书里，地点（或许是这类故事组曲最常见的黏合剂）并不是很重要，但这些故事的主角是同一个人，一位核心人物——或者我认为应该是同一个人。她反复无常，难以捉摸，甚至有点狡猾。毕竟，这本书的作者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其中七个故事是由某个不知道名字的“我”讲述的，另外四个故事以奈尔的第三人称视点讲述。我们很容易将奈尔放入所有故事中，因为它们是按照时间顺序从童年到成年来排序的，核心人物总是女性，而且有明确的线索表明奈尔就是主角，即便没有提及她的名字。这些线索是必要的，因为在以第一人称讲述的童年和青春期故事中，并没有太多内容能把讲故事的女孩和后面几个故事中名为奈尔的女人联系起来——没有关于角色或者其命运的强烈暗示，也没有压倒性的理由让我们相信这是或者不是同一个人。最后两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女人的经历，她的父亲罹患老年痴呆，母亲年事已高。故事中的女儿很有可能是奈尔，这对父母很可能是较早几个故事中那个孩子的父母，但我并没有相认的感觉，没有感觉是在同样一些角色的生命后期与他们重逢。对我来说，这本书并没有构成一个整体，一套完整结构，一段即便零散却有始有终的人生故事。那些吉光片羽都极为出彩，但彼此间的裂隙也是巨大的。
奈尔身上发生了很多事；她接受所有这一切；这些故事并没有着意刻画一个强有力的角色，而或许更像是对许多女性共同经历的暗示。因此人物并非强有力的纽带，地点则只把少数几个故事联系在一起，如果说这些故事是通过主题联系起来的，那我还没有看出究竟是什么主题。这些故事的共同之处是一种清晰的洞见，一份绝妙的巧思，以及对于语言臻于化境的使用，除了少数令人炫目的时刻，你几乎无法察觉到那些语言技巧。
有一个故事极为不同寻常。从第二个故事开始，我们跟随奈尔走过她与姐姐和父母一起度过的童年，走过半正式婚姻的沧桑——狄格究竟有没有和他可怕的妻子离婚，和奈尔结婚呢？我们其实并不知道——经历了业余务农和高龄生育的考验，最后步入中年，成为那对行将就木的父母的女儿。但书中的第一个故事按照时间顺序却应该放在最后，它描绘了奈尔和狄格年老时的情境，他们两人成为一对行将就木的父母。我不知道这样逆转顺序为什么如此有效；或许因为《坏消息》这个故事对全书来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开场，充满智慧和活力，以及阿特伍德对恐惧和痛苦的敏锐感受。她从来不曾像这样尖锐、冷酷、幽默、悲伤过。不把这个故事放在最后是明智的，因为最后两个故事是关于死亡和终结的，而这个故事不是——尚未（notyet）。
notyet是送气音，就像honour这个单词中的h一样。notyet本身不发音。我们不会大声把它说出来。
如今我们用时态来定义我们两个：过去时，“当时”；将来时，“尚未”。我们生活在二者之间的小窗口里，这一点空间，我们直到最近才意识到它将“永远”存在下去，而且实际上也并不比别人的更小。
这种毫无怨言且绝对精确的态度是最令人钦佩的。《坏消息》确实为其读者带来了一些消息。
其他几个故事则没有完全脱离常规，而我从不希望用“常规”这个词来形容阿特伍德。这些故事的主题与第一个故事相似：童年的痛苦与困惑，城市人在自给自足的农场学习生活，功能失调的家庭成员，老年痴呆症。这些故事并非都那么容易提前猜到，但却也差不太多，尽管在其叙事语调中有一种不常见的耐心和善意。阿特伍德并没有带来什么惊喜，没有那些她最为擅长的叙述技巧，只有第一个故事除外。在这个故事中，这对加拿大老夫妇悄无声息地变成一对罗马老夫妇，住在一个名叫格兰纳姆的法国南部小镇上，而奈尔与狄格曾经作为游客来过这里。无论是在多伦多还是在格兰纳姆，早餐都很好，但世界的状况却并不好。恐怖主义、野蛮人威胁着帝国。所有的消息都是坏消息——消息总是千篇一律，总是坏消息，而两个老人又能怎么办呢？故事在这里温柔地滑向似是而非的幻想，却由此深化了现实，这正体现出阿特伍德最狡猾和最甜蜜的地方。的确没有人能像她一样。
2006年9月发表于《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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