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隐约可以想见一种危险却难以启齿的可能性，好像未来少了妈妈把我们凝聚在一起，我和爸爸可能会渐行渐远。我知道对妈妈来说，我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但我之于他就不是了。我能想像之后将有好一阵子，我和爸爸若想一起生活，免不了会很辛苦。我们有很大的机率会各过各的人生，我们这个家将会全盘瓦解。我等着妈妈斥责我，声明他毕竟是我的父亲，我的血亲。我以为她会骂我娇生惯养、自私自利，怎能这样说赚钱供我们母女温饱的男人。但妈妈只是用手轻轻按着我的背，不言自明地表示她懂我想说什幺，但她也无可奈何，只能接受事实。

「你尽到你的责任就是了。」

＊

我们的悲惨假期迈入第三个星期的第三天，我来到医院準备接班，发现爸爸人在走廊上，对着善永表哥和一名护理师叫骂不休，整个病栋都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个大块头美国人，大发他美国人的大老爷脾气。

「那是我老婆！」他吼着。「给我说英语！」

「怎幺了？」我问。

爸爸指控善永表哥故意瞒着消息，不翻译给他听，不想让他知道最坏情况。善永表哥没有回嘴，只是默默点头。他把双手放在背后专心听训，任由我爸发洩怒气，好像随时準备鞠躬行礼。护理师则神色慌张，恨不得后退离开现场。妈妈躺在病房内不省人事，嘴上套着氧气罩，管线连接到一台乍看像高科技吸尘器的仪器。南怡阿姨站在病床边，拳头紧握抵着嘴唇。她一定打从最初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了。

善永表哥和我爸回到病房后，我们年轻漂亮的主治医师跟在后头走进来。我很惊讶韩国的医生肯花这幺多时间与家属沟通。反观在俄勒冈的时候，我真不记得有哪一次医生不是待不到一分钟又匆匆赶往下一个病房，剩下的全部交由护理师负责。在这里，医生看来是真心诚意想帮助我们；我们刚入院时，医生甚至握住妈妈的手安慰她。感觉医生的英语其实挺好的，但她总是再三为自己不流利的英语致歉。她告诉我们，妈妈发生败血性休克，目前血压低到有生命危险，可能必须接上呼吸器才能维生。

生与死的界线，我向来以为泾渭分明。我和妈妈一向有共识，我们宁可结束生命，也不想变成植物人苟延残喘。但现在生死关头当前，对身体仅存无多的自主权每一天都被撕扯得愈加破碎，生与死的分界也愈加模糊。她卧床不起，没人搀扶就无法走路，肠胃不再运作，只能透过注入手臂的点滴袋摄取营养。现在就连呼吸也得依赖机器的话，每一天都愈来愈难宣称这样算是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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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爸爸搭电梯下楼时，我看着电梯的楼层灯号从五跳到三，跳过不存在的四楼，因为数字四的发音与韩语的「死」字相近，民间认为触霉头。爸爸和我没有说话。我们决定先出去透透气，再回来面对这个决定：假如真的演变到那个地步，我们该让妈妈插管续命多久。外头天色已黑。夏末夜里的飞虫将路灯团团包围，我们在昏黄街灯的映照下晃过了几条街，最后钻进附近一间酒吧。我们点了两瓶kloud啤酒，拿上屋顶去喝。屋顶上空蕩无人，我们找了一张野餐桌面对面坐下，爸爸向我伸出手，用他粗硬结茧的大手握住了我的手。

「所以，这一天真的到了。」他说。

他瞇眼盯着野餐桌的桌面，空出的那只手用食指抠着木桌上突起的节瘤，接着大声吸了一下鼻子，手掌往桌面一扫，像要撢掉桌上的灰尘。他喝了一小口啤酒，回头望向市街，似乎想请教这座城市有何看法。

「呼。」他叹了一声，放开我的手。

一阵凉风吹来，我感觉到一股寒意。我身上穿的还是同一套棉质夏日洋装和医院的拖鞋，从我们来到这里以后，我几乎每天都穿着这身衣服。机车的引擎声在下方路面呼啸而过。我想起五岁多的时候，爸爸曾经骑机车载我出游。他会把我放在他的两腿之间，手就抓着油箱维持重心。有时路途迢迢，隆隆的引擎声和座下油箱的热度令我昏昏欲睡。等我醒过来，我们已经回到家门前了。我好希望可以回到那个时候，回到那个对于世间种种不幸还浑然不知的时候。

