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几乎立刻就被正典化了，伍尔夫则被排除在正典之外，或者说过了几十年才被勉为其难地、带有保留地承认。《到灯塔去》中精妙且有效的叙事技巧与手段，对此后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否远远超过《尤利西斯》这样一座后无来者的丰碑，这是值得争议的问题。乔伊斯选择了“寂静、放逐、狡黠”，选择了一种隐居生活，不对自己的写作和事业之外的任何事负责。伍尔夫则在自己的国家里，与一群在智力、性和政治方面都高度活跃的人组成的了不起的圈子交往密切，终其一生都在了解、阅读、评论并出版其他作家的作品。乔伊斯才是那个脆弱的人，伍尔夫则是强健的那位；乔伊斯才是小圈子的关注对象，是一个意外，伍尔夫则始终在对二十世纪长篇小说产生丰富影响，并在其中占据中心地位。
然而制定文学正典的人们最不想让一个女人获得的就是中心地位。女人必须被留在边缘。
即便一位女作家被承认是一流的艺术家，排除的技巧也依然在运作。简·奥斯汀得到广泛承认，然而她更多被认为是独特的、不可模仿的，是一个美妙的意外，而不是一个榜样。她不会消失，却也不会被完全纳入正典。
贬斥、不作为和例外化贯穿一位作家的一生，并为她死去之后的消失做好准备。
消抹
我是在阿根廷人所使用的意义上来使用“消抹”这个词的，并且完全清楚它所暗含的意味。
在所有这些或粗鲁或愚钝的削减女性写作的技巧中，消抹是最为有效的。当她沉默且无力时，抱成一团的男性便迅速关闭上升通道，令外来者无法进入。女性间的团结或正义本能很少能够有力量强迫通道重新打开，如果这种努力成功了，就必须永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因为男性会毫不费力地不断将其重新关闭。
我曾经写过两个令我特别耿耿于怀的消抹案例：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和玛格丽特·奥利芬特。两位作家直到现在依然被习惯性地称作“盖斯凯尔夫人”和“奥利芬特夫人”，这个头衔意味着她们的性别与社会身份。（我们不会说“狄更斯先生”或“特罗洛普先生”。）盖斯凯尔和奥利芬特生前都已经广为人知，受欢迎，受尊重，受到严肃对待。但死去后，她们便迅速被消抹。盖斯凯尔的作品被缩减到只剩下“甜美的”《克兰福德》。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历史学家依旧将她的小说当作历史文献来读，正如他们读狄更斯一样，然而在文学正典的创造者那里这点却不值一提。奥利芬特的作品则被彻底遗忘，只剩下一部《马乔里班克斯小姐》（missmarjoribanks），这不是她最好的作品，会被文学史家提到，却不会重印。
对于她们的轻视是不公平的，令人心痛的同时也是一种浪费。维多利亚时代的优秀小说家并不太多，我们却要抛弃其中两位，仅仅因为她们不是男人。不然还有什么原因能解释她们作品的消失呢？盖斯凯尔如今极大程度上重新为人所知，这要感谢女性主义者和电影。奥利芬特却依旧寂寂无名。为什么呢？她与特罗洛普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的局限都很明显，却并非致命。她们都一直在写消遣性小说，对人物的心理都极富洞察力，也可以当作引人入胜的社会文献来读。然而只有奥利芬特的作品消失了。特罗洛普改变风格之后变得过时，但是“二战”期间，思念家乡的不列颠人在他的书中找到了属于昔日的想象中的确定性，于是他重获新生。然而却没有人记得奥利芬特，没有人让她重获新生，直到1970年代，女性主义批评与出版商团结一致，才至少暂时地将她的一些书抢救回来。
我所知道的一个最直接的女性作家被消抹的案例，发生在华莱士·斯泰格纳与玛丽·哈洛克·福特之间。前者在自己的小说《安息角》中，使用了来自后者自传《遥远西部的一位维多利亚淑女》（avictoriangentlewomaninthefarwest）中的背景、人物和故事，甚至标题都来自后者中的一句话。