我们不顾医生反对，冒险飞来了韩国。我们努力计划了一趟值得为此奋斗的旅程，谁知道处境却一天比一天凄凉。我们不想等死，所以选择努力生活，结果这竟成了要命的错误。我和爸爸又喝了一轮啤酒，以为用酒精就可以沖淡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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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外出顶多不超过两小时，但回到医院时，妈妈已经坐直身子，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警醒，像个小孩凑巧走进房间，意外打断了大人的严肃对话却还满头雾水的样子。

「你们吃过东西了吧？」她问。

我们把这当成一个预兆。爸爸开始安排医疗后送途径，要带妈妈回尤金。我们必须与一名有执照的护理师同行，而且飞机一抵达尤金，就要立刻住回河岸医院。我走出病房打电话给彼得，希望回去以后，至少有些事可以期待。

我走到走廊尽头，悄悄推开门溜上了逃生梯，水泥阶梯的边缘围上了锻铁栏杆。我在其中一阶坐下来，把脚舒展到下一级阶梯上。彼得这个週末随家人去玛莎葡萄园度假，那里现在应该是清晨。

「我们现在就得结婚。」我说。

老实说，我对结婚没有太多想法。虽然从少女时期开始，我一直很享受恋爱、交往的滋味，但我的未来展望大多绕着乐团打转，只想着如何能和我的乐团一起成名。单是为了这个梦，就用去了我整整十年。我不晓得各种样式的婚纱领口或腰身剪裁叫什幺名字，不懂花卉的品种，也不了解钻石的切工。婚礼上要梳什幺髮型、要铺什幺颜色的桌布，我从未在脑中任何一个角落动过一丝模糊的念头。我只确定一件事：到时候听妈妈的话就是了，对于怎幺打点我们两个，她早就有充分的主张。事实上，我从来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假如我真的要结婚了，妈妈一定会确保婚礼面面俱到。要是没有她，我肯定会整天揣测她的想法。餐桌布置是不是很廉价，花束设计是不是很庸俗，我的妆会不会太浓，礼服够不够亮眼。没有她的认可，我很难说出漂亮二字。她要是不在场，我知道我一定是个闷闷不乐的新娘。

「如果你能想像自己五年内会动念结婚，那我们不如现在就结，不然到时候，我恐怕很难原谅你。」我说。

电话另一头是一阵意味深长的停顿，而我这才猛然想到，我连玛莎葡萄园在哪里都不知道。那其实是一座岛屿的名称。但当时我还以为他们全家真的去了哪一座葡萄园，看尘土飞扬的果树丛。正是这种东岸人和西岸人之间的新奇差异，三不五时会电到我，好比他会把海滩称作海岸，或是看不出各种萤火虫长得有何不同，却也不以为意。

「好。」

「好？」我又问了一次。

「对，好！」他说。「我们就结婚吧。」

我三步併作两步，奔向消毒无菌、灯光惨白的走廊，胸口扑通扑通狂跳。一路经过其他病房，有的布幔没有拉上，幽暗中能看见病患的心律监测器闪着亮光，绿色线条起伏跳动。我一回到妈妈的病房，马上叫她一定要好起来。她要平安回家，回尤金去，亲眼见证她独生女儿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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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我立刻上网找好了婚礼顾问。我在妈妈的病房外来回踱步，向顾问公司说明我的处境，终于找到一家公司愿意在三週内策划执行。对方一小时内就寄来了一份清单供我对照办理。

善永表哥载我去店里试穿婚纱。我用手机把试穿了各种款式的马甲和纱裙的照片都传给妈妈看。最后我们选定一件四百美元的露肩礼服，下摆是简单的及踝纱裙。裁缝师量好我的身型尺寸，两天后就将婚纱送到了妈妈的病房，我当面试穿给她看。

南怡阿姨和善永表哥都觉得我疯了，我知道。万一妈妈在婚礼前一天嚥气呢？或是病重到站都站不住呢？我知道情况已经够混乱了，再带给她压力只是徒添风险，但我总觉得，想要照亮至黑至暗的景况，这岂不是最好的办法吗？与其每天衡量抗凝血剂和止痛药的剂量，我们可以讨论宴客要用哪一种椅子、招待哪一家的马卡龙点心、穿哪一款婚鞋。我们不用再聊褥疮和导尿管，话题可以换成婚礼配色、新娘髮型、鲜虾鸡尾酒盅。一件值得奋斗的事，一场值得期待的庆典。

六天后，妈妈终于获准出院。我们推着她的轮椅正要去搭电梯时，医生在走廊上喊住我们，表示临别前想送妈妈一样礼物。「我看到这个就想到您。」医生说着，然后拉起妈妈的手。那是一尊小巧的手工木雕，刻的是一家人──父亲、母亲和女儿相互拥抱。人偶没有脸孔，只是紧紧依偎，似乎是同一块木头削出来的，三人密不可分。