斯泰格纳贬低了他从福特那里偷来的人物，将其塑造为一位不忠的妻子，因为粗心而弄死了自己的孩子。对于福特自传中讲述的真实的人物关系，对于女儿死去的方式，对于母亲深沉的悲痛，斯泰格纳的写作都是一种残酷的拙劣模仿。福特对于人物和风景的把握在斯泰格纳的整本书中都变得粗糙和廉价。
斯泰格纳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到福特或者她的书，刻意隐瞒了她是一位发表了自己作品的作家这一事实。关于他作品来源的唯一线索是致谢中的一句话，其中感谢了他的几位朋友，福特的后代，“感谢他们将自己的祖母借给我”。
祖母比写作的女人要容易对付得多。祖母甚至不配拥有姓名。
当然艺术家会不断从别人那里借鉴一些东西，但斯泰格纳所做的不是借鉴，而是强占。我会把这种行为叫作剽窃。显然对他来说，福特的作品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著作权，而仅仅是可以为他所用的原材料。作为男人，作为受尊敬的小说家，作为斯坦福教授，他可以随意取用。对他来说，福特本身不存在，她只是为他所用的一件物品。
抢掠别人的坟墓，只要不提被抛下的墓主就好。
许多人读过玛丽·福特的书后，都认为它比斯泰格纳写得更好。她的故事基于从她自己的生活中精选出的事件，其叙述兼顾情绪控制与准确性。她从生活而不是二手资料中提取出那些先驱者、工程师与西部风光。斯泰格纳对背景、情绪和人物进行了感伤化和庸常化处理。然而他是一位著名男作家，并将这个角色发挥到了极致。他做到了。他因为这本书而获得普利策奖。他的作品不断重印，不断得到赞扬和研究。
玛丽·福特是一位女作家，知名度一般，且淡泊名利。她的书消失了。被消抹了。尽管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女性团结足以令其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忽视之后得到重印，但又有谁知道它？谁在读它？谁在教它？
谁会在乎它？
我现在想到一位过世不久的女作家，恐怕她正是极易被消抹的一位：一位极具独创性和力量的说书人、诗人，格蕾丝·佩里（gracepaley）。佩里的问题在于她是那么独一无二，千真万确。她的出类拔萃当然并非“侥幸”，但正如众多女作家一样，她不属于那些被男性中心的文学圈所认可的小说或诗歌流派。
同时，她也不像众多男作家一样，对自我的扩张那么在意。她是有抱负的，可以说是雄心勃勃，但她关切的却是那个时代社会公正的进步。
如果那些女性批评家，女性主义作家，公正的学者、教师和文学爱好者不分外留意，持续努力，让佩里的作品保持可见，被研究、谈论、阅读和重印，那么用不了几年，那些作品就会悄无声息地进入故纸堆。它们终将绝版，被遗忘，尽管与此同时，另一些二流作家的作品却会长盛不衰，仅仅因为作者是男性。
不能这样下去。我们真的不能让那些优秀作家继续被消抹，被埋葬，仅仅因为她们不是男性；不能让那些本该寿终正寝的作家，那些文学批评和文学课中的僵尸一次次复活，仅仅因为他们不是女性。
我不是什么美人，但我不会让自己的墓碑写上“她样貌平凡”。我是一位祖母，但不会让自己的墓碑写上“某某的祖母”。如果我有一块墓碑，我希望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自己在书上的名字不是根据作者的性别被评价，而是根据写作的质量和作品的价值。
写作于2011年，此前未发表过
enheduanna，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署名作者，生活于公元前23世纪的苏美尔城邦乌尔，是供奉女神伊南娜和月神南纳的高级女祭司，创作了《苏美尔神庙赞美诗集》（sumeriantemplehymns）等作品。
1976年到1983年的“肮脏战争”期间，超过两万阿根廷人被阿根廷军事政府秘密拘留、折磨和杀害，这些人被称作“消失者”（thedisappeared）。此处意在强调，看似中性的“消失”掩盖了施行暴力的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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